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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中，人与“非人”混杂共生的一体状态，或由人完全转向“非人”的想象，已经成为新时代传达新经验的表达先锋，愈发成为年轻作者主动选择的书写常态。“后人类”理论话语为这些“非人”想象的涌现赋予了一片阐释的空间。在当下关于后人类话语的讨论中，后人类主要体现为两种差异的论述趋势，即技术媒介向度的后人类（Techno or Cyborg Posthumanism）和生物生态向度的后人类（Animot Posthumanism）。①这两种趋势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两则著名的“宣言”中体现得很明显。《赛博格宣言》提出人机共生的赛博格状态以呼应控制论下的思考，为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等人所延续，如《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进一步讨论了“赛博格身体”向“后人类身体”的转变。《伴侣物种宣言》则回顾人和狗相互缠绕的生活历史，对话德里达对于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的解构，开启了面向同样具有能动性的动物等一系列非人生物的研究思潮。两则宣言分别呈现了技术媒介与生物生态的两重“后人类”进路，也成为本文重思网络文学何以呈现“后人类”的两种角度。

在种类繁多的想象介质中，蘑菇以奇崛的姿态生长于文字之间——它既是可视为准动物的能动性生命体，又是具有信息网络功能的生物媒介。蘑菇不像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自养，也不同于动物主动摄食，而是通过分解或共生获取能量，借由轻盈的孢子绵延生命；在随风飘散的另一面，其菌丝则在坚实的地面编织成互相沟通的网络，将各地的讯息组成生命的集合。书写蘑菇的网文作者并非关于蘑菇的博物学者，却不约而同地选择“蘑菇”以承载后人类想象和网络社会的生存经验，其差异化的存在状态，通过文学的转引，成为引人深思的叙事环节。

一、污染孢子：人与“麻烦”的共生故事

由于蘑菇的毒性与致幻性，民间存在大量因迷信与畏惧产生的想象与传说；在科学逐渐发展之后，蘑菇又因其过于简单的构成而与生物的退化、腐败相联系，这两种心理都导致文学中蘑菇的负面形象大量出现。在克苏鲁原典中，蘑菇在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的笔下常与腐败、异化和不可名状的污染联系在一起，菌类的无根性、寄生性以及快速蔓延的特性成为其表达“宇宙恐怖”（Cosmic Horror）的绝佳载体，如《暗夜呢喃》（The Whisperer in Darkness，1931年）中具有甲壳虫与真菌混合特征的外星种族米·戈（Mi-Go），或是《墙中之鼠》（The Rats in the Walls）的地下洞穴中隐晦、黏腻的腐败物质。

在对“后人类”处境的想象中，哈拉维仿效了由H. P. 洛夫克拉夫特所创造的克苏鲁（Cthulhu），以“克苏鲁纪”（Chthulucene）一词来作为种植纪与人类世之后的世界构想。从克苏鲁到“克苏鲁纪”的词性变异，在哈拉维看来是一种话语结构的重新编码、一种叙事方式的更新：相对在恐惧中表达互斥心理的克苏鲁文学，人类和非人类在“克苏鲁纪”的触手实践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②

蘑菇见证着从克苏鲁到“克苏鲁纪”的叙事转移。在种植纪与人类世，蘑菇的“污染”由“孢子”完成，通过释放孢子，蘑菇能够寄生与“感染”其他生物：“真菌菌丝体的生命开始于感染一株植物，然后沿着所有罗盘点向外扩散，寻找易感植物”③，除了植物以外，动物也可能成为它的衍生对象。然而，孢子独特的能动性所带来的并非生命的泯灭，而是无穷的生存。其极强的传播能力和休眠特性，可在适宜环境中萌发为新个体，这种代际更迭，使真菌种群在宏观尺度上呈现出无边无垠的蔓延趋势和持久存在的生命特性，仿佛永不消亡。孢子构成了生命的最小单元，也是生命的最大集合，这得益于共生与包容的智慧，而非攻击与对立的想象。此时，“克苏鲁纪”中的蘑菇开始脱去“污染”一词背后潜在的恶意与威胁，借由孢子探讨自由与共生之可能性的网络文学，正如同哈拉维所期望的“充满种子的背袋”，在阴险故事的灾难后填充地方的空隙以茁壮生长。④

尽管继承了“污染物”这一传统文学形象，网络文学却重新架构了末日世界观，从而颠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存构想。《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围绕“污染孢子”而展开，有趣的是，整篇小说并未出现蘑菇的身影，却潜移默化地将可扩散的污染物设定为一团“孢子”的集合体。污染物能够感染、同化人类，为让“纯粹”的人类得以延续，收集“污染孢子”并将之“清洁”，构成了主角祝宁在末日“扫垃圾”这份独特职业的工作内容。

不过，不断“净化”、清零污染孢子的存在，真的能够拯救倾颓的末日、还原理想的世界吗？小说中，作者还原了将“孢子”视为“污染物”的内在矛盾，并不留情面地做出三层讽刺：其一，人类面临着污染物的威胁，然而污染物也是人类自己。副本中，主角祝宁碰到的每一个“污染物”，都并非超越生物边界的怪物，而是身边可知可感的普通人。从加班赶不上地铁的鱼人，到背上厚重房债的蜗牛人，他们释放的不可计量的污染孢子，是底层生存的日常经验，却异化为绝望的能量。其二，祝宁在副本中展现出的极强素质，令人们不由得将希望寄托于这最强大的主角，但在清理的过程中，祝宁却逐渐变成了最大的污染孢子集合体。没有固定形状的污染物附着于祝宁的身体中，吞噬合并着污染孢子，生发出更大的末日危机，将其置于成“神”或“魔”的困境。

最后，这个世界要如何被拯救？说到底，世界真的等待被人类拯救吗？世界自己，亦早已是一具庞大的污染物。《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中，“世界”最终被具象化为一具正在腐朽的女巨人的尸体，看似世代苦心对抗“污染物”的人们，实则早已处在与“污染物”的必然共生的境况之中，这样的处境使我们不能再陷于人类例外论或技术乌托邦的乐观想象，而必须走向哈拉维所倡导的“与麻烦共生”——生存于世不再是一种个体性的胜利，而是充满不确定性地协商共处。

“污染物”不仅内含亟须颠覆的语义与秩序，还成为走出“人类世”的希望与突破口。《小蘑菇》中，作为“污染物”的小蘑菇踏入了人类的禁区，带来了末日叙事的逆转。在蘑菇眼中，这是一个“寻回孢子”的故事，为找回自己遗失的孢子，小蘑菇寄生于士兵“安泽”成为“安折”，顺利通过人类基地对非人“异种”的检查，打开人类世界的大门。相比拥有极高兼容性与耐受性的蘑菇，人类感受到的“末日危机”迫在眉睫，必须严格地屠杀感染“异种”的身体，以基因工程延续自身的“纯粹”，试图在末日世界依赖武装与圈地而存活。然而，极端理性与残忍的基地已然使“文明延续”成为反讽，愈发恶劣的末日条件打破了人类的幻想，在绝望达到顶峰之时，从未被重视、随时有被处决风险的小蘑菇拯救了人类的世界。故事中，安折释放一种空前“稳定”的频率，“感染”了全体人类，令人类得以在末日中继续存活。救世主位置的腾挪，隐喻着哈拉维所言的“共生扩大，并取代自创生和所有其他自我构成和自我维持系统的幻想”。面对摇摇欲坠、时刻面临毁灭的人类自创生系统，取而代之，一个必然的“充满可能性和包容性的选择是——我们需要一种艰苦的、沾满泥土的智慧”。⑤在具有泥土气息的自然环境中，孢子成熟后随风扩散，遇到合适环境便萌发为新个体，正是开放与包容，驱动追逐孢子的“小蘑菇”拯救了人类。

与将污染物作为敌人的恐怖叙事不同，人与污染物的共生，意味着一种允许随机性和开放性的智慧，这走出了因凸显“人类精神”所导致的主客对立、彼此仇雠的逻辑。《世界的词语是森林》中，原住民艾斯珊人的世界原本没有“谋杀”的概念，却因地球殖民者的到来习得了这一话语，最终用这种力量驱逐了殖民者。杀戮是一种力量无穷的话语，但“狩猎和杀戮的故事，会让读者认为个人英雄主义就是故事的重点”⑥，克苏鲁原典中蘑菇暗藏的危机，也指向着个人英雄主义的自危与恐慌。与之相反，蘑菇令人类随孢子飞向未曾设想之处，采摘每一处的奇遇，引发了叙述话语的逆转。《末日松茸》中，松茸因拒绝被规模化收割，依赖人类采集者、森林生态和全球化市场的偶然结合，成为对工业化生产的嘲讽，凸显了“不可控性”的价值。在蘑菇的生态中，人必须“像采摘者那样将之汇集在一起，而不是像准备大开杀戒的猎人。如此一来，故事永远不会结束，反而会引发出更丰富的篇章”⑦。“采摘”解放了孢子的“不可控性”，既回应着人类理性崩溃之后的处境，又对人类中心主义叙事逻辑构成颠覆：人不是唯一的行动者，更不是世界的主宰者。在网络文学中，携带着不可控的“污染孢子”的蘑菇，以近乎不可见的微型生命体瓦解着传统末世文的人类救赎框架，将每个试图占据叙事中心的“人类时刻”消解，使之打开成为更大生态图谱中的流动节点。

二、菌群网络：人与媒介的混杂状态

哈拉维著名的《赛博格宣言》将人与机械、药物等技术混杂的身体状态带入大众视野，与之对照，在视野更为辽阔的德国媒介研究中，从办公楼中的打字机到海平面的渔网，人在历史中始终与“非人”的技术媒介处于混杂的状态⑧。在文学的场域里，蘑菇作为一种媒介的隐喻，转置着不同时代下人类的媒介生存经验。在克苏鲁文学的描写中，人类在庞大的“未知”前精神错乱、走向崩溃，故事不仅构造出前所未有的“怪物”，其宇宙恐怖（Cosmic Horror）中的“不可名状之恐惧”同样包含着媒介的隐喻——令人感到恐怖的不是实体的物质，也有着流动的信息。在19世纪人类与媒介的共处境况中，尽管人类借由更为成熟的观测技术使天文学成果急速增长，人类在宇宙的崇高感中随即为“超自然”的惊惧所震慑。天文学观测所依赖的电磁学与辐射技术，在当时的认知框架中转化为“无形的物质”，“蘑菇”作为这一技术背景的物质符号，也在洛夫克拉夫特笔下得到了具身化的呈现。在一个被菌类诅咒的房间里，洛夫克拉夫特这样描述与菌类相关的恐惧：“没有一个神智正常的人见过它……它可能是纯粹的能量——一种无形的、超物质的形式……一些未知的、含糊不清的可塑性物质，能够随心所欲地变成模糊的固体、液体、气体或稀薄无粒子的状态”⑨。克苏鲁文学诞生后，20世纪依赖电磁波的电话技术这一媒介的兴起实现了新的信息传递，使得蘑菇开始被强调特殊的超自然“信息”的传递功能。例如著名小说家柯南·道尔的超自然书写中，伴随各种超自然现象出现的“灵溢浆”（ectoplasm）被描述为一种能够携带神秘信息的超物质，和菌类紧密联系在一起。⑩

21世纪，网络文学写作所依托的互联网媒介技术背景也在文本中复现。《小蘑菇》通过地磁消失的末日背景，引入通信崩溃、生物变异等环境设定，使得人类成为一座封闭的孤岛，人类内部也因严明的权力体系而成为密不透风的水泥丛林。不过，城市的地下管道四通八达，犹如带有锈味的血管一般密布于建筑的身体之中，连接起一个又一个在隐秘中互相隔绝的信息点。小蘑菇安折正依靠着自己的菌丝来回穿行，以自我为媒介，搭建了这座禁闭森严的城市中唯一的“可沟通性”。借由菌丝的延展，安折打破了叙事空间的等级制度，先后前往审判官陆泽的房间、人类先辈的墓地与试验生命的“伊甸园”，从而串联起城市的秘密。

“一根雪白的菌丝伸了出来，轻轻搭在金属网的表面上。然后，它从金属网格细小的缝隙间钻了进去……雪白的潮水无孔不入，漫过三层金属网，在它后面重新合为一体。一根向前延伸的管道出现在安折感知里，管壁整体是光滑的，但某些地方已经出现斑斑点点的锈迹，铁锈的气息蔓延开来，像血液的味道。”⑪

对蘑菇而言，其地下广大真菌网络的菌丝能够发出电脉冲，使得连接的真菌网络能够通信，这一通信手段和人工智能系统中神经网络的工作原理十分相似。《小蘑菇》通过菌类四通八达且随机蔓延的生物特性，隐喻着当代人的媒介经验：通过与信息媒介的具身融合，主体得以突破物理限制，在不同场域间建立平滑过渡，在非线性的漫游中捕获着充满偶然性的信息。在红刺北《第九农学基地》中，由菌体连接的“树维网”设定（第185章）也一闪而过。“小蘑菇”似乎承载着我们对自由互联网的最初想象，在《小蘑菇》中，与随意游走的菌丝（身体）、自由开放的空间形成对比的，正是受困于铜墙铁壁之中、对世界一无所知的人们，在这里，他们无法相互沟通，因此出现了受困“伊甸园”中的女孩请求安折帮忙传话的情节。小蘑菇所呈现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与“根茎”的潜力，一种“以其纤细和不可预测的茎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在“预设的路径之外建立链接”，使得等级在“持续的解域化和再域化运动中被抹消”，从而改写了《小蘑菇》中的人类世界。⑫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蘑菇”所形塑的“互联网”不仅是开源运动所设想的天真自由的乌托邦，同样有着变成了福柯描述的“全景敞视监狱”数字版本的可能。在须尾俱全的《末日乐园》中，我们可以发现蘑菇寓言了互联网社会所隐藏的数字恐怖。主角林三酒掉入“菌菇社会”中，在这里，各式各样的建筑都是有意识的蘑菇的身体，它们恣意生长成各式的形状，却在深处相互连接，使得城市成为一个意识的整体。这个副本被作者取名为“可食用真理”。在这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蘑菇”的监控之下，而当你完全同意“真理”对你的支配，你便成为在真理世界行走自如的“蘑菇人”。副本描写了一位只会“消耗食物、制造垃圾”的女孩美佳，她甘愿如“牵线木偶”般被菌菇操控，被读者共情为“除了消遣什么都不想干，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年轻人”的写照（第1088章）。这也确是当今社会的生存体验，当“网生一代”的视野被互联网的网络所收拢，信息爆炸式的膨胀与茧房式的集中都令人无暇自顾，思维被“托管”，在互联网时空中留下的数据生命经验，如同“菌菇社会”中被“分解”的循环网络的养料。而如同蘑菇用地下网络将整片森林连成共生体，互联网正通过数据菌丝将数十亿个体编织成超级有机体，我们引以为豪的“个体性”，也不过是这个母体在不同端口生长的子实体。“末日”作为人们对生成“恐惧”的具象投射，呈现出人们在信息飞速膨胀的今日，在“相互连接的信息网”中对隐藏权力的透视与警惕，且在对这一看不见的权力的畏惧中，诉说着对信息隔绝与信息统治的深层焦虑。

蘑菇的菌群网络悄然蔓延，在洛氏的克苏鲁之后，蘑菇再次携带着技术的讯息，回归再度复苏的克苏鲁文学。它始终作为跨越物质与精神、有机体与技术媒介的临界存在，以菌丝网络不断重写人类对连接的认知，从我们第一次望向宇宙到我们用无线电连接彼此，再到用互联网技术试图“联通万物”却最终支配了彼此的身体。蘑菇如同化身万千的幽灵，以默然的姿态出现在我们内部。正如菌丝体早于互联网数十亿年便演化出分布式网络，这种幽灵式的痕迹也给人类中心主义媒介观留下了讽刺的一笔。 

三、小结

《末日松茸》中曾以中国云南为例展开讲述，这是一个每逢雨季便成为“野生菌”的“天堂”，被网友们调侃举行“一年一度试毒大会”的地方。网友们分享各自产生的幻觉，调侃“吃完毒菌子，认识新世界”，甚至将人工智能生产的“抽象”作品形容为“吃菌子中毒”。此时，再回看“蘑菇”的后人类叙事，它描述着“人类世”的彼岸，消解着二元对立，提倡着包容和平，能够进行无数意义的堆叠，美好得也如同幻觉。然而，同样一个疑问也会生长出来：如果蘑菇是人类的解药，那么吃下菌子，我们能否获得自由？

在人类学家的眼中，真菌从未表态。“当它们吸收核事故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又将这些物质喂给驯鹿，驯鹿会最终将这些物质喂给人类牧民”。⑬这个宛如寓言一般的循环，实际上也提供了一种警示：这一捧由蘑菇生发的“后人类”话语，说到底只是人类世行至崩溃的另一种话语装置。“后人类”的话语既是反思的跳板，也可能遮蔽现实的处境。哈拉维拒绝将自己划入“后人类”学者，“我不喜欢‘后人类主义’这个词……它暗示了一种线性的历史断裂，而我更关注的是共生、纠缠和多重时间性”。⑭而我们意图跃向“后人类”的这一动作，否定了人类乃至“前人类”本身已经具有的混杂性。

因此，蘑菇叙事不应成为逃离人类世的致幻剂，而是黑暗丛林里照见认知局限的“夜光”灯，照亮我们对蘑菇乃至后人类话语的欲望。它提醒着我们：任何通过“后人类”的命名来超越人类困境的尝试，都可能只是将旧瓶装新酒的认知循环。这令事情变得更加麻烦，却逼迫我们在更深处“与麻烦共生”，既承认话语建构的必然，又保持对叙事装置的自反，才可能在话语与实存的间隙，学会像蘑菇一样呼吸、生存。 

注释

①WESTLING L. Literature,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posthuman[C]//GERSDORF C, MAYER S, eds. Nature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Transatlantic conversations on ecocriticism. Amsterdam: Rodopi, 2006: 25-47.

②唐娜·哈拉维, 刁俊春. 人类纪、资本纪、种植纪、克苏鲁纪制造亲缘[J]. 新美术, 2017(2): 75-80.

③MONEY N P. Mushrooms: a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7: 101-104.

④HARAWAY D J.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17-125.译文参考“仿物机游Chthulu”公众号。

⑤同上

⑥罗安清. 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M]. 张晓佳，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354.

⑦同上。

⑧SIEGERT B. Cultural techniques: grids, filters, doors, and other articulations of the real [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6.

⑨Lovecraft H P. The shunned house [EB/OL].(2009-08-20)[2025-03-30]. https://www.hplovecraft.com/writings/texts/fiction/sh.aspx.

⑩苏秋华. 蕈菇即媒体：从道尔的超自然书写检视蕈菇之媒/徵体性[C]// 廖朝阳，主编.理论的世代 廖朝阳教授荣退纪念文集. 台北: 秀威资讯科技出版社, 2020: 226-248.

⑪一十四洲. 《小蘑菇》：第34章 他并不是个缺乏耐心的蘑菇[EB/OL]. 晋江文学城, 2019-11-20[2025-5-13]. https://m.jjwxc.net/book2/4105840?whole=1.

⑫POSTER M, SAVAT D, eds. Deleuze connections: deleuze and new technolog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32 - 44.

⑬DIGHTON J. Fungi in ecosystem processes[M]. New York: Marcel Dekker, 2003:323-329.

⑭HARAWAY D J.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