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芒云路：当命运的文学齿轮转动
2000年的夏天，黔东松桃县城一隅，一个女孩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19岁的她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搭上“包分配”的末班车，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她个子小小的，站在学生中与其说是老师，不妨说是那帮山里孩子的大姐姐。这天她趁周末闲暇，攥着一小叠信纸来到东风路的一家打印店，想让打字员把那些写着她青春迷惘的钢笔字变成规整硬朗的电脑铅字。
隔天去取回信纸和打印好的文稿时，打字员对她说：“这是你自己的作品吗？写得蛮感人的哩，可以向《松桃文学》投稿呀。”
“《松桃文学》是什么？”
“是松桃文联办的一本文学刊物，每一期都拿到我们店给排版印刷。”
“文联又是什么？”
“是一家文化单位，就在对面楼上。”
就这样误打误撞，她知道了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联”。在这些尚未发生之前，在苗寨出生长大、只知苗俗的她怎么可能想到，多年之后她竟会运用汉字写作，做一个成为作家的梦呢？
她的母亲是村里最会讲故事的人。在田野里，在山林中，在火炉旁，在小河边，母亲讲述的故事像一只只闪着星光的蝴蝶，点缀了它的梦。会屙金子的鱼，一摇就掉落钱币的柏树，化身娇俏少女悄悄给后生煮饭的田螺，想娶员外家漂亮女儿的癞蛤蟆，蜕皮后竟是美男子的金蛇郎君，还有那些鲜活得犹如就在身边的树篼妈妈、阿方、阿曼阿囊、千里眼顺风耳……这些故事让她忍俊不禁，让她叹惜落泪，让她无限神往，陪伴了她整个童年。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苗族人没有文字，苗绣是他们美丽的“无字之书”，苗歌是他们炽热的诗歌，一代代口口相传的故事、传说、祭辞则是他们千百年的文学作品与族群记忆。
1988年的秋天，6岁多的她跟随父亲到其任教的一所山村小学上学。在那间大家亲切地称之为“豆豆班”的木屋教室，她与一群全然陌生的孩子开始接受教育。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她很快听懂了老师用汉语讲授的教学内容，并能用汉语和班里的汉族同学交流，有时还教他们讲一些简单的苗语。
识字后，她本能地、如饥似渴地、毫不挑拣地阅读起当时能遇到的所有书籍。学校没有图书室，家里为数不多的连环画已被她翻烂，父亲订阅的《小学生作文》小半天就能看完，幸运的是有爱书人士就在附近，她成了他家的常客。她经常去他家借书，有时他们家没人，或是等不及他看完，她就悄悄推开虚掩的门，把他总是放在枕头下面的书悄悄拿走，赶紧看完又悄悄放回。他知道小偷是她，却从不责怪、追索。小学毕业以后，她再没去过那人家里，但那些曾经读过的书，以及小时妈妈讲过的故事，自然而然在她的记忆里扎根，直到某一天，像雨后生出蘑菇那样，一个又一个迸发出来，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她的笔下。
后来的一切像蝴蝶效应。一朵朵属于她的“小蘑菇”出现在《松桃文学》《黔东作家》《铜仁日报》《贵州作家》，再之后是《民族文学》《山西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她其实并不是一个有文学天份的人，能坚持写到现在，更多靠的是文学前辈与同仁的看重与提携。每当她抬头仰望群星闪耀的文学天宇、惶惑无望几欲放弃写作时，总有一些贵人出现，像当年那位爱书人士那样，引导她，激励她。
2013年，她的首篇小说刊发在《民族文学》上，幸运如斯，她似乎应该再接再厉，但她还是写得少、写得慢。她不止一次遭遇写作上的瓶颈，多次想要放弃，但从来是藕断丝连：腐土已广积，菌种已群生。有些作品确实像蘑菇，只要时节、光照、雨水达成默契，就会不受控地拱出来。它们打着小伞，脆弱也坚强，伞面柔滑细腻，伞底全是心事的皱褶。
2024年，她有幸赴北京参加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这里，她结识了许多青年作家朋友，大家言谈中传递的信息与温度提振了她的精神，让她耳目一新。她再一次对文学创作有了更深的体悟，同时也终于理解了2018年她在鲁迅文学院大门前看到的8个红漆大字——传承、创造、担当、超越。
创作了这么多年，其中艰辛与不易别人难以知道，可每当她感到无助而想要放弃之时，她总会想起一段话：“我们永远不会受任何消极与虚无论的影响。尽管人生有许多遗憾，但是面对‘人生如梦’‘沧海一粟’‘意义本无’等说法，我们只能选择更加珍惜和热爱生活和文学。和无穷、和永恒相比，哪怕我们近于零，但是和零相比，我们的成绩与可能性也无比地长久与远大。”
自然，我就是当年那个鬼使神差走向文学的女孩，也是那个不断把心事酿成文字的句芒云路，还是那个有着平凡生活、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龙凤碧。
前不久，与一位朋友聊起一事时再次说到“齿轮”，朋友笑道，明明是你转动了命运的齿轮，却说是命运转动了你的齿轮。我顿感讶然。委实，庄公与蝶，作者与作品，文学与生活，谁能切中肯綮地判定谁是主动谁是被动，谁是此谁是彼呢？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距我第一次走进东风路的那家打字店已过去近24年。古人把12年称作“一纪”，那是木星绕地球一周的时间。虚度的、剩余的时光让人惭愧，即将到来的春天则令人憧憬。回望我的创作之路，对于文学与创作，我从来没有真正远离，也从来没有放弃。那些打小就在我心里深种的东西，时机一到，就会蓬勃生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