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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杨志军小说研究，视角多集中于艺术特色、共同体意识、史诗性分析等方面，对其生态思想的探究未得到充分关注。杨志军的作品对生态的热切关注贯穿其创作始终，从《环湖崩溃》到《雪山大地》，再到新作《大象》，他不断在作品中向人类发出警示，叩问人性，体现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前瞻性思考和对生态危机的根源性挖掘。《大象》以2021年夏天“短鼻家族”北上南归的故事为原型，杨志军深入西双版纳腹地，描写出一段人与大象相识、相知、相爱的和谐史诗，充满对大象生活的体悟和雨林生态的关切，“整个故事几乎囊括了西双版纳大象生存的历史和现状，也折射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1）。

本文从生态批评理论视域下对《大象》释读，从“三造”“三批”的角度来探究杨志军的生态观。“三造”是指杨志军对非人类叙述者的创造、对生态环境反乌托邦的构造和对现代科学下精神生态世界的改造，“三批”是指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工业科技和欲望的批判和对竭泽而渔思想的批判。

“三批”竭力表现杨志军在小说中的核心生态思想——生态整体主义观和简单生活观，这种思想既是杨志军从《环湖崩溃》以来生态思想的一以贯之，更是杨志军生态思想在新时代创造性发展的鲜明表征。“三造”则体现出杨志军在小说中为了贯彻实现生态思想采取的叙事策略，以及由此表征出文学表现形式的独特范式和全新风貌。《大象》彰显出浓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时代主旨，用“三造”“三批”视角尝试对小说做深入阐释解读，既是作品文学价值的丰富升华，也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意义深远。

一、非人类叙述者的创造：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2）非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在生态系统中，所有生命均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类仅是庞大自然界中众多生物种类之一，无特权地位。在《大象》中明确体现出了这一“直觉反向”（3），逆转的直觉是长期以来深受西方文化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将叙述者从人类变为大象，是杨志军生态批评发生的重大转向，也是杨志军为了更好宣达其生态思想采取的独特叙事策略，由此不仅呈现出新颖的表述范式和特征风貌，而且有力践行了杨志军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核心题旨：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限制人类欲望驱使下的经济发展和物质需求，倡导弘扬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稳定的生态整体观。

约翰·罗斯金曾提出“情感误置”一词，以表示人们以环境反映心境的直觉倾向，把人类提到了一切话语的中心：“用以指涉人类将意图、感情、脾性及思想投射到无生命物体之上，借此赋予其生命的品性。”（4）罗斯金是英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生态文学批评家，第一个表达出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并非无限的，可能会带来不可磨灭的永久性伤害。正是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拨，杨志军在《大象》中塑造出“大象”这一神秘叙述者。小说以主人公毛管花在回昆明的路上拯救小象凤凰木为开端，毛管花目睹象奶奶为救小象奄奄一息，由此开始了对缅桂花家族历史的追忆，象奶奶成了小说的叙述者。由非人类叙述者作为人类对自然破坏造成的生态危机的见证者和讲述者，借此叙述者来批判人类对自然犯下的恶行。这是拟人化的表现，但这并非为人类中心主义助阵，其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和策略来强调非人类与人类的平等关系。

“思辨哲学家史蒂芬·夏维若提出了‘谨慎的拟人化’概念，其核心是在不消除人类的前提下，谨慎地给世间万物赋予‘情感’，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人和万物在本体上的差异，实现‘去人类中心’的效果。”（5）杨志军笔下的大象貌似是在遵循人类社会的话语体系，但实际上大象是用一种超越时空的另一视角弥补了人类世界叙述和感受自然环境的空白，这超越了以往杨志军作品中以第三人称视角进行书写的局限性。陈应松的“最后一个”系列、郭雪波的“三种人物”、姜戎的《狼图腾》、关仁山的《苦雪》，以及雪漠的《狼祸》等作品中，均存在一个典型的“保护生态的老者”形象。这表征出中国生态小说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模式化与概念化的倾向及创作视野的局限性，简化了复杂的人性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常把揭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作为书写的核心对象，并未从社会文化和哲学思辨的高度去思考和拷问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缘由。在这个意义上，《大象》彰显出杨志军生态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发展，以及由此呈现出文学表达的独特样貌。在第二章“缅桂花之歌”和第三章“勐巴拉娜西之歌”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书写了象奶奶在濒临死亡时对此生的回忆，集中凸显出人与大象之间的斗争和大象的血泪史，用象奶奶之口发出疑问：“为什么人需要象牙、象肉和小象呢？沉默。没有谁能回答它的问题。”（6）在大象不断寻找栖息地的同时，人类也在加大力度开发和破坏大象的生存环境，用大象的非人类叙述视角更能反映生境被破坏的痛苦和大象疑惑的生存境遇。杨志军说：“我表现大象，和它产生共情的时候，你完全不是一个人在写作，好像变成了大象在替他们表达生活，你完全沉浸其中，替大象表达出他们的内心愿望，我甚至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大象使者出现在我的作品里。”（7）用陌生化的手段去处理大象的形象，使杨志军本人成为非人类的叙述者，替大象发出苦痛哀号，是杨志军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创作手法上的表征，即用大象思维来看待人类社会。象奶奶等叙述者凸显了非人类叙述者与人类个体的差异，它们更贴近自然本质，与人类社会保持一种疏离感，如文中所说的一种来自“象魂”的指引所带来的非人类的自然感知力。

杨志军在小说中借由鸟类、树木等其他动植物也表达出非人类自然的叙事能力，体现出生态圈中物竞天择、共同繁荣的大生态理念——各物种之间相互帮扶共生共存，以生命为纽带，强调人类与非人类所要形成的是一种无法分割的生命共同体。文中还大量出现了雨林过去和现在的样貌对比，通过描写雨林破坏的现状，展现人性的贪婪与丑恶。杨志军用杜鹃泣血般的警示之音，替其他物种反拨人类对世界的主宰：“它（大象）天生不是一个驯服于人类的动物，它只忠诚于大自然，永远都想跟人类平起平坐。”（8）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说明人类不是世界的主宰，与其他生物一样，是生态圈中一个部分，是为生态圈的共同繁荣而努力的一分子。

无论是大象还是其他非人类叙述者，它们都以自身经验动摇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这一叙事出发点，打破了以往以人类视角来观照自然界的刻板方式。在《大象》中，自然界本身作为作家书写自己伤疤的场域，在大象寻亲、访亲、殉亲的主要线索下，用双线并置的结构，在人类与非人类叙述者之间相互穿插，书写人类与大象乃至整个自然界的悲剧性命运，由此引发人类的反思反省，呼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打造一个超越人类与非人类范围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实现各物种在生态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环境反乌托邦的构造：对工业科技和欲望的批判

对生态环境的想象是大部分生态文学作家在创作时常用的手段，生态诗人华海就提出过生态文学的“梦想性”主张：“诗人是有意将生态梦想作为一种与现实的对照而融入创作的，即在关注现实生态、抒发批判精神的同时，更从精神深处构建对于美好生态的崇敬与向往，并以此作为精神动力激励人们为自然生态的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9）显而易见，以华海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生态文学作家，力主在揭示生态环境严峻现状的同时，强调构建理想乌托邦家园的迫切需求。杨志军则通过对生态批评的逆向思考，将目光聚集于科技发展成熟后的人文时代，打破传统生态文学创作的套路，塑造出反乌托邦的生态环境，进而对工业科技和人的欲望进行批判和反思。

如何处理科技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时至以科技发展为主题的21世纪，社会对科技力量的空前信任不但没有促使乌托邦的形成，反而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恢复的毁灭性灾难，科技生态问题更受社会普遍关注。反乌托邦发展至今，始终承载着讽刺与警示的职责，常表现为对反人类极权、生态及社会性灾难的深刻揭露与批判，这在《大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大象》构筑了一个大象家族的童话幻境，但其展现的并非梦幻而美好的桃花源，而是一个被残酷死亡笼罩的反乌托邦现实。小说描绘出过度开采后雨林生态系统的大灾难，通过岩罗章、虎头兰等本地人的回忆，对过去和现在的雨林进行图像式对比，讽刺人类对大自然能动性的绞杀：“岩罗章想起小时候，今天经过的所有长着橡胶树的地方都是茂密的雨林，雨林里布满了横七竖八的象道”（10），“橡胶林是人工林，更是一种拒斥任何动物的经济林，它冷傲得不想跟别的生命分享阳光，连麻雀和乌鸦都懒得去光顾了，但它是人的造币厂”（11）。起初工业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生活便利和医疗进步，但由于人类对经济效益的畸形追求和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以“地不容”为首的大象表演机构和各类开发公司蓄意地通过雨林生态资源牟取暴利，利益的驱使导致岩罗章的父亲从护林员成为伐木工，那些曾经让人类引以为豪的工业技术和经济效益最终都成了刺向雨林生态的一把把利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志军不仅对工业科技的过度发展进行了深刻批判，也告诫世人建构自然责任和社会责任、生态伦理和社会伦理相结合的新科技观迫在眉睫，它在向世人警示“科学已变成……新的撒旦”（12）的严峻现实基础上，倡导建立和发展以整合性为特征的科学技术，强调从机械论世界观走向整体论世界观的重要意义。

在人的欲望与自然关系维度上，人类严厉批判西方文学史上“最强烈、最狂热地煽动欲望的作品”（13）。《浮士德》所宣扬的“浮士德精神”，控制调适好欲望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关系是重中之重。在杨志军眼中，工业和科技是一件中立的工具，真正该警惕的是人的欲望。《大象》中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发出了对于生态问题不同观念的碰撞，使小说达到了别样的高度。如第七章“绞杀动物”之歌中，石栗提到他的老师经过多年研究编写了一本名为《野生动物的经济价值》的书，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类野生动物的实用价值，这里杨志军引入了一个悖论——人类一方面倡导保护野生动物，一方面却又开始研究其作用价值。所以在情节的设计上，石栗的老师最终放弃了研究多年的成果：“我是个动物学家，怎能如此厚颜无耻地出卖动物呢？”（14）杨志军通过这一情节表明人类在面对自然界庞大的资源时曾陷入迷失和贪婪，但在觉醒之后，需要认识到人类研究这些问题使科学走向绝路。同样在第七章中，黄鹂借由附生植物在大树上抢夺阳光水分的现象提出了她对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理解，杨志军借由黄鹂之口表达出自己对自然生存法则的颠覆性认知，即大自然本身就是充满爱的帮扶系统，是万千物种的共生共享、互利互惠，而人类非要把它理解成你死我活的战争。杨志军在此暗示人类人为地塑造着对于自然优胜劣汰的规律，其背后的原因更多在于人的功利心理，是人的内在欲望的外在表现。

实质上，杨志军更多地表达了科技进步之后，对动植物生存环境的忧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的基础，真正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护生态平衡产生影响的，还是工业科技和人类的选择。《大象》中对金钱和技术的崇拜使社会分化成“护象队”和“盗猎者”两方，在不明真相地选择去观看大象表演的观众追捧之下，“章郎谷们”迅速崛起，更催化了盗猎者肆无忌惮地围猎大象，甚至可以对大象保护所所长贾海桐进行死亡威胁。在这些人眼里，大象不是活生生的生命，而是一件件商品。随着对利益的追逐，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完成了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消解，无论人类会付出多少代价。这样做最终的后果就是象道被毁，生境狭小，被迫北上，物种灭绝，最终导致人类面临生态危机。某种意义上，《大象》中的大象保护所所长贾海桐的境遇与法国作家加里的生态小说《天根》里的主人公莫雷尔、杜光辉《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的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石柱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他们所处的语境和结局不一样，但他们保护野生动物的英勇壮举中蕴含一致的精神内涵——保护生态的正义观。同时，我们从他们对立面群体陷入狂热消费泥淖的不争事实中深切体悟到：欲望动力推动下的消费文化在对人类的毁灭性引导中逐步演化为异化消费，其导致的恶果是“人类精神深受重创，更致命的损失则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15）因此，倡导既要满足物质和精神需要，又要满足生态需要的适度消费成为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

那些本应服务于人类的工业科技，最终给自然和人类发展带来了无尽灾难。自然成为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随意操控的木偶，本应成为工具的科学技术反而使人类成为金钱的奴隶。乌托邦的存在是人类保留的最后一丝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幻想，但学者们对科技至上观的严厉批判中表达了永远无法到达乌托邦彼岸的潜在态度。杨志军通过对自然残酷现状的揭露和后人文主义空间的刻写，表达出工业科技发展带给自然和人类的消极影响。杨志军对科技至上、利益至上、消费至上等观念的蔑视使他对生态环境的塑造走向了反乌托邦，以直面现实的勇气洞察人类内在需求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某种潜在冲突，“走出生态困境的要义在于前提批判，即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重释”（16）。

三、现代科技下对精神生态系统的改造：对竭泽而渔思想的批判

鲁枢元将生态划分为自然生态、科学生态、精神生态，他认为“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还关系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17）。杨志军通过反乌托邦式的解构，由表及里地追根溯源，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精神生态危机的外化，人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存在失衡与破裂，因而要对精神生态系统进行改造和重构，要求人类在现代科学的指导下对自然生态进行更全面的认知，重新唤起人类对自然的敬畏，进而对竭泽而渔思想进行有效反拨。

山林刀耕火种和丘陵稻作是西双版纳地区农耕经济文化的主要形态。可以说在人类靠树木维持生计的雨林世界，树木孕育了自然中的一切，赋予雨林灵性。树木的坚韧包容也塑造着雨林儿女们的精神内核，是该地区诸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长期生活在雨林地区的人们在雨林间奔袭打拼，最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这进一步反映出西双版纳地区诸民族在精神层面对自然界的树木予以崇拜，这种文化特质使他们都有一块充满神秘色彩的树林，如“龙树林”“神林”“蜜枝林”等。《大象》中，村民们通常以某种花或某种树来对大象家族进行命名，杨志军甚至专门写了“聚果榕坝子之歌”一章去塑造一片远古神秘而又未遭到破坏的生命之林，这往往与民族的自然崇拜和祖先祭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在傣族地区，大象、孔雀都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任何人不能伤害他们。在大多数的傣族聚集区都养着孔雀，大象则被饲养在靠近森林的村寨里。在日常生活中，傣族人也会在他们的居住地雕刻大象、孔雀的形象，用来表达他们对这两种动物的崇拜。小说中明确提到了两位有象图腾纹身的人，一位是救助大象的村民，一位是大象的“章哈”岩罗章，他们都与大象的繁衍生息关系密切。由以上可以推断，在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认知中，保护雨林和动物是传袭千年的自发行为，对于精神生态系统的塑造有着基因性的条件，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智慧。

工业革命的结果使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工业化的面积不断扩张。有专家测算，生物所生活的生态面积400年间缩小了近90%，灭绝了近一半的物种，损失最为严重的是热带雨林地区，“实际上整个滇南的植物面积近100年来几乎消失了七八成，20世纪在西双版纳发现龙脑香科后，这里才确认为热带雨林”。“大象是旗舰动物，在我国只有300头左右，在漫长的历史中，大象的生存一直在后退。”杨志军在采访中不由自主地提到了对大象生存现状的担忧，发现自己“必须要写了”（18）。于是在《大象》中，杨志军用大量篇幅去描写了经济作物生产对生态的破坏，过去与现在生态环境的对比，枯竭式砍伐树木、屠杀大象等破坏雨林生态的行为，每一步都精准踩到生态保护的雷区。人类破坏了传统生态思想留下来的树木崇拜和动物崇拜，如猪屎豆、刀畲等当地人信仰的丧失，使他们走上违法捕猎和破坏雨林的歧途。违背自然法则，人类就易陷急功近利之弊，导致生态系统丧失可持续力，终沦至竭泽而渔之境。雨林面积骤减，调节力衰微，生物多样性受损，防洪力减弱，生态危机愈演愈烈。

经济增长要有限度，人类要具有预防性思维，要改变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态观念，这就需要生态学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知识良方。在《大象》中，我们明确看出杨志军创作小说的目的之一便在于反思竭泽而渔的现状，引起人类对生态危机严重性的认知，探索自然资源的保护价值，将现代科学知识与过去传统信仰相结合，共同构建现代西双版纳精神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安全管理的对应措施，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指导价值。

生态精神系统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知识生态化、伦理生态化、哲学生态化。小说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描写，表达出杨志军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体悟与认知。首先是科学知识生态化，科学知识生态化也可称为生态科学知识文化，主要通过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的不断探究和深入了解而形成，有利于人类发展生态和谐及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系统，是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召恩罕等人对生态文明建设思考的书写，他们从一开始的兴致勃勃却脱离实际的建设方法，到后来深入基层，考虑人与自然互利互惠的安置方案，这些具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对生态现象不断地研究发现和改进，如傣族示范村的建设，对政府工作和村民学习具有指导性作用，山寨开始逐步搬迁到较为适宜经济发展的地区，而将雨林深处留给了大象，这是科学知识生态化工作的重要实践成果。其次是伦理生态化，即人类如何看待其他物种的生存权或存在价值问题。这是在自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形势及生态学理念影响下所产生的生态伦理观。这一伦理观即为前文所述的杨志军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由此造成的影响及结果便是杨志军以大象的口吻对人类发出警示之音，这对少数民族复归传统生态价值观具有建设性作用。最后是哲学生态化。这是对现代工业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所形成的现代哲学的生态化。其中主张用整体论的观点来考察自然，把人作为地球生物物种的一员，从过去征服者的角度转变为普通一员，人和大自然拥有同等的权利。作为杨志军重要的生态思想观念之一，在小说中显著的案例表征是借大象之口为刀耕火种正名。尹绍亭深耕西双版纳，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实为森林生态良性循环之基，可以说是一种“森林滋养的农耕文化”。当地人通过有序地进行垦休循环使森林得到较好的保护和恢复，形成了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可见刀耕火种是非常有科学依据的，但在以往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教育之中通常把刀耕火种理解为一种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农耕文化形态。杨志军在第二章“缅桂花之歌”中便让大象进行感慨：“怎么这么多人啊？繁殖得比蚂蚁还快，要是他们天天待在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竹楼里也就罢了，可偏偏又要跑出来砍伐雨林，开田耕地。不是像过去那样刀耕火种——刀耕火种其实还不错，把大地大树砍倒了，林间空地出来了，人们种一季就不种了，新长出来的植物比过去的还要丰富。”（19）杨志军为大象发出了愿与人类友好为邻的愿望。这是哲学生态化为人类提供生态思辨的一种逻辑路径，也是杨志军在告诫人类不要以个人利益为转移去界定生产方式的好坏优劣，要尊重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保障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提高当地居民的环保观念和生态意识，为生态精神文化交流与建设提供丰富的土壤。

现代科技下精神生态系统的建设与改造福泽苍生，杨志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态理念为中心，倡导建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根本标准的科学发展观。杨志军身体力行地往返于青岛与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地区，以田野调查和采访等非虚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现出雨林世界生态精神生态文明由解构到改造重构的进程，表现出少数民族传统生态观念迷失到自我生态观念重建的塑造道路，其包含的是杨志军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及对大象悲惨命运的悲悯同情。大象与人类共同奔赴死亡的故事凝结了作家对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期望，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向死而生”的新思路。

结 语

面对当今人类因生态危机而造成的人类生存危机，杨志军的《大象》从对大象的救赎之路展开，以“非人类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书写西双版纳雨林的自然景观、人文风情与生态文明建设历程，进而严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理性审视工业科技与人类欲望，深刻反省竭泽而渔的短视愚蠢行为。萨特曾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20）“三造”“三批”的提出无疑是阐释《大象》的创新之举，杨志军试图通过这部小说对和谐生态发出呼唤，这无疑让读者感受到生态救赎的希望和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时代主旨的共鸣与沉思。反乌托邦的生态书写不仅为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治理提出警示，还以它富有启示性和前瞻性的生态思想润泽读者的思维和心灵。现代科技下的精神生态系统改造重构也为地方治理的具体事例提供有效指导和行动方案。当“生态创作大多仅停留在生态被破坏的揭露展示”（21）时，杨志军从生态小说创作伊始便对生态问题进行深入的文化思考和哲学拷问，其创作对中国生态文学起始便存在的纪实性凌驾于审美性的弊病具有重要矫正意义。如果说“中国生态文学里程碑式”（22）的《环湖崩溃》是中国生态文学起步阶段具有典范艺术成就的作品，那么《大象》则显示出中国生态文学历经40多年后的时代性特征。把《大象》置于杨志军创作生涯和中国生态文学史脉络里考量，一方面反映出杨志军生态思想的历史持续性和新时代的赓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其他作家的比较视野中，不仅彰显出杨志军生态思想的精髓及文学表现形式的独特范式和全新风貌，而且在与众不同的创作实践道路上逐步完成了生态文学史上铸就经典性的可能与事实。

注释：

（1）孟秀丽：《一部大象的大型史诗：茅奖作家杨志军新作<大象>在青首发，挑战不熟悉的写作领域》，《大众日报》2024年3月25日。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第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英〕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与理论导论》，第251页，杨建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蔡成珍：《“悲悯”抑或“虚妄”？——评罗斯金“情感误置”之现代性张力》，《西部学刊》2023年第17期。

（5）唐伟胜：《谨慎的拟人化、兽人与瑞克·巴斯的动物叙事》，《英语研究》2019年第10辑。

（6）（8）（10）（11）（14）（19）杨志军：《大象》，第76、269、67、66、395、79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北京，新星出版社，2024。

（7）（18）舒晋瑜：《杨志军：我好像变成了大象在表达他们的生活》，《中华读书报》2024年4月24日。

（9）龙其林：《时代剧变中的自然凝思——华海生态诗歌论》，《芒种》2015年第4期。

（12）〔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第69页，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3）（15）刘青汉：《生态文学》，第47、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潘斌：《风险社会与生态启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7）鲁枢元：《生态文艺学》，第148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0）〔法〕让·保尔·萨特：《什么是文学》，第43页，施康强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1）杨剑龙：《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2）龙其林：《<环湖崩溃>与当代生态小说的可能性》，《兰州学刊》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