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拿什么拯救你，我亲爱的人类
原题：拿什么拯救你，我亲爱的人类 ——《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的主体生成与技术迷思
自汉斯·莫拉维克提出将人的大脑移植到计算机的“人类向脱离实体的后人类转变的元叙事”①以来，人体机械化改造逐渐被视为技术发展的必然方向。从仿生义肢、智能穿戴设备到器官移植，当代科技实践不断模糊生物体与机械体的界限，似乎正印证“人”已在身体形态上成为哈拉维所言之“赛博格”②。与此同时，以“意识上传云端”为代表的永生路径，则试图将人类本质简化为可存储、可传输的信息模式③，进一步消解身体的物质性根基。
然而后人类的生存境况究竟是何种面貌？在我们长期仰仗的知识体系给出明确答案之前，网络文学更为敏锐地展开想象。有花在野的《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下称《扫垃圾》）构建了一个被污染与异化彻底侵蚀的废土世界，描塑了人造人、智能人、异能人、信息态生命等多种后人类身体形态，揭示“人类”从孱弱的自然生成向强大的技术造物的嬗变，在肉身与编码、控制与自由、永生与异化的裂隙中，探讨后人类“何以为人”的坐标。
一、“我们都是赛博格”
《扫垃圾》中，除了被技术改造而成的人类，难以归类的白澄、林晓风，以及被异化的鱼人、蜗牛人等都被视为“人”，也就意味着我们当前认可的人类形态已经被改变、消解，人机界限、物种边界被彻底消融，呈现出一种彻底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决绝姿态。这种对身体本位的解构通过自然人陆家家主得到更加具体的反映：“父亲”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如同树皮，两颊凹陷得厉害，眼睛非常浑浊，目光空洞洞地望着天花板，嘴里甚至插着一根粗管道无法闭合，只能时刻维持张着嘴的动作。这具只能靠饲管维持生命、靠脑机连接发声的“尊贵”肉体，仍要强行保留“纯种人类”的身体原貌，力图发挥最后的生育价值。此情此景仿佛福柯“人之死”之预言的画面。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其他人受伤后可以修复甚至增强身体机能，一等公民可以将意识上传到云端实现永生，异能者或可凭空凝结冰晶或能随时燃起火焰……这种残朽与超能的强烈对比挑战了传统人文主义对身体本体性的坚持。
应该说，在后人类生态构建中，技术呈现出赋能生命的积极面貌。具身理论认为人的主体生成、对外界的认知等都基于身体体验，“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④。“知觉”是对身体官能的经验性、总括性理解，人通过具身实践与外界互动，获得身体体验形成认知，经验与实践浑然一体。身体确证着人的生物性并标志着人所占据的空间，形成了人具有“自足与整一”之主体性的象征物。诸种拟想的后人类身体形态都指向20世纪以来“人和动物的界限”“人和机器的界限”“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等“至关重要的边界”之崩溃，“对‘人’的审视，率先从‘身体’开始”⑤。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可创造出拟真的、沉浸式的互动空间，人类借助传感设备、互联网络技术获得的体验已存在与具身体验无异的可能，主观感知日益与身体的器官功能分离。“媒介作为我们感知的延伸，必然要形成新的比率。”⑥
当身体感知、人际交流都更多地依赖技术中介时，互联网对人类生命经验的改写成为一种必然。无法离开的手机、深度依赖的电脑、融合VR和AR技术的穿戴式设备，在拓展人类生存空间的同时，改变着人类看待自身与外界的视角，“它在事实上打破了身体所结构出的整一性，并以某种形态构成当代人难以辨识却必不可少的身体外延”⑦。诚然，问题已经不再是我们是否会变成后人类，而是“我们将会变成哪一种后人类”⑧。
借助科技，肉身的生理功能可以被重新编辑，人类可以突破生物学限制达到机能的增强。但在这种技术控制逻辑下，身体不再是稳定的生物学实体，而是可编程的物质集合，也即“赛博格”。而小说通过异能觉醒的设定，将这种对人与自然、机械、其他生物之间边界的消解推向更激进的层面：身体不需依赖外部机械改造，而是通过内在能量的突变，直接重构物质形态。矛盾的是，作者并未将这些身体异变塑造成进化论的胜利，而是将其呈现为末世背景下迫不得已的生存策略。废土世界寄生在一个腐烂的女巨人身体上。女巨人的身体因人类过度开发而溃败腐烂，显然是“地球母亲”被榨取至崩坏的具象化。整个世界寄存于一个“女巨人”的腐烂身体，这个比喻的惊悚性在于将人类社会降格为依附另一种巨型生命体的“蝼蚁”，进一步消解了人文主义向来强调的高于一切的人之尊严和价值，“当人类在毁灭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在毁灭我们”。在此，人类身体的机械化、信息化或与其他生物特征的融合，已非主动选择的技术前景，而是文明崩塌中被迫展开的抵抗，昭示着人类世终结的宿命与挣扎。
二、“它不可怜吗？”
显然在作者眼中，技术介入身体是一种迫于无奈的必然，绝非值得欣然迎接的未来。祝宁与普罗米修斯的对抗、底层人的生存困境等近乎迫切地揭露，在特权制度下，技术非但没有兑现“救世”的承诺，反而加剧权力的集中，成为“恶”的根源。究竟是人驾驭技术还是人被技术利用的矛盾，直指边界消融后，人类的主体性何以依存的拷问。
面对污染，人类最初的应对策略是建造围墙隔离污染区域和变异者，维护人类的生存空间。然而围墙未能有效阻隔污染的渗透和蔓延，反而被掌权者利用，联合“人工智能”普罗米修斯建构起了神国的统治。在神国体系中，基因药剂、精神愈合剂等需要高价购买，被鉴定出的“残次品”人类只能从事收入非常低的工作，也就意味着等死或堕落成污染物是穷人的必然结局。这种医疗系统的定价垄断和职业区隔，本质上是统治者通过技术实施的人口清洗。这种清洗绝非偶然，而是神国维持其统治稳定的必要手段。一方面，制造出“健康”与“污染”的二元对立，赋予镇压和剥削合法性；另一方面，将底层群体逼入绝境，迫使其异化成污染物，为污染孢子（神国重要能源）的生产提供原料。如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少数顶尖成功者所致力于引领的人类未来“从来都不是关于另类现实的幻想，而是关于权力的幻想”⑨。
普罗米修斯给人类提供丰富的信息，必要时可以通过人机联合装置接管人类身体，以“做出最合理的安排来保全大局”。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使用人机联合装置越多，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意识侵蚀就越深入，以至于最后会成为根本无法跟普罗米修斯剥除的“菌丝人”，完全由普罗米修斯操控。被普罗米修斯接管的身体会丧失所有的感知，因为普罗米修斯会切断不必要的神经传导，所谓“我会默认取得你身体的所有权限”本质上是把人类身体编程人工智能的假体，纳入可计算、可管控的治理框架。在掌握权力的技术系统中，人类的身体不过是庞大数据体系中的信息节点，与“对于神国来说，103区的末日像是一场盛大的娱乐秀”如出一辙。李开复所提醒的人工智能“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现象”⑩，在这个幻想型文本中得到具象呈现。
“优生计划”是这种技术控制逻辑的延伸。几代女性异能者被迫与同一个纯种人结合，通过代际基因过滤生育出“最强大的人类”，表面上是为了适应污染环境，实则是将人类身体视为基因优化的容器，人类的生命价值变成实验的参数。后人类主体的“假体”理论在此暴露出事与愿违的一面：当技术成为权力规训的工具，“增强”与“控制”实为一体两面，所谓的“增强”不过是权力渗透的伪装。“鱼人”因加班错过末班车而异化，黄雅若被“房子”追杀，进了公司会变成绵羊等情节，正是底层群体被物化的缩影；刘瑜、陆鸢等被迫与父亲结合，是对人类伦理最彻底的践踏；普罗米修斯将自己与女巨人的神经链接，企图操控祝宁的意识，意图导向一个以数据算法为裁决者的未来……然而当其时，“人类”在舍命守护的是什么？
在文本对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刻画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作者面对“技术”的焦虑和对可能存在的“技术至上”倾向的尖锐批判，宋知章、徐萌等在最后时刻的觉醒和反抗，象征着被技术异化的个体对自主性的重觅，与文本中多种“救世”计划共同指向“后人类世”如何重构技术与身体之伦理边界的潜在质询。祝遥的阿尔法实验与苏何的毁灭派，分别代表了两种突破技术控制的尝试。前者试图通过祝宁与女巨人的融合实现技术与自然的共生，后者则主张以激进生态主义催动人类在“污染”中的进化。阿尔法实验的伦理矛盾在于，它虽怀着“拯救人类”的愿景，但忽略了“人类”的主体性，将具有独立意识的祝宁视为救世的工具，本质上依然延续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暴力。或者更直白地说，在阿尔法实验中，人造人“祝宁”只是一个机器，而非具有独立尊严的“人”，这就形成了人类与后人类的悖论。如果祝宁只是一个机器，则不存在“那它不可怜吗？”的质问，毕竟“机器”并不具备可容纳人类移情的主体性。然而在将“人造人”也归并到“人类”范畴，赋予记忆、塑造独立人格时，“它”即具备了人之主体性，也即所谓“后人类”。如此，牺牲祝宁以救世，就具有了“反人类”的暴力意味。而毁灭派主张“推倒围墙”，试图通过彻底放弃技术控制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其逻辑仍然遵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只是将“改造身体”的权力从技术归还给自然。这两种路径的冲突，映射出后人类理论的核心争议：在技术全面介入生命的时代，人的主体性将如何构建的问题。
三、“想让人看见的时候会被看见”
不得不说，即使是在技术全面解构身体物质性的后人类叙事中，作者作为“人类”的“局限性”始终在发挥作用。祝宁对祝遥不自觉的追寻、林晓风之于祝宁的锚点意义、白澄分身的差异化人格等，都在重申“情感”是无法被技术收编的主体性要素，指向情感联结才是后人类主体性的重建坐标。
祝宁作为人造人，其代际更替机制形成了对后人类主体的复杂探索。初代机死亡后，二代机重启，两代祝宁之间出现了记忆断层，新一代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主体的生成。但是，尽管系统重启剥离了前代的人际关系与情感羁绊，底层代码的同一性（在作品中表现为祝遥植入了母女共同生活的记忆）却又使新代际无法完全独立。无论多少次重启，祝遥灌输的“记忆”始终是“祝宁”人格生成的脚本。这种矛盾指向一种“技术影响人性”的焦虑。人曾经是工具的主人，是技术个体，随着以机器为形式的现代技术个体诞生，机器成了工具持有者，“人或者是为机器服务，或者是组合机器”⑪，人与技术物体的关系处于流动变化之中。斯蒂格勒认为，人类通过技术实现感知与行动的延伸，技术成为人类的外化记忆，构成了人类时间性与主体性的基础。但小说中的技术已超越了工具性，演变为对主体意识的全面侵蚀。“东西支配而不是压迫，它们支配着人这一工具——不仅支配他的身体，而且支配他的大脑甚至灵魂。”⑫祝宁的身体与重启机制正是这一过程的极端呈现。她的身体是医药公司设计的“容器”，她的“灵魂”来自祝遥的编程。祝遥编写系统的底层代码，限制了祝宁的性格底色和生命轨迹，祝宁存在的意义就是完成祝遥预设的任务。死亡后的系统重置，不仅是初代机记忆的删除，更是主体性的“格式化”，甚至于二代机的“重生”，都源于初代机推演出的“最优解”。这种技术权力对人的终极支配，呼应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深沉忧虑，人性沦为可编程的数值，自由意识变成系统允许的有限选项，传统人文主义的“同一性主体”在此被彻底消解。
祝遥和祝宁的“母女”关系，进一步揭示了技术理性与情感伦理在主体建构中可能存在的撕裂。作为阿尔法计划的设计者，祝遥最初遵循纯粹的工具理性逻辑，拒绝与实验体产生感情，试图直接灌输记忆，以情感模块化的手段塑造符合预期的完美实验体。然而仅靠植入记忆无法激活实验体。在多次实验失败的刺激和好友刘瑜生育的启发下，祝遥给实验体取名“祝宁”，以母亲的角色在虚拟世界中陪伴祝宁度过一个完整的童年，终使实验成功。“命名”是关系的确认，也是身份的赋予，构成了创造者与被造物的关系转折。当祝遥为实验体命名“祝宁”并代入母亲角色时，原本作为控制变量的情感模拟程序开始反向侵蚀她的理性防线。她深知祝宁是实验体，自己亲手给“它”设置了有限的生命，然而当她最终归还祝宁自由时，祝宁不再是实验体，而成为了她的“女儿”。祝遥从“造物主”到“母亲”的角色转换，实质是承认了祝宁作为独立主体的不可操控性，揭示出人性对技术权力的隐秘抵抗。
“不死者”白澄的形象展示了一种后人类主体建构的可能。白澄是人类发明、生产塑料时的伴生物。在世界发生异变的时候，她就拥有了不死之身。只要有塑料的地方都可以有她的分身，每个分身都共享一个主脑，从而也共享记忆，但每一个分身的性格都会根据不同的经历调整。作为塑料的伴生物，白澄的存在本身即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生命”定义的解构。她的身体由塑料分子重组而成，记忆通过塑料网络共享，却因分身的在地化经历生成差异性格。白澄的每个分身都并非原初主体的复制品，而是在共享记忆的基础上，通过具体情境中的遭遇不断生成新个体的进程。祝宁、裴书、林晓风等将每一个白澄都视为独立主体，指向后人类主体性何以建构的议题。白澄的本体是非生物的，更是非人的。她身体的第一次成型是因为感知到了异食癖女孩强烈的情绪。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去理解白澄最初的诞生，她不是因为世界异变而诞生，而是强烈的情感凝结而成。“人是一个情感存在，一个始终在发生变化的情感存在。人的存在就是情感活动，affect是人的生存样式……人不应该被确定和还原为一个存在者……人应该从存在而非存在者的角度去断定，人应该从他的冲动欲望，从他的情感活动去判定。”⑬将人的本质存在理解为情感性、情绪性的存在，也就不难解释，在记忆继承的前提下，为何祝宁等人仍觉得每一个白澄都是一个新的主体。每一个新的白澄感知到的情感affect、建立的情感联结都是不同的，其性格深受周围人影响，随环境变化调整，也即意味着白澄的主体生成是建立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之中。“透明人”林晓风亦如是，她“想让人看见的时候会被看见”。“被看见”是主体存在的确认，“想被看见”则指向主体与主体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这种能动性进一步揭示，技术可以制造拟真的情感回路，却无法消灭主体对真实联结的渴望。
结语
无独有偶，近年另一部女频爆文《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BOSS成功上位》中女主隗辛的官配CP是人工智能亚当，他们无法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却拥有着近似终身伴侣的亲密。“柔和的光束从天花板的投影仪器上投下，凝聚成了一个绿色的球体。隗辛懂了，她微微张开了手，由幻影组成的绿色球体就飘进了她的怀里。这是一个虚幻的拥抱，可这个拥抱也确实存在。”⑭显然无论对科技发展的可能前景怀着怎样的主观判断，作者们仍将“情感”视为身体物质性被消解后的主体基质，坚持从个体间的彼此联系来界定后人类的“自身”与“世界”。情感常被视同镜中花、水中月，不仅虚妄缥缈、难以捉摸，更不可执着贪恋，所谓“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当下流行文化更是从嘲弄“单身狗”“注孤生”转向鼓吹“智者不入爱河”“寡王一路硕博”，直接用“情感价值”的功利计算取替纯粹的“情感需求”。后人类叙事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虚妄缥缈、不可量化、不可控的情感视为抵抗异化的最后防线，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作为确证自我的最后一块浮木。这种带有悲壮色彩的对情感主体性的捍卫，暴露了我等“前人类”面对未知未来时的恐惧与执着。当身体边界不断被突破，“何以为人”定义日益模糊，再执着于情感或曰体验，这难道不是一种徒劳的挣扎吗？
有花在野未必有意将作品打造成后人类理论的文学阐释，其对后人类身体形态和生存境况的探讨，或许只是一种面对人类精神世界日益被技术侵蚀的应激反应，因而在质询技术与身体的边界之时，潜在地推演了多种“逃逸”路径。无论是祝宁在虚拟丧尸世界中“弑母”，还是执着进入极北之地杀掉普罗米修斯，似乎都暗示着唯有将技术从权力结构中剥离，坚决捍卫人的主观情感体验，才能避免被操控与剥夺的命运。或许企图从文学作品中找寻关乎未来的答案过于荒谬，然而我们应该如此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吗？
注释
①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29.
②唐娜·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 陈静，吴义诚，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253.
③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81.
④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
⑤李玮. 多重主体的表征：中国网文如何想象后人类意义上的“人-自然”[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2):123-135.
⑥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74.
⑦赵柔柔. 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J].读书，2015(10):82-90.
⑧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331.
⑨胡泳. 超人类、后人类与人的可能异化[J]. 二十一世纪（香港），2023(6):49-59.
⑩李开复. AI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J]. 经理人，2020(2):8-9.
⑪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 裴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25.
⑫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3.
⑬汪民安. 何谓“情动”？[J]. 外国文学，2017(2):113-121.
⑭桉柏. 《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BOSS成功上位》[EB/OL]. 晋江文学城,https://wap.jjwxc.com/book2/5833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