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创意写作是一种文字表达形式的创造性精神活动，它秉承“人人可以成为作家”的理念，遵循普遍的创意和表达规律，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和事业来实现社会价值。创意写作有多种语义和表现形态，它既是以文学为主要形式的创作活动，也指新的文学教育教学改革活动，还可以是作为新学科的创意写作学。中国创意写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短短近20年时间内，经历了引进消化、本土化实践和自主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快速发展阶段。202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编修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以下简称《试行版》）把“中文创意写作”增列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在创意写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中文创意写作正式进入国家层面的学科建制大道，一些先行先试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放开手脚发展创意写作，而其他高校可能也会乘势跟进，创意写作将在中国迎来一波热潮。在分享新学科红利之际，我们更需要冷静思考，吸取美国100多年来重实践轻理论的教训，反思中国现代写作为何没能发展为独立学科的症结，在接续优秀传统写作文化，积极与世界创意写作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凸显“中文”属性，建构以社会功能为导向的创意写作学的理论与话语体系。据此，本文针对近年创意写作学界讨论的热点，从当前创意写作学的基本原理、存在的障碍和实践路径等三个方面做初步探讨，以期从学理和实践层面推动中文创意写作的建设。

一、创意写作学的三个基本原理

在我们看来，《试行版》把创意写作纳入学术学位是有深谋远虑的，它强调中文创意写作一开始就要走新建制主义的学科建设道路，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话语体系。恰如吴俊在中国创意写作年会（长春，2023）上所说的：“没有学术学位的建立，没有学科学术的研究，专业学位的建立和推动，就没有根基。”学科基本原理是学科理论的基石，没有对它的研究，就没有学科理论可言；学科基本原理也是学科实践的基本指针，没有对它的充分把握，学科实践无本可依。综合中外创意写作学科史，我们认为，如下三个命题是构建创意写作学的基石，也是创意写作实践的指导原则。

（一）创意写作立足于普通人创造力的创意本体论。创意写作以实验心理学为科学依据，坚持“创意第一性，写作第二性”，通过写作来激活普通个体的创造力，这是创意写作和传统写作的基本区分。在创意心理学家罗伯特·J.斯滕伯格等看来，创造力是“一种提出或产出具有新颖性（即独创性和新异性等）和适切性（即有用的、适合特定需要的）的工作成果的能力”。罗伯特·J.斯滕伯格等通过研究表明，“创造力和智力一样，是所有人都具备的能力。而且，创造力不是固定不变的，和任何才能一样，人的创造力水平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不断地发展。”这打破了创造力属于天才的偏见，开启了普通人创造力的时代。这样，创造力（创意）也从《创世纪》中对神和上帝的赞美，经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人自身创造力的转移，落实到了普通人的创造力上。但创造力作为文学的本质则要归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在爱德华·杨、威廉·布莱克和华兹华斯等人的努力下，文学的本质被认为经历了从模仿到想象力再到创造力的转移。华兹华斯首次提出“创造性”一词，并将之作为文学的一般定义，华兹华斯的观点中还包含了“天赋人人皆有”的内涵。

在文学创作上，戏剧家赖声川坚持人人都有创造的灵感，但从个人的源泉（创意潜能）到作品（创意实现）有一条长长的通道。他从参禅中悟到创意之道，建构了创意金字塔理论。该理论显示，很多人最后没能写出作品（实现创意或灵感），是因为被创意三毒（不好的经验、动机和习性）给堵塞了，它们成为灵感发挥的阻力。要想成为作家，需要清除或清理这三“毒”，变毒为“药”。罗伯特·J.斯滕伯格和赖声川分别从实验心理学和创作经验出发，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人人都有创造的潜能。从潜能到创意的实现并不是人人都能如愿的，罗伯特·斯滕伯格的创造力六大心理资源的障碍和赖声川的创意“三毒”给出了药方，为当下开展创意或创意写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导，也为“人人都能写作”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的支撑。

实践上，作为创意写作教育标志性方法的工坊教学旨在激发、培训和拓展学生的创造力。经过几代人努力，写作课被改造成了“以自我表达为手段，致力于个性发展的课程”，其教学对象是人，而不是课程；重视的是表达者的个性，不是语言的修辞学；追求的是主体的创造性，而不是作品的文学性。这很清楚地表明创意写作是创作者本体，不是文本本体或读者本体；创意写作是学生主体，而不是教师主体；它重视的是活动，而不是作品。学习创意写作并不一定要写出经典文学作品，重要的是要通过写作活动来激发个体的潜能，让学生展现个性化的自由表达，实现向“创意第一性，写作第二性” 的创意本体论回归。 

（二）创意写作遵循创意与表达的规律原则。这一规律是“写作可教可学”的理论前提。任何学习和训练的前提是有规律可循、有章法可依，故而模仿（摹仿）说相比灵感说更占主流。亚里士多德从发生学的角度肯定模仿是一种先天的创造能力、一种积极的创造活动，是人类知识的来源和文明的开端，这就给“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点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支持。英国创意写作学者大卫·莫利就认为创意写作教学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美国的黛安娜·唐纳利认为：“摹仿论或模仿理论的教育学设计以‘艺术模仿表象世界’的概念为前提条件。”塔尔德等的现代模仿论受到实证主义和认知行为科学的影响，认为模仿关注的重心不再是模仿对象，而是模仿行为，这些行为和相似性、重复等普遍现象关系密切。

但模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模仿走向创造是文化和艺术发展的正途。包括写作在内的艺术创造要遵循成规与创造的辩证法。艺术成规是在长期艺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艺术要素及制约其组合（或构造）完整性的规则系统；艺术创造则是在成规的基础上，按艺术法则对原先的艺术要素与构成结构进行改造和提升，进而提升艺术发展水准，给读者带来新审美体验的创意行为。成规是创作者和接受者进行创作和阅读的必备“知识”，缺少成规性知识，作家可能就像不懂得下棋规则的棋手，无法落子。成规不仅是创新的参照系，还是衡量创新程度的尺子，没有了参照系和尺子，谁也无法判定是不是创新，或者创新程度多大。艺术要进步发展，必然要突破成规。但一旦艺术的创新因素被普遍接受而稳定下来，也就成为成规。成规与创造相辅相成，都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当前的文艺界存在重视创新创造而忽略成规传统的偏狭的审美认知。

创意写作学把模仿既作为基础理论，也作为基本方法，鼓励教师在工坊教学过程中，通过创意思维训练，按规律对学生进行创意激发和能力训练；还重视通过模仿等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基本的写作技巧，引导学生的写作从成规上路，这是一种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法和路径。事实上，创意写作训练也是进阶性的，并非一味强调模仿成规。好的模仿也是创造，新的创意写作课堂训练鼓励尝试更多样的形式，而不是延续已有的精雕细琢的写作和写作角色固化的假设。

（三）创意写作的公共性属性。现代社会以前，文学活动处于社会边缘，多是文人的个人性、趣味性表达，以至于“阁楼”和“象牙塔”长期作为文人理想的栖息地，这种孤独而浪漫的理想表明他们有意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以保持自我的独立性。但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包括写作在内的文学活动已经深深嵌入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内，文学史、写作史也是体制史。

对于创意写作来说，尤其如此。其作为美国的文学教育改革产物，就是基于美国对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以修辞学等占统治地位的保守的贵族化教育不满，提倡阅读反映当代生活的文学作品，在写作上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以培养和发展个性。美国创造力教育的倡导者、中小学创意写作教育实验者休斯·默恩斯明确表示：“我们的首要兴趣不是培养诗人，甚至也不是培养作家；我们的目标只是建立这样一种环境，可以进一步激发高中生创意写作的可能性。” 所以，以创意写作作为具体的文学教育手段，告别旧式传统教育对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桎梏，引导学生进入公共文化生活，让写作成为当代情感和社会生活的时代之学、生命情感之学，也成为通人之学。在创意写作发展之初，它大力倡导在写作中把自我表达视为一种民主实践，是对进步工业社会创造性生活的重要贡献。创意写作教育在其后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为促进教育公平和大众化功不可没，比如对美国在20世纪40至60年代，吸收少数族裔、退伍士兵、妇女等进入高校接受教育方面，创意写作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与“阁楼”相对，创意写作的理想空间是“社区”。社区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英语中的community含有公社、团体、社会、公众，以及共同体、共同性等多种含义。汉语中的“社区”一词主要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由某种具有共同特征、相互关联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他们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往往具有相似的爱好、身份和追求等。参照特里·特克斯顿（Terry Ann Thaxton）、琳达·萨金特（Linda Sargent）与大卫·莫利等的研究，创意写作中的“社区”主要是学院之外的某些公共空间，例如公共图书馆、学校、社区团体、阅读团体、医院、养老院，以及其他工作场所等开放空间。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包括了创作者所依赖的创作空间，例如某些城市里的作家工作室、写作中心，可以开展创意写作活动的咖啡馆等场所，甚至虚拟的网络空间等。走下阁楼，进入社区，不仅意味着物理空间的转移，也是精神性的转向。从私人性走向公共性，写作获得更长久更有力的生命激情与能量，通过在更大的公共空间开展工坊活动和传播独特情感和思想，艺术以美育人和以文化人的功能被释放出来，显示出其在当代公共文化生活与审美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综上，创造力是个体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包括创意写作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创意为本位，以写作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现代科学与人类实践也证明创意与表达是有规律可循的，艺术成规与创新的辩证法为创意写作实践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社区作为个体与社会联结的基本公共场域，也是创意写作走以社会功能为导向的新建制主义道路的价值逻辑。这三大基本原理内在地统一、相互支撑，而非三足鼎立。

二、制约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三大障碍

对照创意写作的三个基本原理，考察世界创意写作发展百年历史，反思我国近二十年来发展创意写作的历程，我们认为构建中国化本土化的创意写作学科，需要破除三大障碍。

（一）破除写作主体的天赋作家观念障碍。“人人可以成为作家”是创意写作的重要口号，该口号要修正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天赋作家、作家天才论等精英主义观念，把写作权利归还给普通大众。有实验心理学人人都有天赋的科学理论的加持，在网络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赋能下，我们可以通过潜能激发、训练和开拓等形式，帮助普通人重新获得写作的信心，掌握写作的技巧和能力，通过写作来实现自己的创造力。这就需要在创意写作的视域内审视“作家”的内涵。刁克利在译介多萝西娅·布兰德的《成为作家》这部创意写作经典著作时指出：“英语中作家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创作的人，即‘写作’（write）这个动词加一个后缀，变成做这个动作的人（writer），所以，作家就是愿意写作、能够写作、正在写作的人，与写作有关……另一个是我们熟悉的作家，是一种身份和职业，即主要靠写作为生的人，或者在写作上取得了成就、可以稳定以写作为业的人。”我们习惯于从第二个含义上理解“作家”，而忘记了从第一个含义上去理解“作家”（第一个含义包含了第二个含义），有的人甚至把从事网络文学写作的人降格，称之为“写手”或“码字的”。在文化经济时代，我们需要解放“作家”的观念，把对“作家”的理解和认定权回归到大众手中，坚持“愿意写作、能够写作、正在写作的人”都是“作家”，让“写作”成为每个个体日常生活的需要和习惯性行为，回到“作家人人可为”的常识。

事实上，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以及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赋能，大众的写作热情前所未有的高涨，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文学人口国。随着创意写作教育在学校和社会层面的铺开，AI写作技术的日益成熟，网络文艺机制的升维，写作生产力极大提升，全民写作生态已逐步形成。这种形势倒逼我们放弃作家天才论的偏见，树立平民主义的全民写作价值观。退一步说，即便创意写作教育培养不出伟大作家，但它能发现并促进其尽早尽快成才。陈思和坦言：“MFA（创意写作硕士）并不培养文学天才，因为天才毕竟是少数，但MFA至少可以发现天才，并通过系统的写作训练，释放学生的写作潜能。”

（二）突破传统写作的知识范式束缚。中国有悠久而丰富的文章学与现代写作学传统，它们在其所处的时代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形成了自己的知识系统、写作范式和经典作家与作品等。但是随着时代巨变，这种写作就与新的时代产生了脱节并失去活力。比如古代的文章学发展到八股文成为极致，从四书五经取题，语体上泥古，文体上组成固定格式，表达上句式和声调都有严格的规定，其根本目的是“科举取士”。这种写作模式适应和服务于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而形成了自己的知识范式，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它无法承担启蒙的使命，站在了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对立面，从而被现代写作取代。

现代写作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与现代教育体制相适应，以新文体、新语言、新表达和新思想为显著特征，彰显自己作为新范式的可能，对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从晚清以后的各种新式教育，到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建立的教育体制，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教育，写作都是重要的文学教育课程，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写作教育落寞了。“大学写作教育地位之下降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制有很大的关系”，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历次学科调整中，写作都未能进入，获得独立学科地位，只能寄生于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名下而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在笔者看来，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写作学和写作教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再次与时代脱节。写作原理与知识系统及教育教学实践要么没能与文学理论或语文教育教学区分而不具有独立性，要么成为板结僵化的知识，未能与当代人真实情感和生命结构联动，结果活生生的写作课变成了生硬的写作知识与理论的讲授课。 

我们并不否认文章学和现代写作学有合理成分，事实上中文创意写作学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对文章学与现代写作学的优秀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我们要清晰而冷静地认识到，它们整体上作为知识范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对写作的需要了。在审美经济时代，文化艺术领域对创新创意的巨大需求需要与之相应的创意写作及其教育相匹配。创意写作确立了创意为本位的相关基本原理，强调人人成为作家，并把高校作为培养作家的主阵地，推行作家或作家型教师驻校，开展以工坊教学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建立了创意阅读、创意写作、创意批评、创意思维、叙事生成语法和创意文体等核心范畴。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写作的新的写作范式，其根本指向是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作家与创意者，通过他们积极参与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建设来助力文化强国建设与创新型国家战略。

（三）告别文学学科建设的旧建制主义。中文创意写作作为新文科建设的排头兵，具有实践性、跨学科性和创新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中文创意写作要告别传统文学学科建制的学院化、学究化倾向，走以社会功能为导向的新建制主义道路。

传统文学学科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过分强调 “无用之用”而与社会真实需求脱节严重。在学科化的过程中，不少文学学科以学院派自居，躲在象牙塔里自成一体，把现实悬置起来，以抽象逻辑进行知识和理论层面的自我生产与理论空转。学科因社会需要而产生与发展，满足和推进社会需要是学科发展和繁荣的内驱力。但今天的现状是文学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一方面是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呈现冗余状态，一些研究者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生成的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则是文化企业与公司对创意人才求贤若渴，但在市场中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而发展艰难。二是传统文学学科重阐释轻生产。传统文学学科，整体抱着文学性趣味，热衷于建构阐释性导向的文学及其理论，我们的文学学科培养了大量以阐释为导向的研究者，以至于有人疾呼人文学科研究者过剩，研究成果雷同日趋明显。近年来，全球高校削减文科专业、压缩文科招生计划数量，恐怕和传统文科的这种过剩状态不无关系。

创意写作作为实践性学科，回应创意经济时代对创意人才的需求，通过写作来培养具有创意素养和创意能力的时代之子，放弃对文学性的执念而转身追求文学的创意性，放弃以读者为核心的文学视角走向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新视角，从阐释者走向生产者的打造，围绕“作家养成”和“作品生产”做文章，以满足文化市场对文学原创和文学活动的创意人才之急需。当然，中文创意写作建设处于新旧建制交替的奇点时刻，面临的问题自然很多，但当务之急是要破除以上三大障碍。这是一个长期和反复的过程，走以社会功能为导向的创意写作之路任重而道远。

三、创意写作的实践路径

创意写作本质上是一门实践性学科。从中外创意写作历史检视，其实践逻辑分为两个向度的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文化活动结合，学校的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具体来说，主要是在高校开展专业性的学科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培养创意素养的新通识教育，以及在社会上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写作等公共文化服务。

（一）高校创意写作专业教育的三种模式。当前全国有多所高校开设了创意写作相关课程，如广州外语外贸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设置本科专业方向，又如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都会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建设硕士、博士点，多途径探索创意写作教育。从学科建制角度初步归纳起来，存在三种代表性的发展模式。

一是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纯文学作家培养模式。复旦大学2007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下率先设置文学写作方向硕士点，2009年更换为在戏剧与影视专硕下设置创意写作MFA。这一创举既赓续或激活新时期大学校园作家群传统（比如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的作家群），又承载体制内系统培养人才使命（比如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开设的作家班，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培养招收文学创作专业的硕士班）。在机制上更多参考了以爱荷华大学为代表的美国MFA的管理和培养方式， 第一目标着眼于“培养作家、写作者、写手”，第二目标是“培养一个文学爱好者，把他们培养成一个熟练，有资质的写作者”，这就决定了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教育对作品原创的重视，其师资基础和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他们重视小说和散文的创作实践。10多年来，复旦大学培养了近200名毕业生，涌现出甫跃辉、张怡微、王占黑等青年作家。从其人才培养理念、师资构成和课程设置看，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教育基本走的是专业作家的培养路子，重视文学经典的研读与文学原创性实践，为有写作梦想但没有写作经验的大学生提供学习写作、并获得学位的路径。

二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青年作家提升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以招收创作基础较好、有一定实力的青年作家为主，我们不妨称之为青年作家提升的2.0版。它有两个要点：第一是青年作家有比较重要的作品公开发表，显示了较好的创作潜质；第二是要有大学本科学历学位。这些青年作家在创作层面有一定成绩，但在历史、哲学、美学，包括电影史、艺术史等方面存在许多欠缺，需要学校进一步在教学、教材和学生培养目标方面融合创意写作和现当代文学教育。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在创造性写作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创造性写作贯通教育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对青年作家的创造性教育构成了当前高等教育系统作家培养的重要探索，是文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作家培养的新型成功模式。

三是以上海大学为代表的面向文化产业的创意写作人才培养模式。上海大学立足于文化创意市场以培养普通创意师和文学公民为基本目标，以本科、研究生课程体系创建为依托，以工坊建设和工坊制教学为切入口，坚持产学研一体化、实践与实战相结合为路线。经过10余年的探索，在理论建设上，从引进消化欧美创意写作基本理念到进行本土化理论建设；在学科建制上，实现了从课程到学科的教育发展历程，初步建立完整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材开发与实践实训体系；在社会服务上，实现创意写作教学社会化和创意写作教育推广的双翼齐飞。上海大学不仅和中国作协、上海作协等机构合作开展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培训，还和阅文集团与华文创意写作中心联合培养人才，探索高校、社会企业和国家机构合作的写作人才的可能培养模式。该模式被不少普通高校模仿和借鉴。

反思中国高校创意写作发展之路，主要存在师资短缺和本体研究不够等问题。驻校作家往往因缺少系统的写作理论知识和教学方式方法，不能胜任完整的课程教学工作；研究型的写作教师，因创作经历的缺少而把写作课上成“写作理论课”。理想的创意写作教师应该是作家型学者或学者型作家，具有丰富的创作实践和相应的理论水平，但这类师资奇缺。另一障碍则是创意写作理论建设还整体处于对英语国家的零星翻译和阐释阶段，部分高校不知如何发展创意写作，只得以创意写作之名沿袭传统写作教育之实，因而走新建制主义的创意写作学科化道路显得尤为迫切。

（二）创意写作作为新通识教育。21世纪以来，重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力思维品格的通识教育日益受到学校重视，坚持创意第一性的创意写作在通识教育中大有可为。如果说专业性的创意写作教育是为公共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培养作家或创意师，那么，通识教育视野下的创意写作教育则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意素养。

创意写作教育是学科开展通识教育的新形式。通识教育中开设的创意写作课程一般被纳入文学教育中，但它与一般文学教育的目标有明确区分。传统文学教育主要是基于接受者视角，从阅读与欣赏路径展开审美教育，以培养能欣赏会审美的人。但从全球人文教育的实践来看，基于创作者视角，重视个性表达与创造力培养的创意写作教育同样值得重视和推广。我们不妨把这一种创意写作教育称之为新通识教育。该新通识教育的核心首先在于通过写作方式来激发学生自我表达的信心和积极性，再通过课堂工坊上平等而自由的讨论开展头脑风暴、促进学生思维的活跃，进而通过创意思维与写作技巧的训练来提升学生的创意素养。

如果说基于阅读与欣赏的文学教育是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或审美素养的话，那么基于写作而来的创意写作教育则是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意素养。文学素养重视对文学的阅读与研究、对经典的接受与消费，而创意素养则主要由生产、实践技能驱动，它不仅仅是为了产出文学文本，更是包含了更为广泛的文化文本。学生们学习创意写作，并不一定要成为文学作家，更多的是成为具有普遍创意素养的公民，他们想从创意写作的课堂上获得“文化资本”——创意素养，因为“创意素养训练可以进一步扩展出许多能力，包括使用语言（以及视觉图像和其他媒介）激发观众产生复杂情感体验的能力；以联想的、隐喻的、非线性的、非层级的方式思考和沟通的能力；有能力用丰富多彩的人物、角色和声音来创作动人的故事；有能力掌控或重构既有的意义和创造出新的意义”。

从文学素养到创意素养的切换，从大处说是由创造性路径进入自由人格之境，往小处讲可以让“学生在知识领域之外更大范围的职业生涯、专业发展方面立足”。各级各类学校可以大力发展创意写作这一新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意素养，以响应把科技上的创造发明和文化上的创新创意作为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当下，创意素养的重要性有待被社会普遍确认和重视，它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就会形成创意驱动的巨大社会性潜能。

（三）创意写作的社会化逻辑及展开。创意写作的实践性不能局限在高校这个有限的空间，它需要走出去，走到社区中去，走到尽可能多的人群中，广泛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创意产业服务中，实现其“服务社会”的使命。

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文化需求，关键是要不断健全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促进优秀作品源源不断涌现。在健全文化创作生产的机制上，创意写作和社区文化建设结合是一条重要的创新之路，让写作下基层、写作进社区，让越来越多的退休老人、在读学生、家庭妇女、疾病患者等通过写作找到乐趣，找回创作的自信，才能发挥文化的作用。

高校创意写作人员与地方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结合起来，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创意写作工坊，这是创意写作从高校走向社会的基本路径。比如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科的老师带领研究生走进社区工坊，创办华文创意写作培训基地，面向普通市民开展创意写作培训，帮助学员公开发表作品，实现创意写作的提升。这体现出着力打造创意的大众化、实现创意写作教育的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理念理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再比如东北的林超然多年坚持家族写作工坊，上海创意写作学者吕永林尝试家庭写作工坊等都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这预示了创意写作进社区、进家庭具有广阔前景与活力，它势必随着创意写作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向社会铺开，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

创意写作还是建设创意社区、创意城市的推动力。创意写作进驻社区和公共文化空间，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创意社区的出现。创意社区的文化生活、工作、经济发展联动起来，形成文化服务项目、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等良性循环模式，进一步促进创意城市的涌现。比如在联合国世界创意城市网络活动中，爱荷华、墨尔本、爱丁堡、南京成为以文学创意为主导的世界文学之都。文学成为创意城市力量的重要支撑，文学创意还向创意产业流动，文艺想象转化为创意产业的生产性要素。

余论

本文通过对创意写作学三个基本原理的阐释和剖析发展创意写作的三个观念上的障碍，总结并探讨了当下发展创意写作的现实路径。这让我们不仅清楚认识到，创意写作无论是作为一种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还是作为新的文学教育改革实践，它并不是简单的舶来品，而是内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或者说，创意写作与中国当代文化无论在思想立场，还是情感结构方面都具有天然一致性。因而，创意写作在华夏大地上能落地生根。

今天的中国发展创意写作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随着《试行版》的发布，中文创意写作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创意写作界应在古今融合、中西互鉴、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三重视野下沉潜笃行，走以社会功能为导向的新建制主义发展道路。发展社会功能论的创意写作在人文学科史上有一定先导性，其学科“初心”是探索在文化经济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和高等教育如何“服务社会”等时代命题。以社会功能为导向的中文创意写作，以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为其底层逻辑，主张创意写作直面社会和时代需求，深度融入产业实践和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在文化强国与创新型国家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唯有如此，中文创意写作才能站在世界创意写作的制高点，为世界贡献中国创意写作的理论与话语体系。同时，随着中文创意写作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体系的确立，发展路径的明晰有效，在公共文化和文化市场中的重要性不断攀升，它势必冲击传统中文学科的结构，促进中文学科内部的结构优化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引发文学教育的变革，甚或迎来一场全新的中文教育的创意革新。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