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的生活，我的生活——读宥予小说《证明》
长篇小说《撞空》之后，宥予终于出版了他的第二部作品《证明》。这两部小说证明了宥予掌控不同题材的笔力。有的青年作家擅长书写乡村，如魏思孝、郑在欢；有的青年作家擅长书写城市，如陈春城、王占黑。宥予则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颇为成功地描绘出了两者的接缝和融合。一方面，这得益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在豫东平原的农村成长，又多年在城市谋生和写作；另一方面，宥予展现了成为作家的天赋，他调用自身的阅历和记忆，并对其进行截取、加工，将艰辛而丰富的生活重述为一篇篇小说。
这些小说未尝不是作家“复活”了曾经的生活，某种程度上亦是“复活”了曾经的自己。从整体来看，宥予似乎下了一盘“大棋”，十篇小说的故事相互独立，人物也不相同，但经由谷楼村这座豫东平原上的普通村落产生了联结，进而被统摄在一张“形散而神不散”的故事网络之中。
和《撞空》一样，《证明》也是一次兼具城市和乡村的“二元书写”，广州城和谷楼村，一个是一线大城市，一个是偏远小农村，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拥有两幅截然有别的景观，但通过人的流动和记忆的流动，宥予打穿了时空壁垒，营造出一种静默的张力，去展现那些“逝去的人、失落的人，沉默的人、逃离的人”的生活、情感与命运。
如果说《撞空》侧重城市与当下，《证明》则偏向乡村与记忆。宥予虽在广州定居写作，也许和很多出身农村的作家一样，很大程度上身在城市，心在乡村，就像《证明》中的那些主人公，茎在广州城，根在谷楼村。《撞空》讲述了广漂青年何小河的故事，《证明》则塑造了更多的“何小河”：谷开山、谷旺、谷满满……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这部小说集中，宥予终于更加真实而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和过去的自己，将笔墨更多地放在熟悉的土地和过往的记忆上。
此外，在宥予的小说中，始终存在着缺位的母亲形象。尽管母亲多已不在人世，但又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出现，影响甚至左右着主人公们的生活与抉择。如《扒火车》中的母亲，这位缺位的母亲是谷仓扒火车最直接的动因，他要去徐州给“跑”了的妈妈过生日。小说中提到的“跑”这个字，在豫东大地带有十分复杂的猎奇意味，其主体皆为女性，好像是她们背叛了婚姻，但大多数情况下实则是婚姻背叛了女性，因为她们逃跑的原因大多与包办婚姻、丈夫家暴有关。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谷仓这个令人心酸的少年形象就此浮现，那也是一片土地上很多个留守的“我”共同拥有的成长记忆。
在我看来，这部小说集中的十篇小说，尽管故事具有极大的异质性，但内在气质上是统一的，这是一个作家正在形成的风格。不过，我得表达点不喜欢的部分。小说不像绘画或者电影，很难靠风格成就一部佳作，故事的讲述能力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功。以《房间里的城市》和《遥远的终结》为例，这两篇小说十分意识流和私人化，阅读时就像“撞了空”，很难让读者明白作家的意图。而且，小说语言密度很高，缺少节制，某些片段给人以炫技之感。当然，不喜欢是一种个人的阅读体验，作品是写给自己的还是写给别人的，这点并无定论，但阅读仍是一项作者、作品与读者双向奔赴的活动。宥予的小说“文艺范”浓了些，小说或许应该更“接地气”（这并不是说一定要写市井生活或者农村题材），有十分清晰、畅通地抵达读者的穿透力。更进一步，小说家的姿态还得放得更“低”一些（这也不是说要去讨好读者或者市场），与读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互动。
总的来说，就如《撞空》中反复出现的“你没有生活”，《证明》仍然是对生活的追问乃至于逼问。正如李静老师所说，宥予有“一双好眼睛、一双好耳朵、一双好手”和“一颗好心”，可以去看、去听、去触摸、去体认生活的跳动和回响。他用这些小说诠释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或许仍然没有答案，但我从中看到了他人的生活也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并且，也在由此所引发的思考中重新“拥有”了生活。
（作者系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