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现在回忆，我小时候虽然喜欢文学，却并没有做过作家梦。彼时的作家云云，距离浙赣线西端一个小站铁路子弟学校的小学生，还是太过迢遥。我的文学启迪，固然有文革前十七年红色文学经典（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影响，更多的或许还是连环画形式的文学读本。记住贺友直，便是他根据湘籍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绘画的多卷本连环画。多年前去北京路过荣宝斋书店，我还买过一套他的一函五厚本的毛边纸的绘图本《山乡巨变》（2007年第1版）。这部连环画首次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是1961年。放在案头，时常翻翻，其中的故事、人物、情节、对话及绘画，都是一个远去时代斑驳的旧影与袅袅的余音。

因了教授的身份，也因作家的头衔，晚近20多年，我经常被邀请去大中小学及图书馆、书城讲课。我常想讲的一句话却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在学校读过什么书。比之现如今小学六年，初高中六年，大学四年，硕士生三年、博士生三年，再进大学任教（博士生进中学任教也非凤毛麟角），我们在学校呆的时间太短，只有他们的半数。概因我们小学五年级就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勉强混到一个初中毕业的年龄就走向社会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人生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名为《我的大学》，叙述了主人公阿廖沙在喀山时期的活动与成长经历。阿廖沙16岁抱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但理想无法实现，喀山的贫民窟与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

“社会大学”的称谓，对于我们这一代后来从事写作的人而言——包括高考恢复后的七七级、七八级，堪可比附，庶几近之。尽管我搭上了末班车，大学四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用如饥似渴的阅读与焚膏继晷的写作来形容，并不为过。那却是后话了。对我之大半生，尤其是思想、视野、情怀和审美产生了深刻而持久影响的是不可或忘艰辛、混沌而遥远的7年铁路工人生涯。

与“阿廖沙”一样，我也是16岁，到南昌铁路局下属的一个三等车站宜春火车站当了工人，苦累脏险的工作自不必缕述。所谓半军事化的铁路，工种繁多，出身驳杂，天南海北的口音麇集于斯。我不无自矜地对学生讲过：我能讲三种赣方言——宜春话，萍乡话，南昌话。我的师傅是四川人，我能说大致的四川话；我的母亲是湖南人，我能讲大致的长沙话。我出生于广东韶关，两岁便随父离开了岭南，年逾不惑调入深圳大学，却学不会广东话了。可见，学语言的第一要素是，年轻。

那是一个生活条件与精神需求一并窘迫的年代，沉重与压抑如影随形也阻挡不住小草对阳光和雨露的渴望。写作，于是成了沙漏流逝唯一值得铭记的意义。写诗是大多数青少年最初的文学萌动，我的诗歌发表在《人民铁道》报，那是迄今犹存的铁道部门的最高级别的报纸。更多的发表在南昌铁路局的机关报《前线铁道》报，后更名为《南昌铁道》报。犹记得某日得知我一首长诗，即将刊发该报一个整版，待得见报，才见被编辑改得面目全非，难寻原创的踪影。满心欢喜，顿时化作乌有。此后我任教多年，修改学生作品，要么有限订正，要么请你自己重写。追根溯源，便是因此原创遭受过重锤而来。

1978年考入江西大学，头一两年，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教材的过渡痕迹，曾给我深深的失望，规劝一位次年报考的发小，弃中文而读外语。不过，我很快调整好心态，那注定是中国当代文学难得的黄金时代，蓬勃的生命、青葱的岁月、如烟的往事，在大学遭遇了文学，更何况还有雨后春笋一般的文学杂志的复刊与娩出，足以令我们在枯寂而教条的油印课本之外，找到可以填补苍白与空虚的五色石。写作课上，我一篇万把字的短篇小说，得到了写作老师卢启源老师给的不错分数，激励了我从诗歌向小说的转型。终于在愣头青似的盲目之后，以不止一抽屉的退稿种植出一个短篇小说《在一个小站》——一望而知的铁路题材。责编是以后担纲过《福建文学》主编的黄文山，此小说发表在1981年第9期的《福建文学》上。再后，我父亲的祖籍安徽的《清明》，我母亲的祖籍湖南的《芙蓉》，陆续给予我多次中篇小说露脸的机会。

《芙蓉》的两位编辑朱树诚、王璞给予了我慨然的助力，我们之间至今保持了亦师亦友的联系和交往，此需要另一篇文章来追忆。《清明》的已故编辑张禹，生前跟我通过很多信札，用心良苦。他也曾让我到江西省图书馆，翻检民国时期江西办的旧报，找寻他当年刊发的一些评论，譬如评论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近年我与《清明》当年的另一位编辑张守诚联系上了，一晃，我和她也有三十五六年没见了！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9年11月在合肥召开的《清明》创刊10周年活动上得见汪曾祺，那时他的短篇小说已颇为风靡，如《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故里三陈》等。当年我看到一位评论家谈论他的《陈小手》，认为民国年间，民间的男产科医生陈小手“活人多矣”，最后却死在这个“活人多矣”的手艺——接生上，这才是小说最沉痛的地方。我问汪老这是不是他最满意的一种评论？他笑而未答。悬想作家写出一篇蜂议四起的作品，任凭读者与评者的恣意发掘，本人保持一种缄默的姿态或是最佳；如果下一定论，无疑将堵塞作品蓬勃释义的生机。那时节我十分迷恋一位海外华人作家的短篇小说，可这位作家仅有的一部长篇我却没有读下去。遂问汪老，以你写短篇的手法写长篇行吗？他断然道，我到现在连中篇都没写过，林斤澜还写过中篇的。那次活动两位老作家住一个房间，平时交往亦多，以至于几年后我去北京打汪老家的电话，却是林斤澜接的——汪老错把林家的电话给了我。

活动结束之后，汪老返京，很快给我寄来两本签名本，一本是《汪曾祺自选集》，另一本是《蒲桥集》。这本1987年10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自选集，虽已泛黄，仍在我的案头；另一本《蒲桥集》被学生借去，杳然不知所终。

在30到40岁之间，我大约出版（发表）过三部长篇小说《无处归心》《没有终点的轨迹》《南方的爱》，还有几部可以算是组合式长篇，如《海南的大陆女人》《大学轶事》。后来则主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结集的有《前尘——民国遗事》《绿皮车》《女人的葵花》《1975年前的那片枫叶》《抄家》《伯爵猫》《洛杉矶的蓝花楹》。为何是这样的转型？原因有二，一是，感受到阅读情境变了，如果说农耕文明以及工业文明可与悠闲为伍，那么信息时代以及工商情境，“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早已从深圳向内地燎原！要与手机的碎片化阅读争夺读者，具有深度与高度的万把字短篇可能是最好的救赎；二是，感悟到短篇只要写得好，同样具有篇幅不以长短论轻重的包蕴，同样具有点石成金的质地。中外的作家中以短篇取胜的真不少，鲁迅、沈从文、契诃夫、海明威、白先勇、汪曾祺、张洁、莫言、阿城、索尔 ·贝娄、卡尔维诺、芥川龙之介……

短篇小说的表现最是灵活，可以近寓言、类小品，如册页，似斗方，亦可似独唱，独奏，钢琴伴奏的艺术歌曲，抑或两种乐器联袂的二重奏。因为，短篇可以从三千字到两万字之内，它的内蕴也就随之内敛或扩张。近年，我写过六千字左右的《乌鸦》，以一个少年在特殊年代的经历，写到他后半生与乌鸦的情感。一位出版界的掌门人评曰：一个小小的短篇写了一段长长的历史。较多的短篇却是万字到一万五千字左右，概因我希望在人物塑形的丰满之余，拿捏与容纳更多的历史、情感与思想。

短篇小说固然可以集中笔墨、重彩于特写，凸显一个人物，彰扬一个事件，镂刻一个情节，晕染一个场景，如契诃夫的《变色龙》《万卡》；卡尔维诺的《良心》《孤独》；汪曾祺的《陈小手》《大淖记事》；白先勇的《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亦可枝叶纷披，绿意葱茏，小说的主题、人物或意绪都不突显，感觉是一个中篇的谋划，却在后半部也就是临近结尾处，现出小说眼——品咂出作品的用心。不少大家都有此类的作品

短篇小说最要提防的就是思想大于形象，因了它的篇幅受限，常常不经意间直奔了主题。忽略了短篇小说的张力、留白与多义——而这恰恰是短篇的迷人之处。

我居住的小区是深圳最大的居民小区之一，有六七万人之多。人一多，绿地就局促了。偏偏，物业说是怕芒果掉下来打了人，或是树叶繁茂遮挡了住户的阳光，每年都见斧锯交加，大肆砍斫，徒剩下一根根光秃秃的树干。我不止一次去过比邻的香港的太平山。大巴上下山在同一条窄窄的山道，车顶几乎是擦着山崖及树木而过，我在为司机的高超车技叫好的同时，也为他们对绿色的保护意识竖起大拇指——若在其它地方，早把具有“危险性”的树木统统斫伐了，甚至不需要更多理由。

比较小说亦如是。繁茂和葱茏，从不只是长篇的专擅，而应是小说的共有之美。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枝蔓与缠绕，也是短篇之不可或缺的骨肉，骨肉亭匀，方显饱满而精致。谁其曰不然？要义在于，作者需有一把得心应手的剪刀，在留白与呈现之间，留取一个最具弹性的公约数。

对大多数作家而言，人生的历练大过阅读。准此，我还写过一本堪称常销书的非虚构《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写作以采访为主的非虚构，一是期望了解与熟悉更多的岗职、技艺、专业和人群，再是，给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做一个田野调查的范本。我越来越感觉，当下的大中小学教育，课堂的一统天下，带来的弊端积重难返，到了非下大力气解决不可的地步。办法之一，就是认真充实田野实践——工厂、矿山、乡村以及民间手工艺，都是课堂之外的宽阔而丰富的选修课。

至于一些成长很快的青年作家，我羡慕他们遭遇了学习的好时代，同时也为他们多少忽略生活积累、写得太多太快而担心。我曾劝一位20出头的青年作家在小说中少“掉书袋”。她说生活不够，怎么办？我答一、多读长者的非虚构、回忆录，以作滋养；二、多花点时间，也不惮烦难，去做一些田野调查。

到了该说说《不容错过的完美》节点——上面的说道其实也是在为此张目。我从来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条腿，人文思想是另一条腿，两条腿的紧密配合才能行其远。比照赛艇之双桨，奋飞之两翼，同样成立。这其中的人文必然包含文学的要素。我甚至认为，在以人工智能、基因编组为代表的高科技高歌猛进的当下，以伦理、文学为内涵的人文思想已然被另一条腿抛弃得太凶、太狠、太远了。

再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面对回不去的世界——包括气象、科技和人类种种活动带来的创痛巨深的后果，作家们不若曾留下过强有力的作品，留下自己深深的疑问、重重的喟叹和义无反顾的狙击，那就是失职的。

优秀的短篇小说既需要如渊潭一般的清澈、深邃、内敛，又需要如山峰一样的挺拔、峻峭、秀美……追求它的险峻孤傲，与追求它的平稳和谐一样，都需要作家不容懈怠的努力与奋进。

我永远不喜欢犬儒式、鸵鸟式、游戏式的笔墨，因为那是没有血肉和灵魂的木乃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