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北京作家群”的发生、书写视域与写作范型
作为现代化大都市，北京一直以来是典型的超级移民城市。进入新时代，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尤其其中关于“文化中心”的定位及实践更先天性地造就了北京作为“文化之都”“文学之都”的崭新气象。事实上，正如小说家阿乙所说：北京一直以来就是作家、学者们心向往之、争相奔赴的文化圣地。这在21世纪以来的二十多年间表现尤甚。北京作家在来源、结构、影响等方面已越来越趋向丰富、多元，由之所生成的文学成就、文学景观也都呈现出了诸多新质、新貌。在此背景下，关于“新北京作家群”内涵、外延及创作成绩的阐释，也就成为21世纪2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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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出场
新北京作家群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群体，不同身份、职业、年龄、阶层的作家陆续扎根北京，并在这个大舞台上各显身手、同场竞技。因此，它并非指向一种文学思潮、文学风格或社团意志，而更多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组织建构。但正是这种命名，标志着“新北京作家群”的正式出场。这个时间节点就是2023年1月——《北京文学》特设“新北京作家群”栏目，从第一期开始陆续刊发和推介新时代新北京的文学作品。这是继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之后出现的，主要由刘恒、师力斌、张怡雯等期刊社负责人策划和推介、评论家同场跟进和阐释的又一产生聚光灯效应的崭新命名。新北京作家群在首都北京的正式出场，是北京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大事。
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界定，组织者也在创生伊始，大致提出了几点愿景。
刘恒在“开栏导言”中倡导要“以进化论的眼光看待小说”：因为“衰老和死亡”是“进化的必备条件，也必定是小说的宿命，更是操弄小说的智力劳动者的宿命”，他将文学“寄希望于年轻人以及更年轻的人”以及“崭新的光彩夺目的波浪一样不断涌现的智力成果”[1]。师力斌在“编辑手记”中强调要以书写北京经验、北京故事并“开拓新版图”为重：“聚焦近年来活跃在北京的作家。他们或写北京，或有新京味，或以北京为精神背景，风格多样，来路不同，但都致力于北京经验、北京故事的呈现和讲述，正在为北京的文学书写注入新生机，在原来的京味作家园地之外开拓了新版图。”[2]由此可看出，聚焦“活跃在北京的作家”，尤其以“年轻人以及更年轻的人”为主力，以北京经验、北京故事为书写对象，以及强调“在京味作家园地之外开拓了新版图”，就构成了他们命名并创生“新北京作家群”的三大着力点。这一命名显然并非一种文脉的“断裂”，而是在继承基础上更加期待革新及其智力成果的发生。
从概念上来说，命名“新北京作家群”，显然并非一个突兀的独立的文学组织行为，而是一个有着历史发展惯性的文学事件。实际上，“新北京作家群”与“北京作家群”亦构成了一种渊源相继、互为阐释的历史关系。或者说，之所以在“北京作家群”之前加上一个“新”字，主要源于这样一种基本历史事实，即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林斤澜、汪曾祺、刘心武、邓友梅、陈建功、刘绍棠、从维熙、尹世霖、韩少华等众多经典作家、名家的集体出场，因文学创作、影响力而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对象，从而继老舍之后又一次引领北京文学进驻到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中心地带，并成为新时期文学最具影响力、最具标志性的作家群之一。彼时文学创作界、评论界都有关于北京作家群的命名：“北京作家群的作家在观察和体验生活时努力开掘和表现生活中真善美的东西。……北京作家群自觉地把创作当作美的创造。……北京作家群的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勇于探索、创新。”[3]因此，在北京当代文学赓续语境中，新北京作家群的命名、出场，可以看作是在时隔三十多年后对20世纪80年代北京作家群的一个自然续接。另外，它与京派、新京派等概念也构成某种呼应。只是因为后者已不能再用来恰当指称当下飞速变动的文学态势，而必须启用新名用以归纳、概括新北京作家和新北京文学的崭新内涵及美学意义。
从北京作家群到新北京作家群，在其概念内涵与外延上，都延续着同一种生成模式与演进逻辑，即其语义指涉都是松散的、动态的、多层位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最新命名，目前新北京作家群的内涵、外延和风格尚未厘定，需在发展过程中根据新情况作出新界定。新北京作家群的主体构成及内部成员的持续变动，也正是彰显北京文学无限活力和影响力的一个强有力的缩影。从杜梨、孙睿、凸凹、常小琥、李唐、毛建军等所谓“北京土著”作家，到张天翼、梁豪、刘汀、西元、付秀莹、马小淘、文珍、陈小手等取得京籍的“新北京人”，再到阿乙、郑在欢、范雨素等长期在北京生活与工作的外省人，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与以往“北京作家群”最大不同就在于：在代际上，“80后”“90后”或更年轻一代的外省人成为北京城市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在身份上，“土著”不“土著”，外省不外省，彼此已几无差异，正所谓“英雄所向，不问来路”；在技艺上，其中有很多作家接受过高校创意写作方面的系统训练，因而对文学的理解更专业，对创作技术的把控更娴熟；在语言运用上，大都是清一色的普通话写作，此前引以为荣的北京话几近消亡；在创评上，同代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同步互动更为频繁、深入。
新北京作家群的生成及持续发展，不仅源于北京文联及其所属作协和《北京文学》杂志社的财力、智力的强力支撑，更得益于首都北京得天独厚的文学和文化资源优势。一方面，因为名校、名刊与名社云集，文联、作协及其所属文学培训机构众多，所以，这种在文学体制和制度上的先天优势，都是京外省份所不具备的。这也为优秀作家的培训以及快速成长，特别是在作品发表、研讨、推介等方面，提供了便捷而宽广的舞台。从作家成长模式来看，从范雨素、毛建军等所谓“素人写作”群体的崛起，到马小淘、文珍、杜梨、蒋在等经由“名校毕业—名刊打造—名家推介”模式而炼成的一大批新女性作家，再到石一枫、侯磊、孙睿、常小琥、李唐等北京本地作家在各大媒体的高频率亮相，都可见出《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等权威文学期刊及其京城评论家在其背后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首都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虹吸效应，使驻京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毕业生特别是作家班和创意写作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陆续留京（比如徐则臣、梁豪、马小淘、陈小手、崔君），都使得新北京作家群作家结构和创作态势呈现起点高、水平高的跃进态势。另外，新北京作家群的快速产生影响，也与评论家们的及时跟进、理论阐释、作品评介密切相关。比如，《北京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栏目不但每期配发一篇针对新作的批评文章，还陆续刊发专论新北京作家群的理论文章[4]。
首都北京对全国各地作家的巨大虹吸效应，使得全国各地优秀作家纷纷进京，从而带来北京文学的持续繁兴。作家流动性高，无论流入和流出，都是高水平、高质量的文学互动；队伍结构在变，更新换代也快，每十年都要冒出一批优秀作家；写作趋向多元，各类作家同场竞技，有才华者更容易从中脱颖而出。新北京作家群及其写作的发生、发展，当然更是这种生成模式主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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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视域
2023年，《北京文学》刊发了孙睿的中篇小说《发明家》、古宇的中篇小说《人间世》、杜梨的长篇散文《香看两不厌》、张天翼的中篇小说《雕像》、李唐的短篇小说《矮门》、郑在欢的短篇小说《忍住Ⅲ》、刘汀的中篇小说《野火烧不尽》、陈小手的中篇小说《帘后》、马亿的短篇小说《莫兰迪展》、凸凹的短篇小说《丘山》、马小淘的短篇小说《春天果然短暂》、毛建军的中篇小说《味道》。由此，也可看出，“80后”“90后”青年作家及其优秀文本被置于优先推介和阐释的前沿阵地上。这些年轻作家虽然自小成长于北京或由外省进入并长居于此，但对所谓“老舍传统”或“京味文学”已基本无感。或者说，对他们来说，老舍以及“京味文学”似已成为一种仅供瞻仰的作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依托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陈建功、王朔、刘恒、叶广芩等各时代主力作家所一路延续下来的所谓“新京派”，虽然也依然在过去四十年间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地关联起“京味文学”的魂儿，但这在绝大部分“80后”或“90后”作家的创作实践中也几难见到或者仅作为一种背景性的遗存。其中，“90后”作家的集中涌现，更是为新北京作家群和北京文学带来新变、新质。正是由于这一被称为“北京的巴尔扎克们”[5]的作家群的出现，不仅使其与“京派”和“新京派”的人员结构有了质的不同，与其所生成的“京味”和“新京味”文学也大有不同。
他们的写作大都绕开“京味”书写传统，而对现实感和当下的肉身体验抱有相当的亲和力。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新北京作家群关于北京的书写，已在题材、理念、风格等几方面展现出了较大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质变？这似乎也不难理解：“新北京，本土性正在被抽空，而成为一个彻底的移民城市。就连真正的土著，也成了时间中的移民，因为，这些土著的北京作家们所面对的也已经是一个移民的世界，被移民改造的北京，他们笔下的主角也往往是新移民。”[6]在此背景下，作家本人的籍贯或身份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否写出与北京作为国际化或世界性大都市相匹配的城市文学的经典之作。摆脱那个幽灵般的京味文学传统的无形压抑或束缚，更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也因此而变得更加自由、个性、丰富多彩。
其一，烛照边缘世界，表达人间冷暖。“90后”作家纷纷登场，其写作更是呈现一种为此前所无或少见的显赫趋向——客观书写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在城市边缘领域或行业内的边缘生活、边缘情感、边缘故事，并由此上升为对人与城市本质及其关系的深度探察。其中，梁豪作为“90后”作家，值得关注。他的北京书写，题材新颖，笔力老到，问题深刻。梁豪对北京城与人之种种遭遇及关系的观察、审视、思考，在小说集《鸭子飞了》中得到集中展现。这首先突出表现在对家政保姆、殡葬从业者、出租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底层各领域从业者在京城生活及其遭遇的关照与书写。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在其文本中的复活，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对于城市生活内面和本质的深刻认知、对人性人情的深度参悟，与其作为“90后”的年龄似乎多有错位之处。从关于知人论世的成熟识见、情感表达的深沉与内敛等作家主体姿态，到老练的叙述、种种细节的把握、种种关系模式的独到建构等文本层面，都让人深深感到其在“90后”作家群体中特立独行的一面。其次，以鼓楼、首钢、官庄、簋街、农展馆、北海公园等北京城内的地理坐标为参照或背景，讲述“外省人”在北京的种种故事，并以此置入关于城市生活的种种思考，也在这几篇小说中得到较为明显的体现。比如，《黑海》中的原野在北京开出租车，其没日没夜地奔波、去首钢故地的拜祭，为姐姐婚姻遭遇不平而杀死姐夫并抛尸深海的经历，读之都让人五味杂陈；《放生》中父亲赵广民和三个子女因职业（殡葬）而带来的各种尴尬让人对世间生死多有感慨；《麋鹿》中的卢莹被骗至北京的遭遇以及其对命运的不服输，也都让人对生命的无常或韧性多有深思。在此过程中，他也努力开掘人性中的善意或光亮，比如《黑海》中出租车司机李军对来到京城的原野的无私帮助，《麋鹿》中老齐与卢莹之间“不是爱情胜似爱情”的相互依靠，《放生》中对三个男人情感和婚姻归宿的温暖关照。这都可说明，对人与人关系的信任及美好期待，在作者审美思想与实践中，亦是一个占据主导性的修辞愿景。
其二，复归故事传统，书写京城传奇。孙睿的《游乐场》《动物园》《背光而生》等小说中都有着鲜明的为同时代小说家所少涉猎的“北京元素”，待至中篇小说《发明家》，这一元素被再次征用并深度揭示“偷拍”这一行业内不为外界所熟知的真相。小说以娱乐记者“我”为视点，讲述由“我”、老大、鞠连生等京漂“狗仔们”偷拍他人隐私、制造娱乐新闻，以从中牟利的京城灰色故事，涉及对生活、理想、欲望、救赎等多重主题的深度表达。《发明家》的故事性很强，有着极佳的可读性。叙述中的轻灵姿态、故事要素的创造性运用、于情节发展中生成的对于人之复杂性的不断拷问，都让人印象深刻；古宇的中篇小说《人间世》聚焦大都市变异的职场招聘，就是一个大众在网络媒体中常见但又不明真相的神秘领域。由于古宇对身处其中的从业者及其生活世界非常熟悉，所以，依托种种人物和故事原型所生成的文本非常接地气；石一枫中篇小说《逍遥仙儿》、孙睿的短篇小说《四轮学区房》都是讲述京城家长们极端而变异的“鸡娃”故事。由此可表明，无论哪类北京人，即使表面看去生活稳定、形象光鲜，实则都有着太多的不堪、辛酸与无奈。这也是21世纪二十年间最常见的北京故事、北京人物、北京情感。当他们以不动声色的语调，客观、理性地讲述京城灰色领域内的灰色故事，也就将国际化大都市内部另一种真实公布于众，从而有效拓展了小说表现的经验视域。
其三，开拓新空间，表达新经验。首先体现在，北京文学的领军者对于“皇城北京”“文化北京”或“世俗北京”的书写，从构思到写作往往特立独行，常有开风气之先。邱华栋的《北京传》以传记方式为北京作传，不仅是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之作，也在国内开启了长篇“城市传”写作的先河；刘庆邦以保姆系列故事揭示北京内部风景，为如何书写北京提供了新角度、新内容、新样式。因为他认为保姆是打入城市的“尖兵”和潜入城市的“卧底”，以此可以开辟关于北京书写的新路径。其次，他们对北京人文空间的开拓表现在文学实践中，即形成了诸多“文学小区”。比如，祝勇大散文中的故宫书写、凸凹小说中的京西世界，也都是“独特的这一个”。再次，他们善以街道、工厂、小区、博物馆、火车站、公园、古建等京城老地标为背景或书写对象，深挖其历史价值和美学意义，从而在主客互审、古今互映中，深入表达新一代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精神意识和现实关切。比如，杜梨的散文《香看两不厌》书写自己在京城北郊的皇家园林颐和园香香阁生活和工作中的见闻与思悟，其笔下关涉帝都历史和皇城根脉的自然风景、人文掌故、古建遗迹，以及因之而生的现代式的别样体验，也都是北京所特有的故事与经验。再比如，李唐的短篇小说《矮门》讲述国贸一带红砖居民楼内一家三代人之间如何相处的故事，侯磊的散文集《北京烟树》书写1980年代以来北京东城一带胡同生活和如今朝阳北路沿线的工厂记忆，都是有效拓展表现空间、呈现崭新经验的典型例证。
其四，讲述“京漂”故事，勘验情感世界。一方面，书写青年人在北京的现实遭遇和心路历程，特别是揭示他们在困境与理想之间的犹豫、抉择，是其中最能代表这个群体写作特质的实践方向。代表作有徐则臣的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孟小书的小说集《业余玩家》、柳翠虎的长篇小说《装腔启示录》。《业余玩家》收入《请为我喝彩》《业余玩家》《凉凉北京》三部中篇小说，分别讲述作为摇滚乐评人、作为键盘手、作为剧作者的孙闯闯在职业、梦想与命运之间的青春或成长故事。反映摇滚、乐评、电台DJ、电影等行业内青年人的生活、情感、理想，显然也是一个前代作家很少涉及的领域；《装腔启示录》讲述北京高级白领们的职场竞技与情感遭遇故事，揭示“装腔”背后所天天上演着的种种不堪与困境。另一方面，勘验都市男女隐秘幽微的情感世界，特别是开掘和表现所谓“爱情”在这个大都市中的种种变异景观，也向来是新北京作家群常写常新的内容。代表作有付秀莹的短篇小说《纸船》、梁豪的短篇小说《鸭子飞了》、马小淘的短篇小说《春天果然短暂》。《春天果然短暂》以“我”为视角讲述姑姑的恋爱、婚事、情变，表现她不为世俗所绊、不为他者所囿，即使落魄也遵从内心、坚守自我的生命观。这个角色是“独特的这一个”；《鸭子飞了》对大城市中青年男女间的情感状态和心态的把握、表现，对徐臻、沙安、杨琦彼此关系的建构，都有相当精准的把控。这个短篇较多采用空白艺术，包括文末关于鸭子飞哪儿的疑问（魔幻笔法），都给读者预留了诸多解读可能。
以上所述、所论代表了新北京作家群写作最常见、最突出的四种书写向度。他们身处中心，关注边缘，勘验日常，以偏于形而下的书写，侧重呈现新北京人与城之间丰富而复杂的关系图式，表现在文本实践层面，就是一个个新故事、一种种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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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范型
建构型的“京味”写作。在20世纪，由作家集体想象和建构的北京形象，有两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种是美而雅的以乡土为底色的故都北京。郁达夫、张恨水、林海音、老舍、叶广芩等名家关于北京的记忆与书写，多在文化精神层面上书写旧世光影和人事，表达旧京风韵和精魂。他们因战争、移民等种种不可控因素长久远离北京后而作出的代偿性表达，在心态或精神根源上，依然是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结在作祟。从郁达夫笔下的“田园都市”，到李欧梵所说的“最高贵的乡土的城”、赵园所认为的“被修饰的最为光洁的城”，都在表明，文学或文学史中的北京形象及其内涵，都是经由作者严格过滤、大量删减、直接移植的审美结晶体；另一种是俗而及物的“大院北京”或“胡同北京”。20世纪90年代，刘恒、王朔等京籍作家的小说以及以此改编的影视剧曾火遍全国。他们对于北京大院子弟（以“顽主”系列为主）和胡同居民（比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李云芳等）两类典型人物及其故事的塑造、讲述，使得北京故事又一次进驻到大众文化的中心地带。他们把北京一下子聚焦到现实层面，以戏谑、消解或新写实方式呈现出北京大院子弟、市民阶层本有的生活风貌、精神状态。进入21世纪，关于“文学北京”的书写逐渐消隐于碎片化的个体化写作潮流中，而很难再有趋向整体性的取得广泛共识的形象建构。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多元的文学命名或诠释，比如，以“＋北京”命名模式而生成的古建北京、皇城北京、首都北京、科幻北京、革命北京、乡土北京、非遗北京等等。这主要指在题材、主题或风格方面接续在“京味”延长线上拓展的写作。比如叶广芩的“亭台楼阁”系列。她的这一类小说多是对旧日时光中老北京形象及故事的缅怀式书写。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内收《太阳宫》《月亮门》《鬼子坟》《后罩楼》《扶桑馆》《树德桥》《唱晚亭》《黄金台》《苦雨斋》共九篇小说，不仅每一题名都是北京某一古建筑的名字或地名，而且每一篇都在描写北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录北京历史和风物风情，可明显体会到与“京味”传统渊源相继的关系；石一枫的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对北京城区胡同人物形象的描写，对老北京话的翻新运用，对老北京文化的传承，都可明显见出“京味文学”的熟悉要素。其中，小说中“那家”在族群和身份认知、言行和社交上的特立独行，特别是“玩儿”“起范儿”“猴崽子”“跪安”“用早膳”“龙体欠安”“出虚恭”“嗝儿屁”等昔日老腔调借助爷孙口吻在当代语境中的被复活，以及动辄就要“起范儿”、颇有“浑不懔”劲儿的“胡同串子”那豆形象，正鲜明昭示出一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俚俗与谐趣的“新京味儿”的赫然登场。然而，从《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到《漂洋过海来送你》，对这种味儿的追寻，显然都不是叶广芩那种一以贯之的怀旧与代偿，而是介于把玩与审视之间的对于一种文化形态的品咂与素描；侯磊则认为“京味”是一种生活气质，是北京文学的“根据地”。在他的散文集《北京烟树》中，从述说胡同生活、街面儿江湖，到细数京城风俗、掌故，以及蕴含于其中的心态、口吻，都不难见出与“京味”传统的关联。从叶广芩到石一枫、侯磊，不仅展现着“京味”在第三代和第四代作家之间继续延续，也标志着新北京作家群中“新京味文学”的正式出场。
解构型的“京味”写作。如今，一些作家在理念和写作中刻意消解京味文学传统，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传统把北京文学的格局和特质固化、教条化了。北京文学的丰富与复杂，远非京味所能涵盖，京味文学只是其中占比很小的一部分，甚至在很多“北京土著”作家看来，把京味文学等同于北京文学或北京城市文学，是一种相当守旧、自恋、自闭的狭隘意识。事实上，无论古代北京、现代北京、“革命北京”，还是新时代北京，其真实风景与他们的理解和文学建构，都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对“胡同北京”的种种书写，在今天已很难反映出北京作为世界性、国际化大都市和超级移民城市的真实风貌。为表达对这种传统或意识的不满，就形成了另一种书写北京但刻意祛除京味的文学实践。无论李唐的长篇小说《上京》以1918年的北京为背景讲述民国时期一位名为“梦生”的职业刺客的故事，还是宁肯的“城与年”系列以类似自传笔法书写北京记忆，在流年碎影中再现人与北京城的种种关联及其悲欢，就都有意避开京味书写传统。解构的目的，归根结底还在于建构，即立于当下，开创新京味文学书写的全新可能性。这就彻底突破了所谓“北京人用北京话写北京”的狭隘实践，而将写作视域、主体审美、话语范式引向更广阔的天地。这在宁肯和他的散文集《北京：城与年》以及此后几年间以此为基础所创作的《黑梦》《黑雀儿》《十二本书》等系列中短篇小说中得到充分证明。首先，他的北京书写有着代偿表达的强烈愿望，比如，单从《城墙》《胡同》《防空洞》《1969年的冰雹》《穿过七十年的城》等文章的标题，即可展现其带有特定年代感的关于“革命北京”的种种记忆及叙事特征。其次，他不再聚焦胡同和胡同人生，而是书写北京胡同“屋顶”和“屋顶上的梦想”。他说：“北京房上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平缓但类似复眼的世界；一眼看去，房上不再有胡同、院门、道路、街区，但下面又有，只是上下不同。我看到了完整的世界，这很重要，甚至影响了我的思维结构。”[7]这种审美思维和空间想象在其中篇小说《黑梦》中得到充分展现。黑梦总想待在屋顶上，这是因为，屋顶之于他，是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精神空间。在此，从他所谓“天然感应”之说，到被家之“混乱”所逼，再到躲避或对抗顽主黑雀儿的“专断”“压迫”，都与这个精神栖息之地发生密切关联。黑梦的生命意识与处事动机，倒与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中的柯西莫有点类似。再次，他的那些书写1970年代北京南城往事的散文或小说也处处充溢着批判与反思的意味。这“三位一体”——从代偿表达、空间拓展，到反思与批判——在《黑梦》《火车》等若干代表作中，更是被予以整合并得到充分表达。比如，在《火车》中，一方面，作为标题和小说核心意象的“火车”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铁路、庄稼地、二道河、三道河、永定门桥、琉璃厂、绿皮车、拉煤车……火车慢慢悠悠穿城而过，麻雀翻飞起落，伙伴们在铁道边嬉闹或沿铁道毫无目的追着白雾奔跑，对如此物象和映象的描写与呈现，自是表达了作者对特定年代的北京城与人的带有年代学意义的主体回视与精神重塑。五一子、大鼻净、小芹、小永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大部分为大院子弟——被作者从历史深处拉出来，讲述其成长中爱恨、恩怨以及孤独处境从生成、演进到消解的过程，也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表征和一代人精神际遇的再次审视。另一方面，火车也代表着远方、自由、理想，但对小芹而言，她的那次随车远行，中途辗转去新疆寻父母的经历，却并没有如其所愿、终得圆满：不但祖母因此而离世，而且在其归来后禁锢自由的枷锁率先强加于她身上。告别不谙世事的童年时代，那些快乐、自由、叛逆也如风一样逝去，历史给予小芹们的选择却日益逼仄、荒凉。他们的叛逆、逃学、抽烟、扒火车以及那种没心没肺的言行，其根因在哪？虽然作者隐而不表，但主旨意图并未因此而被弱化多少。一代人的喜剧和悲剧在这个短篇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身在北京，心在故乡”的“新侨寓文学”。定居北京的作家特别是农裔作家书写故乡，本质是在寻找安放自我、释怀人生的精神家园。身体与心灵的分离，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乡恋、乡愁，是每一位长期定居于大都市中的作家们的普遍遭遇。都市经验和乡土记忆的相互聚合、升华，继而衍生出关于故乡的代偿叙事，在“90后”郑在欢及其小说创作中得到典型体现。他的文学成长之路在这代农裔作家中颇有代表性：依靠早年的故乡经验默默写作，因小说创作而闻名，被主流文坛认可，继而走上专业作家之路。他之前虽然也有以北京大都市日常生活和行旅为背景的小说集《团圆总在离散前》，但真正奠定其在小说界声名的还是小说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长篇小说《雪春秋》。从他的从文之路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在北京漂泊的都市经验，与他关于驻马店早年乡下生活的记忆，形成了一种互为镜像、互为生发的动能机制。比如，他的短篇小说《忍住Ⅲ》写的都是“我”和乡下伙伴日常交往的故事，但精神背景大都和北京这座城市有关。在小说中，叙述者春节期间由京城回驻马店的过程及感受，也就等同于现实中作者本人的身心经历；小说中的人物也大都有原型可考。也就是说，“身在北京”的现代性都市体验是外因，“心在驻马店”的乡土记忆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最终就是《忍住Ⅲ》的生成。自鲁迅在1920年代提出“侨寓文学”，作为故乡的乡土世界与作为现代文明象征体的北京，彼此间就在文学中互源互构，绵延成一部源自“文学北京”的作家精神史。在新时代，这一趋势依然在加速发展。
“超越地方，放眼全球”的互鉴型写作。这类写作将背景及人物关系置于世界文化视野中，以一种全球化文化思维来关照当下书写，从而在新北京作家群写作中成为一个崭新实验。代表作有徐则臣的《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紫晶洞》，石一枫的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中篇小说《地球之眼》，刘汀的中篇小说《野火烧不尽》，蒋在的短篇小说《飞往温哥华》。这类作品都将人物、故事、环境及其关系背景置于世界视野内，在中西之间讲述故事，形塑人物，继而表达超越地方和国家的文化之思。这种在青年作家之间发生的跨域式、互鉴型写作，可以看作当代作家尝试融入“世界文学”版图的有效实践，也是彰显汉语写作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当然，这更有作者在艺术上的深层考量，或者试图从中实验小说写作的某种可能。近几年，徐则臣就一直注意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他的《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有意制造一种真假参半、虚实相映、朦胧恍惚的文本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既有关于历史、传奇、现实等异域光影的描写，也有对作为个体的“我”之琐碎生活、言行及心态的记述，还有关于“我”与印度作家恰马尔之间交往经历的交代。作者不厌其烦地并置这些既有一定关联又看似无甚关系的人、事、物，其旨归在于以此达到对短篇小说中由种种不确定性要素所导致的“恍惚之美”的表达。
诗意—技术型写作。这是一种考验作家想象力和语言才华的有难度的艺术写作，是回归文学本体并以营构文学性为核心的审美实践。代表作有李唐的小说集《菜市场里的老虎》、陈小手的短篇小说《帘后》、张天翼的短篇小说《雕像》。李唐的很多小说就像一首首诗，或者说用诗歌方式写成的“诗体小说”，这不仅仅指他常将诗歌引入小说，更指用诗歌精神建构小说意象，建构关系，探察形而上主题。小说集《菜市场里的老虎》收入《动物之心》《菜市场的老虎》《蜉蝣》《没有名称的世界》《不名之物》《瞳》《麋鹿》共七篇作品，或讲述少年人奇幻梦境故事，或探察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神秘关系，或勘验宇宙万物之谜，或表达人类情感的终极之问，无不以其奇特的想象、艺术的构思、灵动的语言而尽显诗意和哲理；《帘后》的叙述风格很飘逸，表面上看是以聊斋笔法讲述在发廊工作的母亲——一只修炼成人的孔雀——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隐身、逃遁、处世，如何与她的女儿相处，但本质是在探讨道德、生存、尊严、亲情、孤独、身份等关涉每个人生活与精神的公共命题。这类作品都构思新颖，形象独特，意蕴丰盈，有诗的质地。
向伟大传统致敬的展现总体性的思想型写作。这种集现实性、思想性、审美性于一体的现实主义写作，向来是中国新文学的固有传统。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主题深度、史诗模式、宏大叙事、总体性，就已不再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模式，但这个情结和期待并未因之而在作家和读者心目中消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在北京当代文学史上，石一枫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因其在思想营构和典型人物塑造上的独一无二性，而在未来会成为文学或文学史反复阐释的典型文本。因为它是一部带有茅盾《子夜》式形塑典型、反映时代、揭示本质的经典品相的现实主义力作。没有哪部同时代的作品，能够比这部中篇更能够将北京、资本、时代、人“四位一体”的互构关系及深层景观，以小说方式如此艺术地建构并精准呈现出来。
隐喻—象征型写作。代表作有辽京的短篇小说《肾上腺素》、郝景芳的科幻中篇小说《北京折叠》。《肾上腺素》表面上是讲述一对情侣在动物园、游乐场内分分合合的故事，实则是以隐喻方式完成对时代总体势态的寓言书写。特别是主人公在过山车升至最高点时突然喊分手的场景，更堪称是一个承载丰厚时代内涵和美学意蕴的经典性的细节建构；《北京折叠》关于未来北京三个空间及其人际关系的想象、描写，是对现实北京和未来北京的双重指涉。
虽然以上写作范型并非全为新北京作家群所独创，但可以肯定这是近几年来其在整体上所展现出的几个最显耀的文本特征。它们或因对文学精神之根的有序传承（新京味文学），或对文学传统的有力革新（传统再造型），或成为一种引发聚光灯效应的写作潮流（故事本体型、“素人写作”），或为新创范式（互鉴型、新侨寓文学），或对文学本体艺术的卓越探索（技术—诗意型、隐喻—象征型），或对新视域、新经验的崭新拓展（内指—表现型），或对文学理想的坚守与实践（思想中心型、军旅文学中的探索—反思型和写实—反讽型），而一并成为充分彰显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特质、文学实绩和文学史意义的显要标志。这些范型承载了崭新的内容，表达了崭新的主题，也生成了崭新的形式美学，也正显示出新北京作家群在接续传统、拓展经验、革新艺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笔者看来，在21世纪20年代，与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一样，新北京作家群及其写作，也因这些新视域、新经验的崭新拓展和新范型的创生，而注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印迹。
结语
在过去十多年间，破除总体性的时间神话，复归地方路径，表达地方经验，开掘地方叙事，并以此作为方法、资源或主题，重构文学写作的精神谱系、主体图景，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新时代最引人瞩目的现代性风景。与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新浙派类似，新北京作家群的正式出场及其多维写作的发生，也正与这种文学的宏大背景和延展气象构成了一种互源互构的间性关系。北京是全中国人的北京，各类在此长期居住、工作或生活的作家、学者，共同组成了今天被称为“新北京人”的主体。与绝大部分地方性写作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新北京作家群及其写作一直身处中心且占据平台和资源优势；“地方化”与“去地方化”的对立与统一，是必然要发生的结果，但因首都北京本身的文化语境所造就的“去地方化”的后发态势，是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新浙派所不具备的。这就必然将新北京作家群及其写作引向现代性实践的前沿阵地；以往那种“北京人用北京话书写北京”的京味写作在今天已几近消亡，以普通话为工具、以当下北京经验为根基、以建构个人的“文学北京”为旨归的写作，已成为新北京作家群文学实践的主流方向。新北京是各种“新文学”的试验场，在此背景下，新北京作家群写作将永无止境。在笔者看来，地方性、世界性、未来性、审美性的辩证统一，以及探索并建构出一套独属于“新北京文学”的文学语言、美学法则、修辞策略，应是最能彰显新北京作家群写作艺术特质、成绩和意义的根本标准。
注释
[1]刘恒：《缓慢而必要的进步》，《北京文学》2023年第1期。
[2]师力斌：《关于北京的讲述——〈北京文学〉编辑手记》，《文艺报》2023年4月19日。
[3]参见周忠厚：《试论北京作家群》，《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4]参见徐刚：《“新北京作家群”：总体性消失之后的文学图景》、杨庆祥：《新北京作家群：空间、视野和问题》，两篇文章均发表于《北京文学》2023年第11期。
[5]张颐雯：《北京的巴尔扎克们——北京作家及“新北京作家群”栏目浅谈》，《北京文学》微信公众号，2023年5月19日。
[6]刘复生：《那就上去看看吧——读孙睿的〈发明家〉》，《北京文学》微信公众号，2023年3月31日。
[7]宁肯：《被时间囚禁的人——我的文学道路》，《传记文学》202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