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的社会价值及其历史意义
20世纪30至40年代，当中国遭遇日本侵略战争时，素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的中国文学，为民族的巨大苦难与无畏抗争而发声，抗战文学参与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为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首获全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文学是鼓舞民族斗志的嘹亮号角，也是反映民族解放时代的一面镜子，留下了真实、深刻、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也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文学经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抗战文学史，探讨其无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及其历史意义，不仅对于充分认识抗战文学、中国抗战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方大陆主战场的重要地位十分必要，而且对于回应所谓“文学无用”的舆论、坚定信念推动新时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健康发展，亦有现实意义。
一、中华民族的心声
文学如敏感的琴弦，民族忧患的深沉叹息必能激起文学的震颤，更遑论撕心裂肺的痛哭、激愤复仇的呐喊、激励冲锋的军号与庆祝胜利的爆竹。“九一八事变”之前，留日归国诗人穆木天，就敏感地意识到日本的经济掠夺与势力扩张，以带有浓郁写实色彩的《奉天驿中》等诗篇反映日本势力的咄咄逼人与东北的经济萧条、人民的郁闷痛苦，表现出抗日救亡的意绪，在文坛率先吹响了抗日的警笛。尽管中国已经感受到日本不断膨胀之野心的威胁，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突发，仅四个月零十八天东北就全境沦陷，还是让中国人非常震惊。紧接着，“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伪满洲国出笼；淞沪抗战以《上海停战协定》而告终，长城抗战以《塘沽协定》终结战事。强敌得寸进尺，而当局一再退让，无论是敏感的作家，还是民间写作者，都为侵略者的无耻贪婪而震惊、愤慨，为当局对外软弱退让而激愤，为民族苦难而悲伤，为国家的命运而忧心，悲愤成为“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抗战文学的主旋律。譬如上海《民国日报》，从1931年9月23日起，直到1932年1月26日因1月9日报道日本天皇遇刺时“触犯天皇”而被迫停刊，发表了大量表现与声援东北抗日的作品。1931年9月23日刊出苏凤的寓言《镇静》，讥刺当局要求国民“镇静”。9月24日发表潘寿恒新诗《赴敌去》，诗中控诉日军的侵略暴行，呼吁国人反抗：“谁个青年没有血性，/谁个青年没有沸般的热情！/我们要奋臂奔赴疆场，/纵然死也须死得光明！”“四面洪洪地撞着警钟，/快举起武器向敌人进攻，/我们誓死不做亡国的奴隶，/甘为国家牺牲做赴敌的先锋”！稍后，《民国日报》刊出了题为《战歌》的多篇同题新诗。［1］《申报·青年园地》等报也刊出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诗歌。新诗最早写出了国人面临“九一八事变”的惊愕、恐惧、屈辱、痛苦、愤慨、信念，同样的意旨与感情亦见之于海量的民间写作。数千年的诗歌传统代代传承，“五四”文学革命虽然把新诗推上了文学殿堂，但并未中断民间吟诗赋词的文化传统，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国难当头之际显示出无穷的底蕴，民间究竟有多少人写了多少首旧体诗词表达对东北沦陷的忧愤与抗日旨趣，数量之巨难以统计。
后来，“九一八”作为文学的重要母题反复出现，而且文体丰富，遍及小说、话剧、曲艺、杂文、散文等，尤以诗歌为最。据《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2］诗歌卷所收，仅“纪念九一八”新诗就有40余首，歌词也有多首，其中最著名者为《松花江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毕业的张寒晖用古老民歌调与传统曲谱填写了《告我青年》等作品。后来，他到西安省立二中任教，并被任命为民教馆总务部部长。西安街头东北军和人民背井离乡的哀怨神情，激起了他创作的灵感。张寒晖以北方女人哭坟哀调为素材，作词、谱曲，写成《松花江上》。《松花江上》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后流传到东北军，再到北平学生界，于是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松花江上》表达出“九一八”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创痛：“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3］《松花江上》以深沉的旋律和鲜明的意象唱出了背井离乡的东北人痛彻肺腑的乡愁悲情，唤起了千千万万同胞的共鸣，因而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起，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在正规军主力撤出之后、东北抗日联军组建之前，义勇军成为东北武装抗日的主角，因而成为民族不屈的象征。一时间，义勇军成了戏剧、小说、诗歌、歌曲、曲艺、散文的热门题材，尤其是义勇军诗词与歌曲如雨后春笋。如1931年9月27日成立的锦州黑山县高鹏振镇北军有《义勇军誓词歌》，用古曲满江红曲调；1931年10月19日，辽东成立的血盟救国军，有孙铭武等人创作的《血盟救国军歌》；东北大学中文系学生苗可秀等组织的东北学生军，有刘永济作《满江红·东北学生军军歌》；还有李广政所作《献给义勇军》，配有五线谱的胡敬熙作《义勇军歌》，黎锦晖作词曲（配有简谱）的《义勇军进行曲》，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这首《义勇军进行曲》迅疾传遍大江南北，也传到白山黑水顽强战斗的东北抗日武装，卢沟桥事变之后传遍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与西南、西北大后方，并被中国远征军唱响在缅甸战场，成为鼓舞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劲动力；还远播南洋，堪称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嘹亮号角。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需要国歌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这首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血火交迸岁月的战歌，即使到了和平年代，其慷慨悲壮的旋律、不屈不挠的精神，已经融入民族的记忆与传统，永远是前进的动力。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1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全面抗战打响之后，民气一时大振，而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济南、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与大片国土的沦陷，日军对我大后方城市的无差别轰炸、对平民的残酷杀戮，人民背井离乡的流亡，加之国民政府从高层部署到地方治理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让国人的心绪在恐惧、愤怒、焦灼、忧心与对胜利的期盼中起伏跌宕。然而，正面战场的抵抗与敌后战场的开辟，一次次捷报的传来，又给人以温煦的安慰，尤其是最后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更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欣喜若狂，不知有多少作品写出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似的意绪。抗战文学不仅表现出民族心声的惊涛拍岸、浩瀚海洋，而且呈现出个体心理的轻柔涟漪、小桥流水。如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看到军部战地服务团张茜在话剧演出中的出色表现时不禁怦然心动，闻知张茜乳名春兰，情不自禁地写下《赞春兰》：“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不久，又作《无题》：“春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统锐师。豪情廿载今何在？输于红芳不自知。”1940年1月28日，二人在溧阳县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喜结连理，2月初，陈毅作《佳期》：“烛影摇红喜可知，催妆为赋小乔诗。同心能偿浑疑梦，注目相看不语时。一笑艰难成往事，共盟奋勉记佳期。百年一吻叮咛后，明月来窥夜正迟。”华中敌后战场形势紧张，二人时因反“扫荡”而分头行动，1941年1月，陈毅赋诗《内人东来未至，夜有作》：“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4］从初见倾心到爱极自惭，再到终于遂愿反而疑似梦境，战时短别悬心牵挂难以入睡，将军的铁骨柔肠，诗歌表现得如山涧清溪，蜿蜒跌宕，淙淙动听。这样的战地柔情，在同处华中敌后战场的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写给异地工作的妻子林颖的家书、太行山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写给远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的家书，以及许许多多带有个人色彩的诗歌、书信、日记等文本里，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民族性格在战火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与锤炼，民族精神如凤凰涅槃一样浴火重生，抗战文学是民族心声的自然流露，千种情愫、万种风韵尽在其中，若要了解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喜怒哀乐、心海潮汐，若要认识民族精神浴火重生的艰难历程、奇光异彩，必须返回抗战文学及其历史现场，静静谛听、细细品味。当年，前辈以鲜血与生命书写的抗战文学，如今仍能唤起当代人的强烈共鸣；在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血脉中，永远流淌着抗战文学所传达的民族心声。
二、无可估量的伟力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铁蹄咄咄逼人，尤其是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以庞大的军队配以先进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等重型武器加之以惨无人道的生化武器，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面对强悍凶蛮的侵略者，目睹同胞身体被炸得支离破碎、家园毁灭流离失所等种种惨象，作家们曾深切感受到文学的无力，有的作家激愤地表示，既然笔杆难敌枪杆，干脆投笔从戎，上战场以命相搏。但是，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搏杀，而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精神的全面较量。全面抗战需要动员，士气需要鼓舞，感情需要表达，身心创伤需要安慰，抗战历史需要记述，瓦解敌营也需要宣传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越来越意识到，要打败侵略者，固然需要军队武器弹药与后勤支持，但作为精神食粮的文学同样不可或缺，于是，作家以责任感取代了无力感，积极投身于抗战建国的时代大潮之中。无论是在后方工作，还是入伍从戎，到部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与赴战场冲锋陷阵，作家都没有放下创作的笔，在工作、战斗的间隙或养伤期间书写抗战作品。以作家为创作主体，民间自发创作的抗战文学，以绚丽多姿的战时审美风格表现抗战生活与抗战精神，在夺取抗战胜利的进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此前对文化工作关注度不足的国民党当局，经“九一八事变”的刺激，终于意识到文化宣传的意义，舆论管控有所放松，当局报纸亦为抗日救亡作品开放绿灯，又通过各地党部及文化机构组织编创、演出一批宣传抗日救亡的剧本。只是全面抗战之前顾虑重重，抗日救亡宣传常常是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党当局虽然由于党派立场与国家立场的矛盾仍有文艺政策的左右摇摆，但总体上把文艺政策调整到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上来。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同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主管文化宣传工作。郭沫若出任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下设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范寿康任处长。洪深、郑用之、徐悲鸿分别担任六处下面分管戏剧音乐、电影、绘画木刻的科长。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光未然、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作家、艺术家均参与其事。第三厅把此前成立的救亡演剧队、宣传队整编为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1个漫画宣传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5］抗敌演剧队分赴各战区之前，陈诚部长亲自授旗，并在讲话中表示：“这十个队要当十个师用。”［6］演剧队受到各个战区的欢迎。先后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希望文化团体多到前线工作，并且多多报告部队缺点以便改进，第九十三军的几位师长也希望演剧队能用艺术工作帮助部队。后来，各演剧队归战区政治部指挥，更加密切了与正面战场的关系。一队改称第四战区抗敌艺术宣传队后，1940年元旦后某日晨，访问独立第九旅华振中部，一直慰劳到战壕。“距敌人约三百米，可以望见对面换防的情形”，官兵“见这些青年文化工作者竟冒这样的风霜险阻来看他们，都非常地感动”。源自战区生活的作品对战区工作发挥了积极效应，话剧《桂南前线无战事》在曲江演出时，张发奎和余汉谋两位战区司令长官都在，余长官见剧中有张长官慰问民众的情节，对张长官说：“此剧告诉了我许多方法。”第七战区政治部李熹寰主任向张发奎司令长官提出，你们有两队，请支援给七战区一个队。张发奎回答说：“这是我们的队，恕不奉让。”《蜕变》在长官部演出后，张发奎深有所感，亲自到各方视察，对懈职怠工者严加处罚。民众甚至联合慰劳演出队，由此可见演剧之实际社会效果。洪深所领导的救亡演剧队第二队张季纯在给上海友人的信中透露，他们到洛阳部队演出后，许多官兵看了戏，大受鼓舞，要求官长把他们调赴前线去。［7］卢沟桥事变三个月之后成立的拓荒剧团，1938年元旦改为话剧移动第七队，在光未然带领下，于鄂、豫等地巡回演出半年，反响强烈，“醉生梦死的市民发誓自新，壮丁被激发而上前线者不一而足。有豫南土匪四百人观该队演剧后，自动请缨杀敌”。［8］1938年6月剧团改编为政治部直属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之后不久，被派赴第二战区华北国防前线。足迹遍历第九十八军、第二十七军、第九十三军、独立第三旅、第一九七旅等部。有一次，演剧队在村子里进行劳军大公演，十五里外响着大炮，十里内派出了警戒哨。演到一半时，一排军人出去了，跟着，部队的团长和几个人也出去了，演剧队队长也追了出去。队长传来消息，“敌情有变动，通知每个人准备好，武器放在一定的地方，背包一个挨一个地排列起来，服装、道具、化妆品都赶快整理好，骡子备上了鞍。……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出发”。“敌人的机关枪远远地在对面山头响起来了，我们的机枪连也出动了，英勇地爬上山头”。队员要求参加战斗，“然而团长笑一笑，摆摆手回答：‘现在还用不着你们，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9］《蜕变》在陪都重庆几轮公演，均反响热烈，中国万岁剧团因演出此剧而获得戏剧指导委员会的嘉奖。《蜕变》在上海“孤岛”每天日夜两场，连演35天，天天满座，令日本军方甚感恐慌，对公共租界工部局施加压力，演出热潮才被终止。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文化宣传工作，“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丁玲主编的《北斗》在杂志界率先推出抗日作品，田汉、楼适夷、白薇、李辉英、穆木天等左翼作家堪称抗日救亡的弄潮儿，舒群、罗烽、白朗、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东北作家迅速崛起，1935年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八一宣言》发表后，以上海为中心掀起“国防文学”热潮。全面抗战时期，延安的巨大感召力吸引了大批文艺工作者与青年学生，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艺人才。他们像种子一样撒播到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火热的抗战生活中汲取养分、获得素材、锻造艺术品，如此产生的文艺作品内含历史与时代之灵韵、下接现实与民间之地气，为抗战所急需，为军民所喜爱，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38年，田间、史轮、邵子南等在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创作短小精悍、风格质朴、节奏似鼓点般铿锵有力的新诗，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而后，延安的街头诗传播到根据地，深受欢迎。仅在1941年7月之前，晋察冀根据地就印行了多种街头诗集，诸如《战士万岁》《在太行山上》《文化的民众》《街头》《在晋察冀》《选举》《持久战歌》。［10］一册街头诗集《粮食》在晋察冀边区销售就达七千份，足见街头诗的战时威力及前途。［11］1939年，田间在一个村庄的门楼上，看到自己在延安所写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用很大的字写在那里，还配着一幅画，［12］街头诗的魅力与感召力可见一斑。
全面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焕发出新的生机。一是因为源远流长的传统诗词在现代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民间能写旧体诗词者多如夜空的星斗，他们战时备受生离死别艰难困苦的折磨，感情波澜起伏，旧体诗词信手拈来；二是旧体诗词多为精短的绝句律诗小令，易于传播；三是可以借此架起统一战线的桥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高自立、陈毅、阿英、李一氓、彭康、聂荣臻、吕正操、邓拓等共产党人联合地方耆老，分别于1941年9月、1942年11月、1943年1月，在延安、华中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发起成立怀安诗社、湖海艺文社、燕赵诗社等以旧体诗词创作为主的社团，密切了与地方耆老士绅的感情，凝心聚力联合抗日，其社会效应十分显著。
对于平均文化程度不高的根据地民众来说，戏剧是最易于取得宣传效果的艺术形式，因而陕甘宁边区与各根据地都十分重视剧团建设。如晋察冀边区规模较大的剧团，有西战团、抗敌剧社、联大文工团、抗大文工团、联大儿童剧团、战线剧社、七月剧社、冲锋剧社、火线剧社、挺进剧社、尖兵剧社、前锋剧社-火焰剧社-前线剧社、前进剧社、前卫剧社、前哨剧社、先锋剧社-烽火剧社、突击剧社、大众剧社、铁血剧社-群众剧社等。1939年，第一二○师师长贺龙率部到晋察冀边区时，还带来了颇有实力的战斗剧社。在专业剧团带动与通过培养基层文艺骨干等方式大力扶持下，民间的悠久传统与巨大潜力得到发掘，业余剧团遍布边区县、镇、村、学校、部队。1940年，边区普遍兴办村剧团，1941年到1942年，开展“创造模范村剧团”活动，北岳区、冀中区各有1500个村剧团。“各剧社组织了许多军民誓约晚会，在恢复一九四一年大‘扫荡’后军民情绪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分区1942年8月15日至9月底，“在游击区沟线外共演出二十二次，有八十三个村庄的观众，共八九千人”。［13］戏剧演出不仅宣传抗战、鼓舞士气，而且活跃了根据地文化生活，满足了军民的文化需求，纯洁了社会风气。所演剧种有话剧，也有小歌剧（包括活报剧性质的“歌活剧”，运用民间小调的“小调剧”）与多幕歌剧，还有秦腔、河北梆子等地方戏曲，在人物性格、语言乃至布景、服装、化妆等方面尽力贴近当地生活，适应军民的审美趣味。所演剧目主要取材于边区根据地建设与敌后抗战的现实生活，密切配合工作，涉及动员参军、反“扫荡”战斗、多民族团结抗战、根据地建设、农村妇女解放、军民关系、防范汉奸、改造落后分子等。1939年4月下旬，一二○师主力与冀中军区部队在掌握了准确情报的前提下，对包围齐会村的日军内外夹击、外线打援，一举歼敌700余人，“齐会战斗”打响前夜，战斗剧社搭台演戏。戏演完天已发亮，胸有成竹的贺龙将军登台做战斗动员。这边，战斗剧社继续收拾幕布、布景，那边，八路军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战斗。
戏剧题材源于现实，艺术形式汲取传统养分，表演风格贴近生活，因而取得了巨大的宣传效果。据新华社晋察冀1943年6月28日报道，在晋察冀边区的政治攻势中，艺术工作者深入敌占区，据不完全统计，在1942年的三次政治攻势中，“抗敌剧社、西战团、联大文工团、火线剧社、铁血剧社、七月剧社等七个剧团，曾先后在游击区及敌占区演出三百十五次，展览一百零八十次，写大标语二百三十四件，街头宣传二百十五次，吸引观众十二万五千余人，编大小剧本一百八十八篇，歌曲九十一个，通讯、报告、宣传诗等一百五十四篇”。［14］“村剧团搞得红火热闹，凡是根据地内的村庄，几乎村村都有。有的村剧团还置备了汽灯、幕布。有的剧团由武装保护着到敌人据点附近去演出。……据说，有的伪军，换了便服，叫咱们的‘内线关系’领着出来看”。［15］根据形势的需要，冲锋剧社分成两支文艺小分队，配属两个武工队到敌占区开展活动，“走到哪里就把战斗的歌声和戏剧带到哪里”。剧社在进行抗战宣传的同时，也从军民抗敌斗争中汲取新鲜的养分，丰富文艺创作，增强了宣传效果。“一位善良的农村大嫂，当我们一位抗日干部遭敌人追捕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把干部认作自己丈夫，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设法瞒过了敌人，保护抗日干部安全脱险”。冲锋剧社的几名队员也有过被敌人围困在村子里、在房东大嫂巧妙掩护下转入地道安全脱险的切身体验。在此基础上，李树楷写出独幕剧《张大嫂巧计救干部》，剧中“敌人追捕我抗日干部到张大嫂家时，张大嫂急中生智，拿起烙饼让干部把手枪包起来，蹲在地上大吃，张大嫂假装生气地对干部大加申斥等等。在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的两年中，这个戏单是冲锋剧社，就在敌占区先后演出过一百二十余场，每场效果都很好。戏开始干部遭追捕时，观众情绪紧张，都为干部的安危捏着一把汗，当演到张大嫂沉着机智地同敌人周旋，终于瞒过了敌人使干部脱险时，观众中爆发出发自内心的笑声。他们笑抗日人民的聪明智慧，笑敌人的野蛮愚蠢。因为舞台上再现的是自己身边经常发生的事，观众感到格外亲切”。 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兵力、物力、财力缺口越来越大，面对中国坚忍不拔的抗战，敌营尤其是伪军士气逐渐走下坡路，一些伪军家属劝伪军投诚，至少是消极事敌、留下后路。冲锋剧社张克夫与音乐工作者晨耕、孙福田（田工）据此合作了歌剧《刘二姐劝夫》。“这个戏写的是一个遭受日本鬼子侮辱的伪军家属（刘二姐），耐心劝说自己当伪军的丈夫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的故事。歌剧的唱词非常通俗，口语化，作曲上吸取了河北省的大鼓、落子和一些民间小调的成分，委婉动听，如泣如诉，但又流畅易学。这个戏在敌占区演出过上百场，效果也很好。每次演出后，观众很快就学会哼唱戏里的唱段了。刘二姐语重心长的规劝，传遍了敌占区的千家万户，传到敌人的据点内和炮楼上，打动了多少治安军和警备队人员的心。”［16］1943年，曲阳县一个炮楼上的一班伪军，烧掉炮楼，带上一挺机枪和七支步枪，跑到山里向八路军投诚，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曾经换便衣偷偷来看过八路军的演出。
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1939年10月突破敌人重兵封锁的同蒲线，进入晋察冀边区，六个多月经十五个县五百多个村庄，遍访军政民各界，在切身体验与深入考察的基础上，于1940年7月写出《华北敌后——晋察冀》，留下了对模范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真实记录与深刻感悟。他高度评价道：“戏剧在晋察冀发挥了充分的效能。凭借着这一支有力的宣传武器，教育了晋察冀一千二百万民众，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政治水平，发扬了民族精神，揭破了敌伪阴谋。在每一项工作上，戏剧不仅起了宣传作用，而且起了启蒙作用。在一切工作的困难前面，戏剧发挥了解释、说服和鼓动的力量。多少壮丁，由于看了一出戏，而自觉的、坚决的参加了抗日部队。不少的顽固分子受到戏剧的感动而悔过自新。边区的戏剧不仅起了伟大的政治作用，在它自身亦已逐渐凝结为民族戏剧的雏形。”晋察冀戏剧不仅反映了抗战现实，而且“还能看出未来的光明远景，和侵略者、反动力量的灭亡。每一出戏中都充满了晋察冀的乡土气息和人民英勇斗争的情绪，晋察冀的进步和团结，也充分的在舞台上表现着”。［17］艺术表现的现实性与前瞻性何止限于晋察冀，延安与其他根据地无不如此。民族新歌剧的经典《白毛女》以抗战背景下喜儿重见天日的命运反转，表现出共产党八路军给人民带来了希望，预示民族解放胜利后穷人翻身解放的光明前景。所以，《白毛女》才能从抗战胜利前夕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常演不衰。
易于接受与传播、普及性强的艺术形式，戏剧之外，还有歌曲。活跃在延安与晋察冀、华中等根据地的音乐工作者努力从地方戏曲、曲艺、民歌等民间音乐汲取养分，融汇现代音乐元素，与诗人共同创造出时代色彩鲜明的一支支抗战歌曲，如《延安颂》《游击队之歌》《八路军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字为后来所加），其中影响最大的经典当数《黄河大合唱》。1938年8、9月间，诗人光未然以第三厅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名义，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到第二战区晋西吕梁游击区，从事抗日宣传，并见缝插针进行创作。途中，乘民船横渡黄河，领略黄河的风貌，壶口瀑布波涛呼啸、震撼峡谷的气势尤其令他印象深刻。1939年1月，光未然行军中坠马，左臂骨折，中旬抵延安治疗。［18］在医院治疗期间，整理抗战宣传尤其两次横渡黄河的所见所感，拟作长诗《黄河吟》。适在鲁艺任教的音乐家冼星海来医院看望，交流中希望再度合作成声乐作品。光未然已经酝酿有日，此时创作激情如同奔突已久的地下岩浆砰然爆发，仅五天便写出了《黄河吟》组诗。1939年1月26日，除夕夜联欢晚会上，光未然动情地朗诵刚刚完成的组诗《黄河吟》，冼星海听罢激动异常，当即表示有把握写好曲谱。为了“吃透”歌词的精神，他采访光未然的队友，深入了解黄河的样态、横渡黄河的体验与两岸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在酝酿成熟的基础上，3月26日正式动笔，以六天的神速于3月31日谱出全曲，又用一周时间完成伴奏乐谱。经过试唱、修改、完善，一部划时代，也跨世纪、跨地域、跨民族的伟大作品横空出世。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公演，演剧三队三十余人参加演出，“鲁艺”音乐系学员组成乐队伴奏，邬析零指挥，光未然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千人观看，掌声雷动。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北门外中央组织部大礼堂再次公演，以“鲁艺”音乐系学员为主，参加演出者有上百人之多，冼星海亲自执棒，观看演出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7月，为欢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回到延安，《黄河大合唱》又一次公演，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兴奋地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19］1939年8月，重庆生活书店迅即推出《黄河大合唱》单行本。《黄河大合唱》犹如鲲鹏展翅，扶摇直上，将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与审美高度的歌声传遍大江南北，进而飞越浩瀚的海空，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经典。
抗战歌曲乃至整个抗战文学的伟力之大，难以形容。《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响彻大江南北，前线后方，而且鼓舞着中国远征军第二次赴缅作战威震海外、得胜归来；当年不知有多少青年唱着《延安颂》跋山涉水奔赴延安，至今这首歌仍然令人向往宝塔山的金光；《黄河大合唱》写出了炎黄子孙对悠久历史与壮丽山河的自豪，倾诉了遭受侵略的巨大苦难，表达出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抗争意志与收复家园的必胜信念，讴歌了抗日英雄、游击健儿乃至觉醒了的民族，这部民族壮歌唱得多少人心潮澎湃，激励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历史走向未来。
三、抗战历史的见证
上古时期（先秦至东汉末）的战争文学，韵文以抒情为主，散文类则多见之于《左传》《史记》等历史典籍，而史书的性质注定限制了其即时性。中古时期（魏晋至明中叶），文学开始独立发展，各种文体的战争文学渐次增多，但除了民间笔记与纪实诗之外，即时性仍然被抒情性、传奇性或后叙的延时性所冲淡。清末民初以来，新闻出版业日新月异，黄远生所代表的文言纪实性通讯——报告文学的雏形——登上历史舞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开现代白话系列通讯之先河，“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国人对民族危机的强烈关注促使报告文学进入快车道。描述东北抗战的有立川的《血战归来——关外义勇军抗日纪实》、韵绮的《三日从军记》、醒槐的《一个无名义军的自述》等；记述“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当年三四月间面世的就有南强编辑部（实则为钱杏邨）编《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二八事变”中指挥所部率先反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将军口述、罗吟圃笔记的《淞沪血战回忆录》等，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出淞沪抗战的激烈战况、爱国官兵的牺牲精神与军民团结的动人场景及部队奉命撤退的郁闷激愤，作品有宏观把握，也有战场细节描写。
全面抗战爆发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反映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战况、战争态势与英雄人物的通讯、散文与报告文学。在战略防御阶段（1937.7—1938.10），报纸杂志投入大量篇幅自不必说，通讯、散文与报告文学结集出版之多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可谓盛况空前。因为国人急于了解战局的态势，渴望知晓抗战将士浴血搏杀的事迹。从报告文学文体萌生之时起，记者便是重要的创作力量。随着全面抗战的渐次展开，大批记者赶赴战地采访。尤其是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等重要战役，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长沙大捷等重要胜利，直到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都有各路记者采访报道。范长江、陆诒、孟秋江、小方、邱溪映、杨纪、刘尊棋、胡定芬、周海萍、子冈、徐盈、吕德润、朱启平等所写的战地通讯、人物专访，每每具有文学性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正面战场的战斗情势，刻画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记者在完成新闻使命的同时也被时代赋予了作家身份。如范长江赴卢沟桥前线采写的通讯，提供了变幻诡谲的战争风云的大量细节，揭穿了日本侵略者的狡诈贪婪，赞颂我军将士的爱国情怀与牺牲精神，同时也指出了我方备战不力供给不足等问题与困难。随后，其跟进抗战前期战局的通讯，也多有视野开阔、分析透彻、细节鲜明的笔触。犹如大江大河既有波涛汹涌也有水流舒缓的多样姿态，范长江战地通讯具有多副笔墨，战地短讯快捷准确，时事评论纵横捭阖，而长篇通讯则气若长虹。台儿庄之战取得完胜后四小时，他与池峰城师长同入台儿庄，战地踏查，边走边访，很快写出4000余字的通讯《慰问台儿庄》。通讯气势磅礴，叙事节奏匆促，夹杂其间的文言色彩，平添抑扬顿挫之感。再如陆诒，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左权、彭雪枫、萧克、罗瑞卿、吕正操、程子华、于右任、邵力子、冯玉祥、李宗仁、陈诚、卫立煌等国共两党及其军队的重要人物，也借助参加全国慰劳总会慰问团赴鄂西劳军的机会，受命探访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软禁在恩施的新四军叶挺军长，写下了一系列现场感十足、时代感鲜明的通讯。陆诒关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部在五台山区建立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道，产生了轰动效应。子冈性格开朗、意志坚韧、有胆有识、文风犀利、锋芒毕露，其通讯视野开阔，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方面面多有涉猎，孙夫人、蒋夫人、张自忠将军、我军伤病员、城市清道夫、妇女、儿童以及日本俘虏等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有些人物刻画、场景描写不输小说。吕德润作为特派战地记者，参加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赴缅作战，其通讯反映出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作战的艰辛与神勇、中国远征军同反法西斯战争盟友美军的合作抗日。朱启平记述密苏里舰上受降仪式的通讯《落日——记日本签字投降的一幕》，以饱含历史感与民族自豪感的笔触刻画出胜利者的自豪与失败者的狼狈，留下了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性画面。
曹聚仁、夏衍、廖沫沙、王西彦、黄药眠、林林、萧乾、谢冰莹、臧克家等作家也以战地记者等身份赴正面战场采写战地通讯，都有出色的成绩。臧克家描述台儿庄大捷的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影响甚大，以至政府当局担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功高震主”，对李宗仁题材作品加以限制。萧乾既有采访空军烈士刘粹刚之妻许希麟女士之后写出的《刘粹刚之死》，也有记述八路军奇袭日军的《一个破坏大队长的自白》，还有滇缅路题材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与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及纳粹战犯审判的特写。记者的敏锐眼光与小说家的形象描摹能力交相辉映，细节充盈、形象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萧乾与朱启平担任盟军随军记者，报道欧洲与太平洋战场，其意义不仅在于证明了中国记者作家的人类情怀与出色能力，以通讯作品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更在于其足以证明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员，中国不仅是东方大陆战场的主力军，而且也以多种形式在欧洲战场与太平洋战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批知名作家与文学青年奔赴延安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战斗与根据地建设，获取了丰富的素材与真切的体验，创作结出硕果。如沙汀的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散记》（即《记贺龙》），栩栩如生地刻画出贺龙将军粗犷豪放而不失细腻、铮铮铁骨而有温情、坚韧执着而胸襟大度的性格，也反映出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的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灵活机动的战术能力和鱼水相亲的军民关系。又如陈荒煤的《刘伯承将军会见记》《陈赓将军印象记》、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周立波的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周而复的《黄土岭的夕暮》《诺尔曼·白求恩断片》、魏巍的《雁宿崖战斗小景》《黄土岭战地日记》《狼牙山的儿女》、吴伯箫的《马上底思想》、方纪的《纺车的力量》、思基的《我的师傅》、穆青的《雁翎队》、刘白羽的《延安生活》、仓夷的《日本士兵觉悟了》、周游的《冀中宋庄之战》、沈重的《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张天虚的战俘题材纪实作品《两个俘虏》等。诸多作品以《清明上河图》似的眼光与笔触描绘出人民战争的宏伟画卷。
在反映历史真实方面，虚构文体自有非虚构文体力所不及之处。草明短篇小说《受辱者》、丁玲短篇小说《泪眼模糊中之信念》（后改题为《新的信念》）与《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在控诉日军性暴力罪恶的同时，也写出了同胞出自传统贞操观对受辱者的精神上的二度伤害，丁玲尤其表现出受辱女性以复仇洗刷耻辱的强烈反转。［20］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首次以长篇小说的篇幅描写了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联前身）英勇抗日、并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萧红的《生死场》、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万国安的《三根红线》、吴祖光的四幕话剧《凤凰城》等表现出义勇军揭竿而起的燎原之势与前仆后继的英勇无畏。陈铨的四幕话剧《野玫瑰》，尽管臧否不一，但表现抗日特工的明敏睿智与牺牲精神，既有现实基础，又具艺术表现力，在抗战文学中确属难得之作。张恨水的长篇小说《虎贲万岁》，虽然由于作者对战地题材缺少切实体验与熟练把握，艺术表现远不如其社会言情小说那样运斤成风，瑕疵不止一二，但基本上反映了1943年11月至12月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将军率部8000余人死守常德、战至仅存200人的惨烈战况。阿垅1939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南京》，真实地反映了我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浴血奋战，同时对军事当局的战役部署亦有批评，因其写实逼真、批评犀利、激情饱满、文字成熟而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长篇小说征文活动中获得好评。丘东平的短篇小说《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以淞沪会战为背景，既表现出官兵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果断出击斩获可观战果，又抨击了国民党部队的军阀作风——林连长归队途中遇见兄弟部队团长，请求补给一点维系生命力的粮食，而团长非但无情拒绝，反而下令向林连长队伍强行缴械，不从则开枪射杀。林连长大难不死，终于回到所属部队，可是营长却对他执行了上级下达的因其擅自行动而必须枪毙的军令。正面战场文学如实表现出将士浴血抗敌的阳光一面与积习难改的军阀作风、军纪颓圮、战略瑕疵与政略弊端等重重阴霾。
晋察冀诗人直面战争灾难，如邵子南的《五十九个》抨击侵略者野蛮至极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日军作战命令称“烬灭作战”）政策，钱丹辉的《敌人与黑夜》揭露日军以“清查户口”为名放肆地闯进民房、致姑娘含辱惨死的罪恶，商展思的《她变成了疯傻》痛诉年轻的母亲被侵略者夺去娃娃生命之后的疯傻，方冰的《过平阳镇》以简洁的笔触叙写了日寇将平阳千余人尸体填满水井地窖的惨剧之后，又表现出人民顽强不屈的坚韧意志。侵略者制造的悲剧非但没有吓倒根据地民众，反倒激起根据地军民强烈的复仇意志与团结一心、血战到底的必胜信心，曼晴《打灯笼的老人》以质朴而生动的细节描写表现鱼水一家亲的军民关系，《区长》更是以民众冒死保护区长的行动写出了根据地干部群众之间的骨肉深情。这些诗篇绘出了“动人的人民战争的风俗画”，如同诗人魏巍后来编选《晋察冀诗抄》时在《序》中所说：“读着它，仿佛又回到我们战斗的故乡，又回到我们的田园。仿佛又看到了狼牙山、神仙山、妈妈河、胭脂河……仿佛又看到铁矛上飘拂的红缨；又看到怀抱着地雷在大道上行进的民兵；仿佛又看见老大娘拿着针线活，坐在村边的柳荫里放哨；小孩子拿着扎枪，仰着脸，睁着机警的眼睛，向你盘查路条；它还使你听见高粱叶哗哗的响声，大豆棵里秋虫的鸣声，在那里埋伏着我们的勇士。”“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战斗风采”［21］穿越时光，给战士以永不褪色的回忆，给后人以鲜活生动的历史。
1942年，冀中根据地遭遇日军“五一大扫荡”，王林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腹地》，以切近的观察与切身的体验，加之作者要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革命战争史”［22］的现实主义抱负，使作品带有浓郁的写实色彩。正如王林的战友孙犁所说，《腹地》描绘出冀中的苦难图与苦战图，其中“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与战斗的情绪”。“作者写的不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难，也不是单纯以传奇动人的英雄故事。这是一幅严峻的甚至残酷的现实图画，这是雷雨交加，飞沙走石，大风暴里的不屈不挠的奋开的花香；这是生死关头，在炮火里坚定地跌倒爬起充满胜利信心的笑语；这是在空前的灾难里战斗、培养，用民族的宝贵的血泪浇灌起来的民族新生的灵魂！”［23］20世纪80年代，当年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为王林著作写《代序》时，称赞《腹地》：“反映冀中区军民，于敌寇‘五一大扫荡’之时，艰苦卓绝战斗情景，真实生动，可歌可泣，富于史料价值。”［24］历经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腹地》所表现的根据地建设之艰苦卓绝，敌后战场之苦熬苦战，抗日军民之可敬可爱，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强烈震撼。
抗战文学，产生于血火交迸的民族解放时代，有多少文艺工作者为之付出了无限的心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更遑论有多少留下未必精致但亦属天鹅绝唱般的作品而在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将士与平民英雄！抗战文学，传达出中华民族的心声，反映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大陆主战场的历史真实。抗战文学，战时是进军的号角、是飘扬的战旗、是凯旋的锣鼓，战后是历史的丰碑、是艺术的源泉、是前进的动力。历史不该忘却，传统不会断裂，抗战文学永远值得回味。
注释：
［1］苏凤：《镇静》，《民国日报》1931年9月23日，第3张第2版；潘寿恒：《赴敌去》，《民国日报》1931年9月24日，第3张第2版。
［2］李怡、李俊杰主编：《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第六卷：诗歌》，张中良总主编：《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
［3］张贤明编著：《百年新诗代表作1917—1949》，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年，第126页。
［4］朱少华主编：《非常情感：中外名人情感素描》，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第114-116页。
［5］参见肖效钦、钟兴锦主编：《抗日战争文化史（1937—194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81-82页。
［6］此语和本段所述史实，均参见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田汉全集》第15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94-435页。
［7］田汉：《抗战与戏剧》，《田汉全集》第15卷，第315页。
［8］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田汉全集》第15卷，第420页。
［9］据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所引演剧三队女队员蒋旨暇的记录，参见《田汉全集》第15卷，第422-423页。
［10］参见何洛：《四年来华北抗日根据地底文艺运动概观》，《文化纵队》1941年第2卷第1期。
［11］参见田间：《现在的街头诗运动》，张学新、刘宗武编：《晋察冀文学史料》，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56页。
［12］参见田间：《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田间诗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13］胡锡奎：《加强文艺工作整风运动为克服艺术至上主义的倾向而斗争——胡锡奎同志在北岳区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结论》，张学新、刘宗武编：《晋察冀文学史料》，第265页。
［14］《晋察冀政治攻势中艺术工作者深入敌占区》，张学新、刘宗武编：《晋察冀文学史料》，第218页。
［15］远千里：《关于〈冀中一日〉》，《冀中一日》，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0页。
［16］和谷岩：《战地黄花敌后开——记三分区冲锋剧社的政治攻势》，张学新、刘宗武编：《晋察冀文学史料》，第237-246页。
［17］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51-157页。
［18］参见刘可兴：《光未然传略》，《张光年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67-275页。
［19］李树谦编著：《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38页。
［20］参见王学振：《抗战文学中的慰安妇题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张中良：《抗战文学中受辱女性的悲苦命运和浴火重生》，《文艺争鸣》2025年第4期。
［21］魏巍：《晋察冀诗抄·序》，《晋察冀诗抄》，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第9页。
［22］转引自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王林文集》第2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23］孙犁：《〈腹地〉短评》，《王林文集》第2卷，“短评”第2页。
［24］吕正操：《代序》，《王林文集》第2卷，“代序”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