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盈（1912—1996）

一 走向西部

华金·米勒（Joaquin Miller，1837—1913）出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1857年春，这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跻身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人流，来到美国西部边疆——加利福尼亚，投入各种新奇的探险活动中。米勒曾踏入印第安部落，与外来的白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据说，他还和一位温图族女人成婚，并带着女儿来到旧金山，让她能够接受正常的教育。米勒本人先后在旧金山从事过厨师、律师、法官、新闻记者、驿马信使等工作，甚至做过盗马贼，他在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文学作品，其诗歌以讴歌富有冒险开拓精神的美国西部边疆人民著称，赢得了“内华达山脉的诗人”和“落基山的拜伦”的美称。[1]在后世读者的心目中，米勒成了堪与朗费罗、惠特曼、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相提并论的美国作家。

在米勒离世数年之后，这位蜚声世界的美国边疆诗人的作品第一次被介绍给了中国读者。1922年9月，欧美传教士创办的《北华捷报》发表了米勒一首题为《在太平洋岸边》的诗作片段：“西边连着西边／金色的天光在头顶上闪现／一个孑然孤立的顶峰浮于眼前；／他的脚下，万绿丛中聚集着／千百位伐木工人被告知。／而一切如此宁静！天空也如此宁静／那职责从忧虑织成的网结中滑落。”[2]令人遗憾的是，报纸编者删除了原诗中描绘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劳累致死的悲惨场面，这使《在太平洋岸边》被裁剪成了一首具有浓郁田园色彩的怀乡之什。在他的诗歌中，米勒同情印第安人的命运，谴责了白人的奴役行为：“这里有死亡的尊严，／那巨大的、孤独的广阔深渊……死去的红人拒绝安眠；／他们的鬼魂照亮了我令人毛骨悚然的西部。” [3]

应当指出，展现工业化潮流对印第安人生活带来的双重影响，使米勒的诗风有别于19世纪以来的其他美国西部边疆作家。例如，在詹姆士·库伯的《利特尔佩奇三部曲》（1845）、托马斯·布坎南·里德的《新田园》（1855）、卡洛琳·索尔夫人的《小艾丽思》（1860）等作品中，渴望在边疆地带得到一块自由土地的自耕农式的理想得到了无限的颂扬。这些作家要么“用牧笛赞美介于茅舍和豪宅之间的、温馨怡人的小康生活”，要么“用温和而欢快的笔调来描绘西部农业拓居生活”，正如美国文学史家亨利·纳什·史密斯所说，他们的作品依然沉浸于美国“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的迷雾当中不能自拔：一方面，农耕传统倡导的质朴的理想即“耕者有其田”的政治观念受到极力推崇；另一方面，这些西部作家无法打破浸染贵族思想的阶级和等级观念，秉持着从欧洲神权政治统治下逃脱的移民，以及在边疆从事生产活动的农民性情粗鲁、地位低下的观念，他们希望模仿欧洲历史上的封建传统，在美国西部边疆重塑一个新的绅士阶层。来自纽约、在西部地区工作多年的卡洛琳·柯克兰夫人在《新家园——谁是追随者？》（1839）和《西部林中的垦殖地》（1845）中，梅塔·维克多夫人在《撑筏人的女儿艾丽斯·怀尔德：林中罗曼史》（1860）等作品中，都试图去接近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边疆农民，尝试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卢梭那样，赋予笔下的“野蛮人”以质朴和高贵的品质；而哈姆林·加兰于1887年游历西部农村之后创作的《贾森·爱德华兹》（1891），对那里自耕农原有的小块土地屡屡遭到土地投机商吞并的现象，对“令人惊叹、宛如神话并充满希望”的自耕农神话的破灭谱写了一曲悲凉的挽歌。史密斯认为，将美国的边疆／内地、东部／西部、文明／野蛮对立起来的思想，贯穿了上述美国西部边疆写作，这使作家们纷纷采取一种代表文明、道德和修养高位的东部和内地美国人的视角，俯视那些处在社会发展低级阶段和文明等级序列下端的边疆农民，尽管这些人身上洋溢着为文明社会所崇敬和向往的、高贵的人性和道德品质。[4]

史密斯指出，这是内在于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1893年发表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提出的“边疆假设”的一个悖论：在特纳看来，所谓边疆意味着“野蛮与文明的交汇点”，农业拓殖所能达到的地方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因此，美国的文明和民主奠基于西部农业边疆地区，然而，如果按照特纳的“边疆假设”遵循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观点，人类社会高级阶段应该存在于远离农业社会的另一端，即城市的工业社会。[5]出现上述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特纳与其他美国西部边疆作家固守传统农耕文明的观念不放，最终成为其自身理论预设的囚徒。然而，在特纳看来，东部农业文明向西部游牧文明的持续拓展为美国文明、民主和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进而成为塑造美利坚民族精神的源泉，这完全符合和他同时代的诗人华金·米勒的审美理想，后者正是通过文学创作在努力追寻着美国人的进取精神。

《哥伦布》是米勒流传最广、家喻户晓的一首诗，它包含5个诗节，每一节都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前进！前进！进！”（sail on! sail on! and on!）结尾。如在第5节结尾，诗人高呼，“他（指哥伦布——笔者）得到了一个世界；他拥有了一个世界／其（即世界）最大的教诲是：‘进！前进！’”[6]这首诗歌通篇洋溢着开疆拓土的巨大热忱，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然而，真正能够体现美国西部进取精神的，莫过于米勒的另一首题为《喂，向西部去！》的诗歌，作者在第1节中这样写道：

多么有力！多么威猛！多么躁动的不安啊！

多么令人震惊！多么齐整待发的军队相遇在一起！

一个强大的民族向西部挺进，

以钢铁一般的身躯，

冲向茂密的林中。听，

前锋的呼喊，枪声，

被撕开的树林，翻滚的车轮，

仿佛军队行进的车轴受到羁绊，

退后、壮大，再次出击，

发出的巨响如同飓风一样。[7]

《北华捷报》编者和以英文教材编选为业的周越然没有留意到这首诗歌，其音律和修辞的确不如那首《哥伦布》整齐和优雅，但这首短诗却在另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在全面抗战枪声打响之际，在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洪流当中，在开发和建设西部边疆的呼声中，曾经冒着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穿梭于祖国南北大地，并写下了大量通讯报道和文学作品，此人就是《大公报》著名记者和作家徐盈。在受到这首短诗感染之余，徐盈把它翻译成中文，并作为他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一篇描绘西南边疆的短篇小说《向西部》（1940）的序诗发表出来，这首序诗后来成为以《向西部》为开篇的整部小说集——《战时边疆的故事》的灵魂写照。[8]

徐盈为什么选用米勒的这首西部诗作为其边疆小说的序诗？美国诗人米勒及同时代在特纳影响之下的美国边疆观念，与中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共产党和知识分子改变了的边疆理念有何不同？如果说美国人在历史上向西部边疆不断拓殖的精神塑造了美国人的身份，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西部边疆民族是以何种方式被整合进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民族共同体的？抗日战争如何改变了晚清和民国初年旧的边疆民族认识和治理方式？本文从徐盈战时边疆民族书写的诸多关注点出发，尝试分析抗战时期全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如何促使汉族与边疆民族从情感上走向融通，以及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与爱国主义者如何借助建设大后方工农业和交通的契机，将西部边疆“腹地化”，将传统意义上的宗族和种族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

早在北京大同中学求学的年代，徐盈就开始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活动。1932年，他在保定农学院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保定小组的负责人；[9]1933年夏，徐盈与汪金丁、师陀共同创办文学刊物《尖锐》，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10]1935年，在结束金陵大学农学专修科的学习生活后，他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界发起的抗日运动，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的1938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底，徐盈开始进入《大公报》实习，先后担任该报的外勤记者、采访部主任和北平办事处主任，并且身兼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候补理事一职。抗战时期，徐盈的足迹遍布祖国大地，撰写了大量的新闻通讯、战地报告和小说作品，题材涵盖西部、东北边疆和内陆地区的农业垦殖、重工业建设、商业往来以及边疆民族治理与交通运输等问题。徐盈在旅途中能够迅速敏锐地发现问题，运用广博的学识进行思考和分析，以诗意的方式将这些现象和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11]

具体而言，徐盈创作生涯的开端是1933—1936年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的数篇“学生小说”[12]。如《父与子》（第32期）、《一个中学生所讲的》（第42期）、《第一个连任——同学录之一》（第44期）、《英雄——同学录之二》（第45期）、《家——同学录之四》（第46期）、《三个“九一八”》（第47期）、《林韵——同学录之五》（第48期）、《冬》（第50期）、《萤》（第58期）、《一个工人》（第60期）等，这些小说揭示了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生群体在“经济的压迫”“性的烦闷”，以及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种种不合理的束缚”之下，向往自由、光明和理想的生活状态。在陈北鸥主编的《文艺月报》等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如《两万万》（《文艺月报》第1卷第2期）、《七月流火》（《当代文学》第1卷第4期）、《粪的价格》（《当代文学》第1卷第1期）、《水后故事》（《南大半月刊》第22期）、《领粥——龙王庙之一》（《国闻周报》第11卷第5期）、《旱》（《文学月报》第3号）反映了全面抗战之前中国农村的衰败和凋敝，以及中国农民的悲惨生活状态。[13]

1935年，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毕业后，徐盈来到陇海路郑州苗圃和海州枕木防腐厂从事技术工作。在《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14]一书掀起的知识界“旅行考察报道”热潮中，徐盈依据自己在大学期间积累的丰富农林知识所赋予的独特眼光，在北京、天津、山海关、连云港、徐州、西安和内陆沙漠旅行途中，撰写了《昌平走山记》《西山农林记》《滦榆问棉记》等十数篇农业观察报告，这些科学报告显示了徐盈对全面抗战前夕中国农村土壤墒情、农作物栽培、植被覆盖、农业垦殖和农民生活状况等问题的关注；而《饥饿线上的农村旅行》《一个干燥的农业区》《内陆沙漠化》等作品则揭露和批判了中国乡村经济的困顿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大公报》记者徐盈和他的《战时边疆的故事》书影

徐盈全面抗战之前发表于《国闻周报》的农业调查报告，以其观察、分析、思考问题的敏锐性、专业性、深刻性、政治性和行文的抒情性，赢得了《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和沈从文的赏识。1936年底，经由王芸生介绍，徐盈正式进入《大公报》，开始了其职业记者的生涯。在被派往江西和安徽等地进行农业调查的途中，徐盈撰写了《赣东风雨》、《景德镇的恐慌——赣北半记》、《庐山之春——及植物园的访问》、《江西农村改进事业的全貌》以及《茶在黄山》等农业报道。在调查和呈现农村自然状态和社会面貌的基础上，徐盈开始着眼于思考民国以来导致中国乡村破败和农民贫困的复杂原因。

1937年10月，徐盈与《大公报》记者陆诒来到山西抗日战场，以及山东、陕西等地，并在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和任弼时等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撰写了《潼关一瞥——民众热烈欢送抗日军队出发》《战地总动员》《黄河的两岸》《请看今日之山西》《炮火声中踏上五台山》《在西战场》等战地通讯，以及《在八路军五台总部》《朱德将军在前线》等人物专访。在与八路军官兵的密切接触中，这位时时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担忧的职业记者和左翼青年受到了极大的精神鼓舞。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之后，国民政府退守陪都重庆。面对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封锁中国海上交通线的状况，西部边疆作为抗战大后方，承担了建设重工业基地、打通国际交通线，为前线生产输送战略和生活物资的任务。同年11月，徐盈跟随《大公报》来到重庆，担任该报采访部主任，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边疆各民族投入抗战建国的事业。徐盈作为党的地下统战工作者，利用《大公报》记者的身份之便，遍访西南军政要人，以及大小凉山、大渡河、金沙江沿岸的汉族、彝族、藏族和傣族群众。随着对西南边疆的了解和熟悉，徐盈的关注点由一般性的农业和工商业状况，转向了边疆开发和工农业建设事业，以及边疆民族治理的状况。在《向建国之路迈进——后方总动员》[15]、《卢作孚》、《未开发的处女地——西康踏入记》[16]、《中国的工业——滨海工厂是如何建成的？》、《向西康进发》[17]等通讯作品中，西南部的群山、大川和田野等自然风光尽收眼底，边疆民族的风俗人情，以及他们的欢欣、忧患、恐惧和痛苦跃然纸上。

进入川渝地区之前，徐盈在奔赴西北的旅行途中撰写和发表了《西北旅行记》[18]和《抗战中的西北》[19]，它们将犀利的洞察与成熟的思考融为一体。作者对西北边疆的贫瘠，对西兰、甘新两条公路的破损和失修，对因农贷匮乏造成的农业凋敝，对回汉民族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等问题，进行了如实的记录和深入的思索。从西北归来的徐盈又赶往山东，考察了梁漱溟在邹平县农村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并对它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争议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他还针对乡建运动单纯注重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普通民众教育的作用、忽视民众组织工作的缺陷提出批评。[20]1938年春天，徐盈曾经接受《大公报》指派，从武汉出发，第一次踏入四川及西南边疆，目睹了这一地区在抗战中的独特面貌。与广阔、荒芜和贫瘠的西北边疆相比，同样被国民政府确立为抗战大后方建设目标的四川却给徐盈留下了不同的印象：“西南和西北本是支持抗战的两大后方，西北的津梁在甘肃，西南的中心点就在四川，但前者不能与后者相比”，四川“山青水绿”，“风景绮丽”，地上地下“满布了无限的宝藏”。然而，徐盈却发现，“这个所谓的‘天府之国’的这一般农民生活却并不因着天产的丰富而愉快，他们的穷苦正与西北的农民无大差别”。[21]结合自己的观察所得，徐盈认为将边民生活推向贫困的原因，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一方面是晚清和民初以来川康地区内战频仍，治边机构不重实地调查、不了解边地风土习俗之故；另一方面则源于地方官员不合理的征税、工役摊派以及征兵措施。[22]在本期的写作中，徐盈对西部边疆普通农民遭受统治者的压榨、对陷入饥饿和贫困中无力自救的普通民众给予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希望借全民族团结抗战建国这一伟大的历史契机来革除一切社会痼疾，通过农业技术改良、重工业建设和普及文化教育的手段为边疆民族赢得物质解放和精神自由。

1938年夏天，由四川返回武汉的徐盈，满怀激情地回顾了他自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年间辗转西北、东南和西南之间获得的观感：“一切荣誉归于抗战。籍这次抗战来洗刷我们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没有这次抗战，我们便不能这样精湛的认识中国，也不会这么果敢的来做改革。”[23]对抗战与建国之关联的认识使素以自由报人自居的徐盈，逐步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回到武汉不久，徐盈便经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原本打算与同为《大公报》记者的妻子彭子冈一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队伍，但最终听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劝告，决定留在《大公报》继续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从1938年11月[24]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徐盈在《大公报》采访部任上主要承担有关川康地区的农业垦殖、重工业建设、“夷务”（边疆民族治理）、国民精神总动员等状况的新闻报道。

二 抗战建国与边疆民族的再认识

徐盈认为，在行色匆匆去往战场和边地的途中，仓促诉诸笔端的那些单纯记录事实的新闻作品并不能真正反映西北农民的贫困和他们对现实的无奈：“西北一带有极为生动的图画，一方面是限于事实，一方面是我的笔太拙笨，我仅能描绘出一部分来发表，到如今，我还感到对不起那些忠实逊良的西北农友，他们希望我能用一支笔来扫除‘老撰构’，但为了抗战，我只能劝他们相当的忍耐。”[25]1938年底，徐盈由汉入渝，坐镇大西南，去往贵阳[26]、惠水[27]、赣南[28]和湖南[29]等地采访，他有充裕的时间考虑修正自己既有的写作样式，构思和酝酿新的文学体裁，以弥补西北旅行记的写作留下的遗憾。在入川后撰写的描写大后方和战地生活的作品中，徐盈刻意增添了很多虚构的地方，如《征兵委员》、《入伍记》[30]、《学兵记》[31]、《一个兵的成长》、《干部手记——民国三十八年补充团纪事》[32]、《当死亡远离的时候》、《烦》等作品，它们要么反映征兵工作如何撬动一座西北边陲小镇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引发各式各样的矛盾；要么表现青年人如何在抗战中经历困厄、挫折和希望等等。但是，由于其表现的矛盾比较单一，这些作品依然未能摆脱纪实的特征。与内地和西北边疆地区相比，由于西南边疆民族众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这里既有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又有土司和军阀为争夺地盘而发动的战争，还有汉族官员与少数民族首领的矛盾，以及少数民族统治阶层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既有外来的基督教与边地神巫信仰之间的矛盾，也有教堂与土司争夺民心和田地的矛盾；既有汉族与彝、傣、苗、藏各族人民之间在历史上积累的怨恨，又有少数民族头领渴望以联姻方式融入汉族统治阶层的现象。上述种种矛盾源于各自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同，但也充满了情感和归属的因素。我们相信，对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呈现超出了通讯报道这一纪实体裁所能容纳的内容，因此它们激发了徐盈的文学创作欲望。在他看来，似乎只有小说这种求助于虚构的文学形式才能充分表现和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将以徐盈在1940年至1943年发表的数篇以川康地区汉族与诸边疆民族之关系为题材的小说为中心展开分析。

1940年6月，徐盈在时任重庆政府立法院院长、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孙科主编的《中苏文化》杂志第6卷第5期上，发表了第一篇描绘汉彝关系的小说《向西部》。小说叙述者“我”是一名农业技术员，受“西部省立农业实验场”的委派，从遥远的成都跋山涉水来到位于“宁宁河”沿岸的彝族聚居区，向设在该地的省农场分场场长提交报告，并在彝区推广棉花种植。然而，“我”的工作却遇到了不小的阻碍：首先是高场长屡屡拖延见面，不愿接受“我”制定的农业报告，这位汉族官僚并不热心于边疆建设，他是为逃避战火才来到乡下赋闲的；其次是由土司改任保安头目的郑司令态度傲慢，他是彝族中的贵族，即“黑骨头”，不仅坐拥大量田地，而且统治着“白骨头”或“白夷”，即一般彝族群众；再次是受过汉族军事训练的彝族头人——牛参谋，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他的佃户和一般彝族百姓的选择，但作为郑司令的“娃子”（奴隶），在改种棉花一事上，他最终还要听从前者的号令；最后的阻力则来自在教堂里坐堂的包神父，由于多年在彝族地区传教、开办学校，教授彝人文化知识和农业技术，他取得了彝人的充分信任，因此，彝人的任何举动都要经过他的认可，尽管包神父本人也在服务于“本国的参谋部”。

1938年4月，国民政府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抗战建国纲领》，“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33]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同月，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营:“大规模计划兴建西康公路，拨款先修川康路。”5月，遵照蒋介石的指令，重庆行营重组川康公路工程处，正式动工修建川康公路。[34]在修筑川康公路的过程中，彝族群众自愿走出大山，和汉族老百姓一起投入劳动大军。徐盈创作的第二篇描绘汉彝民族关系的小说《汉夷一家》[35]便是以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的。故事发生的地点被刻意放置在一处飞机场基地。负责监工的汉族总队长在夜间巡逻时，开枪误伤了一位年迈的彝族人——老那切。当前者弄清彝工们是因为白天赶不上汉族工人的劳动进度，夜里主动来“补工”却遭到误伤时，心中感到非常懊悔，担忧这可能会引起新的民族矛盾。为此，总队长一方面怀着歉疚的心情去探望卧病在床的老那切；另一方面让汉化的彝族青年精英、彝工小队长炕知去彝村沟通消息；同时召集彝工开会，劝他们着眼“国仗”，打消向汉族人复仇的想法。总队长暗中请军医帮忙给老那切疗伤，还让彝人误认为是具有通神本领的比母治好了他的病，并借比母的预言增强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念。

《汉苗之间》[36]发表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办的《抗战文艺》杂志上。一场苗乱刚刚过去，县府视察员方铁生在去往苗区为龙保长儿子庆婚的路上，不停地思索导致苗乱发生的原因。在与苗族首领、青年人、轿夫、商贩和农民打交道时，他感觉苗族人不像外界传说中那样凶恶，相反地，他们性情温和、淳朴、守信、重乡谊，对汉族官员尤其表现出一种谦恭、卑微和顺从的姿态。然而，就在送别时，遵循以往的惯例，龙保长要赠送一定数额的钱财给方委员。方铁生由此发现，汉苗民族很久以来存在着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一方面，龙保长占有苗区大量田产，是真正的“土地爷”，而且手中紧握着政权和军权，即便如此，他也还要忍受县城“龙太老爷”的压迫；另一方面，汉族人垄断了食盐的产销，彝族人如果买不起或者根本买不到食盐，就会结伙下山，围攻县衙，因此，历史上这样的“苗乱”从未间断。

1943年春天，徐盈在《学习生活》上发表了《四十八家：一个摆夷的故事》[37]，小说描写傣族姑娘小奴为了摆脱贫穷的命运，嫁给了内地来的汉人——吴姓监工员却遭到无情抛弃，最后绝望地出家做了尼姑的悲剧故事。公路的修建不仅给大山中的傣族村寨带来了金钱和现代商业观念，也悄悄改变了傣族姑娘不嫁汉族人的婚恋习俗。怀揣着对汉人常年积攒的积怨和仇恨，傣族男青年老弓很容易便受到佯装佛教徒进入傣家的日本侵略者的诱惑，帮助他们杀害路过傣区的汉人。在小说的结尾，面对离家出走的姐姐，内心亲近汉人的妹妹小安陷入了是否要嫁给老弓的犹豫不决中。

同一年，在主要刊载抗战文艺和世界文学作品的《时与潮文艺》上发表的《汉藏之间》[38]是徐盈描写汉藏关系的唯一一篇小说。滞留藏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39]成员、体质人类学家方庆生，与保安司令洪天金的妹妹洪五小姐订下婚约，这位踌躇满志的青年人决心与“边疆调查员”毛秉文一道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然而，方庆生的理想在康藏地区的现实中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他逐渐认识到，集学府、信仰与统治机构于一体的喇嘛庙，在藏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论是红教还是黄教，他们都在通过掌控藏民灵魂的方式获取大量的钱财和其他利益；即便是脱胎于土司，掌握土地和兵权的洪司令也无力削弱活佛和喇嘛们的神学和政治地位；缺乏教育和文化的下层藏族百姓无法与外界沟通，只能忍受喇嘛的精神和物质压榨。方庆生和藏家小姐的婚约也与前者拯救藏区的政治理想产生了冲突：原来就在方庆生到来之前，洪司令为了弥补与蒙古人的裂痕，早已将妹妹许配给蒙古族小王子，假如方庆生履行了婚约，自己与蒙古王子反目成仇倒是小事，更严重的后果是会再次破坏本就脆弱的蒙藏关系。

上述以汉族与边疆民族关系为题材的5篇小说，连同以云南籍缅甸华侨梁金山捐资修建滇缅公路上横跨怒江的惠通桥，从而获得国民政府嘉奖的故事为底本创作的短篇小说《梁金山》[40]，以及描写河南籍农民王发财早年为生活所迫远走土耳其种植棉花，而今借着为苏联组建的“国际汽车队”担任翻译和向导之机，千里迢迢回归祖国的小说《三六九一公里》[41]，还有讲述为躲避日军扫荡来到东北小山村里孤苦度日，却不忘为抗日义勇军传递情报的李大叔的故事的小说《东北角》[42]，一起被编入了《战时边疆的故事》。1943年10月，这部小说集由重庆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在短短一年内就印行了两版，可见它在读者中非常受欢迎。除《汉夷一家》之外，徐盈其余4篇边疆民族题材小说的题目在收入《战时边疆故事》时都做了改动：《向西部》改为《报告》，《汉苗之间》改为《方委员》，《四十八家：一个摆夷的故事》改为《我的哥哥在段上》，《汉藏之间》则改为《藏家小姐》。由此可见，作者在创作这5篇小说之前，已经酝酿出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写作计划，它们实际上也呈现出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通过文学方式表现抗战建国的形势如何促使汉族与彝族、苗族、傣族和藏族这些西南边疆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矛盾趋于和解，以及抗战建国的需要如何促成边疆民族在彼此平等基础上走向融合，从而塑造一个同一的政治民族——中华民族。

如何在抗战新形势下重新认识边疆民族，是促进中华民族走向融合的理论前提。1938年4月，国民政府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发表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申继续奉行孙中山民族主义政策的两个方面，即“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43]。鉴于1930年代以来日本侵略者持续策动满蒙独立运动带来的分裂中国的威胁，该宣言在行文中抹去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有关“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44]的主张，代之以如下表述：“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历史的演进，本已融合而成为整个的国族”，要在“各民族自由联合”的基础上组织统一自由的国家，“必有待于此次抗战之获得胜利，盖惟根于自由意志之统一与联合，乃为真正之统一与联合，在未获得胜利以前，吾境内各民族惟有同受日本之压迫，无自由意志之可言，……惟抗战乃能解除压迫，惟抗战获得胜利乃能组织自由统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各民族今日致力于抗战，即为他日享有自由之左券也”。 [45]

三 宗族、种族与民族

中国境内各民族将融化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源于晚年的孙中山。为满足不同革命历史时期的革命需要，孙中山对汉、满、蒙、回、藏及其他五六十个中国内地与边疆民族的关系的认识，先后经历了“排满”到“五族共和”“五族一家”，再到“同化”和“融化”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上发表的讲演中，孙中山进一步发挥了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含义，“民族主义，当初用以破坏满洲专制。这主义也不是新潮流才有的，向来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他认为，“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46]那么，究竟什么是孙中山说的“中华民族”？有别于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总和的“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是“将中国各民族彼此融合而成的新的大民族，其文化合一，是单一民族称谓”[47]。因此，中国民族是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事实存在，而中华民族则是有待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诸多方面加以建构的理想的民族国家模式，也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宗旨和国民革命的纲领。我们可以说，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这一国族理想。1924年1月，他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就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人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至于说到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没有扩张到国族。”[48]

对比《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发现，当初被孙中山作为一种崇高政治理想提出来的、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10多年后却被认定为既定的历史事实，在民族认识方面发生的上述转变透露出丰富的政治含义。1938年12月，即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不久，从甘肃、青海和新疆考察归来的云南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顾颉刚，由于切身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西北边疆的危险，于是在昆明创办《益世报》，[49]昭告学者、企业家和有志青年研究“自己的边疆”、投资边疆、投身边疆的建设。1939年元旦，顾颉刚撰文指出，“中国本部”、“蒙藏”、“华东”、“华北”和“华西”这些地理区划和命名显露出日本人图谋肢解中国的野心，他提醒人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50]同年2月13日，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尖锐地指出，“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甚至也没有“民族”的观念，所谓“五大民族”的说法“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汉人”这个名词同样不可取，因为“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也都有），文化上也不是一元，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下营生活的人，我们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有别的称谓”，“我们就应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致生活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我们的正理！也是我们的大义！”[51]

顾颉刚主张抛弃“民族”和“种族”两个名词的做法，立刻引起了同在云南大学执教的人类学家费孝通的质疑。费孝通在英国学习期间接受了马林诺夫斯基和佛思的人类学思想，受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影响，这个人类学派重视不同的文化、语言和体质造成的人类差异。在费孝通看来，与其借否认“民族”和“种族”所揭示的社会事实的办法，防止帝国主义侵略的图谋，不如追求“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自由，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各分子的爱护。不但不易受空洞名词的分化，而且即使有外国强力的侵略，自然会一同起来抵抗的”。[52]

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国境内各民族性质的不同认识反映了抗战时期在民族治理和边疆开发问题上两个实际上并非矛盾的面向：前者基于抵御外敌侵略的现实政治需要，倡导从统一、连续的中国历史视野出发，弥合曾经遭到撕裂的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将被帝国主义侵略者从认识论上割裂开来的内地与边疆地区重新整合起来；后者强调在尊重和保留各民族文化、宗教、语言、体质和制度差异基础上，组成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民族共同体。蒋介石在1943年3月10日首次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论及中国民族问题时，试图将以上两个不同的理论面向融合起来：其一，中国境内不存在血统意义上的种族或民族，只存在不同的“宗族”和一个统一的“国族”，“我们中华民族是多种宗族融合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或一个体系的分支”，“他们彼此之间，随接触机会之多，与迁徙往复之繁，乃不断相与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其二，中国各个宗族相互融合的动力是文化，而非武力，“融合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因此，“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异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于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广披以文化”；其三，各个宗族的习俗和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生存，这是基于“地理的环境”、“经济的组织”、“国防的需要”和“历史上命运的共同”，“而并不是全出于政治的要求”。[53]

顾颉刚和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既是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调查活动开展的结果，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民国政府和学界的民族调查研究之风。自1938年春天开始，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由中东部地区陆续迁往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跟随大学南迁的大批从事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专家和学者响应民国政府号召，成群结队地踏入在一般国民心目中神秘莫测的西南边疆，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对彝族、傣族、苗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历史、语言、文化、信仰、物产、社会风俗进行了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考察，这些田野调查工作为中国民族学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为了推动西南民族研究，西南联大设立了历史系和社会学系，开设了民族学课程；南开大学设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云南大学建立了“社会学调查站”，吴文藻和费孝通师徒先后担任该站站长；迁入重庆的中央大学则设立了边政学系；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设有“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边疆人文》《边疆研究通讯》《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中国边疆》《边政公论》《蒙藏月报》等致力于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学术政治刊物应运而生，由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各社会团体组织的西部边疆考察团层出不穷。单在西南边疆地区开展考察活动的就有：1938年由赈济委员会组织的滇西考察团、1939年由教育部组织的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1939年由管理中英庚款的董事会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1940年由四川省政府组织的四川边地施教团、1941年凌纯声和马长寿等人率领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的“川康民族考察团”、1941年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组织的康昌和康青旅行团、1941年夏由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率领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等。[54]参加各种考察团的学者撰写和发表了大量西南民族调查报告，如凌纯声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姚荷生的《水摆夷风土记》（1948）、方壮猷的《凉山儸族系谱》（1945）、马长寿的《凉山儸夷考察报告》（1940）、林耀华的《凉山夷家》（1947）等，上述民族调查报告不但对民国政府推行的大西南工农业和交通建设发挥了有效的指导作用，而且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南边疆民族所依赖的基础文献，其学术和政治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为了消除晚清、民初以来频频爆发的康藏纠纷，结束西南地区军阀混战的乱局，利用西昌彝族地区的丰富矿产资源，建设抗战大后方工业和“民族复兴的基地”，重庆国民政府于1939年1月1日正式建立西康省，任命刘文辉为省主席，同时设立“军事委员长西昌行辕”来牵制他的力量。汪精卫叛变后，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民主、团结全民族抗日力量与投降主义作斗争，1939年2月12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除了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之外，还于17日通过了由议长蒋介石提议的《拟组织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合并组成川康建设访视团案》，蒋介石会后亲自核定了《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及视察团组织大要》。3月5日该期成会成立，蒋介石担任会长，会员有张澜、李锁、曾琦、吴玉章、胡景尹、梁漱溟、章伯钧等14名参政员。同月18日，由青年党领袖李璜和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分别担任团长和副团长的“川康建设视察团”分五路从重庆出发去往川康各地，就吏治、兵役、治安和民生等几方面情况进行了为期四个多月（1939年3月18日至7月30日）的考察。[55]

在莫德惠带领视察团第五组进入西康地区的同时，1939年四五月间，徐盈也来到雅安、西昌以及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凉山彝族聚居区，就新西康的重工业建设和“夷务”（彝族治理问题）走访了羊仁安、邓秀廷等彝族军政要人，并在川康建设视察团7月末结束工作返回重庆之际，采访了该团负责人李璜和黄炎培以及新任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行走在金沙江、雅砻江畔及其周围的“万山”当中，徐盈深刻地认识到，川康公路交通和汉彝民族问题的解决是开发西南边疆、建立重工业区的“先决条件”：“先决问题的交通不能做好，一切无从着手”[56]，“夷务是要开发的先决问题，交通又是解决夷务的先决问题”[57]。这里的“夷”是自汉代以来汉族人对彝族的称谓，元代改称“罗罗”，清朝末年官方文献中又改称“夷”和“倮夷”，[58]汉人习惯上称其为“蛮子”“猡猡”，彝族人自称“诺苏”“夷家”等。

从1899年开始，在中国西部从事植物采集和探险活动长达10多年的英国博物学家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认为，占据大凉山高坡的彝族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从未被中国征服过”[59]。在论及彝族的社会组织性质时，他又说：“罗罗王国乃为独立国家，而非部落，对中国和西藏怀有敌意。”[60]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吕真达在1910年出版的《建昌罗罗》中宣称彝族是白种人，1930年代在西昌地区从事传教活动的麦神父竟然认为彝族与雅利安人同种。[61]威尔逊将彝族非中国化和去中国化的做法类似于日本将“中国本部”与蒙藏边疆分离开来加以表述之举，是为英帝国图谋侵吞西藏的行为公然张目。对此，1930年入滇考察彝族的中山大学教授杨成志就驳斥了外人所谓彝族出自藏人的说法，指出彝族受到的外界影响很大，实际上是由中国文化、西藏文化和西方文化，“多多少少融合而成的”。[62]1936年，马长寿在认真观察彝族人的体质特征之后，认为“猡猡群”“黑发黄面……此显然蒙古人之特质也”。[63]1939年，他在调查西昌雷波地区彝族族谱的基础上，断定彝族自云南迁入此地已达“七十世”“千七百年”之久。[64]1935年曾经参与中英会勘滇缅边界未定段工作的方国瑜，一直致力于云南边疆史地研究，他于1980年代中期提出，彝族的祖先是古羌人，他们从中国西北南迁而来，[65]这一看法如今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

四 民族调查与民族认同

西方人称彝族社会为“独立猡猡”，当时也流行所谓“猡猡国”的说法，从西昌采访归来的徐盈认为这些看法“骨干虽实……但却掺杂了许多附会”[66]。他试图揭示彝族的真相，指出现阶段的彝族人尚处在家族社会，没有进化到“国的形式”；“猡族”内部既存在贵族阶层——“黑夷”，亦有被奴役的“白夷”，还有被掳去当作奴隶的汉人——“娃子”。与身后带有帝国主义影子的外国传教士和探险家们相比，杨成志、马长寿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事彝族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从历史、语言、文化和体质方面确认彝族是源于中国云南和西北地区的古代民族，甚至主张“夷汉同源”[67]。尽管汉族和彝族同属一个民族，但彝族的现状却令人感到十分担忧。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南路组成员在考察西康宁属八县的过程中，发现当地的夷患非常严重：“夷人体强性贪、恃强好斗”，“动辄掳劫汉人全家或全村，带入深山夷巢”,“不论父子、兄妹、夫妻、儿女，尽褫衣履，裸体赤足相向而立”。[68]至于汉彝矛盾的由来，视察团认为，自清代鼎盛以来，在汉彝相安之际，汉族官员与在当地平原上居住的汉人勾结起来，欺骗和榨取彝族百姓；当彝族人不堪汉人的欺压，下山掳劫汉人之时，清朝统治者便借土司之手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清剿，彝人对汉人郁积的“忿恨”和“积怨”由此而来，汉彝之间的矛盾似乎无缘得以化解。

与参议员们的看法有别，徐盈反倒认为抗战为切实化解汉彝矛盾、推进中华民族融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契机，其前提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

假如我们承认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民族家庭，那么，猡族只是一个可怜的落后的小兄弟。我们与其责备他的野蛮，不如引咎自责对他从未照顾。[69]

在生性彪悍、热衷复仇的外表之下，徐盈发现，在面临外侮之际，性格顽强的彝族人善于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敌人，并且“重信义，一诺之后，舐血为盟绝不反悔”，“亲家常扶助往还，冤家则只有仇杀”。关于彝族性格的成因，一种看法认为“过去军政的贪暴、绅民的欺压，多少贪狠狡诈，正是与汉人接触磨练而成”。[70]在徐盈看来，彝族人不惧强暴的精神正是抗战所需要的品质，问题是要让他们认清谁是亲如一家的兄弟，谁是真正的“冤家”和敌人。

为了克服交通不便，元代统治者在康藏地区设立了“乌拉”，即徭役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渐渐被官员们挪作私用，因此摊派给当地百姓的人力差、畜力差以及驿站费用日趋繁重，其结果是服差者“逃亡、迁徙、规避、中途逃跑”等现象频频发生，[71]人民可谓苦不堪言。刘文辉当上西康省主席后，决心革除这一弊政，成立官办牧运公司经营运输。[72]在《汉夷一家》中，总队长凭借往常的印象，误以为彝族人试图趁夜间逃避工役；而老那切被汉人打伤的消息的确激发了彝族人“打冤家”的复仇情绪。面对一触即发的民族矛盾，汉族总队长并没有表现出彝族土司和汉族军阀常见的那种傲慢态度，反而希望通过探望、救治病人和耐心的说服工作，极力化解一场正在酝酿中的民族风波。总队长的谦恭和友善态度，以及动员汉族工人学习彝工“牺牲睡眠，加劲赶工”的“好精神”的做法，[73]使彝族人终于明白，比起狭隘的“打冤家”，抗战是一场“全面战争”和“国仗”，其胜败关乎包括汉族人和彝族人在内的每一位“中国人”的生存，而彝族人只有与汉族人共同参加劳动，接受“军国民的教育”，才能取得“国民”的地位。

《我的哥哥在段上——吴监工员的故事》同样是在汉族和“摆夷”（傣族）之间上演了一则由民族怨恨最终走向国家认同的曲折故事。虽然徐盈在将这篇作品收入《战时边疆的故事》时修改了题目，但我们依然可以遵循作家在这个时期采用的习惯性命名方式，将其改为《汉摆（夷）之间》。在小说中，摆夷“小菩萨”（女青年）小奴打破傣族婚俗，嫁给汉族男人的做法引起了一位“小菩毛”（男青年）老弓对汉人的怨恨，因为自己心仪的情人小安受其姐姐的影响，说汉话，从汉俗，甚至想为了金钱嫁给汉人。老弓为了挣钱迎娶小安，接受地主老甿头的指派前往南坎请佛做摆。这一路上，他除了为傣族人复仇杀死了几个“山头人”之外，还“杀死过一些过路的汉人，获得了日本军司令部的奖金”[74]。对傣族人而言，老甿头斥巨资举办盛大礼佛活动，与老弓的复仇行为同为英雄之举。但他们却没有认识到，真正威胁傣族生存的是日本侵略者。老弓曾经一度认为，是汉人给傣寨带来了瘟疫和金钱观念，搅浑了傣族人的血液。伪装成“佛门弟子”的日本人则极力说服土司和地主，唆使他们的佃户杀死来“抢你们金山银河的铁饭碗”，“调戏你们水葱似的小菩萨”的汉族人。他们甚至说：“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帮忙摆夷的。”[75]在小说末尾，小安说，姐姐嫁给汉族人吴监工员尚出于自己的情愿，假如小菩萨们遭到日本人的侮辱，她们的命运会比小奴还要悲惨，闻听此言的老弓方才幡然醒悟。恰在此时，日本兵掳去了那些“都不曾嫁给汉人的”小菩萨，听到这个消息的老甿头赶忙扶起因姐姐出走陷入悲伤的小安，招呼大家赶快去杀日本鬼子。

战争招致的生存危机将汉族人、彝族人和傣族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汉夷一家》中，当“比母”借彝族神灵的尊口面向众人说出“大家都齐心，粪土变成金”时，在场的无论是汉人还是彝工都感到非常兴奋，彝工们甚至激动得“眉飞色舞”。此时，作家迫不及待地现身评论道：“这个时候，才是民族最融洽的时候，多少的忌猜与仇恨都不觉一扫而空。”[76]假如战争打破了汉族和边疆民族间的隔膜，那么为政者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将各民族融为一体？小说《汉夷一家》依据的是1939年夏西昌征调民工修建机场之事，西康靖边司令部为此征集归化的彝工多达800名，并将他们送至工地各处与汉族人一起参加劳动，彝工们的“效能与服从，汉人多自认不及”[77]；在修筑川康公路周游段征用的300名彝工中，没有一人迟到、逃跑、抱怨或者来凑数，尽管他们由于组织训练不足，劳动效率较低，“但他们要争气，白天做完了，月亮下又去赶工”[78]。《汉夷一家》为何选取未完全归化的、劳动效率较低的“夷胞”，而不是那些归化了的、劳动效率高于汉人的彝族同胞作为描写对象？我想，徐盈或许是想通过这一精心的情节设计，展示欠缺组织性的彝工如何在与汉人展开的劳动竞赛中，向汉人学习并接受行之有效的教育和培训，从而被塑造成一个个合格的“国民”和现代劳动者的过程。在接受徐盈采访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说，西昌公路建设“一定要征用夷工，所以现在筹办一个修路的夷人干部训练班，将各地的夷支首领，召集来受训”，像羊仁安和邓秀廷这样的优秀治夷人才都被委任为监工司令，他又说：“给夷人以初步的军政训练，使他们一定能拿到工资，而且受到了国民的初步训练，进一步的和睦汉夷的感情。”[79]

《汉夷一家》中的彝工小队长炕知[80]、《报告》（《向西部》）中郑司令手下的牛参谋以及农场事务员尤光照、《方委员》中那位执意逃婚的龙保长的独子龙国昌，他们都是接受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汉化了的彝族人的代表。小说中显示，炕知是某支彝人的首领，在参加修筑飞机场的劳动之前，做“私运鸦片或黄金”的营生，现如今成为一名普通的彝族劳动者，没有了往日作为彝族人首领应当具有的威风，不仅如此，在汉彝民族矛盾即将爆发之际，他还能够超脱自己的彝族身份，奉劝族人：“今天同是在打国仗，不能自己来打冤家呀……”；“平日习惯于掳掠的恶魔”老那切即便遭到了汉人的误伤，口中还念念不忘地说“汉家比夷家土铲的多”。[81]牛参谋是“黑骨头”和“牛牛坝子的主人”，他说着一口汉语，遵从汉族待人接物的礼仪。当他听说“我”之所以风尘仆仆地从乡下赶来，是为了请求郑司令下令当地的彝族人改种棉花时，立刻就明白了这对彝族佃户而言是件“好事”，并且愿意替“我”请求郑司令答应这件事，“我”则从牛参谋“深邃的两眼”中发现他“具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坚毅”，对比傲慢、自私的汉族官僚高场长，“我”不禁感叹道：“这些异族的朋友们的忠诚，是我们汉族人中间少有的。”[82]尤光照的人生道路则与牛参谋完全不同：这位20多岁的彝族青年人在法国教堂开设的小学校里度过了六个年头，随后受蔡神父推举，被保送到省里的甲科农业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便当上了省农场分场的事务员。他永远都要穿着能够显示其官员身份的“长衫”，总是把办不成事情的原因归于“我”的官职低下。但是，他一旦遭到高场长仆人的侮辱便感到万般委屈，面对性格如此纯真的尤光照，“我”再一次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他出生在边地，受教育在边地，边地给他一个非常坚实的朴质性格，他经不起一点喜欢，也受不得一点委曲。”[83]

川康建设视察团在提交国民参政会议讨论通过的《川康建设方案》中，建议“自由保有”归化彝区的生活习惯，“不须急急改善”，“切实提倡汉夷一家”。[84]刘文辉主政西康省之后，改变了晚清时期赵尔丰施行的摧毁佛教、以武力清剿边民的粗暴做法，推行“德化”、“同化”和“进化”三化政策，反对“威服”、“分化”和“以夷制夷”的治疆手段。[85]在边民治理方面，刘文辉承认民族问题的存在，但他讲求民族平等，尤其“尊重对方固有的社会、文化、信仰、习尚，而从军、政、经济、交通、研究，各方面一齐下手，并按预定的开发边疆的经济政策，逐步推进”[86]；24军靖边司令邓秀廷主张打击黑彝，提高白彝的地位，并将“娃子”编入汉人保甲；“四十八甲”的统治者孙子文主张开办学校，注重对彝族人的文化教育。徐盈赞赏邓秀廷、孙子文这两位杰出的治边人才，称他们为“老战士”和“新领袖”。但是，在他的边疆小说中，那些希望奉献于边疆的建设，了解边地生活的贫困，同情彝族、傣族、苗族和藏族人民命运的角色却并非邓秀廷们，诸如郑司令和龙保长之类掌握边地军政大权的人物在小说中往往退居幕后，他们的面目非常模糊。相反地，除《报告》中为误伤彝工而感到懊悔不已的总队长之外，作为故事主角出现的四位汉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汉夷一家》中的“我”是立志投身边疆农业建设的青年农技员；《方委员》中的方铁生是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县府视察员；《藏家小姐》中的方庆生是执意留在藏区工作的“西北考察团”成员和体质人类学家，还有毛秉文是以宗教般的热情投入小学教育的边疆调查员。亲临苗寨、考察苗乱起因的方铁生“逐渐感到汉苗之间并没有什么天渊的悬殊”[87]；方庆生自愿放弃都市生活，矢志投入边疆的怀抱，希望以知识改变康藏地区的穷困面貌。“语文阻隔”妨碍了彝族人接受教育，于是由比母主持的婚嫁庆典反倒成了唯一能带给居住在“四十八甲”的彝族人以“视听刺激”的文化活动，他们只关心邻居的婚俗，对汉人的保甲不太感兴趣，更不知什么才是“中国人”。可想而知，当总队长听到经历一场民族风波之后的彝工开始喊出“中国人”的口令之时，当亲临边疆的徐盈看到在乌龟堂小学学习汉字的彝族学生搞清了“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个事实之时，方铁生、方庆生和毛秉文等人的内心该感到多么欣慰啊！对边疆民族而言，与“开化、进化、现代化”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人化”。[88]

徐盈的战时边疆小说无意引导读者去怀念和眷恋那片充满了神话和传奇的西南边疆，也抹去了米勒在《喂，向西部去！》一诗中极力渲染的那种手执钢枪，以钢铁般的身姿向西部挺进的暴力色彩，尽管这首诗被用作了其短篇小说《报告》的序诗。在徐盈的眼里，西南边疆不是特纳以及大多数美国西部作家笔下的、等待我们去用武力征服的蛮荒之地，而是期待人们回归中华民族的故土，召唤人们与边疆各民族一道投入建设国家的劳动当中，并通过共同的劳动与他们融为一体，从而把边疆和内地整合起来，塑造一个全新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形象。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清廷治下的中国不断遭到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侵扰和蚕食，边疆地区和边疆民族的安危引起了主政者的重视，西北边疆史地之学一度在士大夫阶层中间成为关乎国运的显学。与此同时，伴随列强在中国内地和周边进行的殖民主义扩张，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清朝控制力量相对薄弱的西部边疆。他们以救世济民的名义，在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意义上的种族和民族观念，这些观念本是服务于应对近代欧洲国家内部的宗教冲突、精神解放和对外扩张等问题的政治策略，当其被抽离了欧洲的历史和现实语境用来认识西南边疆和民族之时，必然割裂边疆民族与汉族及内地其他民族历史上固有的密切联系，充当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分裂中国的知识工具。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渐次放弃了来自欧洲的种族革命理念，倡导以“民族大熔炉”自居的美国为师，主张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面对日本侵略战争造成的全民族生存危机，西南边疆被赋予了重工业基地和“民族复兴基地”的地位，因此，对这一区域的开发和建设加速了中华民族走向“国族”化的历史进程。抗战期间，为了配合中华民族融合的进程，民国政学两界共同发起的民族调查和研究工作不但揭开了西南边疆的神秘面纱，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国人对西南边疆民族的认识，吴文藻等人构想的“边政学”应运而生。

徐盈的战时边疆和民族书写延续了其青年时期对中国内地和边疆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农民贫困生活的关怀。有别于民国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西南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方式，徐盈的小说一方面更加愿意积极承认和正视西南边疆人民生活贫困和民族矛盾丛生的严酷现实，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探索导致汉族和边疆民族矛盾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如交通闭塞、语言阻隔和阶级压榨等。然而，由于徐盈对西南边疆和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具有深入的了解，对边地人民生活和命运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其边疆民族书写并没有展现出内在于以特纳为代表的美国边疆理论的悖论：他不仅没有将内地与边疆、文明与野蛮截然对立起来，更不排斥现代工业文明在塑造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方面发挥的推动作用，相反地，他主张将西南边疆的工农业开发、交通和商业网络的建设纳入战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工商业和交通建设的总体格局中，试图借助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工商业革命方式将边疆民族与内地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为同一个政治民族，即中华民族。

注释：

[1]Nathaniel Lewis, Unsettling the Literary West: Authenticity and Authorship,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p. 78.

[2]Joaquin Miller, “By the Pacific Oce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Sept. 27, 1922.

[3]Joaquin Miller, “By the Pacific Ocean,”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oaquin Miller, San Francisco: The Whitaker & Ray Company, 1896, pp. 215-216.

[4]Cf.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New York: Vintage Book, 1950, chp. xxi, pp. 212-248. 中译文见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张骏译，东方出版社2022年版，第277～326页。此书的另一个中译本是薛蕃康、费翰章译《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费翰章校，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5]Henry Nash Smith, “The Frontier Hypothesis and the Myth of the West,” American Quarterly, vol. 2, no. 1（Spring, 1950）, pp. 3-11.

[6]Joaquin Miller, “Columbus,”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oaquin Miller, San Francisco: The Whitaker & Ray Co., 1897, p. 253. 这首诗的中译文首次发表在《人物杂志》1948年第3卷第12期上，译者署名为“公盾”。1924年，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编辑周越然在《英文周刊》上详细解读这首诗歌，见Tseu Yih Zan（周越然）, “Little Clippings from Great Poets: Joaquin Miller’s ‘Columbus’，” English Weekly, no. 476（1924）, p. 1169; no. 477（1924）, pp. 1189-1190。

[7]Joaquin Miller, “Westward, Ho,”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oaquin Miller, San Francisco: The Whitaker & Ray Co., 1897, pp. 187-188.

[8]徐盈：《向西部》，《中苏文化》1940年第6卷第5期。

[9]申春：《左联保定小组史实补述》，《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1期。

[10]徐东：《文情、交情、永世情：记汪金丁先生与徐盈、子冈的友谊》，《世纪》1999年第7期。

[11]叶圣陶曾经将徐盈在陇海路郑州苗圃工作期间撰写的一篇题为《一个干旱的农业区》（载《国闻周报》 1936年第13卷第43期）的报告当中的一段文字作为游记写作的范例加以分析，指出作者徐盈由在荥阳到氾水路上目睹的穴居现象，推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该地缺水，树木无法成材、沙土不能烧砖，参见圣陶《文章展览：徐盈的“从荥阳到氾水”》，《新少年》1936年第2卷第10期。孙犁直到晚年还对徐盈早期创作的、以保定第二师范学潮为题材的小说《福地》印象颇深。究其原因，他认为作者紧紧抓住了“时代尖端的题材”，参见孙犁《尺泽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一位听过徐盈讲座的学生在回忆中认为，作家笔下的事物、人群、风光和感受具有“灵魂”“凸凹面”和个人“色彩”，他“把喜怒哀乐藏在心底，客观的，真实的把事件真相，赤裸裸地现出来，在那微带抒情的笔调下，你底心常会被带到老远老远”，参见高翔《记废名和徐盈》，《论语》1948年第147期。

[12]淦：《徐盈的几篇“学生小说”（上）》，《天明》1935年第3期。

[13]王学振：《徐盈短篇小说创作述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4期。

[14]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天津大公报出版部1936年版。

[15]徐盈：《向建国之路迈进——后方总动员》，《文汇报》1939年1月23日。

[16]徐盈：《未开发的处女地——西康踏入记》，南宁《民国日报》1939年5月8日。

[17]徐盈：《向西康进发》，南宁《民国日报》1939年5月9日。

[18]徐盈《西北旅行记》为胡绳主编的“救中国通俗小丛书”之一种，由新知书店出版（地点和时间均未标出，笔者猜测该书出版时间不早于1938年初）。

[19]徐盈《抗战中的西北》为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之一种，1938年3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20]徐盈《今日的山东》，收入徐盈等主编的《鲁闽风云》，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之一种，1938年3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21]徐盈：《舟车一年》，《七月》第17期，1938年7月1日。

[22]徐盈：《征兵委员》，徐盈等：《征兵委员》，涛汇出版社1940年版（出版地点未标明），第71～92页。

[23][25]徐盈：《舟车一年》，《七月》第17期，1938年7月1日。

[24]《徐盈，子冈重来渝》，《新蜀报》1938年11月11日。

[26]徐盈：《观光贵阳》，《东南日报》1943年10月19日。

[27]徐盈：《惠水风水记》，《新湖北日报》1943年11月4日。

[28]徐盈：《赣南行脚》，《浙瓯日报》1944年1月13日。

[29]徐盈：《进入湖南》，《新疆日报》1944年3月24日。

[30]载《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3期，1944年11月15日。

[31]载《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4期，1944年6月15日。

[32]载《抗战文艺（选刊）》第7卷第2、3号，1941年3月10日。

[33]《抗战建国纲领及中央宣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1939年4月，第6页。

[34]《二十六日：川康公路开工巡礼记》，《四川公路月刊》第3卷第5期，1938年5月。

[35]这篇小说在收入徐盈《战时边疆的故事》（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第1版，1945年第2版）之前没有公开发表过。根据徐盈对结束视察工作回到重庆的“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南路组李璜团长和黄炎培副团长的采访中披露的相关史实，我们可以推断《汉夷一家》的创作时间应该是在1939年11月至1940年初，详见徐盈《今日川康》，《浙瓯日报》1939年10月11日。

[36]徐盈：《汉苗之间》，《抗战文艺》第8卷第4号，1943年5月15日。该作品的创作时间是1942年中秋。

[37]徐盈：《四十八家：一个摆夷的故事》，《学习生活》1943年第4卷第4期。

[38]徐盈：《汉藏之间》，《时与潮文艺》1943年第2卷第1期。

[39]这里指的应当是由中华自然科学社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该团由李旭旦担任团长，社员有地理学家任美锷等。自1941年7月至10月，考察团成员对川北、甘南、青东等地区的自然资源展开实地考察，撰写了《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中华自然科学社，1942年），参见《教育消息：中华自然科学社筹组西北考察团》，《教育通讯》（汉口）1941年第4卷第29期。

[40]徐盈：《梁金山》，《文艺先锋》第2卷第2期，1943年2月20日。

[41]徐盈：《三六九一公里》，《战时文艺》1943年第2卷第1期。

[42]这篇小说在收入徐盈《战时边疆的故事》之前未发表过。

[43]《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1938年5月，第12页。

[44]《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版，第119页。

[45]《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第12～13页。

[46]孙中山：《修改章程之说明》，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孙中山全集》第2册第8分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109、110页。

[47]林恩显：《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中国台北编译馆1994年版，第68页。

[48]孙中山：《民族主义》，民智书店1925年版，第1～2页。

[49]顾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50]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1日，《顾颉刚全集》第36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8～93页。

[51]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顾颉刚全集》第36卷，第98页。

[52]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顾颉刚全集》第36卷，第139页。

[53]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增订版），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1～11页。

[54]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242页。

[55]王丰：《国民参政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关于该视察团的组织方式、视察路线等详细情况，参阅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编《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1939年8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版。

[56]徐盈：《未开发的处女地 西康踏入记·通信之一》，南宁《民国日报》1939年5月7日。

[57]徐盈：《开发西康重工业区的几个先决条件》，《川康建设》1943年第1卷第2、3期。

[58]李鹏翔：《彝与夷：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的称谓》，《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4期。

[59][60]Ernest Henry Wilson, 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 with Vasculum, Camera, and Gun, vol. 2,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1913, pp. 150, 156.

[61]马长寿：《古代彝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62]杨成志：《罗罗说略（附表、照片）》，《岭南学报》1930年第1卷第3期。

[63]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64]马长寿：《川康边境之民族分布及其文化特质》，《青年月刊：边疆问题》1939年第3期。

[65]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66]徐盈：《独立猡猡》，《中学生》1939年第4期。

[67]张廷休：《苗夷汉同源论》，《中央周刊》1939年第1卷第33期；《再论夷汉同源》，《西南边疆》1939年第6期。

[68]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编：《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1939年8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一辑》，第171页。

[69][70]徐盈：《独立猡猡》，《中学生》1939年第4期。

[71]张镇国：《差徭问题总论：废除康区乌拉制度建议书》，《康导月刊》1940年第2卷第5期。

[72]刘文辉：《刘自乾建设新西康十讲》，建康书局1943年版，第368页。

[73][74]徐盈：《战时边疆的故事》，重庆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18、67页。文中所引该书皆为此版本，下同不赘。

[75][76]徐盈：《战时边疆的故事》，第57、31页。

[77]《川康建设方案全文（下）》，《康导月刊》1939年第2卷第4期。

[78]徐盈：《西昌及其四边：西康踏入追记》，《川康建设》1943年第1卷第2、3期。

[79]徐盈：《西昌及其四边：西康踏入追记》，《川康建设》1943年第1卷第2、3期。

[80]“炕知”和“那切”是彝族小学生的名字，徐盈曾经在位于西昌的一个叫作“四十八甲”的彝族村庄开设的小学——乌龟堂小学里见到过他们。在《汉夷一家》中，来自彝族富户的炕知摇身变作了彝工小队长，穷户那切则变成了被总队长误伤的老彝工，作家在这两个小说人物的设计上别具匠心，参阅徐盈《独立猡猡》，《中学生》1939年第4期。

[81][82]徐盈：《战时边疆的故事》，第20、10～11页。

[83][87]徐盈：《战时边疆的故事》，第8、40页。

[84]《川康建设方案全文（下）》，《康导月刊》1939年第2卷第4期。

[85]刘文辉：《刘自乾建设新西康十讲》，第140～142页。

[86]徐盈：《西康——抗战中的新省》，《中学生》1944年第82、83期合刊。

[88]徐盈：《西昌及其四边：西康踏入追记》，《川康建设》1943年第1卷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