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带灯者——评刘星元的县城书写
2024年4月至6月，作为一种别样的影像风格“出圈”的“县城文学”引发网络热议，但讨论的结果却走向分歧。认同也好，反对也罢，新的诉求却逐渐明晰：我们需要真实的县城文学。
几乎同时，刘星元的《小城的年轮》沉静面世，他的“县城文学”在纸上成形。这本集中而扎实地书写作家寄身的小县城的散文集，并没有在网络流量的瞬息漂移中“出圈”，但在当下散文的县城书写中，无疑是坚实的“在场”。
在传统文学领域，县城书写的嬗变与城乡格局的演变同步。改革开放初期，乡土文学是主流，县城是“寡言少语”的；随着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县城又成为乡村走向大城市的通道与跳板，同时渐渐成为“进城失败者”的退守之地；而今，随着城乡在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县城又成为疗愈之地或守成之所。在类似的书写中，县城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城乡探讨之余的连带、过渡、补充与附加。近年来，一批书写县城的力作涌现，县城得以以主角的面目亮相，得以为自己“代言”。刘星元笔下的县城亦是如此。
刘星元笔下的县城眉目清晰而舒展，它自身颇具辨识度的地方景观得到了展现。一般而言，景观被划分为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但在刘星元笔下，县城的自然景观较少地呈现为河流和矮山，算不上主要的书写对象。因此，结合刘星元对县城书写的实际风貌，或许可以将之粗浅地分作两类，一类是作为县城叙事的空间场所，比如拆迁工地、剧场、阑尾街、福安巷、农贸市场、第五岔道、火车站、桥墩下、窗台前、城中村等，故事发生于这一个个空间单元内，就像剧场里那些年轻演员之间微妙的竞争或恋爱关系、殊异的人生选择，就像福安巷中攀向别人家的青藤与彼此相知的邻里关系，就像阑尾街所盛放的作者的青春与爱情……县城的人、物的命运故事往往在此上演，对他们而言，空间即生活方式，即情感载体。另一类是作为作者的想象、记忆、情感、思考之坐标原点的县城物象，如塑料袋、挖掘机、铁质楼梯、被遗弃的汽车、忠义武校、县城里的炊烟、指向牌等。作者往往通过对物象的情感投射和对象征意味的建构，去表现县城城镇化过程中经历的阵痛，在社会时代变迁中经历的观念更迭，也写出个体对生死的参悟、对乡愁的眷恋等。
在以县城作为主体书写对象的基础上，刘星元的散文还将表现空间延伸到了乡村和部分城市，这自然与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相关，也和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相关。作为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他经由县城的求学之路走向城市，又在经历城市的风雨之后重新回到县城。这种在乡村—县城—城市之间往返的人生经历，自然流淌进他的笔下。也因此，在一些篇章中，我们能跟着他的书写眺望到乡村，如《释恐书》中深黑的红薯地窖，《褶皱》里那缕烙煎饼的炊烟，也能极目曾经作为远方和现实一种的城市，如《涉世书》里写到的在城中浮沉。
沿着刘星元写下的这些景观和物象，我们得以感受到县城的独特人文风情，也触摸到它的文化性格。在他笔下，县城是混杂的，算命的半仙儿和洗头房的姑娘同时守在第五岔道的一街两面，乡间的烟火升腾在城中村里，手工煎饼和时代快餐可以比邻。县城是包容的，它允许脱节者重新融入人群，找到新的伴侣和新的生活方式，从头开始。县城是无情的，任挖掘机掩埋掉一代代人的情感记忆。县城又是懂得传承的，它把一代代人的生活以文物的方式嵌进地表之下；那些在乡间早已式微或是消失的东西，比如手工煎饼、手捏泥人、蓝印花布，在县城反而被找到了。县城是半熟人社会，在街上随便与人攀谈，“往下捋，不出三四个节点，总会蹦出一个与你产生交集的人”，即便陌生的两个男人，也能在遥望的窗口，共享暗夜里一支烟的时刻。
自然，县城也是渗透了作者主观意识的县城。经过作者观察与感受的过滤，县城也成为个体精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为深刻的书写，便是他从众人习焉不察的县城生活中，发现了现代性的核心困境，并由此展开某种批判性的反思。就像《意象书》中在县城火车站表演依依惜别的“我”和友人，折射出好友变成陌生人之后，明明彼此心知肚明却依然要刻意敷衍的尴尬现代人际关系。《肇事者》里作者站在更为宏观的生命伦理角度，思考了谁才是真正的肇事者。文章从一场由骡子引发的交通事故落笔：在机动车普及的时代，在限畜令普遍生效的当下，这座县城仍可见骡子拉着地排车，失蹄倒地的骡子致使地排车上的建筑材料撞上小汽车的保险杠。作者继而将时间拉回到童年时代，那时邻居家的磨坊也有一头拉磨的骡子，它一次次成为打乱“我”生活秩序的肇事者。邻居“卸磨杀骡”与县城“用骡运输”形成跨时空对照，揭示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一贯逻辑：用驴与马杂交出永无子嗣、只为人奔忙一生的骡子，这是一场历时久远的盘剥。这是对县城景观的再发现，也是以现代人的去人类中心化思维对生命权利进行的再思考。可以说，这样的县城书写，已从切己走向了万物与众生。
刘星元行文往往冷静而克制，但也不都是这么一本正经的沉思状，读他的文章，也会被他行文中那种诚挚而坦然的敞开状态所打动，被他自嘲矫情的情感寄寓和抒发所打动。那座县城火车站，作者在从此处与远方间来去的过程中，县城作为“此心安处”的念头也和他的生活一样日渐安稳落地。他既期待着乡村人事物的到来，也盼望着城市灵魂的归来与暂栖，这种双向沟通与接迎的姿态，这种温暖和照亮周围的愿望，与其说他是“滞留县城的人”，不如说他是“县城的带灯者”。
记得刘星元在谈及《小城的年轮》的时候提到了一张自己拍摄的照片：在枯木年轮清晰的截面上，一株嫩苗正在一圈和另一圈年轮的缝隙之间生长起来。同样，我确信，在那片土地漫长的历史中，在它的一段和另一段时光之间，属于刘星元的县城正鲜活起来。
（作者系《湖南文学》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