在科学与文学之间 ——关于鲁迅早期译作《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
《地底旅行》鲁迅译本版权页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翻译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他有一半作品是外国文学的介绍和学术性著述，其余一半是创作。有学者认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他带着诸种印记进入文学，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已进行了十数年翻译活动，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因此，鲁迅的译著可能是深入了解鲁迅及其创作的一把钥匙。
为什么选择科学小说？
《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是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的早期译著。1902年，21岁的鲁迅以优异成绩自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毕业，“奏奖五品顶戴”，获官派留学资格。原为学习矿学而派遣留学至日本，但就读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矿山科仅一年后，即1903年6月，这位修习“矿山科”的青年便开始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杂志上以笔名“自树”“庚辰”发表译作《斯巴达之魂》和《哀尘》。虽然刊发在“小说”栏，但实际上《斯巴达之魂》为鲁迅据日文材料编译而成，《哀尘》底本为雨果的一篇随笔，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学小说，才是鲁迅最早有意识进行翻译的小说作品。
鲁迅之所以选择凡尔纳的科学小说进行翻译，据他在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信中言，是“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在鲁迅抵达日本的1902年，日本翻译界儒勒·凡尔纳热仍有余温，其大量作品已被译为日文，成为传播科学知识与现代性想象的媒介；身在日本的梁启超于同年创办《新小说》，发起“小说界革命”，并于首期刊出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希冀借助“科学小说”“政治小说”等新小说向国人传播科学知识、启发思想。身处这一文化环境，笃信科学及进化论的青年鲁迅饱受鼓舞，选择翻译科学小说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或许由于当时的日本仅对凡尔纳作品中反映的“西洋科技文明”内容感兴趣，以及日译本多由英译本而来，导致作者姓名出现好几种译法，作者国籍有美、英、法多种说法。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以日译为底本，因此也存在误译情况。
因出版时间较早，鲁迅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的单行本极难得到，目前中国现代文学馆各收藏一本，它们为藏书家唐弢先生旧藏。2000年，唐弢夫人沈絜云遵其遗嘱，将包括这两部译作在内的全部藏书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现为馆藏一级文物。由馆内藏书版权页可见，《月界旅行》原著为“美国培伦”，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文前署明进化社译），进化社于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发行。《地底旅行》著者“英国威男”，译者“之江索士”，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版。“美国培伦”“英国威男”均为鲁迅自日译底本音译而来，表面上看，鲁迅在翻译时似乎并不知道这两部作品出自同一人之手，但日本鲁迅研究者工藤贵正根据《月界旅行〈辩言〉》与日译《地底旅行〈凡例〉》的渊源推论鲁迅当时应该对这两部小说由同一人所写有所了悟。鲁迅后来给友人的信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威男的原名，因手头无书可查，已记不清楚，大约也许是Jules Verne，他是法国的科学小说家，报上作英，系错误。梁任公的《新小说》中，有《海底旅行》，作者题焦士威奴，也是他。”
此外，《月界旅行》版权页显示译者非鲁迅，系鲁迅将译稿“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地底旅行》版权页显示出版时间为1906年，实则前两回已于1903年《浙江潮》10期发表，据鲁迅在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信中回忆，他不仅几乎忘记了《浙江潮》时使用的笔名，还以为这篇也许没译完。
编译与“改作”的背后
仍是在与杨霁云的通信中，鲁迅谈及此两部科学小说译著，认为《月界旅行》是编译，《地底旅行》“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鲁迅译《月界旅行》以井上勤的日译本为底本，凡尔纳原作28回，井上勤译作亦28回，鲁迅“截长补短，得十四回”，虽篇幅仅为原文一半，但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故事脉络，基本符合编译的理念。鲁迅译《地底旅行》也确算得上为“改作”，不仅删除、合并章节，叙述视角也由主人公第一人称转换为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鲁迅译本篇幅的大幅减少有在翻译之初便决意文白兼用之故，其在《月界旅行〈辩言〉》中明确阐述了翻译语体的使用：“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另一方面，恐也与鲁迅的主观意图介入文本有关，普及科学知识、使民众“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是鲁迅翻译科学小说的首要目的，然而考察他的翻译文本，却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缝隙。
与日译底本相比，鲁迅译《月界旅行》删掉了第五、六、十一回内容，这几回主要讲述月球在宇宙中位置、火箭发射等科学知识及人们对月球的误解；鲁迅翻译的《地底旅行》更是只保留了前半部分的探险故事，关于地质学及动植物学科学知识的后半部分被全数删去。若以科普目的论，删去科学知识的部分显然不合常理，“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或可解释一二，若代入鲁迅创作小说想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关注国民性以“立人”，便容易理解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对于凡尔纳小说中的科学知识，文本中冒险的英雄传奇故事更切合鲁迅当时的心境。
鲁迅在《月界旅行〈辩言〉》中认为“若培伦氏，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主张面对“造物”的压抑，要以“希望和进化”来抗争，因此他在翻译时格外赞美冒险、讴歌英雄。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翻译科学小说来建立某种新的人格”，他高度赞扬人的主体性，着意突出科学知识使人脱离了自然的限制成为“壮士”和“英雄”，是意图通过这样的“人”的形象的描写，促使当时的中国人奋起。试看鲁迅于《地底旅行》第九回增加了以下一段：“天地五行，共设奸谋，宁能伤我！我惟鼓我的勇，何难克天！从此照直线进行，怕他作甚！天人决战，就在此时了！”由此可见，即使在早期翻译科学小说时期，鲁迅对“人”的关注已然萌生，这或许是青年鲁迅的思想在译作中的投射。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他们当时在弘文学院最常探讨的就是国民性和“最理想的人性”问题。鲁迅的“弃医从文”有迹可循，在翻译科学小说的1903年，他由“科学”向“文学”的转向已悄然开启。
对科学与启蒙的复杂想象
鲁迅自述“幻灯片事件”后思想产生转变，认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种转变并不是割裂式的，过往的科学训练、新民思想、进化论等成了鲁迅思想的元素，其“科学者”与“文学者”的品格在对异质西方文化的把握中不断延伸，一同进入了鲁迅的文学世界。其后鲁迅虽很少提及科学小说，但翻译科学小说的经历或以更隐秘的方式影响了他的写作。周作人就曾评价《故事新编》中的《奔月》，“这如不是把汉魏的神怪故事和现代科学精神合了起来，是做不成功的”。
近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鲁迅以《狂人日记》为起点的新文学写作，与他早期科学小说的译介活动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狂人日记》中“愚昧的群众”这一主题曾在鲁迅早年关于科学小说的著述里出现苗头，“铁屋子”这一意象与西方科幻小说的“信息失落”范式有着一定的关联。然而无论鲁迅作品中有多少科幻元素的影子，在民族危亡的焦虑前，鲁迅仍选择将希望更多地投向以文学为武器改造国民精神的道路，科学小说在短暂的火热之后让步于现实主义写作，没有跟上新文学发展的步伐。鲁迅本人也似乎忘记了其早期翻译过两部科学小说，没有收进文集里，“觉得无甚可取”。但这并不代表两部译作没有价值，它们不仅是鲁迅个人思想转型的物证，更承载着当时有识之士对科学与启蒙的复杂想象。尤其是《月界旅行〈辩言〉》，作为中国最早系统论述科学小说即科幻小说的理论文章，鲁迅对科学小说的定义、存在的问题、优秀作品的构成要素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观点。“比事属词，必洽学理”“经以科学，纬以人情”“觥觥大谈之际，或不免微露遁辞”等判断放在当下仍具意义。
当“月界”探索已经实现，人工智能正重塑人类未来时，今天我们重读鲁迅的科学小说译作，不仅能重新发现其思想的丰富与深刻，更能借助鲁迅百年前的思考，来重新观照科学与文学在时代变革中的互动关系，思考文学与科学应形成何种新的对话。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公共服务部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