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母亲给我讲述那些耳闻目睹的故事时，曾经提过一件有意思的。说是西哈努克亲王在七十年代访华，到苏州时，车队上了主干道，有一白衣女子抱一个小娃在大街中央走着，竟不避让，封街的人也不驱赶，就看她这么走了一段路，消失了。我母亲在街边远远望见，多年后回忆起来，说那女子气质真好，傲气而优雅，小娃干净漂亮，像梦一样。

我经常会看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觉得他把那个年代的中国拍得很好，色调和运镜都是大师级的，但其中仍存在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偏移。可能是因为它过度的纯净，那里面的人物身上没有任何故事，也没有态度，也没有情绪。他们被导演凝固在了胶片中。

与之相反的是在大量的故事中，情节和修辞呈现出了一种绝对的关联性。与历史相依存，寻求抽象与具象的意义，或是深深地纠缠于现世的生活逻辑中，或是浑身缀满了既定而繁琐的象征物。在写《山水》这部小说时，这些技术上的障碍也同样出现，不太能避开。我希望它们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小说写作总是面临两难，一种是凝固，一种是勾连。作者最终的选择，似乎并不全是写作方案决定，也和他天然的风格有着莫大的关系。构思《山水》之初（那是十年前了），我总是想着我母亲讲的这个场景，既没有凝固为一个意义透明的画面，也没有与其他情节发生关联，像传奇又可以立即消散掉，是傲气的，也是谦逊的，是醒目的，也是宽忍的。我总觉得，这除了是一种小说美学，也可以借鉴为人生态度，尽管它有点镜像感。

我还是得感谢已经过世的父亲母亲，这部小说中的很多故事素材都是他们讲给我听的，很久以来它们仅仅存在于家庭内部的口述状态，有些带点传奇色彩，有些可以肯定是真实发生过，现在成为小说。有那么一阵，我对语言都抱有怀疑，觉得那不过是修辞品，但仅仅依靠故事本身是否能站得住脚，也是个疑问。

写长篇小说，有时会追踪着一道遥远的影子，一直讲述，想要到达那里。这个抱着小娃的白衣女子就是。可是写完整本书，我也没能将它完成，好像差了一步，好像又多走了一步以至于错过。只能借此机会写一笔——它曾经被讲述过，但这一次竟然没有实现在文本中。或有诸多遗憾，还是我能力太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