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是一个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提到《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就不得不说起赵晖老师。
和赵老师的缘分，可以追溯到2022年春天。当时，赵晖老师经由社里的前辈引荐找到我，希望翻译一些关于阅读教育的书籍。作为一名教育专业毕业生，做了这些年儿童文学编辑，内心总觉得离教育渐行渐远，而这次邀约，对我来说可以算是一次重返教育世界的机会。但彼时，我刚刚成为一名母亲不久，工作和育儿的压力让我应接不暇，实在是力不从心，最终只能遗憾地婉拒了。
2024年6月，我因书展活动前往北京，趁机约赵老师见面。寒暄过后，赵老师突然提到她最近签下一个选题，而这个选题和《窗边的小豆豆》有关，准确地说，是猿渡静子老师撰写的《窗边的小豆豆》背后的故事。听到这里，我先是眼前一亮，随后又有些惶恐。
《窗边的小豆豆》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大学时，作为教育系的学生，《窗边的小豆豆》算是教育系学生的必读课外书。那时，我惊叹于小豆豆的天真烂漫，也羡慕巴学园的自由与快乐。进入出版行业后，《窗边的小豆豆》和我社的《夏洛的网》常年稳居童书销售榜的前两名。无论对于曾经的我还是现在的我，这本书都极具吸引力。
回到上海，我和社里交流了这个选题。果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做的项目。且不说这是揭秘《窗边的小豆豆》背后故事的绝佳机会，单就作为出版从业者，能出版传奇出版人猿渡静子女士的首部中文作品，本身就极具意义和价值。
接下来便是漫长的选题流程和合同流程。在9月底，拿到了初步的全部书稿，在审稿过程中，我常常忘记自己编辑的身份。曾经，我是以一名教育生的角度去看待小豆豆的世界，羡慕她的成长环境，梦想成为像小林校长那样的教育工作者。如今，我更多的是一个母亲，一个不得不关注孩子未来的养育者。在审稿过程中，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小豆豆的母亲，看到了小豆豆的父亲，也看到了我们作为微小的教育环节中的一部分，应该如何以一己之力抵抗整个社会的教育困境。
回到出书过程本身，正当我准备全力加速出版进度时，没想到，接下来的路却变得坎坷起来。就在我要开始报选题的时候，赵晖老师委婉地告诉我，静子老师对主书名（原定为《幸福的孩子》）不太满意，希望能有一个更醒目、更能体现全书内核的书名。那段时间，我们绞尽脑汁想了几十个书名，但没有一个能让双方都满意。于是，我们硬生生地错过了9月的补报，只能等待12月的年度计划。在经过各方反复催促后，终于在12月等到了静子老师的回复——《你真是一个好孩子》。书名一出，我就懂了，这是小林校长对小豆豆说的那句话呀，就是它了！ 几个月的等待是值得的！
终于在3月盼来了迟迟未到的年度计划批文。可以发稿的第二天，我便加班加点完成了初审流程。因为知道这本书是社内重点书，除了常规的校对流程外，还需要再走一遍审读室，留给我的时间并不多。然而，当我以为一切顺利、可以赶上春季销售期时，没想到又卡住了——这一次是封面。
最初，我们尝试将内文元素与书名相结合，呈现出一种偏现代文艺的感觉；后来，我们也尝试过更鲜艳、更抓人眼球的方案。前前后后，大概设计了近百种方案，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各方都有自己的坚持，谁也不愿退让。好在，在社领导的果断决策和协调下（或者说DDL的威胁下），我们最终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5月下旬，我前往宁夏出差。出发前，抓紧最后时间在校样和封面打样上签下“依此印刷”的字样。5月 30日，第一批样书终于到手。拿到书的那一刻，我迫不及待地在窗台拍了一张照片，心中不禁感叹：“真是一个好孩子啊。”
书出版之后，我们陆续收到了许多老师的好评。一方面，我松了口气，觉得无愧于静子老师和赵晖老师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深知编辑工作的结束，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出版工作的开始——做一本好书很重要，让一本好书被更多的读者看见，也许更加重要。
（朱昕蔚：上海译文出版社童书中心副主任。编辑出版《做最勇敢的自己》《夏洛的网（彩绘注音版）》等畅销童书。曾荣获2020年中国出版新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