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的全民性、建构性与公共性
“新大众文艺”这一提法甫一问世就获得学界的广泛关注。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新大众文艺”内生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践，有着鲜明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内涵。一方面，“新大众文艺”之“新”承继“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所标榜的文艺大众化诉求，以全民性的文艺参与和文艺创新真正使文艺全面走进人民大众之间，形塑出具有全民性的大众文艺形态；另一方面，“新大众文艺”之“新”借助数字媒介催生出新的文学表达、文学形式与文学空间，全面重构了文艺的生产机制与接受模式，表现出对传统文艺秩序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话语势能。作为一个新的时代命题，对“新大众文艺”现象的厘清、辨析与确认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基于此，回到“新大众文艺”的实践场域，围绕这一新的文艺形态发生的结构性调整所衍生的全民性、建构性与公共性问题，能够更为清晰地辨认和锚定这一时代命题的对象、内容与价值诉求。
文艺的全民性与主体意识的增强
从词源的考证来看，“新大众文艺”来自2024年7月号《延河》杂志刊发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文中这样提到：“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可以说，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体，全面参与到文艺的生产、传播、接受与批评的过程。因此，打破固有的文艺壁垒成为新大众文艺的典型特征。在过去，文艺创作实践总体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庞大的文艺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文艺“自上而下”的濡化和涵养。尽管在左翼文学时期，郑伯奇就在《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大众文学应该是大众能享受的文学，同时也应该是大众能创造的文学。所以大众化的问题的核心是怎样使大众能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但囿于当时人民大众的受教育水平，只能采取“化大众”和“大众化”的手段不断地努力走进人民大众。创作的立足点依然在于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言人”而非人民大众为自己“代言”。而在当下，借助互联网平台，带着烟火气和生命力的“人间故事”频频出圈，并获得严肃文学圈的认可。来自各行各业的作者如外卖诗人王计兵、菜场作家陈慧、煤矿诗人陈年喜等，用文字记录生活的疼痛与无常，也书写个体生活的尊严与坚韧。作为个体经验的表达者，他们的个人话语与社会的公共话语交汇、耦合、共鸣，获得了广泛的集体认同。与此同时，专业作家们的纷纷破圈，也直接参与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作家梁晓声、余华、蔡崇达、李娟等参加董宇辉的直播间，他们之间因文学话题的互动与交流多次形成现象级的热度话题，推动了严肃文学走进大众视野的效力与可能。如是，在新大众文艺的空间场域中，素人作者的出圈和专业作家的破圈所显现的文艺全民性，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个人在文化表达上的平等权益。人人皆可成为作家的现实势能，必然推动既定文化权力的结构性调整。
客观而言，历史上从没有超历史、超文化的抽象概念。“新大众文艺”所指涉的大众主体并不等同于法兰克福学派论及大众文化时所指向的被动的受众主体，而是指主动参与到文艺生产、传播、接受及批评的新大众主体。鲜明的主体自觉性构成其现代身份的重要标识，同样也是彰显新时代文艺人民性的重要表征。借助技术赋能与基础教育普及的现实前提，正在生成的新大众文艺群体，正以强大的创作能力重构新时代的文艺版图。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践，还是全民性的文艺实践，以人民性为内核的新大众文艺都与其有着天然的、亲密的血缘关系。
媒介新变带来的创造力与建构性
“新大众文艺”现象得以引起学界的不断关注，不只是因为它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传统的召唤能力，还在于它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与未来的阐释、塑造作用。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的开头段，文章通过“世界巨变中。时代巨变中。生活巨变中”等话语来描述了一个正在发生巨变的时代。在这样的巨变中，新时代文艺需要有迎浪而上的魄力与劲头。客观而言，伴随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全面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态呈现出一种众声喧哗又扑朔迷离的朦胧感、机遇感与危机感。从2022年11月ChatGPT横空出世到2025年1月DeepSeek的问世，借助大数据语言模型，AI软件所表现的强大知识整合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一时引起各个行业的恐慌与焦虑。但在深度地运用和了解之后，很多人觉得，AI软件还无法涉足人类的原创性领域和意义生产。它的出现一方面辅助人类能够更为全面地获得既有的知识从而为创新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因其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可以淘汰掉那些模仿的和自我重复的平庸之作。从这个层面考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媒介会进一步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
在社会发展中，媒介技术始终在赋能人类的社会实践。从口头媒介、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数字媒介，每一次的媒介革命都推动了人类认知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形态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每个阶段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是线性的更迭、替代关系，而是多重技术的叠加与整合。在数字信息时代，文化传播的脱域化、交互性和互渗性已然形成一个新的文化空间与场域，不仅建构了文化传播的新样态和新路径，而且借助技术赋能使传统文化与时代话语碰撞出新的文化产能。很多出圈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充分激活可见、可观、可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文景观，彰显了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继而激发、延伸出强大的文化势能与产能。
借助数字媒介的技术赋能，人类实践必然释放出强大的文化创造力。但文化创造力并不是一维的，而是具有多路并进且伴随泥沙俱下的复杂性。由此，它必然包含着众多的、繁杂的、相互龃龉又共谋的话语潜能，并蕴含着不同的文化诉求和文化想象方式。这也正是我们在数字媒介时代所见证着、经历着的大众文化现状。针对这一数字时代的文艺现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因此，“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时代命题，它恰逢其时的出现，就在于彰显与确认一种新的文艺势能，进而确认其文艺实践的人民性内核，廓清其文艺实践的价值取向边界，有意识地将其发展理路和实践进路嵌入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宏大图景和前景当中。
拓展新的文学公共空间
作为一个时代命题，“新大众文艺”能够释放源源不断的话语动能，构建起文学的公共空间。这让我想起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它是关注现实的文学现场，也是涤荡灵魂的精神广场，能够推动文学最大限度获得人民大众。其实，在100余年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建构文学的公共空间一直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走向民间”历史命题的核心。从“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白话报刊，左翼文艺时期的街头诗，抗战文艺时期的枪杆诗、墙头报、新秧歌运动，无一不体现文学走向广场并形塑国民精神的现实诉求。媒介的迭代催生了不同时代的公共载体，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学公共性的限度和力度。在当下，由数字媒介提供的公共空间，使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群体的数字原住民及数字移民自觉地进入群体性的文艺现场，以“创作”“点赞”“转发”“留言”等多种方式有意识地参与文学的互动与对话，进而在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基础上获得一定的经验性共识。正是通过这样的情感性驱动与在场性参与，人们的文学实践彰显了前所未有的具身体验和主体自觉。
数字媒介拓宽了人类个体与世界社会连接的可能性。不论是数字原住民还是数字移民都不得不承认，依托数字技术而形构的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正在走向深度融合，并共同构成完整的人类世界。数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社会的运行结构和运行逻辑，进而也重构了新的文艺时空。技术赋权所开创的文学公共空间极大地增强了文学主体的开放性与互动性，并为接受主体提供了更为多元、个性化的文学接受体验。因此，很多的作品，从文艺生产的维度看，不是普通大众生产的，严格来讲，不属于新大众文艺的范畴。但是，从文学接受的维度看，依托新媒介，人民大众广泛地参与热门作品的“二创”、传播，形成了崭新的文化空间，形成了强烈的情绪共鸣与精神共振。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大众创作的新大众文艺作品没有根本的区别。
文学的公共性本质上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与观照，强调文学的主客体都应具备介入现实的清醒意识和扎根生活的人文关怀。整体而言，“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公共性最大限度地彰显了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人民性内涵，为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参与意识的自觉提供了现实土壤。需要警惕的是，数媒时代的文学实践呈现出个体实践的双重性：虽然技术赋权为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实践自由，但算法推荐模式所形成的认知惰性则加剧了个体认知结构的偏颇。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学公共性的介入力。
总之，“新大众文艺”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命题，它承继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作为一个未完成的文艺概念，全民性、建构性与公共性正是新大众文艺在发展过程中所显露的三重面向。当然，在概念行进与生成的过程中，以人民性为内核的新大众文艺的多重面向必然会越发清晰、明确。随着数字媒介的持续进步以及相关文艺机制的规范，新大众文艺必然在新时代的文艺土壤上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师资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