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音乐：为民族留下永恒的文化记忆
抗战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抗战音乐是一曲辉煌灿烂的乐章。它是一首抒情诗，给人“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深沉浪漫；它是一首思乡曲，面对家园的破碎、亲人离散的悲怆，以浓郁的家国情怀点燃人们心中的爱国之火；它是一首战歌，慷慨激昂，催人奋进，凝聚着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意志；它更是一部不朽的史诗，伟大而崇高，在国际视野下表达出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伟大的抗战音乐，为民族留下了永恒的文化记忆。
《义勇军进行曲》：民族觉醒的冲锋号
抗战音乐激荡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在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抗战歌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934年，上海电通影片公司邀请戏剧家田汉创作一部电影剧本。同年，田汉便写出了一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觉醒并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电影剧本《凤凰的再生》的梗概。当时，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正与日本关东军进行着殊死搏斗，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极大地鼓舞了全国要求积极抗日的民众。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决定拍摄此片。但因田汉被捕入狱， 孙师毅在征得田汉同意后，将《凤凰的再生》梗概写成了完整的电影文学剧本，并由左翼电影小组负责人夏衍等参与该剧本的修改完善，最终将片名改为《风云儿女》。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即《义勇军进行曲》。其歌词仍由田汉创作。原来，田汉被捕入狱后，心里还一直牵挂着这部电影。片中，主人公辛白华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由田汉创作的一首自由体的新诗，就是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年轻的聂耳主动向夏衍请缨，要求为这首诗作谱曲。于是，在上海霞飞路的一间斗室里，聂耳用短短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初稿。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在情感上摒弃了温婉和优雅，在形式上不限于格律，在风格上质朴鲜明，具有一种情绪上的“火药味”和结构上的“自由度”。这类歌词既是诗歌，又是号角；既是抒情，又是呐喊。正是这种凸显战斗性的歌词风格，造就了其旋律的战斗性和鼓动性，也带来了其非对称性结构特征，进而在句式结构和曲式结构上，唯尊歌词，无问西东，突破中外既有曲式结构的框范，甚至还体现出基于“斐波拉契数列”的结构特征。
歌词核心——“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迸发出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里的“中华民族”与“每个人”的并置，正是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正因如此，歌曲一经诞生，迅即为抗战烽火中的海内外华人所传唱、共鸣，其凝聚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最终使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太行山上》：烽火中的抒情诗
抗战的历程是残酷的，但抗战音乐中也不乏诗情浪漫之作，如同一簇簇战地黄花。《在太行山上》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抒情而浪漫，并展现出一种战斗的激情。
这首歌曲诞生于1938年的武汉，作为一首救亡歌曲，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创作出来的。曲作者是随救亡演剧二队辗转来到武汉并在武汉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冼星海，词作者是爱国诗人桂涛声。1937年8月，桂涛声曾在李公朴的带领下，和周巍峙等人一起，前往山西进行抗日宣传，后回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夏，桂涛声得知八路军在山西太行山取得重大胜利，并回忆起自己在山西抗日前线亲眼目睹的抗日场面，便谱写了这首《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一天，冼星海发现了这首《在太行山上》的歌词，兴奋不已，于是便一口气将这首歌词谱成了一首二声部合唱曲。1938年7月初，在汉口举行的抗战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首演了这首歌曲。后来，冼星海在《创作札记》中写到，《在太行山上》是写成后“在汉口抗战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上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唱出，听众大声喝彩，要再唱，此后又传遍了全国。现在太行山上的游击队以它为队歌，老百姓、小孩子都会唱，到处听到‘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的句子”。的确，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在太行山上》传遍太行山、传遍山西，传遍了全中国，鼓舞和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抗日民众奔赴抗日战场，成为一首重要的抗战歌曲。
《在太行山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抒情宽广、温暖明亮，两个声部相互应和，营造出歌声在群山中回荡的艺术效果，呈现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情，接着的则是一个既生动亲切又庄严豪迈的段落。第二部分表现出一种勇往直前的音乐形象，并在进行曲的节奏和律动中结束全曲。这首歌曲在宽广的旋律和浪漫的诗意中热情赞颂了太行山抗日军民，体现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抒情性与战斗性相结合的审美特征，既是抗日战争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一首歌曲，也堪称20世纪中国音乐的经典之作。
《嘉陵江上》：故土之思与家国之责
家国情怀是抗战歌曲中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它将“小家庭”与“大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诉诸“打回老家去”的艺术表达，在抗战时期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爱国之情，强化了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嘉陵江上》正是这样一首典范之作。
《嘉陵江上》由诗人端木蕻良作词、贺绿汀作曲，创作于1939年的重庆。这首独唱歌曲兼具歌剧咏叹调的艺术品格；其歌词也极富艺术性，体现出叙事性、戏剧性与抒情性的统一：“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这是一首充满艺术想象的诗。透过这首诗，既能看到当时日寇侵略下的山河破碎，又能品读出一个诗人在残酷现实中不灭的诗意。不仅如此，诗作中显露出的“怀乡”和“飘泊”的审美意识，还饱含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乡土意识，使它超越了单纯的“乡愁”，让人从中获得一种要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勇气和力量。
《嘉陵江上》的旋律具有器乐化特点，在保持其歌唱性的同时，内在的张力和动力构成了其戏剧性核心。歌曲的前半部分表现出了诗人因敌寇入侵而背井离乡、流浪异乡的悲切和对故乡的思念。后半部分则表现出了“我必须回去”的决心和勇气。最后的“把我那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就是“打回老家去”的艺术表达。整首歌曲也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使诗人内心的悲愤、怒火与对故乡的思念和热爱交织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
《黄河大合唱》：黄河怒涛里的世界回响
抗战音乐不仅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宏阔视野下，孕育出深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中国人民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紧密相连。《黄河大合唱》正是这一精神的杰出典范。
1938年10月30日，奉周恩来、郭沫若的派遣，光未然率领抗敌演剧第三队，从陕西宜川壶口下游东渡黄河，奔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轰鸣的壶口瀑布、剽悍的黄河船夫、黄河两岸雄奇的山川和抗日军民英勇的身姿，都使光未然兴奋不已。于是，诗人灵感闪现，决定创作一部长篇朗诵诗《黄河吟》。正是从此时开始，“诗人与作曲家的心灵开始契合”，20世纪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开始孕育。这便是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
1939年1月，光未然一行30多人到达延安。由于光未然途经吕梁时坠马受伤，故一到延安他就被送进了延安边区医院。2月26日下午，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到边区医院看望正在养伤的光未然，诗人和作曲家再次会面，并相互表达了再度合作的愿望。于是，光未然放弃了创作长篇朗诵诗《黄河吟》的想法，仅用几天时间就创作了歌词《黄河大合唱》。1939年3月11日晚，演剧三队在延安西北旅社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朗诵会。就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朗诵会上，诗人将歌词交给了作曲家。1939年3月26日至31日，冼星海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孔小窑洞里完成了这部《黄河大合唱》的作曲。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大礼堂，由邬析零指挥抗敌演剧三队首演了这部巨作。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的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音乐会上正式公演。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观看这场演出，并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如果说《黄河大合唱》第七乐章《保卫黄河》表达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第八乐章（末乐章）《怒吼吧，黄河》则表达出了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其前置朗诵词中的“向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你战斗的警号吧”以及歌词中的“怒吼吧！黄河！掀起你的波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这是鲜明的国际主义艺术表达，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全世界人民”的措辞上，更通过其恢宏磅礴、宛如“大兵团作战”般的音乐形象，构建出一种国际视野下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壮阔意象。
因此，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抗战音乐，是抗战烽火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艺术领域的深刻凝结与回响。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承载着民族的苦难与抗争、人类的共同命运与理想，永不磨灭、永志不忘。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