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陈崇正《香蕉林密室》借陈大同之手，构建了一个以身体（子宫）为原点，层层叠置的三维时空系统：物理密室（原始意味）、心理密室（自我救赎）、历史密室（现代性消解），用以对抗现代化进程、政治权力、机器物化。但当这些具有南方特质的空间被时代和人工智能祛魅和掀开，遂宣告了一个朴素民间想象时代的终结。至此，陈崇正通过一个以身体为核心的具身性游戏，书写了一个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前的民间文化防御神话，密室的生成机制与瓦解过程，揭示了技术理性对民间想象力的解构逻辑。

关键词：

陈崇正；具身性；人工智能；祛魅

在人工智能即将撕碎最后一片人类经验的临界时刻，新南方写作代表作家陈崇正用文字在《香蕉林密室》中构建了一座存放民间想象力的诺亚方舟。这座以子宫为原型的密室，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异托邦，更是一场关于身体、记忆与技术的哲学实验——当算法试图将世界翻译成透明的二进制代码，那些柔软的水果、潮湿的瘴气、幽闭的甬道与龟裂的陶罐，正以顽固的生涩性、本能性守护着未被解析的人性暗礁。

陈大同基于对初恋米小年爱巢礼物的构建设想，以南方水果之王——香蕉，在栖霞山半步村徒手建造了一个香蕉林密室：“数不尽的通道，数不尽的分岔，数不尽的死路，还有垂直于地面的暗洞，没有绳索无法往回走的斜洞；有些道路通向蛇窝，有些道路通向蝎子窝蜈蚣窝，有些道路通向暗流汹涌的泉眼，有些道路通向无法穷尽的曲折深洞。”［1］这个密室与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所创设的迷宫有异曲同工之妙。《小径分岔的花园》中，迷宫是时间的隐喻，分岔小径指向平行宇宙的无数可能；而陈崇正的香蕉林密室则将这种分岔性锚定在人类起源的混沌现场，当爱巢的个人梦想轰塌后，却泛化成为了南方人（潮汕人）天灾人祸的避难所、孕妇的隐身所、看押疯子的监护所、逃犯的藏匿所、处置仇人的施刑场……当余准以智性游戏解构线性史观时，陈大同却以柔软的水果树覆盖下的密室重构了文明的修罗场——一个以身体（子宫）为原点，层层叠置的四维时空系统：物理密室（原始意味）、心理密室（自我救赎）、历史密室（现代性消解），用以对抗现代化进程、政治权力、机器物化和文化断裂。在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际，在赛博后人类的美人城（造梦工作室、人造子宫）出现之前，香蕉林密室里那些通向蛇窝蝎穴的歧路，恰是启蒙叙事刻意遮蔽的文明暗面，也是对人工智能时代一种乌托邦的、民间的抵抗叙事。

01

密室的具身生成：

母性空间的人文隐喻

在香蕉林密室里，纵横交错、“斜”“正”复合分叉的构造逻辑，让密室绝非简单的物理掩体，而是以子宫为原型，以身体为媒介，以具身性为方法的返乡仪式空间。这一空间形态的生成，既暗合了克里斯蒂娃的从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借用的“母性空间”（chora，科拉）对主体性的原始形塑，又呼应了梅洛-庞蒂关于“身体-世界”互渗的知觉现象学理论。当我们将密室视为承载记忆的具身性实践时，其空间叙事便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框架，成为技术祛魅时代重构身体主体性的诗学装置。

首先，陈大同以子宫为原型展开母体基质的空间生产。在香蕉林深处构建的密室，本质上是一场以身体为原点的精神返乡运动。这座藏匿于地下的迷宫，以隐秘的螺旋甬道、恒定的体温湿度、幽闭的腐殖气息，在空间形态与感官体验上复现了人类最初的生命场域——子宫。香蕉林密室的空间构造本质上是子宫的拓扑学变形。克里斯蒂娃在《恐怖的权力》中指出，母性空间作为“前符号态”（semiotic）的容器，具有容纳矛盾与混沌的基质功能［2］。小说中密室“斜正交织”的甬道网络，恰似子宫褶皱在三维空间的投射——陈大同最初将其设计为防空洞的改造体，却在实践中演变为地下妇产医院，这种功能嬗变印证了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物理空间在实践活动中被赋予社会关系的象征意义。当密室通过麻阿婆将接生技术传授给陈大同妻子彭细花，不仅仅成为抵御超生追捕的避难所，还成为接生了半步村、白水镇数百婴儿的“人造子宫”时，其空间属性已从个体抵御转向生命孕育，并实现了从父权技术空间到母性伦理空间的符号转换。当陈大同询问麻阿婆如何处置米小年和龙大志的“孽种”堕胎时，问了两遍麻阿婆都不搭理，“最后才开口说话：‘都是你们男人干的好事！还没成型，你拿到碧河边去，倒进碧河里，河神总会原谅人的罪孽。碧河之神，保佑平安！’我二叔心想，又不是我的错，怎么把其他男人的错也算在我头上。”［3］一个男性个体的错，在女性眼中，其实是一整个男性群体的错。这是香蕉林从一个具有包藏孕育的母性基质向排污对抗的矛盾转换的过程。显然，在不断演化中，香蕉林密室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母性空间，而是不停地被异质所刺激、打破和异化。这种转换在人工智能介入后遭遇的异化就更为明显与颠覆性。美人城项目将密室改造为人造子宫实验室，通过剥离肉身感知（如冷冻大脑、虚拟现实植入）完成了对母性空间的祛魅。这恰如哈拉维批判的“赛博格神话”——技术理性将身体分解为可编程的零件，子宫从生命源头降维成生物工厂的孵化器。陈大同最终的自阉行为，正是对技术异化母体的绝望反抗：当密室失去孕育完整生命的能力，男性气概的象征（香蕉林）与女性生殖隐喻（密室）的双重崩塌，宣告了具身性存在根基的瓦解。陈大同甚至亲手杀死并埋葬儿子陈风来，事实上就意味着亲手扼杀并埋葬自己“畸形”的理想。

其次，香蕉林密室探索者以身体为媒介展开空间意义的具身实践。密室的“分叉构造”本质上是具身认知的物理化呈现。梅洛-庞蒂强调，身体不是被动的感知接收器，而是通过运动意向性“测绘”空间的活态存在：“人类的行为也只有在物理秩序和生命秩序的基础上才能展开，并创造出新的场所和意义。……当意识一旦获得，意识由之而来的历史本身反过来成了‘意识所给出的一个场景’”［4］。小说人物在密室中的探索轨迹——如关多宝一家五口逃离肖虎计划生育的追捕来到密室，带领家人依照陈大同当时的方法挪开尿缸，钻进密室，并分头在密室中探寻出口；龙大志为逃避追捕在甬道中盲目前行，关立冬为寻找生育庇护所触摸墙壁上的潮湿青苔——都是通过身体运动重构空间意义的典型案例。斜向通道带来的失衡感、岔路选择引发的焦虑、密闭空间触发的幽闭恐惧，这些知觉体验共同构成了德勒兹所说的“感觉的逻辑”：身体在运动中生成空间，空间亦反向塑造身体的感知模式。陈崇正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机器，与女人的身体进行了劫后重生的感受链接：当香蕉林密室被肖虎们烧毁后，陈大同突然发现“真正的密室原来在自己的妻子身上，只是他一直都忽略了。那里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5］这种在空间与身体之间来回穿梭，并进行记忆的保存和考古的过程，类似于本雅明将城市漫游者比作“用脚步书写记忆的考古学家”，当陈大同试图通过密室重构母体庇护时，他不得不将子宫升格为战斗堡垒，密室探索者则以身体为工具，在触碰密室墙壁的裂缝、嗅闻黑姜的辛辣气息时，激活了半步村的集体记忆。当陈大同在密室深处发现日军遗留的防毒面具，他通过穿戴这一“身体延伸物”，瞬间与历史时空中的受难者产生知觉共情。

因而，在陈大同的构想与实践下，香蕉林密室成为南方人类文明的根本性起源，而这个起源以密室的垂直暗洞与斜向甬道的镶嵌方式，构成双重悖论：向下掘进的暗洞隐喻着对母体子宫的追溯渴望，而无法回返的斜洞则宣告了文明发展中的单向性。这种线性史观下的空间矛盾复现了人类存在的根本困境：对起源的乡愁与势如破竹的工业科技发展，如同毒蝎的双螯，将人永恒撕裂在回溯与突围之间。当博尔赫斯的主人公在迷宫中寻找形而上的时间谜底时，香蕉林的探索者却在蛇蜕与蛛网间触摸到文明起源中玄妙的因子——每条歧路都是被正统历史删除的潜在起点，每个毒虫巢穴都保存着未被规训的野性基因，尤其那块悬浮的石头正启示着起源的乾坤阴阳、虚实轻重的神秘元性。而泉眼的暗流在迷宫深处轰鸣，提示着所有分岔道路的终极宿命：无论是选择蛇径还是蝎道，最终都将被卷进文明起源的混沌场中。这使密室成为一部反向的《创世纪》——不是上帝说要有光，而是无数黑暗的可能性在潮湿的岩缝中蠕动，等待被叙述或遗忘。当现代性暴力将人的存在切割为离散的数据流，这座密室以其顽固的肉身性，将“进入”的动作升华为重返母体的精神分娩，在技术祛魅的时代风暴中，为破碎的民间记忆保留最后的温床。

02

时空的三重迷雾：

不停叠置的抵抗诗学

通过以母性空间（子宫）为起点的设计，陈崇正借身体最终建立起的是一种身体性在世的思想。这里的“身体性”与梅洛-庞蒂的“身体性”同样是个非常含混又可供衍生的概念，它不单单指支撑着我们行动的可见和可触的躯体，也包括我们在历史真实中的意识和心灵，甚至包括我们身体置身其上，并且与机器共处的赛博格虚拟现实境遇。因此，《香蕉林密室》中的“身体性”是一个迭代开去、不停叠置的整体概念，它“对立于任何身体/心灵、身体/物体、身体/世界、内在/外在、自为/自在、经验/先验等等二元论的概念，而是把所有这些对立的二元全部综合起来了。”［6］地面香蕉林+地下密室所构建起来的，是时空的四重迷雾，陈大同正意欲通过这三重迷雾预先解构各种二元论所带来的命定。

第一重迷雾：巫幻思维下的物理密室——重建身体对生命的生物感知。香蕉林密室首先是一个充满巫术思维的生物性空间，其通过潮湿、闷热的南方地理特性与迷宫式洞穴结构，重构了现代性规训之外的身体感知系统。陈大同将密室建造于栖霞山天然洞穴中，香蕉林“密不透风”的植被遮蔽与“怪石嶙峋”的地貌特征，形成天然的感知屏障。进入到密室中，需要进行感官重置：密室中的特殊声响（如地下水滴声、蝙蝠振翅声）与奇异光影（洞穴折射的磷火微光）构成了超越日常经验的感官场域，迫使进入者启动原始的生物性警觉，如陈星光初次踏入时“毛孔张开、脊背发凉”的生理反应；而最令人玄幻的莫过于麻阿婆山洞失踪传说与“漂浮黑石”的神秘现象，以巫术的接触律悬置将科学理性与常识，引进入者回归“万物有灵”的认知模式。这种思维在陈大同将密室改造为孕妇避难所时达到顶峰——产房内新生儿的啼哭与洞壁渗水的滴答声形成生命共振。关于密室的传闻都是围绕着密室的“神奇”而展开的，说驻扎过研究神秘生物技术的专家，是北京那边派来的秘密小组，发现了地下的可以实现长生不老梦想的特殊物质，更重要的“香蕉林密室其实是人间与地狱的交界处，相当于阎罗王的鼻孔，只是人类的鼻孔只有两个，阎罗王的鼻孔结构比较复杂，所以被陈大同当成天然的地下室的洞穴其实都链接着灵魂终极归宿的幽冥世界。”［7］被密室监禁的龙大志、肖虎都出现了疯癫，密室带给肖虎最大的颠覆，莫过于“时间在折叠”“宇宙就像千层糕”“外星人就在我们身边”等思维观念上的冲击，而肖虎反复念叨的这几句话，无非就是时间、空间、人类的神秘莫测、变幻无常，这种“神”性，回溯到最原始素朴的对天地世界、万物有灵的感知。此重迷雾实质是对技术社会“祛魅化”的反拨，通过重构身体与自然元素的直接对话（如肖虎被困时舔食洞壁青苔的本能），揭示被城市文明压抑的生命原初感知力。

第二重迷雾：画地为牢的心理空间——重建集体创伤记忆。密室作为心理防御机制的实体化，承载着改革开放初期岭南乡村的集体创伤。陈大同将龙大志、肖虎等“疯子”囚禁于密室的行为，实则是将时代暴力转化为可掌控的心理剧场。在这里，孕妇在密室分娩的场景，如细花婶子接生时的“血水渗入红土”，将时代对个体生命造成的身体规训转化为民间口述史的肉身铭写。彭细花的墓碑与密室下隐藏的另一块不知名的先人神秘墓碑，以及“石敢当”，成为了对带队破坏作为孕妇避难所的密室的肖虎们，心头挥之不去的诅咒，迫使他借彭细花托梦的方式来完成对香蕉林密室重建的认可，以及恢复正常人思维和生活的一个重要仪式。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忏悔，更是对时代所造就的集体创伤记忆的赎罪与平复。因此，可以看到，被活埋的陈风来尸体与陈大同失踪后遗留的衣物，构成家族创伤的潘多拉魔盒，其空间密闭性阻断了创伤记忆的线性消解，反而通过“幽灵重现”（如陈大康头颅冷冻术）形成代际传递、绵延不断的创伤记忆。这种自我囚禁的心理机制，在关立春自杀事件中达到极致：关立春因被龙大志（印然大师）强暴而坠入情欲深渊，并无意害死了陈风来，最终在香蕉林密室中自杀，事件达到极致：她将香蕉林视为“最后的洁净之地”，实则陷入更深的认知牢笼。密室由此成为集体无意识的避难所与创伤放大器。

第三重迷雾：历史密室——对现代性的消解。陈大同对香蕉林密室的建构基于“宇宙是一个洋葱”的神秘昭示，这也是后面肖虎被囚禁密室后发疯常常呓语的一句话，它所隐喻的，实则上是对于线性时间、单向性空间观的解构。层层包裹，揭开了一层还有一层，打开了外层还有更多等待打开的内层的结构方式，香蕉林密室作为历史褶皱的存储装置，通过空间叠合解构线性史观，它要表达的，是以一个超越时空，超越历史的样态，对历史展开藏污纳垢，对萦绕在历史上的现代性进行消解。在密室里，时间是不停叠置、坍缩的：洞穴内发现的抗战时期日军头盔与90年代超生罚款单据共存，形成“巫术时间”（沃尔特·翁语）的共时性叙事，消解现代性进步史观；而当密室从藏匿孕妇的难所到停顿客栈，再到招商引资的旅游奇观，再到《美人城手记》的美人城，揭示着历史书写的暴力和荒谬本质——所谓“藏污纳垢”实则是权力话语对边缘生存策略的污名化；香港富商铁吉祥对密室进行总投资两个亿的商业开发，将香蕉林密室从历史创伤转化为消费符号，也转化为人工智能的虚拟现实符号，暴露了时代强势发展逻辑对历史深度的消解与碾平。陈大同失踪前的疯癫状态，正是对这种现代性暴力的终极反抗：他不断挖掘新洞穴的行为，实质是在建构抵抗历史叙事的“负空间”。

03

未完成的祛魅：

人工智能前夜的民间神话

说到底，“虚设的战士”陈大同建造的香蕉林密室，就是一个基于个人的、民间的、想象性的文化对抗。香蕉林密室作为民间文化的最后堡垒，通过空间实践构建另类价值体系。然而，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陈大同最终以失踪与发疯为落幕？为何只是一个“虚设的战士”：“他接下来的日子，就如西西弗斯一样，整天将石头推上山，明天让它滚下来。”［8］

这个民间神话首先是一种具身对抗的身体政治。不管是以一己之力对半步村、白水镇的上百个被时代所控制的生命的庇护，还是对肖虎、龙大志、陈风来等人的身体监禁与处理，陈大同都俨然是站在人间与地狱的通道上，掐住阎王的一个鼻孔，行使着生命判决的权力，这种权力将国家暴力反转为民间私刑，完成对权力机制的肉身解构，尤其是陈大同摘除肖虎睾丸的复仇罪罚，将密室功能上升为民间权力对政治权力的一种刑罚。在韦伯的现代性理论中，“祛魅”意味着理性对神秘主义的驱逐，但陈崇正笔下的香蕉林密室却呈现出“祛魅未完成”的复杂状态。陈大同设计的三重密室，本质上是将民间神话体系编码为“身体—空间”的具身性防御系统：通过香蕉林的迷宫与月光折射规律模拟巫术仪式（如小说中“月影占卜”的描写），实则是借助自然规律建构神秘；通过口述档案的碎片化编排，将土改运动中的暴力事件转化为“鬼火传说”，以隐喻抵抗官方史学的单一叙事。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建构，陈大同、陈大康、肖虎、米小年这香蕉林密室的第一代人本身，乃至于与第二代人小界、关立春、关立冬、陈星河、陈星光、肖淼、陈风来之间，这种理性与神秘的交织，形成整个半步村难以条分缕析的一种状态，既神秘又理性，既理性又时刻被现实推动着，既被现实推动着又时刻有一股原始的力量支配……这种文化心理，呼应了韦伯所言的祛魅第一阶段“宗教理性化”的特征——并非消灭神秘，而是用理性逻辑重构神秘［9］，而这也是陈大同香蕉林密室起源于具身性设计，而终于自然的“生老病死”的必然结局。

这个民间神话必然地是一种区域文化的保守对抗。潮汕地区可以说是中国版图上的南方之南，从中原迁徙而来，带着厚重的中原文化因素，其中，祠堂文化，就是极为典型的文化现象。从建筑而言，潮汕祠堂拥有当世最精湛的建筑艺术，以石雕、木雕、嵌瓷等堆砌而成；从文化方面看，潮汕祠堂推崇以感恩先祖、恢弘祖德、敦睦亲情、教化后人为主题的文化，至今保留古老的礼仪规程，在国内其他地方均已少见。祠堂正是坚守传承家族文化的潮汕人的核心空间载体。潮汕宗祠作为“祖先灵魂栖居之所”（《礼记·祭义》），承担着祭祀、议事、惩戒等社会功能。小说中宗祠雕梁画栋的蝙蝠纹饰与五世同堂的族谱木匣，构成了潮汕人“以祠为核”的生存秩序。然而，美人城的规划必然无法与陈氏祠堂共一而存，因此围绕着陈氏祠堂的拆迁与赔款，作为曾经的村书记实质上的族长陈大康被镇长提前支走，留下陈大同孤身奋战，最终陈氏祠堂在关多宝的一己之利的火把中烧毁殆尽，与香蕉林密室这个地下空间“四通八达却无出口”的结构，形成了对潮汕宗族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困境的隐喻：既维系着祠堂记忆的文化根系，又陷入自我循环的叙事闭环。最后，美人城对香蕉林密室进行了终极解构。关多宝在自身利益的诱使下，一把火烧毁了陈氏祠堂，而他在忏悔中说，他不过是想表达下意思，并没有想轻轻一点火，火舌便瞬间蔓延肆虐，将祠堂燃烧殆尽，仿佛是“天意如此”，他只是个推手。而当关多宝为推进拆迁纵火焚祠时，燃烧的不仅是建筑实体，更是慎终追远的精神纽带。这与潮汕俗谚“祠堂在，族魂存”形成强烈反讽，暗示市场经济冲击下民间信仰的物质根基已然动摇。宗祠焚毁事件折射出传统威权的双重溃败：一方面，拆迁背后资本力量的介入（如旅游地产开发），使宗族长老的决策权让位于经济理性。原本需要“三牲祭祖、掷杯问卜”的重大事项，在推土机轰鸣中被简化为利益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年轻世代的疏离加剧权力真空，如陈星光对重建宗祠的漠然态度，与父辈“宁舍宅基不弃祠产”的执念形成代际裂痕。当美人城在废墟上崛起，其玻璃幕墙与智能展厅构成的科技奇观，与祠堂原有的阴阳井、福德公龛形成文明迭代的视觉暴力。这种空间置换正如小说中密室变赌场的转化，隐喻着资本逻辑对地域文化基因的强制性改写。值得注意的是，陈崇正通过“祠堂焚毁—密室曝光—美人城兴建”的叙事链条，构建了潮汕文化现代转型的悲怆三部曲。宗祠作为历史密室的核心意象，其毁灭不仅宣告了民间自治空间的失效，更预示人工智能时代前夜，那些依赖身体经验传承的文化密码终将湮没于数据洪流。正如碧河“吞没一切”的隐喻，传统宗族文化在技术理性与资本扩张的双重挤压下，正在经历着不可逆的祛魅与重构。

这个民间神话同样是一个对人工智能时代不可能完成的祛魅。陈大同的这种民间的、原始的抵抗在人工智能介入后遭遇终极危机：陈大康曾抛弃又被铁吉祥救下，辗转到香港成为新人工智能技术代表的女儿小界，对陈大康实施的割头术“头颅冷冻记忆萃取术”，意欲将陈大康的记忆存放在机器中，留待在赛博格的后人类美人城里，进行实验并详细了解当年父亲记忆中的历史。这样一个设定对于潮汕人而言，是既普通（逢年过节，潮汕人祭拜祖先拜狮头鹅，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对狮头鹅实施割头放血的仪式，这样的仪式甚至还会以潮汕地区神圣之仙草——红花作为净身之仙水），又恐惧的，恐惧的是这次被割头的是人类，是要被卡在机器之中的人类，并且最终要被碎片化、机器化，被放置在不锈钢桶里。陈崇正对陈大康割头的场景的描写，并不血腥暴力，而是充满着冰冷的、机械程序式地叙事，但是“我母亲在另一个房间的角落里燃香拜菩萨”［10］，却让叙事形成了一种悖论与吊诡：既将身体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数据流，宣告以肉身感知为根基的民间想象的彻底溃散；又是一种复魅。这种复魅不再是前现代的神秘主义回归，而是哈拉维所说的赛博格神话——人与技术、自然与文化、物质与信息的边界在此崩解。当AI宣称已破解所有密室密码时，老村民仍坚持在月夜举行“无意义仪式”，此刻的民间性已蜕变为齐泽克定义的“斜视式信仰”：明知巫术无效，仍通过实践维持象征秩序。

可以说，小说中陈大同等的努力，是一种“虚设”，但是却又不是一种“枉然”，这种对不同时代不同维度的祛魅并非简单的“真相揭示”，而是一种情感揭示和文化传承、血脉相连的具身性揭示。这就很可以解释，为什么最终是当年那个被陈大康抛弃而逃生的女儿小界，回来以AI大神的形象，重新对陈大康进行肉身的切断，而又进行肉身经验（记忆）的冷冻封存和下一步的还原。如果说肉身在抵抗AI方面已经宣布了它的无效无用，那么由肉身建构起来的情感和经验，却是技术理性永远不能取而代之，并且还需要永远追捧的核心，而这也是人类参与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唯一的价值。

结 语

《香蕉林密室》将故事设定在“AI全面接管的前一年”，这个临界状态赋予文本独特的理论张力，作家通过一个行将消逝的民间防御系统，揭示了技术祛魅时代最深刻的困境：当AI将一切经验转化为数据时，那些依赖身体、气味、痛觉与集体记忆的叙事如何生存？香蕉林密室本质上是用理性守护非理性，用具身性替代肉体的悖论工程，在AI全面接管的前夜，这种技术赋能的神秘主义，恰是当代中国民间社会生存策略的隐喻——而小说也在算法监管的缝隙中重建叙事主权。陈崇正的答案充满辩证性——被祛魅的民间神话并未死亡，而是在与技术的缠斗中蜕变为“后人类时代的巫术”。这种巫术不再对抗科学，而是像大数据模型那样，将理性与神秘编码为新的杂交体。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前夜既是终结，也是民间性重生的产床。

注 释

［1］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27页。

［2］［法］茱莉亚·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力论卑贱》，张新木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4页。

［3］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52页。

［4］张尧均编：《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5］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134页。

［6］张尧均编：《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7］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157页。

［8］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410页。

［9］［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