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当以同怀视之”
最近看到阎晶明的《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顿觉眼前一亮。谈鲁迅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当然就会谈到与他接触、联系过的共产党人。北京期间，新文化阵营中信仰共产主义者很多。上海时期，鲁迅与共产党人的联系亦很频繁。总之这并不是一个人们从未关注的话题，但却是少有人作为专题来研究梳理的话题。由此，这部著作就有了题材与方法论方面的贡献。
阎晶明并不是把所有或大部分接触过鲁迅的共产党人一一介绍，而是主要研究了那些没有实际接触的人——鲁迅与他们之间并没有见过面或者仅仅是偶然相见，但相互之间却有着极为深刻联系的共产党人。他关注的是一种“无”接触的“接触”。这给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比如北京期间，鲁迅是《新青年》最重要的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属于同一阵营。但鲁迅到底有没有见过这些人，与他们是否存在直接的实质性的接触就很难说，还需要进行严谨细致的考证。作者在纷繁杂乱的、貌似清晰而实际上很模糊的历史景象中选定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按照阎晶明的梳理，这本书中除瞿秋白与陈赓外，其他人基本与鲁迅没有实质性的接触，甚至相互之间也没有见过面。这就要求作者对相关的历史、细节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从中发现那些有意义的内容。所幸的是，阎晶明在鲁迅研究的领域有长期的努力与众多的成果。这使他能够方便地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发现相互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哪怕是间接联系的实证。如鲁迅到底有没有见过陈独秀？ 这可能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新文学运动兴起之时，《新青年》是主阵地，陈独秀是主持《新青年》的核心人物，鲁迅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者。他们能不见面吗？ 一般认为应该是经常见面的。但这只是一种推测，没有实证。阎晶明查阅了大量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并没有相互拜访过。但这并不能排除在会议、活动等其他场合见面。根据阎晶明的考证，鲁迅在日记中至少记有六次与陈独秀的书信往来，但都是在陈独秀离开北京之后。所以二人近距离的密切接触还很难说。没有见面，或者没有近距离的密切接触，并不能说他们没有联系。陈独秀请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才写了《狂人日记》，使周树人成为鲁迅。陈独秀还通过周作人表达对鲁迅小说的钦佩，希望为鲁迅出版小说集。
鲁迅也常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陈独秀，特别感念陈独秀对自己创作小说的催促。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谈到，陈独秀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他们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不论个人之间直接的联系密切如否，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努力却是一致的。阎晶明认为，他们之间的关联，“并不以在现实层面的交往多少为主要依据。思想上的趋同，观念上的一致，精神层面的相互信任，才是他们保持往来的最重要依据”。也许，我们考证清楚他们是否见过面、聊过天这些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看到他们那一代人相互之间的情感形态——超越了世俗功利而升华至事业与理想的共同追求。这是那一时代肩负使命之先行者们的崇高品格。他们看重的是相互之间的“神交”，即“精神上的相通相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同怀”——对中国历史、现实、未来，以及走向未来的道路有着共同的认知与追求，亦因此感到相互之间是“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虽然这是鲁迅谈他与瞿秋白之间的关系时说的话，但实际上也包括与陈独秀在内的对中国未来充满责任感的其他共产党人的情感形态。
由此也可以看出阎晶明在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注重对史实的考证，特别是关键细节的研究。不武断、不主观，态度谦卑、立论严谨，轻易不做绝对化的结论。他说自己的文章也只是一种写成的“文章”，不敢确定也确实不是“研究”而成的“论文”。为得出某种结论，阎晶明往往抓住具有关键意味的细节进行讨论。比如鲁迅是否与方志敏在同一期的报纸上发表过文章。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这种细微之事很能够体现“神交”的意味。人们大都知道方志敏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者，以为他在狱中“写”的那些文章如《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只是偶然为之。但很少有人知道方志敏曾经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作家，早在青年时代就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小说，甚至还创作过剧本，扮演过剧中的角色。
按照阎晶明的研究，方志敏与鲁迅可能产生关联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稍早时，方志敏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过诗歌《哭声》，而鲁迅恰恰也在此报发表过翻译的爱罗先珂所作的剧本《桃色的云》，以及鲁迅所作的序言与鲁迅翻译的日本作家秋田雀的评论。不过，对于他们是不是发表在同一期上有不同的观点。阎晶明详细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但他们是否读到过对方的作品，阎晶明却认为只能是一种推测。因为可资实证的资料很难找到，甚至永远也找不到了。另一件是方志敏曾在1922年《觉悟》副刊发表过小说《谋事》。这篇小说被选入上海小说研究社刊行的《小说年鉴》之中。同书还收录了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可见方志敏的小说绝不逊色。他考证这样的细节只是要从一个层面回答为什么方志敏要把自己的文稿交给并不相识的鲁迅。阎晶明认为，很大程度上“正是文学上的情愫让方志敏对素无联系的鲁迅产生精神上的格外信任”。由于文学的缘由，方志敏更愿意把自己的文稿托付给并不相识的鲁迅。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文学，还包含着方志敏对鲁迅立场、思想与所处环境、人际交往等多方面的慎重考虑。而最根本的是他们在思想与精神上的一致性。
阎晶明在梳理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时谈到，鲁迅曾手书清人何瓦琴的两句话来表达自己与瞿秋白的情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所谓“知己”，就是有共同的心领神会般的价值认知；所谓“同怀”，就是有着共同的追求与情怀——理想、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建立其上的行为，是超越血缘的价值关系，也是超越功利的理想追求。这可能是阎晶明把这本书名为“同怀”的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