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凡：我对这个世界有话想说
我一直对这个世界有话想说。我以为，这就是我这三十多年热爱写作的根本动力。
凡事皆有因缘，我爱上写作应该缘起于小学三年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小学生下午是不上课的，在村北二里路远的那片破庙里，唯一吃公家饭的老师便是城里来的孙克修先生。每天下午我牵着羊来学校，一边放羊一边听他讲《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林海雪原》等。他家在河南永城，一个老人很孤独，冬天他就让我跟他睡，以便给他暖脚，睡觉前必给我讲一些故事，这在我心底埋下了文学的种子。那时候，我又特别喜欢看小画书，小画书简短的文字和画面相配，让我产生过自信，我觉得我也能编那样的故事。初三的时候我转学到位岗中学，在这所公社中学里，我用省下来的伙食费订了一份《安徽青年报》。第一次投稿就寄给这家报纸，那篇文章的题目是《给台湾小朋友的一封信》。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编辑老师给我回了一封鼓励的信，从此激起了我投稿和写作的兴趣。
1983年7月，我在县城参加完中专考试后到新华书店，仅以对书名的兴趣，买了《西行漫记》和《人妖之间》两本书。回到家里，立即开始阅读。从《西行漫记》里，我了解到长征及毛泽东那一代伟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这本书的写法与学过的语文课本完全不一样，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文章，文章还可以这样写。细节的真实和叙述的从容、有趣，让我认识到写文章必须要真实，真实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人妖之间》里记述的几个案件，让我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些丑恶的人与事，激起了我的愤恨和不解。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后来从事新闻、报告文学、现实题材小说写作的缘起与动力。两本书很快读完，在等待考试结果的日子里我十分焦躁，于是，再次骑着破自行车到三十里开外的县城，一是到教育局问分数何时出来，二是去买书。这一次，在地摊上，我也是凭着对书名的兴趣买了一本《茨威格小说选》，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外国小说。多年之后，我十分庆幸，这本书让一个十六岁的乡村少年与世界级的文学大师相遇了。这无疑为我开启了一扇向文学致敬的大门，为我未来的写作照出一道希望的光芒。
1983年8月，中考分数出来了，我获得了全县前十几名的高分，因家庭贫困，我选择了当时包吃包住、条件最好的蒙城师范。报到的前几天，我听说邻校有一个叫张保义的年轻老师是写诗的，而且在考研究生，就慕名前去请教他如何写作。他那时也是师范毕业没几年，充满激情。那天谈的什么我基本都忘了，唯有临别时他的一番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要想当作家必须先读书、多读书，读书是写作之母；读书不可乱读，要先读《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然后，按上面列举的作家和作品找来读，不苦读十年书是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的！关键时刻，别人的一句话真可影响一生。我入学报到后，就是按他的指点，选借了这几本文学史，囫囵吞枣地用一学期时间读完。1983年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一边按文学史上的指引找书读，一边阅读当时的文学杂志。现在想想，这四年师范生活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读了四年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和当时那些文学期刊。
1983年寒假回乡，发生在我弟弟身上的事触动了我。那年，比我小一岁的弟弟才十五岁，家里就开始给他介绍对象了。邻村一个女孩相中了我弟，她的父母反对，女孩竟喝农药自杀了。听到这件事，我心里极为痛苦，当晚就写下一篇800多字的文章：《大胆地爱还是偷偷地爱——一个乡村少女之死的悲剧》。写好后，第二天我就到公社的邮电局把它投寄给了《安徽青年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篇文章到1984年4月才发表出来。这是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也是我与《安徽青年报》的缘分，后来，我有幸到这家报社短暂工作，当然这是后话。但是，这篇对现实发声的文章，开启了我现实题材写作的道路。在当时县城的师范学校里，能发表出来一篇小文章都是令人激动的，于是，我被推选为校文学社副社长，并参与社刊编辑。在这中间，我还给冰心老师写信，请她为校刊题字，她果真为我们题写了《鸽子》的刊名。这一切都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接着，我在《散文》《羊城晚报》《少年文艺》发表了十几篇散文和幼稚的小说。
四年的师范生活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与河南交界的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在这里，没有书读，没有人交流，连个浴池都没有。梦想与现实的落差一度让我十分痛苦。人是必须面对现实的，工作后开始真正接触社会，通过半年多的思考，我觉得面对现实自己有话想说，对现实的不满和强烈的表达欲望，让我燃起了采访和写作的热情。1988年至19９0年，我先后发表《园丁杂事录》《中学生心态录》《人口大挑战》《少年悲剧》《忧虑的粮神》《五大生备忘录》《国策上的阴影》《太阳之梦》《家教观微》《教育误区探寻》《商海之梦》《两人世界探窥》《校长大拼搏》《心灵的画板》等报告文学和新闻特写，引起社会关注。这一系列的创作直接关注社会现实，为我以后关注现实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基础。1997年，京华出版社以《思想者》为名结集出版，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
1989年初到1993年，这四年是我人生中最为动荡的时期。我先后两度到省城做记者站记者、杂志编辑部主任，到师范学校、农村区委办公室工作，这段时间正是社会变革很快的几年，我看到了许多，思考了许多。我首先想到的是用小说形式去表现，但发表不多，发表了也如泥牛入海，一度使我对小说创作失去了信心。1993年下半年，我调回故乡的一家大型企业做宣传工作。工作的新鲜感很快消失，我爱上了喝酒，可以说是以酒排解心中的痛苦。大约过了两年，眼看离而立之年越来越近，我心里更焦虑了。最后，我还是回到了写作，我认为也只有写作才能化解心中的郁闷。
接下来，我创作的方向发生了转变，我对历史题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以历史观照现实”的手法，创作一部反映亳州这个有3700多年历史的古城文化的小说。于是，我查阅资料、走访乡野、探微历史，以前读过的大量笔记体小说给了我激情和冲动。经过两年准备，从1997年开始，用两年多的时间创作了100多篇笔记体人物小说，这就是《药都笔记》。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书是我文学创作的真正开始，也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鼓励。至今，这本书先后以不同书名和版本出版八次，被转载和收入各种书中500多次，有二十几篇在各类考试试卷中被用作考题，应该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是，由于少年时埋下的对现实的关注，我的写作兴趣很快又回到了现实题材的写作。1999年春天，以我为主导（与都沛合作）开始了对安徽古井贡酒公司的深度采访。我在16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基础上，创作了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调查古井贡》。此文，在《中国作家》1999年第6期全文刊出。当期的卷首语这样说：“在双月刊的最后一期上，我们向读者奉上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调查古井贡》，这是我们的一种探索。15年来，《中国作家》杂志从未用整本篇幅推出一部表现当今中国经济领域活动的报告文学作品，但在2000年到来之际我们终于这样做了。我们的目的是为报告文学创作正名，推动报告文学的繁荣昌盛。”
该作品发表后立即引起国内报告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社联合举行研讨会，与会的二十多位专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该作品被文学评论家们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界写企业的作品，20年来最为优秀的几部之一”“当代报告文学难得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全国近40家报刊刊登了评介文章，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中国教育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等作了专题介绍。2000年7月该作品被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40集长篇连播节目播出，同年又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在2001年12月的“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再次受到报告文学界的关注和好评。
回想创作这部作品的前前后后，我觉得依然与1983年夏天读到的那两本书有关。我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对现实的书写，内在动力和写作方法都离不开那两本书的阅读印记。也正是这部书的采写，使我对企业有了更深的认知，2004年我开始思考和创作长篇小说《酒殇》。2008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安徽省作协、安徽省文学院召开研讨会，这部长篇得到评论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国内近几年工业题材和国企改革难得作品之一，是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重点之作”，先后入选“改革开放三十年长篇小说”书目，并获得“安徽省政府文学奖”，2024年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
同样的创作缘起，还有2014年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楼市》。2002年，我调到一家房地产集团公司任副董事长、总经理。我根据自己五年多的房地产领域切身体验，以现实主义笔法对中国楼市那些年风云变幻及内在规律进行书写。这部长篇从一个三线城市新城建设及房奴的经历，描绘了近十年来中国地产界和城市建设的广阔图景。这部小说在《中华文学选刊》2013年7期以“长篇小说重点工程”栏目首发，《长篇小说选刊》随后全文转载，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品发表后立即受到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孟繁华、张颐武、谢欣、谢有顺、顾建平、李云雷、鲁太光等人的关注与好评，《文艺报》等几十家报刊和媒体作了报道与评价，被评论界誉为“中国当下房地产界的清明上河图和浮世绘”。
一个作写者，有责任才能有担当，有担当才能有勇气抒写；有勇气抒写出的文本，才可能具有力量。现实主义题材一直是我创作的主线。
2009年，面对城乡二元的变局和乱象，我创作了长篇小说《窄门》。《窄门》是写农村少女在纷繁复杂的城市中，彷徨、迷失直至毁灭的命运。该小说折射了当下城乡二元及经济大潮中人性的迷失与挣扎，呈现了社会转型期乡村女性在欲望与伦理挤压下心灵的背离与游荡、灵魂的漂泊与躁动。这部小说2011年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广受好评，2012年10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这部小说与读者见面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是那种胸中块垒吐出后的畅快和轻松。此时，我深深地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冷观生活和现实，不能放弃对现实的接近、思考、探索、透视与凝望。
《天命》也是一部反映国企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我力图解剖国企改革的艰难历程与人性迷局，描绘了另一种国企改革的生动图景，书写了国企人内心的困境与挣扎、绝望和希望，以及任何力量也难以压垮和毁灭的变革意志与向上的激情。这部小说2011年在《小说月报·原创版》长篇专号发表后，受到孟繁华、李建军、张光芒、彭学明、李云雷等评论家高度评价。2012年10月，这部小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1期转载。
爱好写作这么多年来，我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要写，然后，才思考写什么，怎么写。
现在的企业竞争十分激烈，我在企业工作，真是常常与时间赛跑，我的家人也多次说，别那么累了，真不理解你写东西干吗。也许，他们认为我是为了一些虚名，其实不然。思考可以让我廓清事情的表面。我觉得这些年，我写作不是跟风，不是盲从，不是为了虚荣，不是为了稿费，更不是对生活以俯视的姿态、道理审判的姿态、关怀的姿态来显示自己的悲悯情怀。我的写作冲动，来源于我对生活细致观察后的谨慎和审视后的敬畏，我是在通过写作，来解决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迷茫与困惑，完成属于自己“这一个”的表达与理解。
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开口说话，沉默的黑暗统治就会降临。”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必须对当代生活有所作为，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不能思考缺席，不能失音，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字，否则就将被边缘化，就远离了读者和社会。一个写作者对现场的话语权是不能丢的，否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2009年以后，我在一如既往地关注现实的同时，更加关注现实背后的内在逻辑和在现实中挣扎、纠缠的人性，先后创作了《工头儿》《总裁班》《欢乐》《大学》《太平道》《非典时期的爱情》《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三十多个中篇小说，以及《我们无处可逃》《缔结了就不会结束》《英雄》《某日的下午茶》等三十多部短篇小说。可以说，这些小说都是我对生活和人生的态度。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态度极为重要。态度就是价值观，就是取舍题材、塑造人物、呈现主题的标尺。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都有自己喜欢和擅长的题材，这也是一种写作态度的体现。我相信，每一个写作者对选择要写什么、怎么写，都是十分慎重的。这种选择的动力就是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写，就是最根本的文学态度问题。
每个写作者写下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个人物，以及其所选用的每一种表达形式，都代表着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追求。从开始小说创作到如今，已有快三十年了，我所坚守的写作态度就是对现实的关注。社会的发展变革，以及人们在这种变革中的变化，始终是我关注的重点。这些年来我创作的七十多部中短篇及几部长篇小说，都没有离开现实题材。现实对我的触动，使我有一种不表达就不快乐的压力。我们的作品究竟要表达什么，若不以作品对现实表态和发声，写的意义和价值就有些可疑。关注现实，我认为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写作尊严。
此生有涯，写作无涯。我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但是，我想一直保持着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有话就说的状态。
这是我对生命的感恩，对文学的信仰，对自己的勉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