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言

2016年，针对近几十年来的“年谱长编热”，陈福康表达了一定的批评意见。[1]三年后，桑兵撰文回应，认为陈福康“同样并未自觉分别年谱之后再做长编的价值和意义，只能回到长编的本义自我反省，未能进而探究发掘长编体裁的潜力”，并倡导借鉴陈寅恪等人关于“长编考异法”的论述，将“长编”建设为一种不可取替的学术体裁。[2]100笔者对此深以为然。由此回看《沈从文年谱长编》（李扬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以下简称《长编》），就有了别样的欣喜：一方面，《长编》可谓近十几年来沈从文研究史料工作的集大成者，弥补了《沈从文年谱》（吴世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年谱》）出版较早、材料遗漏较多的缺憾，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沈从文理应有“长编”行世；另一方面，《长编》也是“长编”体裁建设过程中的可贵尝试，虽非尽善尽美，却已足够丰硕，探讨其得、失，自然大有裨益。

一、“资料求全”：《沈从文年谱长编》的史料准备

“年谱”修撰力求“竭泽而渔”，“长编”当然更是如此。想实现这一点，相关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系统性、持续性必不可少。作为深耕多年的沈从文专家，李扬无疑具备这项条件：从《沈从文的最后4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到《沈从文的家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再到《长编》，时间跨度达二十年。在《后记》中，编著者自述：最初只是“为《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和国家社科项目‘沈从文后期思想、创作研究’做初步的资料整理工作”，但“《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和项目结项后，发现已经积累了30多万字的材料”，又率多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失收或异于现有结论的材料，“对作家的行止、文章出处、版本流变等方面的表述多有补充”，便于2013年以“沈从文年谱长编”为题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并获准立项，自此正式启动撰写工作。为使《长编》“更加系统、科学、准确”，编著者“先从核校沈从文文章的原始出处、版本入手，而沈从文又与文艺副刊联系密切”，于是“陷入了报纸文献的海洋中”，“遂向教育部社科司申请延期，社科司同意延期至2019年12月结项”。此后，编著者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艺副刊文献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研究工作，“遂利用还在建设、完善中的‘中国文艺副刊数据库’，不断增补材料，从结项时的100万字突破至120万字”，故而《长编》姗姗来迟。[3]1231有趣的是，因为编著者长期浸淫于“后期沈从文”研究，在这一方面积累尤多，所以1946年之后的内容在《长编》中比重偏高，总计78万字左右，较诸《年谱》对应部分，增加逾50万字。

总的说来，“沈从文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构建起步较早，并在渐次完善中：1982-1984年，《沈从文文集》（12卷）由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书店联合出版；2002年，《沈从文全集》（32卷）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于2009年推出修订本；2006年，《沈从文年谱》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沈从文研究资料》（2册）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2020年，《沈从文全集·补遗卷》（4卷）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4]70-72……其间还有许多集外文陆续披露出来。因此，《长编》的意义首先在于公开文献的系统整合（包括搜集、甄别、校雠、考异、勘误、注释等），尤其是散落在各类报刊、图书（如《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收获》《中国社会科学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王献唐师友书札》等，还有地方资料如《云南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刊物如《舞蹈论丛》）中的佚作及其他史料；此所谓“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陈垣语）也。

除了“索引”“目录”功能，新资料占有量也是衡估“年谱”“长编”价值的重要尺度。在修撰过程中，李扬发掘了若干重要材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47年1月18日天津《大公报》（另载1月21日沪版《大公报》）刊出的《新书业和作家》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印刷厂1944年4月初版《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根据前者，李扬撰写了《从佚文〈新书业和作家〉看沈从文与郭沫若关系》，通过文本细读、版本校勘、论争史爬梳，还原了沈、郭交恶“迭次累加”的过程[5]；根据后者，李扬撰写了《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的一个独特版本》，经由一系列逻辑缜密的勘考，指出此书系“沈从文的一部自编文集，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6]160事实上，有鉴于“无论是沈从文全集的编纂，还是各种沈从文年谱、传记，尚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沈从文作品的版本变迁”的现状，编著者在着手《长编》近20年的时间里，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沈从文作品诸版本的搜集、汇校工作上[7]153，仅就其系统性而言，《长编》的版本学贡献已不容忽视。

所谓新资料之“新”，不仅显现为“辑佚”（包括谱主撰写的小说、诗歌、散文、杂论、书信、批语或其他档案文献），更指向一种考察视野的拓宽、取材范围的扩大，诸如《年谱》未收、《全集》难收而《长编》“择要采撷”的“访问记”或“访问纪要”，无论是1933年11月30日《庸报》刊登的《素描——北大国文学生茶话会上巴金、沈从文、杨振声剪影》，还是《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4期发表的《文联旧档案：老舍、张恨水、沈从文访问纪要》，都是“能反映谱主的思想发展、精神状况和心理动态的材料”，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谱主生活的世界。”（《长编·编写说明》）《长编》取材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周边史料、非谱主文字的征引中，如各类报刊上的编者按语、编辑余话、出版预告/广告、文艺消息等，及蔡元培、胡适、杨振声、丁玲、巴金、施蛰存、赵家璧、张家姊弟、常风、萧乾、卞之琳、季羡林、汪曾祺等人的日记、书信、回忆，通过丰富史料的“聚合反应”，以求重建历史“原境”及其“感觉结构”，尤其是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中国历史语境中多面、多变、色彩驳杂的人物形象。有关这一点，只要你翻开《长编》的“主要参考文献”，即可直观地感受到后者取材何其“广”，编纂何其“苦”了。

二、“识断求精”：《沈从文年谱长编》的编撰追求

毋庸置疑，“一部年谱的成功与否，水平高下，首先看作者处理史料的能力”[8]131，而“长编”尤其需要这种“识断力”。所谓“识断之精”，语出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这种境界，“宁失之繁，无失之略”（司马光语）的“长编”如何抵达呢？就《长编》而言，其“精”主要体现为材料引用的详略合宜，因为“所有材料都要入谱，只是根据材料的重要性对其内容做多寡的处理”，要先“判断出材料于谱主的意义，再根据这些意义处理材料”，“引用材料之详略，即取决于该材料在谱主生平、事业中的重要性”。[9]132正是编著者的“识断之精”，决定了《长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料扩张”或“资料长编”，而是种别开生面的“学术文体”。

在《编写说明》中，李扬自述其编撰原则：“谱主撰写的文学作品、书信、档案文献等，凡未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全集》者，为反映谱主生活、思想、精神全貌，凡属书信、诗歌、杂论等篇幅较短的文字，均原文照引；篇幅较长的小说、论文类散佚文献，则加以考订后，注明出处。”此处，“引”与“不引”的分梳标准，一个是史料性质（是否集外），一个是篇幅长短。换言之，已入《全集》的作品一般不引，只写明文体、标题、原始出处及卷期数、署名、《全集》收录情况等基本信息，例如1924年12月22日条：“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发表于《晨报副镌》1924年第306号，署名休芸芸。这是沈从文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收入《全集》第11卷《遥夜集》。”[10]31未入《全集》的“短”文献勘误后全篇引录，如1931年6月30日《文艺月刊》第2卷第5-6期合刊上的诗歌《给一个医生》、1957年4月10日《新闻与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第13号上的《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收获》2013年第1期上的《沈从文书简》等。未入《全集》的“长”文献考订后注明出处，如1971年6月1日条：“完成《来的是谁》。这是作者拟写的家史兼地方志类型小说的‘引子’部分。……本文未收入《全集》。收入刘一友著《文星街大哥》（漓江出版社2007年版）。”[11]871你不难看出，这一层面的资格认定，暗含了编著者对文献史料价值梯度的判断；散佚文献、稀见史料，在价值光谱中一向位置较高。但《长编》并非“为辑佚而辑佚”，首先是因为《男女谈》“对理解沈从文的性别观有重要作用”，《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系“沈从文专门讨论文艺副刊的一篇长文，对理解沈从文的副刊编辑理念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才全文征引；而这些佚文的“作用”“意义”，又必须在沈从文研究的总体视野中加以把握，这就对编著者的“识断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应该说，以珍稀程度来裁决引录与否，并不难办。“识断之精”的更高一维，在于一般性文献（已入《全集》者）的价值估定，凡是能够反映谱主写作史、生活史、交游史、精神史、情感史、生命史的基本面貌、迁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材料，均应视其意义大小而予以不同篇幅的摘引，乃至全录。如1929年6月沈从文“为中国公学教职事”致胡适信，已收入《全集》第18卷，但因其“关涉沈从文生平重要史实”，“特录全文如下”。[12]82再如1951年9月2日沈从文致青年记者信，已收入《全集》第19卷，但因其“贯注着沈从文对文学创作、政治时局、个体生命的不同流俗的理解”，故“摘引如下”。[13]583在此意义上，《长编》仍然发挥着“资料书”的作用，使读者不必通读《全集》《补遗卷》即可了解沈从文的人生历程与思想脉络，使研究者能够更直观、连贯地感受沈从文某些内在参数的“变”与“常”，同时也方便其引用文本。总体上，《长编》很少征引谱主的文学类文本（如小说、诗歌等）而较多征引实用类文本（如杂论、序跋、题识、书信等），因为后者更具现实性、直接性，构筑了我们探讨特定历史语境下沈从文的文学生产、生命体验、思想观念及其流变的坚实基础。

此外，“周边史料”的征引与否、摘录多少、聚焦什么，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比如1936年10月25日“《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第237期”条后面，编著者不仅征引了《大公报》的“编者按”，对《清华周刊》《希望》《通俗文化》《文化动向》上甄奚、乔木、林珂、北鸥的文章标题进行著录，还引录了1937年1月15日《书人》创刊号上重点推介该文的《中国文化界两个重要的宣言》，又在1937年2月21日“《一封信》同时发表于天津、上海《大公报·文艺》301期”条后面介绍道：“沈从文的《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发表后，引发了强烈反响，编者为此特意在本期组织了‘讨论：反差不多运动’专刊，《一封信》是沈从文对‘反差不多’运动讨论文章的回应，表明自己的态度”。[14]276从谱主的文章到编者的态度再到引起的反响，从分散的“反应”到集中的讨论再到谱主的态度，层层递进，构成了“接受史”与“思潮史”的基本面目。美中不足的是，以上种种均系公共空间内的言说，缺乏私人场域（日记、书信或私人间交谈）的参照，而后者或许携带着历史深处的更多复杂性、模糊性。

三、“长编考异”：《沈从文年谱长编》的“众声喧哗”

提到“长编考异”，不由得想起洪子诚在《材料与注释》中的试验：“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15]2而“长编”体裁所追求的，不仅是“某一时间、问题”的多重互证，还要在“时间、问题”的连缀中贯彻这一原则。

前面说过，《长编》取材开放，征引了大量非谱主文字。编著者或许意在丰富历史细节，但不同主体、视点的引入，却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叙事的张力，也避免了以谱主的是非为是非。如1933年6月14日条：“因沈从文不守时，张兆和颇为生气。”支撑这一叙述的，并非沈从文、张兆和中的某一方，而是旁观者张宗和的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沈先生就夸他自己怎样的威吓她，要她吃饭，又说她本来就想吃饭了，但又不得不下台……三姐也不辞，我猜其中一定有假话。后来我问三姐，她说‘他本事大么’。”[16]177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中的谱主形象便在一种三维结构中立体化了。再如1935年2月1日“巴金的散文《沉落》发表于《文学》第4卷第2号”条后面，编著者援引巴金的一段回忆来说明两人的分歧所在：“从文读了《沉落》非常生气，写信来质问我……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但事实是：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17]235还有1949年4月8日卞之琳致巴金信中所说的“私交上讲他太对不起我”[18]552，虽不知其所指，也不确定孰是孰非，编著者还是将这样一条可能“不利于”谱主的“待考”材料照录无遗。不溢美，不隐恶，此史家之所为也。

最能体现《长编》问题意识、对话意识的，是对丁玲、萧乾的反面意见的征引。丁玲、萧乾同沈从文的交恶，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两桩公案，对于我们透视沈从文生命史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不同侧面，乃是一种特殊存在。《长编》的处理办法，便是“陈述事实、征引文献，不作主观阐发和议论”，“偶有按语，只是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对比。”（《长编·编写说明》）如1931年2月9日“上午，为营救胡也频事，与左恭一起去面见陈立夫”条后面，《长编》分别引用了沈从文《记丁玲续集》（1939年）和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1950年）的不同叙述，观点、态度、倾向多有不同，而《年谱》仅列出“见陈立夫”这一事实，多少缺乏心灵史的参照与历史纵深感；再如1936年6月14日条：“《京报》第7版发表消息《传闻失踪之丁玲女士现已来平寓于沈从文处，平妇女团体将开会欢迎》……《丁玲年谱长编》中的记载与此消息不同，丁玲后来未提及此次北平之行见过沈从文，但据张兆和、刘祖春回忆，丁玲此次来平，到过沈从文家。何者为确，待考。”[19]261不动声色的表述背后，似乎有大的隐含，但编著者的主体意识并未溢出、越轨，不致左右读者判断。美中不足的是，1980年代丁玲对沈从文的批评（如1980年《诗刊》第3期上的《也频与革命》）被遗漏了；在笔者看来，《长编》不仅需要摘录相关内容，甚至该全文征引，以存其真。由此亦可见出，“长编考异”的书写实践，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臻于成熟。

相较而言，《长编》对沈、萧失和中“杨振声事件”的交代更全面、细致，也更凸显出一种内在于学科的问题自觉。相关内容集中于1978年11月15日“写作《我所知道的杨振声先生》”条与1982年3月“赴荆州参观前，写了几段回忆杨振声先生的文字，无标题”条，“由于这些文字均曾引起非议，而又未曾收入《全集》”，兼以“萧乾对沈从文晚年对待杨振声的态度颇有微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这桩公案的理解”，“为使读者了解真相”，编著者从《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黄河出版社，2007年）中全文著录了三篇稿件，又通过摘引张兆和、萧乾、杨起的书信、文章，基本厘清了这桩公案的来龙去脉。[20]1015-1017，1133-1137相关文本及其来源并置一处，判断权就交到了读者手中，所谓“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陈寅恪语）。似乎稍有“出格”的是，在材料爬梳之后，编著者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这些文字来看，显然不是先生为《杨振声文集》出版而作的序，只能是为写杨振声先生传记提供材料。”“萧乾信写于1991年2月1日，从当时的政治情势而言，似不应引出那么严重的断语，显然，萧乾带有他自己对沈从文的成见。”“且不说上述文字是否为‘序’而写，虽然沈从文的这篇文章确实有些问题，但结合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思潮，所谓‘牵连’‘大批判’‘恶毒’之语，似乎与实际情况不符。”[21]1137可在笔者看来，这正是“长编”体裁区别于一般性“资料长编”的特出之处，即事实上的叙述主体（编著者）的位置、姿态，即如余英时所言：“每个人既然不能避免主观，那么最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主观的问题，把基本的假定提到一个明确的境地来，提到一种自觉的状态来。”[22]87一方面，编著者的叙述相对克制，且以“注释”的形式明确和限定了自身位置；另一方面，叙述主体也参与着“众声喧哗”的形构，为我们理解这桩公案提供了一重视角，而研究者本就掌握较当事人为多的材料，有着相对超脱的心境，更可能在整体观照中超越具体的纠葛、缠绕，为一团乱麻捋出线索，使一团混沌显出澄明，其意见同样值得参考。

结语

毋庸置疑，《沈从文年谱长编》是近十几年来沈从文研究史料工作的重要收获，并在“长编”体裁的建设过程中迈出了坚实一步。如果说白璧微瑕，问题主要出现在校对上；因其体量之大，字体、排版偶有错置，但也无伤大雅。作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樊骏语），沈从文研究史料工作难有止境，因此《沈从文年谱长编》的出版，并非沈从文相关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终点”，而是“沈从文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与“沈从文研究”不断深化的新“起点”，一条新的历史地平线。

注释：

[1]陈福康.“年谱长编”的“长编”是什么意思？[N].中华读书报，2016-3-23.

[2]桑兵.长编考异法与编年体的演进[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0.

[3]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1231.

[4]此处仅举其要者，详参邱仪.从文学到历史到心灵的探寻——沈从文研究与书写的当代进路[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70-72.

[5]李扬.从佚文《新书业和作家》看沈从文与郭沫若关系[J].新文学史料，2012（1）.

[6]李扬.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的一个独特版本[J].新文学史料，2024（1）：160.

[7]李扬.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的一个独特版本[J].新文学史料，2024（1）：153.

[8]宋广波.对年谱、年谱编撰的新思考[J].东吴学术，2024（2）：131.

[9]宋广波.对年谱、年谱编撰的新思考[J].东吴学术，2024（2）：132.

[10]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31.

[11]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871.

[12]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82.

[13]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583.

[14]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276.

[15]洪子诚.材料与注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

[16]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177.

[17]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235.

[18]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552.

[19]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261.

[20]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1015-1017，1133-1137.

[21]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1137.

[22]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新亚书院研究所、新亚书院文学院联合举办中国文化讲座第二讲记录（1973年12月2日）[A].余英时文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7.

（注：本文是山东大学首届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1930年代以来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作家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SDU-QM-B202404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