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前批评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知识信息堆砌、概念术语炫技、理论方法滥用等现象，已非简单的学术风格问题，而折射出批评主体性不断削弱的危机。在跨学科理论大规模迁徙的学术语境下，文学批评的审美判断功能正在被知识考古的冲动所稀释。

一

在我看来，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表现为理论堆砌、话语混乱与批评失焦等多个方面。

其一，批评话语与文学文本的对话关系逐渐断裂，理论框架的强行植入导致文本肌理的审美细读沦为概念演绎的注脚。当前学术评价体系过度依赖论文数量与期刊等级，导致文学批评沦为“理论操演场”。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当下文学研究常将文化研究的需要凌驾于文学品质之上，甚至以“再经典化”之名行理论堆砌之实。有学者将文本强行塞入既有理论模型（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导致批评与文本的“两张皮”现象。

其二，批评主体在多重理论视角的切换中陷入认知眩晕，其价值判断的坐标系因过度膨胀的知识参照系而失焦。后现代语境下的身份确证困境，导致知识话语焦虑。一方面，传统文学理论难以解释网络文学、AI写作等新现象；另一方面，批评者为彰显“学术合法性”，转向跨学科理论嫁接，如用“数据库消费”理论分析《北斗星辰》等主旋律网络小说，却因理论与文本的错位导致阐释失效。这种焦虑催生了“术语狂欢”，批评者以福柯、德勒兹等西方理论家的概念为盾牌，掩盖对本土文本的阐释乏力。

其三，方法论工具的超载使用催生出话语的自反性危机，文学阐释的有效性根基便遭遇动摇。与此同时，碎片化传播导致批评失焦，严肃的意义追问难以抵达受众。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崛起重构了批评的传播逻辑，经典作品被简化为“梗”与标签。如《活着》被概括为“苦难集合”，《包法利夫人》沦为“白穷美倒贴”的戏谑对象。这种“15秒阅读”模式催生两种极端：一是大众批评的浅表化（如弹幕中“贾宝玉是渣男”的粗暴判定）；二是专业批评的防御性“黑话写作”，如用“远读”“数据库叙事”等术语筑起学术壁垒，进一步割裂批评与大众的对话可能。这些态势削弱了批评介入文学现场的理论穿透力。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建批评的尊严，回归桑塔格所倡导的“新感受力”——既向外拥抱技术变革（如数字人文的算法批评），又向内深耕文学性，让批评成为“文本、作家与读者相遇的对话性空间”。唯有如此，方能在理论膨胀与话语焦虑的迷雾中，重新锚定文学批评的坐标。

二

文学批评的本质是以理性思维介入感性文本的“第二创作”，这种再创造行为天然具有双重性：既要依托文本展开阐释，又不可避免地携带批评主体的前理解。当前批评实践中，“单纯性”的缺失往往导致批评偏离其本体功能。这里需要从两个维度探讨文学批评的单纯性诉求。

首先，需要强调理论工具的适配性。文学批评的理论狂欢常陷入“屠龙术困境”。当精神分析学说被机械套用于陶渊明田园诗时，诗人笔下的“南山”被迫成为性压抑的隐喻，这种理论移植如同用游标卡尺丈量丝绸纹理，精细却错位。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示范了理论的适配原则，他将解构主义话语转化为恋人独白，使理论真正服务于文本肌理的解剖。理论工具的选择应如中医把脉，需先感受文本自身的脉动节奏，再决定施针的穴位与深浅。

第二，文本感知需要有原初性温度。宇文所安解读李商隐《锦瑟》时，坚持从“一弦一柱思华年”的物理声响出发，追溯诗意生成的原始震颤。这种批评姿态犹如古琴修复师，需先清除历代漆层的覆盖，触摸最初的木质纹理。夏志清对《阿Q正传》的经典阐释之所以具有持久生命力，正源于他始终保持着与文本初次相遇的惊奇感——当多数批评家忙于将阿Q符号化为国民性标本时，他却敏锐捕捉到叙述者“含泪的微笑”这一美学特质。

在批评日益学科化的今天，“单纯性”绝非意味着理论贫瘠或方法简陋，而是强调批评主体需保持方法论自觉。理论应是照亮文本的探照灯而非遮蔽作品的幕布，方法当为打开意义之门的钥匙而非炫耀智性的锁链。这种返璞归真的批评伦理，或许正是文学批评在话语狂欢时代重获阐释效力的必由之路。

重提“单纯批评”的实践理念，并非向形式主义倒退，而是试图通过方法论校准、伦理重建与教育革新，构建更具解释效力的批评范式。这一转向包含着对文学本体的敬畏、对批评限度的自觉，以及对交流可能性的探索。

三

回到“单纯批评”，更重要的是唯有“单纯”才能用直觉把握到“隐含”叙事的要义。否则，若干年过去，单看文学批评，我们不但读不懂“黑话连篇”的理论，更会以讹传讹，不可能从留下来的成堆干巴巴的理论“知识”中，认识优秀文学作品及其饱满的文学性。

阐释的边界意识建基于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这必然涉及到对文本的细读。文本细读法的当代转化，需突破新批评派静态封闭的阐释框架。当代学者在继承微观语言分析传统的同时，更注重文本肌理与时代精神的对话关系。如《白鹿原》中方言书写的研究，既需解析其语音修辞特质，又要考察其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功能，这种立体细读实现了微观形式与宏观意义的有机统一。有效路径在于建立“文本-语境”的双向激活机制，如研究莫言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时，既要追溯拉美文学影响，更需关注其植根于民间说书传统的在地性转化。

负责任的研究应区分作者的创作意图、文本的客观意义与读者的接受视域，保持批评的“及物性”特质。这要求批评者以谦逊姿态进入文本世界，如钱谷融先生研读《雷雨》时，既保持理论洞察力，又对曹禺的创作困境抱以“了解之同情”。这种主体间性对话，避免了批评的霸权倾向。另外，可交流性话语的建构需要平衡专业性与公共性，如程光炜教授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通过田野调查与文本分析的结合，生产出既具学术深度又可公共讨论的知识形态，为批评话语转型提供了有益参照。

文学感受力的培养亟待教学范式的革新，这就需要文学教育的实践转向。当前高校文学课堂存在“理论前置”的普遍困境，学生尚未形成文本感知能力就被各种主义淹没。建立“文本初感-形式分析-理论提升”的三阶教学法，或许能重建文学教育的初心。当然，数字人文技术的引入，则为传统细读注入了新的方法论活力。在自媒体时代，批评当然不应排斥数字人文技术，非但如此，应该内在于数字人文技术，才更能看到论评对象的丰富维面。

在理论狂欢、术语横行的背景下，回归“单纯批评”的诉求，实质是重建文学研究的本体论承诺。这种回归不是撤退而是突围，它要求我们以更平等的姿态贴近文学现场，以更精微的方法解析文本肌理，以更开放的心态构建批评共同体。唯有如此，文学批评方能摆脱话语焦虑，重获其不可替代的阐释力量与实践品格。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