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美学，王朝闻的特殊性何在？
对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美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王朝闻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曾经代表着美学这门学科的一种风貌，体现了中国当代人从美学的角度对艺术之认识的深度与广度。他很特殊。对这个特殊人物的研究，只要揭示其特殊性，就足以获得理论建树。王朝闻先生的特殊性在哪里？
这需要从中国的美学研究的队伍构成说起。美学这个学科，或者说这门课，按理说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应当是哲学学科的人进行研究的。在中国，一开始也确实是将之放在哲学学科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的，比如邓以蛰、宗白华、李泽厚和再晚一些的高尔泰，都是在哲学的学科范围内从事美学研究。但是这门课还关系到一些具体的审美经验，特别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经验，加之中文系也把美学课作为基础课，因此在中文系的文艺学所或文艺理论教研室中，有一批从事美学教学的教师也从事美学研究。他们的研究和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史结合得紧，后来甚至产生了一个处于文艺学领地内的三级学科“文艺美学”，比如朱光潜就在中文系从事美学的教学与研究。这支队伍最大。还有一支队伍是在艺术类专业里从事美学的教学和研究，因为无论是美术还是音乐，或者戏剧和电影，这些艺术类专业也开美学课，往往偏重具体门类艺术，如绘画美学或音乐美学之类的。这支队伍也通常是“艺术概论”这门课的讲授者。这支队伍在美学领域中代表性的学者就是王朝闻。这三支队伍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比如蔡仪，在中文系、美术学院和哲学系都从事过美学研究；吕澂也是在美术学院和哲学学科内都工作过。通常，讲美学概论或美学原理课的老师，也是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的讲授者，但三支队伍对于美学的认知还是有一些差异。一般来说哲学系的人讲美学更侧重原理性问题和本质的概括，在美的本质论、美与真与善的关系等问题上着力尤多，长于概念分析；而文学系出身的美学教学者则更侧重审美经验、审美范畴，也更乐于从文学史上找案例进行经验分析和特征提炼；艺术学内研究美学的人，对于创作经验、鉴赏经验、形式美感更看重一些，是艺术家中心论的美学。王朝闻的美学思想就是艺术家中心论的美学，他自己编的教材《美学概论》和其他的美学著作，都有这个特点。
艺术家中心论的美学在中国不多见。通常人们认为研究美学的人应当通一艺，但西方美学史上这样的美学家并不多，绝大部分美学家都是艺术的欣赏者，而不是创作者，即使创作，也仅限于诗歌的创作经验。笔者印象中能写进美学史的创作者出身的美学家，只有威廉·霍加斯和席勒两人。但中国古代美学却通常是创作家写的，这是个民族特色，因此中国古代的美学理论侧重从创作者的角度思考创作者观看世界的方式，包括创作经验、创作方法、创作心理等问题。现代中国美学家中倒是有一些创作者，比如邓以蜇和伍蠡甫善画，宗白华是诗人，但真正艺术家出身的美学家，我想到的只有王朝闻一人。
王先生的本行是雕塑，我认为雕塑是造型艺术的王冠，当然他作为延安文艺的老战士，版画、绘画，甚至布置、设计都不在话下。使他在中国的艺术界有地位的创作是毛主席的浮雕和刘胡兰的圆雕，但他不仅仅是个艺术家，他善于写作，语言表达力强，这让他在艺术家中独树一帜。大部分艺术家都只能写一些与创作相关的随感，无法建构一个有结构整体的理论，但王先生可以，他理论思维能力也强，或许可以说，王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艺术家中最能写的，也是最有理论意识的，他代表着中国美术界美学研究的高度。这构成了他的美学的根本特征。由于他的艺术家身份，他对艺术创作过程、创作心理、形象塑造的过程、形式语言的美感、作品整体的美感等问题都有深切的体会，因而，他的美学思想有经验分析的性质。他从创作经验和审美经验出发来写美学文章，而不是观念分析与历史梳理。他的美学的预设读者是艺术创作者，是艺术学院里的艺术生。他的美学是讲给艺术创作者听的。因此，他的美学思想学究气少，实践经验的气息强。
我曾经在图书馆的一个昏暗角落里饶有兴趣地翻阅了一本叫《论凤姐》的书。这是王先生的一部厚重的著作。我当时惊讶于仅仅一个凤姐就写了一本和《红楼梦》一样厚的书，需要多强的分析与联系能力。除却书中时代性的套话，有一点当时令我觉得有趣：他在分析凤姐这个人物形象时，落到了对于代表性的细节的玩味上，这像极了一个雕塑家在进行创作之前所作的创作准备。对于雕塑家来说，通过哪些细节来塑造对象，怎么体现对象的性格与心理特征，这些创作论层面的问题，变成了一套研究作品的方法论。按今天的理论话语，可以叫细读或者深描。这套方法也构成了一种美学原则——基于审美经验之分析的美学。王朝闻对于审美与艺术的理论，包含着他作为艺术家的创作体验，因此，这些理论虽然初看起来不够理论，但深入到审美理论所蕴藏着的实践性之后，才觉得意味深长。他善于发现细节，善于对形象作整体而全面的分析，也善于发现特征性的因素，还善于把这个特征与细节以平实的语言呈现出来。
作为一个造型艺术家，他的理论还有一个特点：他了解中国古代的造型语言与方法，他接受的现代美术教育使得他对于现代艺术也有了解，他还熟悉从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艺术观念与苏式造型体系，三者在他身上的汇集是个绝难看到的景观。对三者的差异与相互影响，及其背后的美学宗旨，他也有一些思考，但没有系统展开，这是有待挖掘的。当然他还是一位延安文艺路线上的文艺战士，他对延安文艺路线有切身的体会，并且在这条战线上取得了了不起的艺术成果和理论成果，通过他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秉持延安文艺路线的文艺家，如何看待审美问题，如何把文艺政策转化为一套美学话语并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中践行这套话语。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王朝闻的理论遗产中还有许多可期待可挖掘的部分。比如，他为什么在晚年倾心于中国民间美术的研究，但这需要新的理论意识、需要新的提问。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