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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器物而生发的无尽欲望与痛苦，是当代作家念兹在兹的一个创作主题。徐风的长篇小说《包浆》通过器物叙事，彰显出对人的深切关怀。该作穿插八把紫砂壶的故事，讲述了葛氏四代同堂的紫砂家族因壶而兴衰的发迹史、收藏史、传承史。“包浆，就是人和器物结下的缘分。过日子的诚意，留在物件上，才是包浆。那种光亮，是人的精气神啊。”（1）物微意不浅，不同器型的紫砂壶与其包浆，如同浩瀚乾坤中的镜子，无声阐释着诗性江南，默然解密世道人心。小说以“器物叙事”的视域，探讨主体如何陷入物欲的困境，并反照反观，明示出路，解答主体塑造的路径与功能问题，旨在打开主客体关系的离散之门，走进“器与人互为主体”的世界。小说从葛氏四代人易壶—藏壶—传壶—捐壶的代际变迁中，折射了主体物欲的异化—祛魅—消散形态。伴随着物欲的“离场”，器物叙事开启了主体塑造之路。作者以夫妻、父子、翁婿、师徒四种关系对比构设主体，又在文本结构中显性介入多体裁镶嵌，辅以拟人、象征、隐喻等叙述修辞，生动映现了人物镜像，催生了主体塑造的显著效能。从“人为物役”到“物为人役”，作品凸显了主体征服物欲的成功实践，并渐次完善了主体人格，促进了道德理性的现实构建，彰显了“诗性正义”，在器物与人的相互映照中实现了个人私德、社会公德的哲学思辨和内在统一。

一、主体物欲形态呈现：异化—祛魅—消散

小说围绕紫砂壶展开器物叙事，使主体物欲得以生动表达，实然再现了主体日常生活，彰显了其物欲追求。在社会经济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物欲世态，被诗情化地置换到小说文本后，便自动生成严谨又有趣的叙述逻辑与构架。小说器物叙事形态是物欲表征的“显示器”。

（一）主体物欲的异化形态

主体满足生存需求后，兴盛的物欲联袂而行。裘至修和钦子厚总结了众人对紫砂壶痴迷的原因——精神依靠和情感依赖：“一把茶壶，在没有成为商品或礼物之前，它就是一个饮水的器物。人喜欢壶，时间久了，就把壶当成了另一个自己。同时，也给壶带来了麻烦，让它变成了一个高贵的囚徒。反过来，壶对人也厉害，它给人带来的福报越大，附加的危险系数也越大。有的人，为了一把壶，不惜铤而走险、抛家舍命。紫砂江湖那么大，核心只有两个字：名利。”（2）物欲的兴盛最终呈现为异化形态，集中表现为众人对紫砂壶的过度收藏，其病态症状表现不一，但以葛氏四辈人最为典型。紫砂古壶本身的物性无形中反映了葛家四辈人对“物”与“灵”的追求。葛龙章是葛氏第一代紫砂收藏家，因拾金不昧而声名鹊起，开始藏壶开店。妻子姚招娣的精工尿壶又壮大了葛氏的产业，芦家的宫灯提梁壶，是她纪念先祖赵元祥的载体，也成为其未完成的紫砂遗憾。葛龙章为了满足妻子，不惜花费高昂代价与利息，甚至出让品胜窑的股份给芦鸿济。姚招娣临死前紧抱丈夫高价租来的宫灯提梁壶，眉眼舒展。显然，葛龙章夫妇将器物神圣化了，他们对紫砂壶的膜拜等同于对祖先的祭奠，背后隐藏的物欲呈现病态特征。

爱壶如命的葛仁留是第二代紫砂收藏家，他迥异于父亲，已经从卖壶变为藏壶，将家中房产和地租全部变现为壶却不售卖。他对紫砂壶的收藏欲以近乎成瘾的形式外显，实质隐喻了物欲焦虑。第三代收藏家葛家印，曾是紫砂工艺厂的质检员，不仅藏壶还专攻鉴壶。葛家印一生藏壶数量可观，他对古壶的买卖交易，显现了消费社会中物欲的病态化表征。家传壶加葛家印的藏壶，以不可估量的增长之势占据着古南街老宅阁楼和南山坞的房子空间。“人不断地给壶加码，过给它人性，壶就‘变态’了，它慢慢就变成了伤人的利器。”（3）他甚至十次卖血凑钱买回龅瓜壶，器物已然改写其存在方式，随之延伸的还有葛氏三代人对家传古壶永久留存的期许。人与器物的耳鬓厮磨，物欲不免侵蚀、吞噬人性的美好，进而使得主体呈现“人为物役”“人为物噬”的异化姿态。然而，小说最引人注目的还有物欲观念的位移和转向，即主体过剩的欲望一旦达至临界点时，也会因祛魅而渐趋“陷落”。

（二）主体物欲的祛魅形态

“物欲祛魅”是指人对物欲有了理性认知，不再膜拜器物的神圣价值。主体异化的物欲会随亲属死亡、罹患疾病等生活变故而发生变化。潘阿明向叶朝贵借了100万元炒基金，血本无归后，对方逼他以龅瓜壶抵债。钦子厚同意潘阿明索要古壶的请求后不久，儿子因酒驾去世，潘阿明随之精神失常，疗养康复后，他成为家境殷实的茶农。潘阿明过剩的物欲因儿子早丧、自身罹患精神疾病而渐趋减弱。他将物欲控制在合理的阈限，勤恳踏实生活，可谓主体对物欲祛魅的表征之一。主体的隐忧和愧疚心理也是物欲祛魅的必要因子。物的丰盈为人带来利好的同时，也会滋生烦恼。如何传承岳父视如珍宝的茶壶，使钦子厚陷入了孤独与迷茫。同时，愧疚感也会改变主体的物欲。葛家印去世时，只有25万存款、一个内装2本笔记本及一组密码的保险箱。钦子厚夫妇在南山坞按图索骥却一无所获时，触景生情，心底升腾起愧疚：“突然觉得，这些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保险箱上有点荒唐，有点对不住老爷子……那天，少求在屋子里转了一圈之后，精神仿佛受到了重创。”（4）钦子厚愧疚于自己抓错了重点，原本应关注岳父标记了各类茶壶秘密的笔记本，而他们却只顾“搜宝”。葛少求愧疚于父亲为了她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父亲独自肩负藏壶传壶使命，不舍得女儿为此操心忧思。隐忧不安和愧疚感逐渐消解了钦子厚夫妇的物欲，为他们做出捐壶决定预设了前提。至此，物欲呈现了暂时的“颓唐”和式微。

（三）主体物欲的消散形态

紫砂收藏家第四代是葛少求夫妇。钦子厚接受岳父临终之托，辞去省城公职，努力经营“聊壶茶坊”，终成鉴壶专家。最后，夫妻一致决定捐送出140把家传名壶。如果说葛氏前三代人对古壶的占有是物控症，那么到了第四代，显然已表征为物欲症。“物欲症是一种人对物的病态欲望的表征，物控症则是一种物对人的占有本能的操控。主体匮乏的存在状态所导致的物欲延宕乃至焦虑，成为人们患上物欲症的根本原因，……而人的占有本能被操控，物对主体占有的零距离剥夺，成为物控症产生的根本原因。物欲是主体的状态，物控是客体的状态或主体客体化的状态。”（5）易壶—藏壶—传壶—捐壶的背后，看似是葛氏家族的故事，其本质却是物与人的关系图鉴，更是主体构建的家族变迁史。葛少求夫妇由私心的“藏”转为公心的“捐”，真正实现了从物控症到物欲症的转变，进而实现了主体物欲祛魅后的消退。

徐风以紫砂壶器为巧思，使承载“道”的古壶在小说22个章节中错落有致地排列，并将名壶携带的故事娓娓道来，凸显了主体欲望形态变迁。他以严肃冷峻的目光关注着物质社会中因贪恋物欲而导致价值观的迷惘失落，他以文字对抗物化的侵入与主体异化状态，旨在道器相载中重拾传统价值观，弘道养正，使主体突出物欲包裹的重围，回归自在自为的世界。藏壶的“物欲”转为捐壶的“自控”，彰显了主体在器物与人相互成全中的豁然开朗和生命的闪亮“包浆”。物欲以蓬勃之势“出场”，经历颓然“式微”后，黯然“落幕”，既是人性觉醒的应然，又是器物对主体的塑造使然。多态异质的建构路径，再次彰显了器物的在场和主体精神生活的诗性建构。

二、器物叙事塑造主体的路径

器物是人感知世界的中介。徐风曾谈道：“我想通过紫砂壶来写中国人的器物观，写人和器物的关系：人如何创造器物，又在器物上丢失了自己，最后在器物上找回自己；也想写人创造器，器又度人，人和器的相互成全。”（6）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器物，反之，“物也能作为一个‘施动者’，发挥其施事功能，从而不再处于人为主体、物为客体的传统关系模式中，具有主体性的物从被动地位走向主动地位，并对人实施影响，呈现出活力”（7）。徐风善于以细腻的文字写古壶的器型，并从其器身的方圆来暗喻生命的形态与气度。“徐风论壶，当然也常着眼于方圆，却又常把壶之方圆与制壶者人格、气度联系起来，常常从壶之方圆谈到制壶者立身处世之方式，这就把论壶与鉴人融合在了一起。”（8）主体关系的对比构设，体裁镶嵌的显性介入和拟人、象征、隐喻叙述修辞的联用，成为器物叙事对主体塑造的路径。

（一）主体关系的对比构设

“人和世界的关系，大都是由器物来维系的。”（9）壶及其包浆，是沟通人际的物质媒介和情感符号，在亲缘与非血缘的差序格局中观照着夫妻、父子翁婿、师徒等人际关系，并在扬优补缺、对照映衬和失序重构中优化主体性格。

互补型夫妻在双向赋能中扬优补缺。互补型夫妻通过双方性格的磨合影响，不断为主体建构双向赋能。钦子厚、葛少求夫妻性格互补，对比鲜明，器物对其塑造主要体现于其对待礼物的态度。钦子厚为人淡泊，疏于人情往来；葛少求人情练达，善于根据对方喜好送上适宜之礼。钦子厚准备登门请裘老师鉴定孟臣壶时，妻子帮其备好白茶、本地名酒“白福珍”、桃酥等伴手礼；拜访陈药师前，妻子结合陈药师曾在南山坞义诊的经历，帮丈夫准备了百合、笋干等山货作为礼物。妻子经年累月的影响，使钦子厚不仅成为紫砂收藏界名人，还最终赎回手镯并作为礼物赠她，这正是器物建构主体的效能呈现。

父子翁婿在对称关系中自洽互佑。覃国禄偷走父亲覃顺生的希伯壶抵押炒股后，其父含恨而死。他愧疚于心，本以为找回龅瓜壶就可获谅解，却是徒劳。他意识到，是冒小成的高仿龅瓜壶改变了他的心境。冒小成的故事启发他重新认识自我并调整了对亡父的愧疚心理，以器物的获得感与自洽护佑了内心秩序。葛家印与钦子厚在经营“聊壶茶坊”时发生矛盾。岳父临终前委以传壶重托，钦子厚重诺践行，二者关系暗含“善翁教婿—翁婿交恶—翁婿互佑”情感线。岳父舍小家而爱壶，女婿爱小家而弃壶，领悟了“捐”才是最好的“传”。不同的愧疚之情，使覃国禄和钦子厚不断优化性格，实现了自洽互佑。

小说中，师徒关系在二元互动的差序氛围中动态重构。古希伯和冒小成是师徒，德才老成是前者为师之范，但后者追求速成，因理念不同而另立门户，制作希伯壶赝品交易，违背了尊师之道。古希伯知晓后并未动怒，依然欣赏其潜力，希望他回归师门，但冒小成拒绝了。冒小成始终在“地下”交易龅瓜壶，未能以真面目示人，失去了真我；当师父病危，他欲探望却为时已晚，形成了二者的时空错位。冒小成最终接受了裘至修的建议并低调“出山”，其主体人格在龅瓜壶叙事中得以顺利建构。崔蕴娴与其表侄媳也是师徒关系，前者因拒收后者为徒而招致对方怨恨。崔蕴娴得知表侄夫妇用自制壶调包了松鼠葡萄壶后，原计划让表侄登门道歉交壶以修正当年的错误，并举办隆重仪式正式收表侄媳为徒。但当她看到葛少求所赠礼物是自己15岁时的处女作紫砂水盂时，锋芒锐减。崔蕴娴见水盂忆往昔，及时修正态度并决定将真壶放在“聊壶茶坊”，让张处长去取，假壶还给表侄媳；临终前也收了表侄媳为徒。显然，紫砂水盂建构了崔蕴娴的主体性。古希伯和崔蕴娴与其徒弟都在时空错位中生发了对峙冲突，呈现了失序和疏离，又在器物影响下释怀重建，留存了师承徒义。

（二）体裁镶嵌的显性介入

巴赫金认为，“小说引进和组织杂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式——镶嵌体裁”，“长篇小说允许插进来各种不同的体裁，无论是文学体裁（插入的故事、抒情剧、长诗、短戏等），还是非文学体裁（日常生活体裁、演说、科学体裁、宗教体裁等等）”（10）。《包浆》运用了文学与非文学体裁镶嵌，既让不同文体在文本中自由穿梭，又推进了叙事节奏，建构了主体人格。文学体裁镶嵌是器物叙事的亮点。诗歌镶嵌入小说有利于状物明理。孟臣对壶的持有者分别是高振鹤和钦子厚，其壶身篆刻是陆游《临安春雨初霁》的两句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谓是壶主最终归宿的写照。高振鹤由追逐名利到收敛心气，安心养老；钦子厚从懒散淡然变虚心勤学，终成鉴壶专家。诗歌体裁镶嵌也预示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各有优缺，两者互相中和补益，并不断内视修正，方能行稳致远。

小说中的非文学体裁镶嵌主要有借据、日记、书信、证书证词、顺口溜、儿歌等，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完成了对主体的塑造。“借据”以其特定的客观事实，以及对双方权益和义务的明确规约，将葛芦两家的往事钩沉。作为叙事线索，它铺垫了小说情节，凸显了钦子厚敏感易怒的一面。芦小堂用祖辈之间的借据和言语攻击，逼使钦子厚打了他一耳光，也彰显了他爱惹是生非的性格。葛少求夫妇以8万元安抚伤者，使芦小堂免受牢狱之灾的善举，间接改变了他的“好勇爱斗”，他自此反省并成为见义勇为的好人。钦子厚在“耳光事件”后也越发隐忍宽容。“证书、证词”凸显主体人格。钦子厚明知龅瓜壶为高仿却受邀写伪证书，他写道：“我起先只是一个旁观者，知道它一直在我们家，是我岳父视如手足的收藏品。后来，岳父亡故，我成了一个暂时的保管者。至于它身上有多少故事，孰真孰假，与我无关，也无权置喙。”（11）模棱两可的证词使他守住了初心与正义。竹段壶的故事，正是郑天竹的证词：“一九六八年夏天，葛家印为了给犯了错误的裘至修说情，曾经给我送过一把杨凤年的竹段壶。此事与裘至修本人没有任何关系”（12），才力证了裘至修的清白，见证了两位朋友的知音情谊。“书信、日记”镶嵌突出主体对故事的亲历性。葛少求夫妇找到双蝶壶后看到了叶云芝的绝笔信，寥寥数语便体现其高尚。叶云芝不计得失爱着葛家印，却没等来一纸婚约。为了践诺江灵凤，她并未将壶交给葛家印，而是托付了收信人。她劝谏收信人或捐壶或留作自用，不能将壶交易，字里行间全然不计金钱得失。钦子厚自述：“改变我的收藏观的，应该是叶云芝藏在双蝶壶里的那封信。”（13）钦子厚改掉散漫习惯后，日记镶嵌以其逼真的文体风格，记载了他鉴壶的过程和心性的变化。

（三）多种修辞的联动形塑

作者在叙事中联动使用各类修辞，将物诗化为思乡寄托、馈赠之礼和静谧景观，塑造了鲜明的人物群像，使得文风生动活泼。拟人修辞使器物意象具体可感。钦子厚拒绝了岳父提出的拜师学艺要求，便想回家，系列物象释放了强大诱惑力：“梅花山的路，鸡鸣寺的钟，莫愁湖的树荫，夫子庙的鸭血粉丝汤，秦淮河的桨声灯影，都跑出来拽我的衣衫。”（14）拟人修辞将钦子厚逃避的心理具象化。葛少求夫妇发现双蝶壶时，“山林静默。风，也屏住了呼吸”（15），凸显了该情境对主体产生的惊诧之感，让读者对叶云芝的故事又激起一层期待，为探索双蝶壶故事埋下伏笔。象征手法凸显主体群像。双蝶壶的故事是花器制壶大师江灵凤和叶云芝爱情残缺的写照。前者被男性欺骗辜负，婚恋不幸；后者爱而不得却毫不怨悔。双蝶双飞是比翼鸟、连理枝的连类比喻，象征着心心相印的完美爱情，承载着主体对美好姻缘的愿景与期盼。江灵凤赠叶云芝双蝶壶却没等来她的婚礼，钦子厚夫妇发掘双蝶壶，使之重见天日，象征和反讽意味深远，凸显了情节突转的张力。葛家印为救好友裘至修，赠竹段壶给郑天竹，救出好友后却终生缄默，象征其心性如竹。裘至修守诚求真，被诬告也不改风骨，象征其竹段之节。隐喻修辞旨在人与物互喻，不断强化器物载道的内涵。叶云芝有情有义，一身傲骨令人钦佩。为了帮表侄潘阿明，她将5亩茶园转让给钦子厚夫妇以交换龅瓜壶。梅占茶是她培育的新品种，对高山环境适应性很强，色泽翠绿，口味看似平淡，但有兰花香气回甘。作者之所以强调梅占茶的异秉之质，意在揭示叶云芝与梅占茶在精神上的共振关系，主要目的还是以物喻人。

小说通过器物的施动影响，从人物塑造、结构技巧、修辞手段三个层面发力，使得主体不断修正。“主体性对自我的理想性设计，要求个人超越于世俗性的准则之上，在对社会的突破乃至改造中，完善地发展自我，然而个人实存的此在需要，又时时要求自我的退席而服膺于整个的世俗性存在准则。”（16）主体建构意味着原有自我的突破，原秉持的价值形态日渐分离，这种离散指向其原有意义世界的陷落，器物叙事使其新的情感选择和价值判断效能不断生成。

三、器物叙事对主体塑造的功能

器物叙事对主体塑造的功效可具象化为：人在欲望的洗礼中实现了精神的“还乡”。作家对物欲征候的书写，更是俯身小说的揽镜自照，借器物镜像进行精神内视，不断修正主体，从而以物控症“脱敏式”的现代治疗，开启反思式介入。

（一）征服物欲的成功实践

“物欲症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社会病，由于人们不断渴望占有更多物质，从而导致心理负担过大、个人债务沉重，并引发强烈的焦虑感。它还会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17）小说中，物欲症是无数藏家为古壶前赴后继的根源。在人性与物欲的博弈中，作者表现了鲜明的价值判断与倾向：批评物欲症的消极影响，捍卫人性精神的高贵。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揭示物欲崇拜者和物欲“脱敏”者的剧烈冲突，并使得物欲“脱敏”者取得胜利。徐风将主体欲望逼真再现，写出了真实的人。裘至修鉴壶却不藏壶，在金钱诱惑下，他风骨永存，实为物欲“脱敏”者。丁如柏购置赝品壶被裘至修拆穿，他利用竹段壶诬告裘至修行贿，真相大白后，裘至修取得胜利。

第二，正面讴歌人性质朴的美好，反面映衬物欲崇拜的卑下。叶云芝生活虽俭朴艰苦，但精神却丰富充实。“她家里，除了最简单的锅碗瓢盆，一张饭桌，两把竹椅，一张床，一台旧电视机，一个竹制的书橱，别无长物。”（18）她在绝笔信中嘱咐道：“最金贵的茶壶，也是身外之物，金钱有时也会给人带来祸害。”（19）高小臻与之形成对比，她认为：“拿什么来证明你获得成功，最后还不就是钱吗？”（20）对待金钱和物欲的不同态度，形成了她们人性底色的不同关键词，“舍弃”和“攫取”对应她们一生的名利观，主体人格的高尚卑劣隐含作者的人生理念。

第三，隐含真实作者的价值判断于人性与物欲对抗的各种叙述中。作者批判人的物化，高扬主体理性，但并非完全摒弃物。“文本中能够直接显示作家道德在场和伦理立场的内容主要是叙述人语言，叙述人语言可以通过直接的评论、间接的语言风格和情境氛围的营造等方式来实现道德在场。”（21）叙事者先以陈药师的论述表明壶与人的关系，“在我看来，哪怕是最卑贱的生命，也比最金贵的壶重要。更何况，生命都是平等的”（22），激烈地表达了主体优先于客体的倾向；又借高振鹤之口指出，“人只是暂时保管器物”；还以郭兰君所言“钱多生灾，够用就好”加强论证，本质是“君子爱财，取之有度”的中庸原则的外显，道德劝勉意图直白浅切。紫砂博物馆开辟专馆对葛家印138把藏壶进行陈列，亦折射出器物正向的价值光芒。

（二）主体人格的渐次完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为主体人格的完善向度树立了指南。器物叙事完善了主体的自我人格、社会人格、生态人格。在个体与自我的关系中，器物叙事健全了抱朴含真、守中致和的主体人格。高振鹤和钦子厚持有孟臣对壶，最终也在自己的性格阈限中不断矫正。工作狂魔高振鹤听劝放下物欲执念，回古南街安享晚年。自诩懒散且耽于理想的钦子厚，摒弃了文人习气，开始脚踏实地地生活，鉴壶本领炉火纯青。这两个人物设定，启发人们在对待物欲时，既要避免庸碌无为、自由散漫的消极低欲，又要杜绝过强的物欲，并避免沉沦。在“物质自我”层面，应保持初心，踏实奋斗，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品行，渐进式实现主体自我人格的完善。

在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中，器物叙事塑造了现代主体团结互助、大公无私的社会人格。钦子厚以外乡人的视角，论述了古南街亲厚互帮的良好乡风。葛家印用竹段壶救下裘至修却秘而不宣，用大度与包容，成全了制壶大师崔蕴娴和鉴壶大师裘至修。芦小堂被钦子厚打耳光后，葛家印公私分明，要求女婿道歉并给予赔偿。芦小堂打伤保安，与他有过摩擦的钦子厚却仗义相帮。钦子厚认为名壶只有被使用和欣赏，带给社会大众知识陶冶公众情趣，才是最好的传承，最终与妻子做出捐壶的决定，完善了社会人格。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器物叙事建构了主体自然和谐、民胞物与的生态人格。作者对葛少求夫妇在茶园采茶进行了远景、近景的交叉叙写。开阔的茶园，松软温润的泥土，沐浴着阳光和雨露，叶芽尖滚动晨间的露珠，三五新旧好友束上竹篓一起采茶，欢声笑语，宛如色彩斑斓的风景画。物象书写彰显了“物我一体”的人文关怀。采茶活动轻松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诗性消融，采茶疲累后品尝山泉水是再次深化主体对自然生态体验的媒介。桂一诺问为何不开发山泉水做矿泉水，竹敏讲述了当地生态保护的举措。作家以现代生态思想为指导，巧妙传达自然、绿色、轻松、环保的生活理念与方式，丰富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体验，完善了主体自然、和谐的生态人格。

（三）道德理性的现实构建

小说借古壶的文化内涵和隐喻符指，呈现纷繁复杂的社会镜像，对当下物欲泛滥的现实进行客观审视，就世俗物欲展开尖锐质询，并传达现实思考和道德困惑，展示出作家对传统君子之风的深情凭吊和主体重塑的殷切期待。器物将文学的审美属性和道德在场有效整合于叙事中，从而使得主体与社会及自然中和蕴藉，从现实层面建构了道德理性。

道德理性的建构，离不开道德心理优化和道德行为的内化。对话是主体不断优化道德心理的积极活动形态。主体在欲望实现和理性约束的牵制和反牵制中，不断开启与自我、他人、社会及自然的对话。裘至修默默完善《紫砂古壶考略》，劝冒小成“出山”，同冒小成一起为公众开设“古法制壶公益培训班”，分别对应其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对话。于是，“诗性正义”应运而生。“源自文学想象的诗性正义，应该是一切文学的内在纪律。”（23）“诗性正义”，即文学作品要秉持正义向善的立场，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甚或想象的内容，并从各种不公平和非正义中发现正义，形成一种道德观念，通过读者的阅读接受，进而净化心灵，引导大众向善。

道德理性建构的关键是道德行为的内化。极具匠人精神和道德理性的制壶高手，能从根源上减少赝品交易，有利于纠偏紫砂市场的不正之风，营造风清气正的商业环境，建构市场的“诗性正义”。小说中紫砂壶的大量复制与高仿，使其丧失本真性和独一无二性，消弭了“光韵”，膜拜价值逐渐消解，只遗留了展示价值，古壶声誉因之每况愈下，也隐含了作者的焦虑。裘至修拒绝出具假鉴定证书而被诬告，誓死不从的君子之风，彰显了其高贵品质。钦子厚夫妻捐真壶，丁如柏毁假壶，也是道德行为的内化与外显，为建构市场的“诗性正义”树立了楷模。

道德理性构建有益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器物叙事对物质的写实追求与其对主体塑造的功效，本身就代表着文化的一种传承流转。家传、师传、社会传承，是紫砂壶生产层面的三种途径。市紫砂博物馆、冒小成茶艺工作室、“聊壶茶坊”等，又从传播和消费层面提供了阵地与平台。显然，小说从生产—传播—消费链分别为紫砂壶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要靠器物、观念和制度反映出来”（24），紫砂文化是由制度、市场、作坊、艺人、器物等要素共同参与建构的，以古希伯等人为代表的最高层次的匠人精神和文化，其下渗能力和社会影响不同凡响。冒小成、裘至修、钦子厚最终成为紫砂手工技艺的传承人，文化传承的合力得以最大化发挥，既是小说明亮的结尾，也显示出后辈们对紫砂传承的见行见效，更是道德理性现实构建的效果期待，为紫砂文化的赓续传递了希望，也为当今社会传统工艺与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实践样板。

结 语

器物叙事在世事流转中映现了主体物欲异化—祛魅—消散的形态变迁，照见了人、器、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家试图在物欲过度膨胀和物质文化的沉潜遮蔽中觅得平衡，开启了“以器启道”的主体建构，多样体裁镶嵌的介入，拟人、象征、隐喻等塑造路径，使主体呈现了立体性转变，不仅成功征服物欲，完善了主体人格，还培树了道德理性，呈现了“诗性正义”，有效传承了传统手工艺文化，为中国工匠精神的延续和表达提供了生动的创作实例。小说对人丧失主体性的物化呈现，探讨了消费社会中物欲扩张与主体精神状态的异变。作者跨过宏大叙事和集体主义的藩篱，将改造物欲蔓延的社会志向与启示真理的追求并置，以物欲化人生，反思生命，主体力量在汇聚与释放中日渐成熟充盈。徐风以文学回应现实，以道德理性和诗性正义展望社会，推动社会向着理想正义的方向坚定前行。

注释：

（1）（2）（3）（4）（9）（11）（12）（13）（14）（15）（18）（19）（20）（22）徐风：《包浆》，第179、393、393、123、384、312、353、398、45、340、169、339、246、29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5）戴阿宝：《从物欲症到物控症：网购背后的病理逻辑》，《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6）傅小平：《徐风：写紫砂，也是写中国传统文化在江南落地的故事》，《文学报》2023年12月14日。

（7）吴国杰：《有活力的物：〈开始的诸多方式〉中麦格雷戈对物的思考》，《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3期。

（8）王彬彬：《徐风的六朝气息》，《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1期。

（10）〔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106页，钱中文主编，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6）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第8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17）〔美〕约翰·格拉夫、〔美〕大卫·瓦恩、〔美〕托马斯·内勒：《流行性物欲症》，第3页，闾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1）常娟：《文学的审美与道德关系论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23）洪治纲：《传统文化人格的凭吊与重塑——论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4）王委艳：《话本小说文化标志物的形态与叙事功能》，《文艺评论》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