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余红《洞庭人家》:让文学重新接上“地气”
来源:文艺报 | 袁硕望  2025年08月06日09:34

余红长篇小说《洞庭人家》将普通劳动者作为叙事主角,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还原洞庭湖区人民的真实生活和炽热情感。作品展现出改革开放40年来洞庭小镇的历史变迁,塑造出“洞庭人家”的人物群像,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史诗。

书写普通劳动者的奋斗历程

劳动者的主体性彰显是《洞庭人家》重要特征之一,作品字里行间散发出人民性的光芒。《洞庭人家》的可贵之处是将普通劳动者作为书写和歌吟对象,让劳动者站在叙事的中央。作者将生动的笔触伸入芬芳的泥土之中,让普通劳动者进入时代的宏大叙事,他们的悲欢折射了时代的沧桑变迁,是中国社会变革在洞庭湖区的一个缩影。

从余红的烟火叙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深情和礼赞。《洞庭人家》为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画像,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如历经磨难三次创业、兼具军人的果决与企业家的谋略、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身的改革者宋明泽;以一手好厨艺将家庭作坊发展为全国知名的“宋记”企业,被乡邻尊为“八仙妈”的许玉珍;在荷塘深处架起电商基站,用手机直播卖蟹的“90后”村官;在退捕还湖政策下转型生态护渔员的普通渔民,以及古道热肠、积极向上的街坊邻居、湖区居民……这些洞庭人家的普通劳动者共同构成了“湖乡泽国”洞庭小镇乡村变革的主体力量。

他们的喜怒与哀乐、奋斗与坚守、起落与沉浮都被细致描摹和郑重书写,既绘就了洞庭湖区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长卷,更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变迁的鲜活注脚,让读者在普通人的故事里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在烟火气中感受到历史的温度。这种扎根大地的书写,让文学重新接上了“地气”。

深入日常生活叙事

将宏大的时代命题融入日常生活书写,是《洞庭人家》的又一重要特征。小说中的改革叙事与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密不可分,湖乡风情的图画深处弥漫着浓郁的湘风楚韵。宋明泽与曹晓娅讨论“如何盘活洞庭镇”的时候,他们热议的话题是经济意义上的乡村振兴,也是文化基因的传承创新。许玉珍厨房里飘出的酱板鸭咸香,是舌尖上的中国味道,也是地方风味的物质载体,这种叙事策略使作品充满人性的温度与生活的质感。

《洞庭人家》情感伦理的深度开掘凸显了小说人物的人性之美。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既有青春的悸动,又有理想的共鸣。曹晓娅与宋明泽的恋情之所以能开花结果,除了彼此从小相识相知、日久生情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曹晓娅是宋明泽干事创业、报效家乡的理想的共鸣者、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参与者。小说中的亲情叙事暗含了精神传承。父亲宋长江与宋明泽、母亲许玉珍与宋明泽、儿子曹云帆与宋明泽等,宋家三代人虽因代际不同而有许多认识和观念上的分歧,但善良正直、勤劳质朴、坚韧执着、团结和谐、热爱家乡、永不言败的精神品质和家风始终代代相传。

在退捕还湖的生态修复过程中,渔民从抗拒、迷茫到主动转型的心路历程,展现出普通人在历史转折中的精神韧性。世代以湖为生的渔民,亲手将渔船叠成“大龙船”纪念碑,这一举动是对传统的告别和对新生的拥抱,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劳动者在时代变迁中并非被动承受者,而是以主体姿态参与创造着自己的命运,他们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洞庭人家》注重以日常生活细节展现社会变革,展现了普通劳动者的人性之美。

打捞乡村的集体记忆

在《洞庭人家》中,余红以人类学的细致笔触和田野调查式的方法,尝试复原行将消逝的洞庭湖区生活图景,打捞乡村的集体记忆。小说鲜活呈现了渔民的生活和民俗文化,如渔歌号子的节奏韵律、“宝古佬”船的制造技艺等风俗事象,豆皮制作的秘方火候、铺子里挂满的风干鱼和“鱼垃圾”做成的八仙辣鱼酱等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还有“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水退洲上住,水涨船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一艘船便是全部家当”等湖区生产生活习俗,共同编织成洞庭文化的基因图谱。作品以“血肉相连”的创作视角,使地域风俗成为“呼吸般自然的存在”。“晒月亮”的麋鹿与跃出水面的江豚在月光下共舞,自然风物也被赋予了楚文化特有的浪漫诗性,激活了深植于湖湘大地的文化符码。渔民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大湖记忆和文化乡愁,告别心心念念的过往,迎接新时代新生活的细节描写,更令人动容和动情。龙舟竞渡场景的描写,不仅是湖区民俗的集中展演,更是湘楚地区民众凝聚乡土文化共同体的精神仪式。

对乡土中国集体记忆的文学重构,使《洞庭人家》超越了个人家族史范畴,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留存了一份鲜活的精神档案和一段深刻的文化记忆。余红自觉地“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书写了一部洞庭湖区的文化志。

(作者系岳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