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迎春：从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象征中突围
对当下的青年写作者来说，对身处的时代以及遭遇的问题发言始终构成极大的诱惑，而生活经验的相对同质与匮乏又使得他们很难找到有效的发言方式。于是，在大量的阅读与学习后，不少写作者常常进入宽泛意义上的象征世界，在历史、知识、原型、意象、形式等更为丰富与复杂的前文本中尽情采撷，通过具有个人风格的修辞、结构、编排，完成自己的互文性叙事，呈现出陌生化的文学效果，也彰显个人的核心关切。诚如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特等学者所言，一切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重写，这种创作传统其来有自，但每次重写，作者显然也都多少陷入布鲁姆所描述的“影响之焦虑”中。在本期两位作者的创作实践中，历史与现实营造的象征之境饱满而多义，两篇小说也展现出于象征之境中沉溺与挣扎的另类样态。
李泊达的《战事》互文古老的《伊利亚特》，借用了这一经典史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然而，这篇小说至少存在三个叙事层面，除了直接点明的古希腊故事之外，小说也借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外壳，二战期间使用的武器信息散落在小说角落，“1945.5.1”则指向苏联和德国之间的“最后一战”，几千年前的特洛伊人和希腊人在20世纪的欧洲大陆上酣战。在这两层较为鲜明的“历史叙事”之外，小说显然旨归当下，采用俄语译名除了考虑二战的背景也表征着当下的世界局势。在这样的意义上，《战事》也是对《尤利西斯》的一次精彩互文。和身处幽暗、消沉的20世纪初都柏林的乔伊斯相比，年轻的泊达正见证着东方与西方、强与弱、正义与非正义等多重力量的博弈，那些不可言说、无法言说的复杂难题经由两重历史媒介抵达暧昧多义的象征世界。英雄阿喀琉斯在遥远的时代为了朋友愤而出战，最终战死沙场，几千年后，已经年老的阿喀琉斯再度披挂上阵，却是要为挚友之子复仇。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继续着代际的繁衍，历史却惊人地往复循环，为了一些无聊甚至荒诞的理由，人与人互相残杀，“他们像兄弟一样相拥，但他们神色狰狞”。初学写作的青年学生该如何接受这巨大的虚无与无边的彷徨？该如何阐释这超出人性范畴的“文明的冲突”与“历史的终结”？历史与现实似乎只能在多重象征中交错推进，依附于文字讲述历久弥新却又似曾相识的人类往事。
相较之下，郭博洋的《河豚》没有厚重深沉的历史背景，没有急切的对于现实或处境的发声，其行文风格显然有先锋小说的遗风。小说的叙事者汪瀚是个腿有残疾的十七岁男孩，在强势的双胞胎兄弟汪泽的对比下陷入极度自卑。兄弟两人同在一家饭店打工，汪泽不仅在工作上远超汪瀚，还抢走了汪瀚悄悄爱上的女孩。小说的故事内核并不新鲜，无非是兄弟二人由家庭、工作、女孩带来的或明或暗的矛盾，但作者在故事的讲述中添加进了丰富的心理、梦境、视觉、听觉、触觉等描写，有意让自己的小说呈现出晦涩感与陌生化效果，又或者，只是为了忠实地记录与描摹内心。小说中的何露显然是兄弟二人过早离开的母亲的象征，却也和江霖一样，构成青春年少的欲望对象，回应着古老的“弑父娶母”的伦理难题。带着江湖匪气的侵犯、斗殴呈现出后现代的暴力与血腥，而被当作小说标题、时刻处于旁观状态的“河豚”内蕴一颗毒胆，暗暗紧盯着少年的成长与心事。混沌的，太混沌的，《河豚》如山谷之中的堰塞湖，充盈着饱满的湖水，却也蕴藏着淹没一切的巨大风险，这种丰满与危险可能正是作者对于记忆、情感、生活以及世界的即时认知。
博洋的遣词造句有着诗人般的精准和讲究，对现实日常有着可贵的体察和感应，泊达则以与历史对话的姿态引领读者深入故事，逐步展示着正直之人的拳拳之心。当然，《河豚》多少失于过度的修辞和极端的内面，《战事》则稍显刻意和直白，博洋和泊达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入文学和叙事，但他们共享了可能还尚未被他们自己准确把握的困境。对个体与他人、对世界与未来的言说路径愈发狭窄，两位年轻的作者有意无意地给出了自己的探索，制造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象征，也竭尽全力从这象征中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