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江南——沈苇《水上书》读札
两年前读《诗江南》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如果要推举一位当代诗人来抒写江南，或许，沈苇是不二之选。他生长于江南，后来又在新疆工作生活30年，此番阅历使他有着别致的地理与文化参照。他在诗《水的十四种表达》里说：“三十年干旱西域，运河一直在你身旁流淌。”在另一首诗《沙》里，他写道：“你逃离家乡/逃离一滴水的跟随/却被一粒沙占有。”西域与江南，极东极西的地域跨度；瀚海与水乡，迥乎其然的地貌与风物；30年的魂牵梦萦，使这两种极致互渗为绝妙的精神织体。这既渊峙又交叠的内心风景，也是深置于他心灵的一个内在结构——可以让诗人在抒写江南时顺理成章地处于某个他人难以企及的绝佳位置。
从浙江到新疆，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跨越，更重要的是文化坐标一次错落的迁移。何况，沈苇如今又实现了从新疆向浙江的回迁。我觉得，有如此大幅跨越、坐标迁移的诗人，内心通常会有沧桑感，因为极具差异性的地域跨越和文化注塑，对诗人的心灵震撼应该会很大。
相比于两年前的《诗江南》，沈苇的新诗集《水上书》进一步将抒写的对象和场域聚拢于浙江地界。以前，人们在讲述浙江的地理格局时，通常会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笼统地划分为浙东、浙西。《水上书》以此为范，以水系、流域来拆解浙江的地理和文化板块——那些被历朝历代的吟咏标注过、而今他试图再度标注的诗歌版图。他择取了钱塘江、瓯江和运河三大水系，以及单独命名的浙东。我觉得沈苇单写浙东是有意为之，除了这是“唐诗之路”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更因为他是浙西人，有着对浙东镜像式观察的天然意趋。浙东是历史文化名人谢安、陆游、鲁迅的故乡，与浙西虽同为水乡，但在文化气质上却毫不相同。沈苇这本诗集是对于浙江地理的一次更细微、更全面、更合理的文学地理标注。
这本书共四个部分，各部分篇幅均匀，水平整齐。就第一部分而言，我认为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沈苇所下的文牍功夫。这诗集里面写到的各种风物、史迹，有一些是连大半辈子生活在浙江的本地人和诸多饱读之士也未必知晓的，落笔之前需要繁复的文献查阅、学术介入和知识消化。比如，诗集中提及的《弹歌》《越绝书》等，它们是浙东文化的源头，是浙东文化的原始结构，需要每一个认真的诗人去爬梳，甚至进行学术性研读。沈苇就此所下的功夫是肉眼可见的。另外，一些看似熟稔与浅显的题材，他也力求奇崛。比如书写鲁迅，要别出机杼非常不易。沈苇关于鲁迅的诗篇，很能见出他诗思的机巧与聪慧。他一方面着重标示了鲁迅对故乡和童年进行抵制和“逃离”的一生：“而鲁迅，早已逃离/一个童年和故乡的逃离者/他的逃离，是决绝者的/硬骨头，对思乡病的逃离/是‘一个也不放过’/对无原则宽容的逃离/是‘匕首’和‘投枪’/对隐喻、寓言和叙述的逃离/是十六本杂文/对《野草》和三部小说的‘逃离’……”与此同时，他又精准地攫住了鲁迅写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别样韵味，指认了一条回归之路：“但，逃离者归来了——/五十六岁，三十八点七公斤/以一个十岁孩子的体重/一份枯槁，倒进自己童年/——他以一个孩子的轻/回到故乡，交还童年。”这是很机智的笔致，我们从中提取到的，也有对沈苇本人的回环式生命道路的体味。
这本诗集里抒写了种类繁多的风物，对风物的捕捉都很精准且有代表性。这包括但不限于江南才有的诸如白果虾仁、江河湖泊、码头港口、丘岭古径等，以及附着在这些风物上的各种历史文化传说。沈苇特别善于在描摹风物时，在文化层面上做另类维度的意义开掘，他常故意偏离共识，追求别致，形成警示或哲学阐发。这本诗集是对“四大诗路”中被古诗凝成的审美意象的再度捕捉。
沈苇的诗，是需要读者将整本诗集读完之后形成一个整体印象——你能感受到一种很强的氤氲。他的诗常常是一个谱系性的写作，诗篇之间都有一条通向整体的隐约线索。在他的“整体性”中，作为他风格的舒缓和雄浑才能被结实地触摸。他对音韵的看似漫不经心的讲究，他对节奏的疾徐有度的把控，他营造意象时的峻洁和深切，他在这一切中刻意晕染的深邃的雾障，以及他字句与诗形的珠圆玉润都得以呈现。
我特别喜欢并赞赏的是这本诗集的第二部分，即写运河的这部分。运河流经他的老家湖州，是他生命的摇篮：“运河之岸就是运河之爱/……人民在两岸劳作、住居/生生死死，生生不灭。”（《运河之岸》）我认为这是沈苇写下的关于童年和故乡的哀歌，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阐述，不是带有集体记忆色彩的情感吞吐，而是他强烈个人生命体验的一次诗意抒发，他带入了太多个人记忆，某种更为浓郁的情感在诗中涌动。比如，一个几十年在外的游子回到湖州，吃下了一盘白果虾仁，他把它说成是“孑遗品尝了孑遗”。一个游子，他是岁月的孑遗。岁月同时也荡平了他的故乡，只剩下白果虾仁这样的孑遗，成为他与故乡之间据以彼此辨识的基因。他的《银杏长廊》，写“昨夜有雨，一地落叶黯然了/看上去都化成了泥浆/仿佛黄金只拥有某个瞬间/仿佛黄金也在某个时代腐烂”，以黄金的意象来表明自己珍视的昂贵之物——故乡、童年——如今都已变质。没有什么是可以永存的。唯一的永存即永逝。《驶向弁山》中借元代画家王蒙的《清涧隐居图》表达了归伏故土的心意，又借朋友之口誓愿在八百里太湖建一个书院，而要实现这个愿景，其目的是“需要借取化险为夷的疾病/青春期摇滚和恐龙般的万古愁/再一次重建自己内心。”“重建内心”之说，既表明诗人与时代交错时的失衡站位，也是“哀怨起骚人”的诗学正解。
诗集《水上书》及《诗江南》使沈苇的命途达成了“水土平衡”。而沈苇有可能再继续写下去的关于浙江、关于故乡的诗篇，将会再一次覆盖江南诗路，也会在浙江诗歌的地理坐标上印上他深刻又清晰的个人足迹。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