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前后，我读到陈思的《现实的多重皱褶》一书，写下若干感想题为《敞开与呼应：文学形式、审美、历史》发表。世事纷扰，白云苍狗，眼前出现陈思另一部书稿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十年的时光倏忽而逝。匆匆翻阅陈思的书稿，内心涌出一阵安慰：持之以恒的事物仍然存在。文学仍然是一些人的精神聚焦区域，思想探索仍然积极地展开。十年的时间，陈思的关注范围扩大了许多，观念的表述更为成熟，但是，从这一部书稿的书名——《从个体到家国：社会史视野下的新世纪文学》——可以看出，某些一脉相承的主题还在深入延展。

导论“重建新世纪文学的社会之眼”中，陈思对于“社会史视野”做出初步阐述。可以从这些阐述之中察觉，陈思一直致力于将新世纪文学与风云激荡的社会整合在一个共同的视野之中，置身于宏大的历史图景考察文学与周边种种因素的多向互动。一种理论观点曾经认为，“纯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区域，不受各种社会波动的干扰，超然世外才能保证纯正的审美品质。如果说，作品的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现实，那么，文学形式被视为“文学性”的寄托——文学形式仿佛构成一个拒绝各种外部力量影响的封闭系统。陈思显然不赞同这种保守的理论观念。在他看来，文学形式毋宁说内在地嵌入社会背景。因此，社会史视野对于文学形式影响的考察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面向：“我期待这些对文学形式的发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形成一种自觉与特色。文学形式的追求应该内化于这一研究取向之中。真正的历史性，一定以形式的面目出现。从形式入手，细描主体状态，以历史语境的恢复、社会感的充盈为参照系，对‘写什么/不写什么’‘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不那样写’进行细致谨慎的剖析与体贴入微的感悟。它不是对文学形式进行消弭，而是对文学形式进行高举和扩张。”这种主张与我的观念相当接近。我在《论文学批评与“历史”概念》一文中曾经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历史”成为文学批评赖以展开的一个轴心概念之后，这个概念究竟包含哪些涵义？古往今来，文学批评之中的“历史”既可以表示文学再现某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还可以指文学赖以产生——从文学主题到语言修辞——的历史文化环境，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尽管文学形式的稳定程度远远超过内容，但是，各种演变乃至突变从未停止。许多时候，文学形式的种种动向无不可以追溯到社会史方面的原因。无论是诗词格律还是小说文类，人们都可以找到或显或隐的例证。《从个体到家国：社会史视野下的新世纪文学》表明，陈思在他所关注的新世纪文学之中再度获得展开这种考察的空间。

正如陈思意识到的那样，认可文学与社会史之间互动的前提下，许多人可能将二者的关系想象得过于简单。最为常见的情况是，将文学想象为历史的注解、附庸或者提供一些填充框架的形象与细节。“以诗证史”、“小说者，正史之余也”之类说法无不事先设定历史与文学的主从结构。我曾经在另一个场合分析过历史实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相互缠绕的关系。通常的意义上，“历史”指的是过往发生的一切，另一些时候，“历史”指的是历史著作陈述的内容。如果前者可以称为历史实在，那么，后者可以称为历史话语——历史学家使用某种话语组织处理和描述历史实在。这种区分立即显露出两个后续的问题：一、“以诗证史”或者“小说者，正史之余”这些论断之中，“史”指的是历史实在还是历史话语？如果将“史”界定为历史话语，文学显然仅仅是历史著作的注解与附庸。二、我倾向于将“历史”解释为历史实在。如同历史学家一样，作家可以使用另一种话语组织——即文学话语——处理和描述历史实在。无论是情节的虚构、传奇的追求或者考究的遣词造句，作家试图从另一些视角进入历史实在，开掘文学的独特主题。所以，导论之中的这一段话让我产生了共鸣。陈思解释说，社会史视野“并非重返文学和历史的二元模式，强化两者之间的价值等级，把文学当作历史的注脚；而是打破文学本体自足的幻觉，让文学重返更复杂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语境，让学者在文学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中真正整全地理解文学的特殊性和历史意涵，最终提出一系列可以与历史学一般观念对峙的研究成果”。

陈思的书稿引用不少社会史资料。作为历史话语，这些社会史资料将与陈思考察的作家、作品构成复杂的对话关系。二者可以相互参证、相互补充，也可能产生各种程度的分离乃至分歧。这丝毫不奇怪。遵循历史话语学科的基本规范，社会史资料首先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记录，尽管这些记录不得不接受作者视域、各种禁忌以及时代文化气氛的限制；同时，历史话语往往围绕一批重磅的概念范畴展开，譬如国家、民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速度，或者畜牧业、农业、工业，等等。相对而言，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是作家以及主人公的个体感性经验。个体感性经验可能完整投射于同时期的社会史资料，也可能存在距离与裂缝。由于各种原因，某些作家可能游离时代文化气氛或者公认的习俗，或者充当独树一帜的先知，或者扮演激进偏执的社会叛徒。对于个体感性经验说来，独到与狭隘通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然而，文学话语事先接受这种视角——接受这种视角可能产生的洞见与盲区。陈思提到了柄谷行人与齐泽克对于“视差”的论述。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分别依据不同的话语组织规则裁剪与编辑世界，二者的视差不可避免。一个社会的文化空间，通常共时性地存在多种话语体系。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外，人们还将看到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法学话语、科学话语、军事话语等等形成的复杂文化网络。这些话语体系的相互补充有助于再现世界的多个维面，相互校正有助于维持一个相对公正的立场。另一些时候，这些话语体系形成或明或暗的博弈；某种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往往表明，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正在成为文化空间的主角。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或者科学话语通常位居现代社会中心，历史话语乃至文学话语游荡于边缘，只能拥有相对单薄的份额。但是，尽管人文学科的压缩正在成为学院内部逐渐升温的话题，许多人仍然坚信，文学始终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内容。或许，这也是陈思相信文学学科可以产生“与历史学一般观念对峙的研究成果”的依据。

文学如何完成独特的话语组织？这时，必须返回文学形式——就这一部书稿而言，返回陈思对于文学形式的分析。《从个体到家国：社会史视野下的新世纪文学》的三个章节围绕“青年”“地方”“中国”三个主题展开。显而易见，三个常见的主题已经在社会史文献以及众多宣传材料之中获得广泛的表述，然而，陈思不再重复诸多熟悉的概念、命题以及各种数据，而是竭力发现文学形式对于这三个主题的独特组织方式——例如文珍小说主人公的失眠或者躲入衣橱的意象，例如郑在欢小说的主人公以喜剧性对付悲剧，例如汤成难如何再现农业时间、农业速度以及事物轮廓与质感如何在缓慢的时间之流悄然浮现，张忌如何利用“物”的叙事巧妙显现主人公性格，调度情节的转折，并且在叙事加速之中显现衰败感，例如王安忆小说的叙事视角转换如何折射经济理性与理想主义的转换，李洱《应物兄》各色人等的过量对话如何隐喻知识分子知行之间的分裂……这时，文学形式显现的感性经验并非单纯的表象外观还原，而是涉及朗西埃所说的“感性的分配”。文学形式展示或者遮蔽何种性质的感性经验，意味着主人公的生活位置及其赋予的精神特征。这个意义上，“感性的分配”也可以视为感性社会学——我相信这也是陈思对于朗西埃产生兴趣的原因。谈论“地方”主题的时候，陈思对于班宇作品的分析相当精彩。作为“新东北文学”的代表人物，班宇的作品再现了被称为“新东北”的地域氛围。然而，陈思选择一个奇特的视角分析班宇笔下新东北的“空间”塑造：声音的叙事。从设置某些声音到屏蔽另一些声音，独特的地域氛围沉淀在主人公的听觉之中：巨响，电波杂音，卷帘门的哗哗声响，突如其来的寂静，过量、夸张的杂糅语言与本土的幽默，爆发式的呐喊，这是听觉捕捉到的社会历史。感性社会学与社会史文献的“对读”意味深长。显而易见，人们可以察觉二者之间的相互证明与相互呼应。然而，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所以没有相互覆盖，历史与文学之所以构成两个独立的学科，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二者分别存在不可替代的内容与认识路径。

从《现实的多重皱褶》《文本催眠术》到《从个体到家国：社会史视野下的新世纪文学》，陈思的文学研究始终在扎实积累。可以从诸多作家与作品的分析之中清晰察觉这些积累的分量：种种描述与分析背后的思想含量与理论压强持续增加。期待这些积累指向一个新的突破——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更为宏观的理论建树。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