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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里的小镇》:理想国的消解与重建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张 梅  2025年08月07日09:33

近些年,中国童话在语言修辞、人物设置、叙事结构、题材范围、主旨思想、象征表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龙向梅《背包里的小镇》并不满足于讲述一个完整的、生动的、有趣的、感人的、奇妙的故事,也没有止步于对现实的质疑、讽喻、批判和重构,而是在超越现实层面的前提下展开对精神世界的哲学追问和探讨。

小麦是生活在背包小镇里的唯一男孩。小镇很小,只有六十六个居民和一个镇长。小麦不明白大家为什么生活在一个背包的小镇里? 小镇外的世界到底有什么? 柏拉图曾说:当人们好奇时,哲学就开始了。确实,小麦的困惑就包括“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经典的哲学命题。虽然小镇里所有的人:占卜师、镇长、老师、父母、巡捕和邮递员等都斩钉截铁地告诉小麦:小镇就是世界的全部,外边的一切都是虚空,但小麦根本不相信! 小镇每逢天缝开启时,小麦都看到了外面的蓝天或者星空。这种触手可及的真实怎么是虚空? 而且小镇的一只羊、一只鸟也从天缝开启处逃离了。既然所有的人都不曾到过外面的世界,又怎么能断定外面的世界一定是虚无? 难道没见过的东西就一定是不存在的? 如果所有的人都曾生活在背包小镇,为什么没有祖辈生活过的痕迹? 小镇的人们到底来自哪里? 小麦对成人社会的质疑和抗辩充溢着直面的勇气和思想的力量。

苏格拉底曾有一则名言:不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小麦拒绝认同一个不经拷问的现实。小麦直接指出老师讲故事时逻辑的不自洽正影射了主流话语系统的裂隙。小麦不接受成规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也赓续了鲁迅《狂人日记》中吼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狂人”的精神血脉。

小麦对小镇的质疑来自于现实的有限性和未来的忧患。背包小镇最初源于魔法师们乌托邦式的想象和设计,是个理想的世外桃源,没有战争、瘟疫和饥饿。小镇风调雨顺,人造太阳按照设计升起降落,物产极大丰富,整个小镇的人们按需所取、和谐相处、安居乐业。小镇显然不是一个充满谎言的“楚门的世界”,也不是一个被观看的、被消费的商品,然而小镇的人生仍不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好似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被剥夺自由意志的和被掌控的人生。背包小镇是另一种形式的试验品。康德曾言人之为人源于人永远都是“目的”,而背包小镇的人们作为魔法师达成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丧失了主体性。小镇的很多居民生活在无价值感、无意义感的困扰中。

镇长日复一日地问候小镇居民,却不见今日与昨日有什么区别;巡捕没有强盗可抓;医生没有病人;邮递员无信可送;教师的传业授道连自己也无法说服。这个被程序化的、缺乏生机的、自我封闭的和充斥着无聊的乐园并非完美,一如鲁迅指出的:未来的“黄金世界”并不值得期待。而且小麦颇有前瞻性地预见了这个理想国终将成为不能持续的乌托邦。因为背包小镇天缝开启的角度逐渐缩小,当有一天天缝不再开启时,背包小镇将永远关闭。这种封闭的堡垒意象又与鲁迅当年抨击社会现实的“铁屋子”意象遥相呼应。

小麦从质疑、追问到批判、解构,最后走上了寻找和探索的疗救之旅。小麦出走与重返背包小镇是极其勇敢的英雄历险。首先,出走彰显了小麦挑战未知的无畏精神。真正的恐惧不是危险出现时的短兵相接,而是来自于未知。在一众亲友的外面世界是虚空、走出去不知要遭遇什么的告诫下,小麦不改初衷。这种自由选择本身就是不甘屈从命运的存在主义体现。其次,出走是“习惯”桎梏的突围。曹禺曾在剧作《日出》中指出人世间最残忍的事情莫过于“习惯”的暴力,“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背包小镇是个衣食无忧的极乐园,人们纵有不满也习惯了这种安逸和节奏。离家就意味着直面各种不确定性、敲碎各种习气对自己的捆绑和走出舒适区。再次,出走与重返也打破了人生处处是“围城”的魔咒。而小麦出走与重返却不是无谓的挣扎,而是一场冲破心魔迷障、照亮现实暗黑的拯救。这种积极向上的童年美学也是对陷于精神困境中人的一种疗愈。最后,出走不是一种完成时,而是一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永远“在路上”的、鲁迅笔下的“过客”精神。小麦在解救了背包小镇后又应大麦先生之约再次踏上了解救其他背包小镇的征途。童话的结尾定格在小麦的再次离家,小麦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到哪儿去”的哲学思考。

《背包里的小镇》是一则关于追寻梦想的少年成长童话。童话在离家历险、愿望满足、重返家乡的少年成长模式里,又嵌入了对出走与归来、解构与重构、讲述与记忆等多层次的哲学叩问。这种意蕴丰富的象征结构既彰显了龙向梅的艺术功力和思想深度,也昭示了童话文体所承载的朝向现实维度和跃进抽象领域的巨大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