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现实主义”——知识分子写作的“应物”之道
作为一种正视生活的创作精神或反映生活的创作方法，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传统文学中就已经存在。德国语文学家奥尔巴赫曾在《摹仿论》中勾勒西方延续数千年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脉络。在中国，自《诗经》“饥者歌其食”（何休《公羊传解诂》）的写实传统，到明清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的世情书写，现实主义文学同样生生不息。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塑造出一种观念，那就是要求我们的文学作品及时地反映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状态，使读者通过艺术典型洞见比现实生活更具本质性的认知图景。新文化运动以降，从“五四”时期“问题小说”对社会弊病的揭露，到“乡土小说”对国民性的叩问，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剖析小说对于当时阶级状况与阶级关系的分析，再到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艺创作对于新人物和新生活的塑型，现实主义创作始终担当着时代精神的解码器。这种历史积淀使得读者天然地期待当代文学延续对现实生活的美学提纯，希望在阅读中感受文学对于时代精神的精准把脉与艺术升华。
然而，这一阅读期待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分子叙事中开始落空。当知识分子叙事褪去启蒙主义的光晕，读者突然无法找到可资认同的精神坐标。其结果是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之间，乃至专业读者内部产生文本价值判断的分歧。若要追溯这一问题的症结，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反讽策略大举渗入现实主义文学的疆域，导致文本意义由确定走向游移，意义解码必须依托读者对于语境、潜文本与文化符码的复合判断。而惯于传统现实主义“透明叙事”的读者，尚未适应当代文学叙事成规的颠覆与意义生产机制的嬗变。
一
若要厘清这一转变的机理，有必要回到问题的发生之地。新时期伊始，在“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社会语境中，革命话语的异化逻辑逐渐显影，知识界对历史荒谬性的认知从情绪宣泄逐渐转向结构性批判。那些经历过历史暴力与命运起伏的作家重构集体记忆时，自觉采用言微旨远的叙事策略，而反讽情境的创设成为作家们实现创作意图的良好选择。冯骥才小说《啊！》叙述了特殊历史时期因自疑自责而自投罗网的知识分子境遇，透露出沉郁的荒诞气息。在政治高压的历史情境中，一封误以为丢失的信引发了主人公的命运转折。一众知识分子由坦诚相待到自我拷问、再到相互攻讦的过程越是合情合理，历史的荒谬扭曲越是演绎得淋漓尽致。这篇小说对特定时期的人、事、物展开多重反讽。政治暴力衍生出的自我审查机制与知识分子被规训的恐惧，成为那个时代历史文化的病理切片。
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旧有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心理习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显现出僵化、刻板的一面。作家们敏锐捕捉到这种话语场域的错位，通过对历史符号的戏仿性征用，构建起后革命时代的文化反讽诗学。这在王蒙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一嚏千娇》《青狐》、高晓声小说《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王朔小说《顽主》《动物凶猛》《一点儿正经没有》等作品中多有体现。对尚未远逝的政治文化现象展开反讽，最为便捷的方式是将那些打上历史烙印的政治辞令，放诸新的文化语境中，从而显现革命话语的不合时宜。如论者指出，反讽最基本的形态是“没有说出来的实际意义与字面意义两个层次互相对立”，它“首先被视为语言技巧，然后发展成宏观的、作品全局性的结构特征”。［1］在王蒙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中，青年时期的梁有志遭逢特殊历史阶段。那时的他聪明好学、积极上进，却被视为不安心工作的表现；当他心灰意懒，放松地和大家打起扑克、聊起天，反而被视为有所进步。但当时人们怀疑他的“进步”含有不良动机：“同样的暖瓶同样的水，有些人这样灌水动机是无产阶级的，另一些人这样灌水动机是非无产阶级的。”［2］以阶级身份判定个人行为表现，暴露出特定历史时期的荒谬。而到新时期，略通医术的梁有志出乎意料地获得重任，稀里糊涂地就被安上众多头衔称号，成为著名专家。他的命运起伏因此充满反讽意味，它不仅构成对革命话语的祛魅，更暗含对改革时期技术话语神话的解构。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主导的“新启蒙运动”仍在继续，但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也在稳步推进。知识分子面临的社会语境更加多元、复杂，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变得面目模糊。此时，王朔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具有时代症候意义。王朔小说延续革命历史时期“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语）的话语逻辑，毫不留情地对知识分子展开各式嘲讽。《顽主》中，一帮社会闲散人员组成“三T”公司，承担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业务。小说描绘了几组反讽情境，表现知识分子的不堪形象。如作家宝康出钱为自己颁奖，赵尧舜以其过时的思想观念对年轻人进行说教，被说教烦透了的马青、杨重等人想随机殴打斯文的中年人，等等。到《顽主》续篇《一点儿正经没有》，王朔对作家群体的嘲讽可谓火力全开。小说中，方言、于观、刘会元等“作家”一边搓麻将，一边商讨“瓜分”文坛事宜：
“你们打算怎么写？”第二圈牌时，于观抽着烟问，“我是说玩什么主义？”
“我们是准备忧国忧民的。”我代表那哥俩儿回答。
“撞车了不是！”于观说，“我们哥儿几个也是准备忧国忧民的。”
……
“忧国忧民难写。”于观说，“哥儿们写了七篇‘正气歌’看着都跟骂人似的。”［3］
前作中的“顽主”们已经被老前辈赵尧舜说教得不耐烦，而这部小说更是极尽嬉笑怒骂，将“文以载道”的文学圣殿解构为象征资本交易的牌场，从而显露出写作者无耻献媚的不堪面目。
在征用商品社会话语霸权、嘲弄知识分子卖文谋利的包装下，王朔小说对知识分子的塑造，与革命历史时期动用暴力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逻辑，有着内在的延续性。但王朔小说通过无厘头的情节片段拆穿崇高者的假面，将主人公的庸俗行为和激愤想法直白地暴露给读者，这样的表意效果又符合颠覆权威、娱乐至上的大众文化趣味。此时，读者对知识分子叙事的评价亦出现分野。由于反讽艺术的一大特点是使人摆脱“单一视境”，透过表象再现而去探知意义深度［4］。这个过程需要解释者“矫正解释”，“矫正的主要工具是语境”。［5］当解释者带着不同的语境加入文本阐释，那些自带生活经验和文体经验的读者，能够从文本符码和社会语境中窥知其价值，于是对王朔小说的反讽给予积极的肯定。如王蒙就认为：“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他的思想感情相当平民化，既不杨子荣也不座山雕，他与他的读者完全拉平……”［6］在主流的革命文学尚未远去且作家对新时期市民生活的处理尚不成熟的阶段，王朔小说对知识分子的反讽确有其意义。而秉持“新启蒙”思想观念的读者，更多地表现出对于王朔小说的价值批判。如张新颖指出：“他拒绝承担一切，拒绝超越性的关怀，他的个人主义也是虚假的，因为他缺乏自我审视的意识，回避个体内部的分裂性，他的文化反抗的形式就是他是时代的一种病，而这种病有可能产生反社会的意义。”［7］可见，理解文本的语境不同，读者对能否构成反讽以及反讽语意的判断存在很大偏差。
更复杂的是，构成反讽的表象与事实的对照，有时是在文本与语境之间形成，有时则隐含在文本之内。表象与事实的对照出现在文本内各情节片段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意义统一体中，这无疑为反讽语意的判断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当知识分子叙事更多地借助反讽表意时，读者很可能陷入意义的迷宫。
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后，当代文学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激情退却后，伴随着商业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崛起，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不可同日而语。相应地，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割裂中的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言说也必须调整策略。从“广场”走到“岗位”的知识分子，总要有“超越岗位”［8］的公共意识才配得上这个称号。如此一来，读者完全有理由期待知识分子写作“比普通的实际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9］。问题在于，面向公众言说的合法性身份遭到质疑时，艺术探索的独异性被大众文化“抹平”时，那些尚有社会责任感和审美自律性的创作者仍要在此期待之下从事写作。这些作家并非对社会现实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他们既不愿追随市场潮流，从事特定类型的文学创作，也不愿与“现实”贴得太近，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庸。由是，在现实处境的压力与先锋叙事技法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写作走上反讽叙事的道路。
走下启蒙神坛的知识分子落入日常生活境遇，这是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叙事的常见主题。接续新写实小说对于市民化的小知识分子的叙述（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新生代小说普遍表现出对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日常境遇的反讽之意（如徐坤《先锋》、李洱《午后的诗学》、鲁羊《黄金夜色》、张旻《情幻》等）。隐入日常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在世俗生活中承担公共角色，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写作关心的问题。
李洱成名作《导师死了》可视为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主体性危机的一个隐喻。小说里身为知识分子的三代导师，均在现实境遇中存在不堪之处。知识界权威常同升的私事公办、变态癖好与衰老死亡，象征着知识分子理想范型的破灭。导师吴之刚则处在世俗生活与精神追求的交界处，他本想潜心治学，却陷入无力经营自身生活的困境——妻子与权势者的出轨，学界对其著作的非正常评价，以及王院长所代表的世俗小人对其学术名气的利用，都让他无法脱身。最终，他只能以离奇的死亡告别世界。而故事中的“我”追随导师，却在无形中扮演着“弑父娶母”的角色——“我”所提供的信息让吴之刚撞见妻子的出轨；导师死后，“我”迎娶了准师母常娥，而常娥把刚评上副教授的“我”称为“导师”。从而，世俗生活中的“我”同样属于受审视的对象，“我”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这里既含有视角化人物对故事人物的审视，还免不了隐含作者从整体上对一众人物保持距离的批判。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反讽，就渗透于叙述的各个层面，人物、情节与叙述话语不断生发出反讽的意味。
如同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一般，李洱小说笔下的导师之死宣告了价值准则、道德理想和人生意义的坍塌。在诸神远去的时代，杀死“导师”的“我们”（尼采说，“是咱们把他杀死的！”［10］）该以怎样的姿态继续存在？在此，李洱小说试图探讨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使命成为对自身的嘲弄之后，知识分子连同所有尚有精神追求的人们应当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
这一命题在贾平凹的《废都》中得到呼应。小说中的庄之蝶身为西京城著名文人，并未创作出什么作品，却终日沉溺在觥筹交错和男欢女爱之中。庄之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如此暧昧的身份设定恰是20世纪90年代深陷迷茫期的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表征。小说中，庄之蝶一开始就在反思自己“是顺应了社会，还是在堕落”［11］；到性狂欢时还在忏悔“我现在是坏了，我真的是坏了”［12］；及至心境澄澈时，他又怨恨自己“已是一个伪得不能再伪、丑得不能再丑的小人”［13］。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庄之蝶是在自问自责、自悔自怜中，不可避免地堕入灵魂的深渊。他的颓败因此含有现代主体自我分裂的内在深度。与之相对照，小说中的钟唯贤为时代转变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钟唯贤是编辑部的元老，庄之蝶昔日的上司。他钟爱年轻时的女同学梅子，与之失联后一直痴恋着她。钟唯贤可视为庄之蝶人格的另一面，所以庄之蝶奉他为挚友，还代笔梅子给他写信。可这样一位昔日精神的持守者，被众人视作“永远也没出息的老头”［14］，甚至他死后还要等编审职称的证件下发，才能进入焚尸炉。钟唯贤与庄之蝶象征着知识分子的两种人生选择，然而无论作何选择，他们都难以逃脱时代设定的命运牢笼。
这篇小说设置了“沉沦者得势-自守者衰亡”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庄之蝶与钟唯贤对各自人生选择的自毁中，叙事意义指向知识分子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这种文本内部因素在相反相成中获得调和的平衡感，被新批评派认为是反讽结构的妙处所在。在瑞恰慈看来，“对立冲动的均衡状态”，“是最有价值的审美反应的根本基础，比起经验中可能成为比较确定的情感来，更大程度上发挥了我们的个性作用”。［15］小说反讽结构的形成为整个叙事增添了多层面理解的可能。
《废都》出版后曾引起很大争议。彼时的批评界在启蒙话语与市场逻辑的夹缝中陷入双重误读：既未能解码小说废墟美学下的文化寓言性，更将贾平凹对知识分子精神颓败的症候式书写简化为道德失范的猎奇景观。时隔多年，论者在对小说人物精神状况的病理分析中指出，“贾平凹把一个本来是指向当代现实及其精神的叙事，其实是转向了古典传统中当代的命运的主题上——他当然是试图以此来回答当代颓败的病根所在”。［16］从《导师死了》《废都》乃至莫言的《丰乳肥臀》、余华的《兄弟》等作品中可见，反讽叙事并不指向单一明确的文本意涵，其文本意义在能指链的滑动中持续生成认知的星丛。
三
克尔凯郭尔指出，“在反讽之中，主体是消极自由的；能够给予他内容的现实还不存在，而他却挣脱了既存现实对主体的束缚，可他是消极自由的［17］。”克氏特别论述了反讽主体在万物虚空之中对“空”的超越，他以实践性为反讽主体确立下现实依据。
在当代知识分子叙事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反讽主体形象以其实践性对抗着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危险。格非小说“江南三部曲”里的谭端午本是革命者的后人，经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转折后，他告别了诗人身份，沉溺在自己的世界，生活得浑浑噩噩。但在遭受妻子患癌、离家出走等一系列事件的打击后，谭端午读到“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淳正”［18］的《新五代史》，他感到触目惊心，终于摆脱虚无的消耗，产生行动力。谭端午的行动包含着对既往历史和生存状态的反身思考，体现出一种能动的在场性。这样的主人公显然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批判现实主义通过精细摹写人物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运动，试图揭示历史理性的必然轨迹（如巴尔扎克对资产阶级崛起的史诗性呈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借助英雄人物的行动元功能，将个体命运焊接进集体主义的崇高目的论（如《创业史》中梁生宝的“新人”建构）：二者共享着对于历史必然性的终极价值追求。而面向现实的知识分子反讽叙事既指向某种终极意义，但又在时间的断裂中获得暂定性和破碎感。这决定了其反讽主体形象更接近于本雅明心目中的“新天使”——“新天使”被无可抗拒的风暴推向未来，而他反身升飞之时看到的是历史尽头的断壁残垣。本雅明说，这场风暴就是世人所称的“进步”。［19］《春尽江南》里的谭端午形象看似无法给人提供“进步”观念下的价值指向，但他在历史的断裂处反身省思，在毁灭与新生之间获得救赎的力量。另有李洱小说《花腔》里的葛任，以传统文化身份陷入革命历史急流，他的命运折射的是“一个贯穿着中国历史、具有道家气质的个体生命，如何在迷乱的历史中得以周全的问题。”［20］因此，反讽主义者是超前的又是无法脱身于传统的，他承接着历史的风暴又不断与自身相决裂，他试图拯救苦难但又无法许诺世人以光明。他的矛盾、犹疑、失败乃至毁灭，体现出人对自身悖谬性存在状态的反抗。
李洱小说《应物兄》则立足当代社会，以儒学复兴为轴线，对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和当今文化语境做出整体性的审视。小说中，当代儒学的复兴面临傲慢权力与商业资本的挑战。形而上的儒学研究谋划一旦落到实处，就变成了拆迁引资、谋取职位之类的世俗事务。各色人物争名夺利，各种力量相互博弈，诚心治学的应物兄逐渐被边缘化。小说对儒学研究院成立过程的叙述，不断回复到定格的过往场景，钩沉那些决定当今文化形态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思想潮流。双林院士、乔木先生、梅兰菊等曾下放桃花峪劳动，牵连起革命历史时期的复杂经验；芸娘学习闻一多先生的治学方法，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接续汉学至“五四”的文化遗产；而谭淳作为谭嗣同的后人，她的所学所识接通晚清维新派的经世致用之学。在文化复兴的历史背景下，小说以一种低空俯瞰的姿态探讨儒学复兴在当今时代的可能性问题。如此看来，应物兄的“虚己应物”承载着当下中国人对于自我文化身份的追问。
从这些反讽主体形象的构建中，读者能够感受到具有当代性的生命存在方式。如论者所说，“当代性是一种本体存在性，一种生命的在场性”，“它可以通过在场来沟通历史和未来的非在场”。［21］
四
经由以上分析可见，当代知识分子叙事通过反讽的加幂，已然在现实主义传统中裂变出新的叙事范式。当表征历史理性的宏大叙事难以为继，作家通过反讽的方式，将现实的破碎性转化为具有开放性和对话性的文本空间，以重构文学对现实的解释权。知识分子写作由此完成从“反映论”到话语实践的范式转变。它不再追求镜像式的认知透明，而是以含混迂回的策略，在文本的阐释迷宫中植入多重历史视域的对话可能。它塑造的反讽主体形象不再指向历史的必然性，而是在对人们生存悖谬的持续否定中彰显主体自由创造的力量。我们大致可将这种用反讽的形式表现文学艺术同现实基本认识关系的创作方式，称为“反讽现实主义”（Ironic Realism）。
达米安·格兰特在其著作《现实主义》中曾罗列“反讽现实主义”的批评术语，却并未予以深究。［22］由于“现实主义”有着“难以控制的弹性”，我们与其陷在“反讽现实主义”的词意泥沼里，不如借助这一术语探看它给当代文学带来怎样的增益。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中，黄平论述《应物兄》时曾思考过这一问题。他分析道：“1949年到1984年的当代文学，占据主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1984年之后的当代文学，则呈现出明显的反讽性。前三十五年的文学长于表现时代的历史内容，但有时不免流于教条；后三十五年的文学长于技巧与内心的探索，但有时显得过于纯粹。如何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辩证超越这两个三十五年？”为处理当代文学的这一重要矛盾，他提出：“一种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有反讽性的文学是否可能？”［23］此外，作家李洱在与舒晋瑜的对话中，曾明确以“反讽现实主义”指认自己处理文学与现实、与文学传统关系时的方式。［24］笔者以为，二人对“反讽现实主义”的思考值得重视。理解了这样一种创作趋向，读者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知识分子叙事的现实认识装置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既介入现实又保持批判距离的创作方式，恰是文学应对时代变化的生存之道。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154页。
［2］王蒙：《王蒙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3］王朔：《王朔文集（第2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51页。
［4］［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5］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
［6］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7］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
［8］陈思和：《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当代性》，《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531页。
［10］［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页。
［11］贾平凹：《废都》，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12］贾平凹：《废都》，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
［13］贾平凹：《废都》，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页。
［14］贾平凹：《废都》，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15］［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
［16］陈晓明：《穿过本土，越过“废都”——贾平凹创作的历史语义学》，贾平凹《废都》，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17］［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18］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72页。
［19］［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0页。
［20］周保欣：《“总体性”中的李洱及其小说史意义》，《当代文坛》2021年第3期。
［21］金莉、李铁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
［22］［英］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23］黄平：《“自我”的多重辩证：思想史视野中的〈应物兄〉》，《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24］舒晋瑜、李洱：《君子的道路·反讽现实主义·性》，《中华读书报》2019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