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宇宙飞船逃离吧”，然后呢？ ——关于林东林的短篇小说集《火腿》
一
林东林的短篇小说集《火腿》有着非常明晰的主题，那就是逃离。关于这一点，林东林在后记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说：“每个成年人的爱好中都隐藏着很多东西。爬山，钓鱼，这些当然可以称为爱好，不过我更愿意把它们称为‘越狱’——作为对日常生活边界的逸出，它们当然具备了越狱的属性。……那些行为是我们对庸常生活的逃离，对自己置身的状态的逃离，或者说是对那个生活和状态之中的自己的逃离。”“进入，逃离，再进入，再逃离，付出巨大代价地进入，又付出巨大代价地逃离，我们一直都处于这样的循环往复之中。”“我所能做的无非是把看到的接触到的也是自己身陷其中的放在这样那样的人身上，以这样那样的故事呈现出来。”征引林东林的创作谈，并不是说就一定奉作家意图为圭臬，而是因为在这部集子里，作家意图简洁均匀地灌注到十篇短篇小说中，共同构成了既具有自身独立性又共同阐释一个主题的“逃离”小说星系。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几乎每个小说的结尾都是以去往某处作为隐喻，暗示主人公从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中抽离。《去邯郸》的结尾，从亲人那里筹钱买房受挫的“我”被女朋友抛下，面对拉活的出租车，他突然就上了车，要从北京开到老家邯郸去，而亲人们藏着掖着给他的那点钱，虽然不够在北京买房，“去到邯郸，去到我们张村集乡东屯村，足够了——就是再折返回来也足够了”。《宇宙飞船》的结尾，与阮婕结束关系后，小邓在废弃的棉纺厂巡游，在他的想象中，会有一艘底部喷闪着蓝色火焰的宇宙飞船带他逃离这一切。《亚洲象》里的逃离表现为，“我”驾驶着教练车开出练车场，开上高速，呼啸而过，“向着道路尽头的夕阳开过去，向着不断延展的地平线开过去，向着一个并不存在的目的地开过去”。那是自由驱驰的感觉。相形之下，《锡婚》的逃离没有这般风驰电掣，也不担心触碰法规。小邓只是“站起来，挪开椅子，走出书房，穿过客厅，把厨房门口那个并没有装多少垃圾的垃圾袋束了一下口拎起来，朝门口方向走过来”，就实现了对家的一次小小逃离。
当然，并不是必须有“离开”这一动作才叫逃离。林东林说得很清楚，爱好也是一种逃离。小说更常使用的叙事策略是在某个孩童化的近于游戏的行为中实现逃离。比如，《火腿》中的“我”在无人的深夜将右手比成枪的形状，扣动扳机，想象着总会打中点儿什么。《伴鹿》中的“我”也是在无人注意的夜晚，像患有自闭症的小宝那样，也像鹿一样，揪一片草叶，放到嘴里嚼起来。《烟火》中的晨晨挥舞着燃烧的燃鞭，而忙于生计的成年人凝视火星明亮又熄灭。火星也是《亮亮柴》中散发着幽幽蓝光的木头，是去往想象之地的通道。《放舟》中的“我”和老头儿还有孩子将做好的泥巴船放到落地窗前，从某个角度看过去，那艘船仿佛冲破落地窗，出了港，驶进开阔的长江。在林东林看来，孩童的游戏里仿佛有某种特别的魔力，将疲惫不堪的成年人解放出来，在想象中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逃离。
二
逃离，无疑精准切中了当下的时代情绪。在网络上，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传递出来的时代讯息是，逃离按部就班的生活，寻找更广阔的可能。这跟文学领域盛极一时的“失败青年”“寂静的一代”一道，共同构成了对当下某种固化规则的反叛。这缘于当下人们的切肤感受——在科技深度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私人生活的当下，科技织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铁幕，效率法则远远优先于人的情感与需求，而我们都是“困在系统中的人”。结论似乎已然写就，但是文学的意义恰在于提供具体的千差万别的路径，那么，林东林是如何想象困住我们的“系统”的呢？
大体而言，小说中的“系统”呈现为两大类，一类是窘迫的经济带来的生存压力，一类是情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全感。换言之，在林东林看来，生存与情感，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困境。《去邯郸》中，经济压力直接具象化为买房的需求。小说细致地算了一笔账，如果要在北京通州果园地铁站附近买一套八十五平方米的房子，每平方米六万五，最低首付款是一百六十五万。现在，“我”拿出了六十五万存款，“我”的女友栗莉从她父母那里弄过来三十万，加上她自己的，凑到了一百二十万，还差四十五万。小说讲的是我和她如何奔波在燕郊和香河，试图朝二哥、大哥以及父母筹钱并失败的故事。如果观察近二十年来的媒体就会发现，房子的问题一直以来充当着社会财富的度量衡，在这个小说里，它是经济的能指，同时也折射出身份、阶层、城乡种种问题。在筹钱遇挫之后，“我”既感受到传统意义上家庭成员之间哪怕自顾不暇仍然互相支持的温暖，又体验到大家庭不可避免地正在瓦解为一个个核心小家庭，同时还深刻意识到，经济正在撕裂“我”和女友之间的关系——“她所站的地方离我非常近，仅仅一步之遥，或者说也就三十六万人民币的距离”。恋人之间不可跨越的一步之遥，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其实也蕴含了乡村家庭出身和城市家庭出身之间的距离。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凝视着城市里的田野会想到生养“我”的乡村。现在之“我”与过去之“我”相互对视，这是一个抒情性的瞬间，或者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逃离的瞬间。一个人意识到时间从身上流过，有很多东西已经发生深刻性变化，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某种超越性的视角。这也是“我”要去邯郸的原因，他试图返回故乡，追寻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他也清晰地意识到，回去又能怎样，终究还是要折返的。
在《放舟》中，“我”同样被困在金钱里。怀揣做陶瓷艺术家的梦想，“我”搁浅在生存的荒漠，只能选择陪一个瘫痪的老头聊聊天作为经济收入来源，无疑，这给了“我”巨大的价值失落感。“我”既看不到这份工作的意义，也看不到未来的前景。金钱成为这份“工作”唯一能提供的东西。昔日的梦想在金钱面前败下阵来。“别跟钱过不去！我对自己说。”这是“我”对自己的安慰和勉力说服。有意味的是，《放舟》同时还设置了“对照组”，即瘫痪在床的老头儿。他也是被困住的人，被年老和疾病困在身体里。他花钱找人来陪他聊天，又何尝不是试图从被困住的生活里寻找些许逃离的可能。某种意义上说，金钱就是这个时代的“大系统”，每一个人对此都无能为力，林东林的书写冷酷地揭示了这一点。
除了金钱，在林东林看来，情感关系是另外一个困住人的“系统”。他似乎始终不信任稳定的情感关系，认为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固定轨道上的情感关系必然会让其中的一方成为“暴君”，另一方成为压抑自我的卑微“臣民”。因此，在他的小说里，妻子和母亲大多有极强的控制欲，所有不在她们价值观里的事物就是无用的，必须要舍弃的，她们是躁狂的、不可爱的。比如《火腿》里的苏丽，她是一个严苛的妈妈，明明知道儿子晨晨对枪的迷恋，却不动声色地藏起来，还佯装全然不知情。她也是用管理儿子的方式来管理丈夫的。明明知道“我”逃离生活的方式是钓鱼，却强行掐断“我”这一爱好。而这一切，不过是对苏丽父母关系的复制。苏丽不是孤例，《宇宙飞船》里的王艳也是如此，虽然她全程只是在小邓的微信上出现，但不妨碍我们对她的了解。看起来，她简直就是小邓的噩梦，她独断专行地决定许多事情，包括小邓手机上对她的昵称，用小说的话说，“王艳不但不允许小邓改那个昵称，同时也不允许他做她不允许他做的任何事情”。于是，王艳的每一次来电，都是对小邓情绪的打击和消磨。《锡婚》中的妻子姜双丽也是如此。在林东林的小说里，妻子都是这般“刻板形象”，颐指气使，像高高在上的君王，或者是极难应对的老板，全天候监视丈夫的行踪、指挥丈夫的行为，是日常生活之所以不可忍受的最重要原因。当林东林写下妻子“专制”的一面时，也无意识记录下妻子在厨房里忙碌的一面。当我们把日常生活的枯燥归因于某个人时，是否也是对生活乃至于对自我的简化？“我”能否承担生活的责任，这是一个问题。
或许正因为婚姻生活不可忍受，林东林常常构造三人行的场景，在多重情感关系中观察人的行为举止与心理。在《伴鹿》中，“我”与曾经的女友“她”以及“她”现在的男友周同和儿子小宝一起到某个画家家里做客。同样的人物关系出现在《烟火》里，“我”和妻子以及她的前夫、儿子一起回前夫的老家。这是一趟颇为奇异的旅程，男人们在不自觉地互相角力过程中耗尽心力又惺惺相惜，而女人全程以静默的方式试图制造不在场的效果，而静默愈发振聋发聩了。我想，林东林想要表达的是，人总是在某种尴尬、错置的情感关系中认识他人与自己，这也是囚禁我们的牢笼。
三
后代历史学家如果想要总结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逃离无疑是其中之一。随着形形色色的文学书写的充实与丰富，逃离有了更具体的质感与肌理。我们为什么热衷于讲逃离的故事？逃离之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来看看最著名的“逃离小说”——门罗的《逃离》吧。
林东林的小说写的大多是生活中的压力像气球一样越来越大，大到某个临界值的时候，人选择逃离的故事。换言之，林东林追问的是逃离的原因。门罗则是从逃离这一行为的发生时刻写起的。对于卡拉来说，逃离有着非常坚实的物质主义基础，他们所在的特别潮湿、特别没有生气的地角，简陋的活动房屋，没完没了的雨，以及暴躁易怒的丈夫克拉克。这是卡拉的日常，像所有的日常一样乏味。不过，逃离的发生需要一个明确的事件，当卡拉被克拉克要求去敲诈西尔维亚的时候，特别是西尔维亚表现出对她的友好时，敲诈是卡拉难以承受之重，特别是敲诈的事件某种程度上是卡拉虚构出来的时候。这构成了一个导火索。在西尔维亚的帮助下，卡拉实施了逃离行为。卡拉就此奔向新生活了吗？显然没有。在长途车到第三个站点的时候，她就已经后悔了。她从车上跳下来，给克拉克打电话请求他来接她。卡拉的逃离到此戛然而止。如果我们对卡拉了解得更多一点，我们就会知道，这并不是卡拉的第一次逃离了。她的第一次逃离是从父母家逃离，原因是“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几乎所有逃离的人都如此允诺自己，结果显然可见。那么，卡拉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因为“她现在逐渐看出，那个逐渐逼近世界的奇特之处与可怕之处，就在于，她并不能融入其间。她只能在它周边走走，张嘴，说话，干这，干那，却不能真正进入里面。奇怪的是，她却在干着所有这样的事，乘着大巴希望能寻回自己”。“真实的生活”恐怕并不在别处的某个地方，而在亟需寻回的“自我”身上。如果一个人始终需要他人作为自己生命中的一个位置、一个路标，如果一个人“像匹被捶击过的马似的，怎么也站不起来”，逃离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孩童游戏。
无独有偶，在《火腿》出版的同一年，一部叫做《逃走的人》的非虚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书封上对“逃离”作了颇为文学化的阐释：“从熟视无睹的日常逃走，从陈旧的人生轨道逃走，他们就像离群的羊，离开大路，走向了自己的小路。”“离群的羊”这一比喻，不由让人想起《逃离》中的那只出逃的山羊弗洛拉，它是卡拉的精神对应物，它的命运和卡拉紧密相连。文本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搭建了一个广袤的象征域。作家李颖迪讲述那些从大城市出走到鹤壁、鹤岗，离群索居的人的故事，她关心的是，逃离是否能让人们摆脱生活的重复、苦闷、倦怠、绝望感——进而来到精神上的自由？这也是我们一再追问的问题，逃离，然后呢？其中，王荔的故事让人悚然。这个期望来鹤岗开始新生活的二十七岁的女孩，热情，爱出门走动，她在夏天去北山公园看森林、湖泊和游走的水鸭，看落日，但她也始终觉得生活有部分没法填满。那没被填满的部分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最终，她选择了自杀，两个半月后才被发现。
由此看来，不同的文学作品都将“逃离”的指针指向“自我”，这意味着，倘若我们放弃对自我的探寻，我们将永远处于逃离和返回的无休止摆动中。何为自我？当一个人追问“我是谁”时，他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意识内部寻找答案，恰恰相反，一个人的自我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的，他如何与他人互动，如何对他人做出判断，如此种种，都深刻决定了一个人的自我。英国社会学家伊恩·伯基特提出“社会性自我”的概念，他认为，“自我这种东西就是要和其他人一起，通过能提供有关自我形成的技术的协同活动和共享观念，创造出来”。他还提醒我们，“我们无论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还是通过与他人共同进行的活动，在塑造自身时其实都不是‘向内’探索以找到自身，而是‘向外’探察他人和协同活动。我们寻找自身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与他人共享的世界，而不是我们通过反思自己的所思所感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如果以“自我”为方法，我们不难发现，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她的自我深嵌在与克拉克的关系中，卡拉的自我是不完整的，这决定了她的逃离必然以返回为终点。那么，《火腿》里的诸篇小说又呈现了怎样的“自我”？
林东林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渴求与他人建立强烈的情感联结。比如，《宇宙飞船》中的小邓，偶然认识了阮婕，春风一度后感觉阮婕有强大的吸引力。小说正是在小邓追随阮婕来到北京后无尽的等待和不断的吁求中展开。这固然有荷尔蒙的成分，但显然也不那么简单。小邓自己也说不好这到底是什么。或许是因为，对于小邓而言，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联系被磨损了，他时刻处于情感匮乏状态，所以尤为需要情感作为自我的充实与完善。阮婕不过是触发的机关。《亮亮柴》中的“我”也是如此。他对那个叫Niki的女服务生产生了渴慕，期待置身于咖啡馆的时光能无穷无尽，“甚至还期待着这家咖啡馆是鸣笛的那列火车中的一节，它正在拉着我和Niki穿过一片灯火辉煌的城市，前往某个遥远而又隐秘的地方”。逃离的冲动正建立在与他人建立深刻情感联结的基础上。问题是，他们真的了解自己欲望的对象吗？答案是否定的。小邓并不关心在阮婕身上真正发生了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阮婕会突然和他在一起，他只是将其视为成年人不探究彼此的默契。因此，当阮婕提出结束关系，并告知小邓她的冲动缘于死亡本能时，小邓并不能由此产生同理心，进而深刻理解生命，相反，他就像一个得不到玩具就嚷嚷着要损毁一切的孩子那样，甚至希望北京的医生跟阮婕说治不好了的，这样她就会继续跟自己在一起了。小邓这一类人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他人并不被他们视为独立的个体，仅仅是满足自我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很难与身边的亲人建立持续而长久的深刻联系。《亮亮柴》中的“我”，理想是当一名作家，他的生计也全部依靠父亲微薄的退休金，但这并不能让他对父亲有哪怕丝毫的理解，相反，他是站在道德优势地位将父亲贬为平庸的大众的一员。他有这么一段自我辩护：“我承认，我是有些理想主义了，眼里只有自己，只有自己喜欢做的事，不过这又有什么错呢？这一点，我想我爸这辈子都不可能理解，他好像一直都活在一种与我完全相反的状态里。他没有什么理想，更没有什么理想主义，或者说他的理想和理想主义就是做好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该做的、能做的、想做的并努力做到他认为最好的程度，好像他活着的所有目的就是这些，他从来都没有过自己，他是这样的——他们那代人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一个人自我的形成，一般是在赞同什么反对什么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自我与另外一些人的自我对立，从而界定自身的。但倘若将日常生活中的他人都指认为毫无自我，而把自己凭空造出来的玫瑰色的幻梦当成天堂，或许早晚会感到幻灭。
《火腿》刻画了一代人的自我肖像。对此，我并不反对一个人要将时代的意识形态重荷从身上卸下来，独立地运用自己的头脑去探索自己的小路。但逃离终究会回到原点，生活终究是要在朴素、平凡的生活中实现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坐上宇宙飞船逃离只是林东林故事的开始，他还将持续探索那些深邃的小径与密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