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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文艺创作是当下文化市场的热门。对抗战文艺的研究，新世纪以来也结出累累硕果。在此之前，不同历史时期的抗战文艺研究一度存在不同性质或不同程度的缺失或偏颇：要么将“抗战文艺研究”简化为“解放区文艺研究”，国统区、沦陷区创作被忽视；要么以启蒙现代性或“纯文学”标准检视1949年前的解放区主流抗战文艺及1949至1978年间中国大陆的抗战文艺，将其视为缺乏文学人性深度和审美价值的政治宣传品。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新史料的发掘与现当代文学学科体系的逐步成熟，抗战文艺研究呈现从原先的以解放区文艺为主体的建构或启蒙现代性及“纯文学”观念主导下的价值解构，到研究对象拓展、研究方法更新和研究范式多元重构的新态势。这一态势在新世纪出版的抗战文艺研究著作中有明显体现。本文拟从史料突破、方法创新、理论重构三个维度，观察这一研究领域的当代进展，以期有助于判断抗战文艺研究的未来趋向。

一、全域覆盖与多维整合：抗战文艺史料体系的空间建构

史料作为“反映和记录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材料”，[1]在人类历史认识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日益重视史料的价值，学者们专门就当代文学批评的“史料学转向”[2]进行了讨论。有关抗战文艺的文献史料，最初散见于当事人的传记、年谱、日记、回忆录和一些报刊文献，而后尤其是新时期以后，学界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抢救与整理。但是，在1989年之前，这种搜集整理主要是对解放区文艺的搜集整理。198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之际，“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着手编选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品。丛书完成后，丁玲作总序，认为延安文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密切联系，从苏区文艺、红军文艺，以及‘五四’以后新文艺与左联提倡的大众文艺等优良传统发展起来的。这一辉煌成就，当年从延安出发，曾经影响全解放区、大后方蒋管区，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奠定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发展的基石”[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解放区以外的抗战文艺也开始受到重视。1989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它与该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初步奠定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的资料体系，将抗战文艺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20世纪90年代的抗战文艺研究在学术视角的选取、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内容的界定等方面，仍不可避免地受当时意识形态的规约与影响。虽然大后方—国统区抗战文艺已纳入研究视野，但沦陷区文学尚被忽略，许多人将其视为“妥协文学”或“附逆文学”。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宏观的学术范式层面，也渗透到微观的文本阐释之中，在史料的整理和筛选上留下诸多遗憾。例如，虽然“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之“总序”作者夏衍强调本套书的编选“不以党派划线，不因人废言，不存偏见,不受旧观念的束缚”，“力求做到公正和全面”，“以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为贯穿全书的选编标准”，[4]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编辑委员会明确表示：由于“海峡两岸文艺界还存在历史造成的认识差异，又限于资料不足，未能完全达到兼收并蓄理想”。[5]而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又由于作者文化身份暧昧以及资料不足等，基本限于沦陷前的上海、武汉及桂林。

世纪交替之际，随着更多档案资料、历史细节以及亲历者的口述被发现与解密，人们对抗战历史的认识不断拓宽并深化。在主流意识形态倡导以及学术研究发展、社会文化需求多元化的推动下，抗战文学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取得显著进展，为系统性研究和还原抗战历史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1998年，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出版。[6]该套书在解放区、国统区之外，将以往被有意无意忽略的沦陷区文学视为独立的文学体系，将东北沦陷区文学、华北沦陷区文学、上海沦陷区文学，以及南京、香港、武汉等沦陷区的文学活动悉数纳入视野。钱理群认为，沦陷区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有自己的，其他历史时期、地区的文学都不能替代的独特风貌与独特贡献，忽略了这一段文学，我们所描绘的现代文学史图景，总是残缺的”[7]。“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采用“抗战文艺”宏观视角，将沦陷区文学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中展开研究，注重原始报刊、档案等史料挖掘，建立包含作家手稿、期刊目录、政策文献的完整史料体系。通过对不同区域材料的整理，立体地呈现了东北、华北以及上海沦陷区各具特色的文学景观，使得沦陷区文学摆脱了宏大叙事的遮蔽，其承载的复杂的历史记忆、个体生存经验，以及作家们在特殊环境中隐蔽的“文化抵抗”策略得以浮出地表，并获得主体性地位；也使读者得以重新审视沦陷区文学在文学史、社会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中的独特价值。

广陵书社2020年出版的《抗战时期稀见文学文献辑存》（一百三十六册）[8]，如其书名所示，重在收录“稀见”文献。1989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只收录中短篇作品，长篇小说一律存目；而该套书将抗战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均收录其中。它收录一系列的单本书籍，而非作品选篇，这样更能体现作品原貌，接近时代全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编者特别关注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时代洪流所遮蔽而未能进入到文学史中的作家、作品，既收录那些不太出名、不易见到的作家，也包含那些因为时代局限、意识形态影响下之前未能入史的作家。同时，编者的文献版本意识使得收录采用原版影印，尽量选择初版本或者较早版本。针对再版时有重要修改的个别重要文本，则初版、再版皆收。读者通过版本对比，可了解时代背景影响下作家创作的发展轨迹，以及作品思想艺术的复杂性。

2025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9]这套5个系列57卷的资料书聚焦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系统梳理汇编《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中的革命文艺史料，内容涵盖戏剧、音乐、文学、美术、舞蹈、曲艺活动等各种文艺形式，还包括抗战时期重要文艺政策文件和领导讲话，全面完整展现了华北文艺的特殊历史地位与风格特征。解放区文艺的大众化与生活化，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写作、沦陷区的都市文学形成鲜明对比。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是在战火中吹响的号角，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特别注重地方民间曲艺改造及战时艺术形式的收集整理，搜集了快板、枪杆诗、墙头诗、活报剧、街头剧等多种文艺作品形式。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大众性、战斗性和生活气息，成为发动群众、凝聚民心、坚持抗战的文化武器。该套书编者试图构建解放区的“文艺史料学”，这不仅是为进一步探索华北革命文艺的发展路径、发展方向、创造机制和创新经验提供珍贵的历史文献，更是对“人民文艺”基因谱系的系统性追溯。

从1999年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到2025年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抗战文艺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已逐步形成层次分明、多元互补的体系化格局，既构建了以政治地域划分的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大主体框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实现了空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覆盖。同时，史料类型上，既有报刊文献、档案文件，又有回忆录、口述史料等；既有文学、戏剧，又涵盖音乐、舞蹈、曲艺等，实现了从精英书写到大众文化的多元化美学风格的记忆存档。

二、抗战文艺研究的新视角：话语转型、叙事革新与抗战文学的在地化研究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到“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10]海登·怀特则认为“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况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11]历史间距的产生，使研究者在发掘整理新的抗战文学史料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方法论突破和视角更新。在抗战文化生产机制、价值判断、作品认识等多个维度，实现了历史意义的创造性转化和批判性阐释——从将抗战文化简单视为政党的宣传动员工具，到适应战时国家、民族需要的特定艺术形式；从将街头诗、活报剧等视为艺术质量的倒退，到重估抗战文化“大众化”与“现代性”；从聚焦作品主题是否符合抗战需要，到对沦陷区作品的重新认识；从延安—重庆的抗战文学二元叙事，到抗战文学多样性的重新发现——上述研究视角的转换，突破了以往抗战文学研究中政治叙事的单一框架，促进了跨学科和跨地域对话。这不仅改变了对抗战文学的解读方式，更重新定义了文学与历史、战争与书写的关系。

房福贤《中国抗战文学新论》对“抗战文学”的意义进行了考辨，他认为抗战文学不仅是战时的抗战文学，还包含新时期抗战文学，进而侧重对其流动过程的审视。该书将抗战文学视为一个具有延续性和开放性的文学题材范畴，为抗战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同时，在对评价抗战文学的评价问题上，论者提出“对产生于不同时态中的不同抗日文学，应当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战时的文学应以文学之外的政治标准为基本的评价准则，战后的文学则以文学本身的审美标准为基本的评价准则”[12]。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战时的抗战文学不单单是作家个人的感情和意识活动，更主要的是一种在集体、在社会中酝酿出来的斗争形式；在战争作为生存现实的前提下，文学的社会效能被视为创作的首要目的，对此不难理解。到了和平年代，抗战的文学书写更加侧重对于人性的反思和对于历史的重构，也自然而然。然而，房著提出的“双标”也存在偏颇：事实上，战时的优秀之作不乏审美价值，有些还达到文学经典水准，例如冼星海、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孙犁的《荷花淀》等。因此，已有学者对“双标”说提出不同见解。

抗战文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文化逻辑和物质基础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复杂文化现象。张武军《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抗战与左翼文学话语转型》[13]将问题聚焦于抗战文学的产生和形成过程，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左翼文学界如何从阶级话语向民族话语转型。在具体的考察过程中，论者从本土因素与外来理论互动以及左翼作家在民族危机与政党政治的夹缝中寻求表达空间作为贯穿话语转化问题的两条线索：一方面关注到苏联文学对于中国左翼文学话语转化的影响，并以苏联小说《对马》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作为样本，思考左翼理论家的接受策略（有意淡化其中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转而强调其“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民族观”）；另一方面又强调在民国语境下考察这一转型的复杂过程，尤其关注战时文学场域的核心张力：不仅有左右对抗（如右翼文人的“民族主义文学”与左翼文人“阶级话语”之间的文化博弈），还有左翼文学界内部“两个口号”之争呈现出的转换路径选择的分歧。文化场域的分化以及抗战文学实践形态的多样性立体化，呈现了话语转换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14]鉴于以往对于“文协”研究意识形态化和碎片化的现状，聚焦文协机构本身，通过系统地考察文协各个时期不同的组织形式、理论活动和文艺政策等方面，把握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这一抗战时期全国最重要的全国性文学组织的专著。它以史料搜集梳理和史实考辨为基础，探讨该机构对抗战时期全国作家及文艺界的组织与影响，并对“文协”前后期性质和功能的变化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虽然这种判断未必都能得到学界公认，但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学理化分析，对其他研究者毕竟有重要的参考与启发价值。

与段著将文协作为抗战文艺研究的切入点不同，李扬《从第三厅、文工会看国统区抗战文艺（1937—1945）》[15]以国共合作时期政府文化机构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的视角考察抗战文艺。李著通过考察第三厅、文工会的举措以及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影响，来重新观照战争和政治纠缠之中抗战文学的发生、发展。两部著作都是基于文学生态中的细微环节入手，通过对中共党史、政治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跨学科整合，突破传统单一学科的研究视野，构建了一种多声部的历史对话，揭示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权力结构文化实践与文学表征之间的复杂共生关系。而在史料的搜集、考据和使用上，以超越政治党派的立场，通过左翼文人、国民党文人、自由主义文人的历史记忆比对，将回忆录等主观材料与档案、文献等客观材料辨析互证，试图还原真实的历史图景，重新审视左翼文人、国民党文人与抗战文学的关系，对于全面、公允地评价国民政府抗战文艺的政策和实践有积极的意义。

张中良《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16]聚焦于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探索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既肯定了作家们在抗日救亡背景下普遍涌现出的强烈爱国主义激情和自觉国家意识，又不忽视随着抗战的深入作家走向正面战场后产生的矛盾心理。该书一方面通过丘东平、臧克家的典型案例，进一步探讨作家对于正面战场的认同与疏离，具有鲜明的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价值；另一方面，该书全面审视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正反两面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通过对《新华日报》《大公报》《七月》《抗战文艺》等报刊中抗战文艺的文本爬梳与互文解读，解读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衡阳保卫战等文学书写的建构方式，探讨文本、记忆与意识形态建构的互动交织。

此外，近年还涌现出“中国·四川抗战文化研究丛书”[17]、《山西抗战戏剧研究》[18]、《枣庄抗战文艺研究》[19]、《晋察冀戏剧研究》[20]等一大批抗战文化与文艺的在地化研究成果，通过聚焦特定地域的抗战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机制，揭示抗战文学多样化的地方实践。“文学的本真历史并不是由文学研究者所遴选的少数经典构成，鲜活的文学史其实也就是广阔的文化史、社会史。”[21]“文化研究”的方法突破了过去以时间线性叙事为主导的文学史框架，转向对文学空间性的深度挖掘，为抗战文学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

三、范式转型：抗战文学研究对“现代性”的追问与反思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话语，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重启了这一进程，不仅在经济建设寻求跨越式发展，更在思想层面重新激活了国民对现代性的强烈诉求。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潮流，其核心在于将现代性理论作为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脉络的基本范式，建立起包含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为主的评价体系，以此来突破传统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学史叙述框架。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球格局的深刻变革，现代性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之间逐渐显现出明显的理论裂隙，“反思现代性”呼声不断。如今，研究者以后视视角审视“重写文学史”及其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颇具影响力的板块，革命文学与抗战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李怡、张中良主编的“民国文学史论”丛书和赵学勇主编的“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对这一问题给予了不同的阐释，其各自独特的理论视角与研究路径共同构建了关于20世纪中国抗战文学研究问题的对话空间，并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以往“现代性”文学研究范式的调整与突破。

2014年，李怡、张中良主编的“民国文学史论丛书”陆续出版，截止目前共出版两辑17种。丛书中，李怡等《民国政治经济形态与文学》[22]、张中良《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23]、周维东《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24]、姜飞《国民党文学思想研究》[25]、张武军《〈中央日报〉副刊与民国文学的历史进程》[26]、黄菊《“下江人”和抗战时期重庆文学》[27]等，都涉及抗战文学的理论建构和作品解读，将抗战文学置于民国视野的研究路径，使对抗战文化的解读有了新的可能。与传统延安文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艺政策”“政治文化”“地缘政治”等视角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一书提出了“文化战略”这一概念，将延安时期的文学置于民国文学的宏大背景中，考察战时革命政权的文化建构。延安文学是生存极端条件下的文化战略，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首先，延安文学在民国语境中并不是闭门造车，“统一战线”作为根本战略，对延安文学生产立场、组织形式与作家构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改变了以往苏区对知识分子作家的“关门主义”，为了争取更多读者，与国统区文学产生了许多微妙互动。此外，在“突击运动”影响下的“突击文化”也成为延安文化战略之一种，在著者看来，“折射出抗日革命根据地社会日常生活的军事化色彩；反映出抗日革命根据地政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心态；映射出抗日革命根据地社会潜在的‘突围’心理”[24]7。而“突击文化”对此后延安文学生产中的“集体创作”以及文本特征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这样的思路去重新审视整风运动，则是出于为了统一作家思想，推动“文化战线”的最终落实而进行的一种文化战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研究延安时期的文学，强调了延安时期文学背后的场域关系，将文学与空间的博弈联系起来，而力图展示其内部自身的规律，揭示了历史的丰富性，对以往的延安文学认知形成挑战和突破。

与“民国文学史论丛书”采取的断代史研究思维不同，“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试图整体把握延安文学历史脉络。其中，赵学勇《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体系重建》[28]、梁向阳《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化》[29]、李西建《延安文艺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30]、田刚《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31]，注重将延安文艺置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体系中，对延安文学进行历史性的演变考察。王鑫《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32]、于敏《延安文艺的中外传播及影响》[33]，则将延安文艺研究置于世界文学演进过程中，与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的左翼思潮紧密联系。李继凯等《书写劳动人民：延安时期重要作家作品研究》、[34]王荣等《延安文艺报刊汇辑述略（1936—1949）》、[35]吴国彬《延安文艺学术史研究（1978—2016）》[36]，则从不同角度对延安文学本体再研究，完成了对延安文学的价值重估。

王瑶先生曾质疑“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理论构想遮蔽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的影响？”[37]“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正是聚焦于王瑶先生提到的“不讲或少讲”的内容，将其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在重返历史现场的前提下，对延安文艺做多样性的、系统化、纵深化的动态研究。如果说“民国文学史论丛书”侧重于对抗战文学的反思，那么“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则侧重于进一步追问：作为乡土文艺的延安文学，为何占据全国性文艺运动的主导权？延安文学如何实现旧形式的革命性改造和民族形式的现代性转化？事实上，现代性并非单一面相，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乃至世俗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始终相互对话、冲突、融合。三者相互掣肘地制约着历史的进程，也影响着对抗战文学的阐释与理解。

客观来说，任何一种学术研究范式都有自己的专长和局限。张中良在《还原民国文学史》中就提到“以新民主主义观点、现代性或20世纪眼光来梳理与阐释文学史，自然各有所长”。[38]无论是“民国文学史论”还是“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都意在以新史料、新视角和新方法和学理化思维重新把握包括抗战文艺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突破此前因史料及观念的局限造成的研究阈限，探索并最终实现抗战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为促进抗战文艺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构建本土化、自主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生态视域下的中国红色文学百年史”（1921—202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1.

[2]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J].小说评论,2019(4):4-13.

[3]丁玲.浅谈“土”与“洋”[A].丁玲全集(第9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68.

[4]夏衍.总序[A].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编辑委员会.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1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0.

[5]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编辑委员会.编辑的话[A].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1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

[6]钱理群.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7]钱理群.“言”与“不言”之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1):25-35.

[8]阎浩岗.抗战时期稀见文学文献辑存[M].扬州:广陵书社,2020.

[9]陈晋,郑恩兵.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5.

[10][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26.

[11][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A].张京媛译.张京媛.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4.

[12]房福贤.中国抗战文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4.

[13]张武军.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抗战与左翼文学话语转型[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4]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5]李扬.从第三厅、文工会看国统区抗战文艺（1937—194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6]张中良.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7]陈思广等.中国·四川抗战文化研究丛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18]段俊.山西抗战戏剧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9]张伯存.枣庄抗战文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0]赵然.晋察冀戏剧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21]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J].文艺研究,2002(4):26-32.

[22]李怡等.民国政治经济形态与文学[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23]张中良.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24]周维东.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25]姜飞.国民党文学思想研究[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26]张武军.《中央日报》副刊与民国文学的历史进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

[27]黄菊.“下江人”和抗战时期重庆文学[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

[28]赵学勇.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体系重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

[29]梁向阳.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化[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

[30]李西建.延安文艺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

[31]田刚.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3.

[32]王鑫.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

[33]于敏.延安文艺的中外传播及影响[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3.

[34]李继凯等.书写劳动人民:延安时期重要作家作品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

[35]王荣等.延安文艺报刊汇辑述略（1936—1949）[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

[36]吴国彬.延安文艺学术史研究(1978—2016)[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

[37]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J].文学评论,1999(1):47-49.

[38]]张中良.总序一：还原民国文学史[A].李怡等.民国政治经济形态与文学[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