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祁连山去》：被替换的人生与确认自我的方法
李修文的《到祁连山去》是从岑参的《送费子归武昌》开始的。“曾随上将过祁连，离家十年恒在边”，小说只引了这两句，其实原诗很长，有岑参浩荡慷慨的气势。这是一首送别诗，公元八世纪中期的某个秋日，岑参送他的朋友返乡。秋日是适合告别的季节，秋草、飞叶，最能点染离愁别绪（“汉阳归客悲秋草，旅舍叶飞愁不扫”）。对于“汉阳归客”费子而言，这倒也是个适合返乡的时候，家乡的武昌鱼正当季（“秋来倍忆武昌鱼，梦著只在巴陵道”）。别离时总难免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所以才会追溯“曾随上将过祁连，离家十年恒在边”的往事。边关苦寒，立功封侯也没那么容易（“剑锋可惜虚用尽，马蹄无事今已穿”），好在费子似乎是个豪迈之人（“知君开馆常爱客，樗蒱百金每一掷”）。不过豪迈的人勇往直前，大概是不顾及后路的，返乡时难免就会有些惨淡（“平生有钱将与人，江上故园空四壁”）。盛唐人好像不大喜欢凄凄惨惨地挥手而去，所以最后总要勉力昂扬一下，“勿叹蹉跎白发新，应须守道勿羞贫。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读到这样的结尾，我们好像看到残柳下、酒宴上，诗人扯住故友杯杯相劝，固然是舍不得，却还要梗着喝到涨红的脖子叫嚷：我们这辈子还没算完哪！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有啥意思！还是要整点啥事才能对得起自己啊！对于一个贫老还乡的人来说，这多少有点强人所难，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其实岑参也没“站着”，那时他不过是封常清的幕僚，到边关去也是想谋个出身，前路如何尚未可知，看到费子的结局恐怕不能不有所触动吧。所以那番话虽是说给费子听的，恐怕也是给自己打气。若不是从费子想到了自己，诗里面也不会有“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贵贱那得知”的感慨了，那追问的哪里是费子一个人的贵贱，更是自己，也是天下人的贵贱。这就是离别诗的秘密：看上去是在给朋友送行，但所谓朋友既然曾和自己共度一段光阴，那这送行何尝不是在与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告别呢？在那一刻，费子衰颓的面容，正是铜镜里自己倏然老去的样子。自己的某种可能性投射在费子身上，被费子替换了。事实上，这种替换甚至都无需像岑参这样一个参照者去特意提醒，“曾随上将过祁连，离家十年恒在边”，单是想起十年在边的倥偬岁月，再想象徒有四壁的江上故园，费子会不会早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恍惚间被莫名地替换掉了？
那天在足球场上看到落雪的王忍冬突然发了癔症，念出这两句诗，或许同样是想起了自己被替换的人生吧？多年之前，如果尚在校园里读书写诗的那个年轻的王忍冬，真跟着海子到了祁连山，会不会不止是现在这样一个落拓的技校教师？他的儿子会不会也不至于死去？如果那样的话，这篇小说大概也不会有了，或者至少是另外一个样子，比如沿着公元754年的岑参一直写下去……事实上，小说也好像就在这个节点被替换掉了。原本读到开头我以为李修文要讲的是一个盛唐诗人的故事。众所周知，他很懂唐诗，有过著述，完全可以写那样一篇小说。但就像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写的“无线电的歌，唱了一半，忽然受了恶劣的天气影响，噼噼啪啪炸了起来”，这一次的歌是首苍茫的古曲，炸完之后荒腔走板、光影扭曲，转眼便接上了21世纪足球场上的喊叫与喝彩，然后由王忍冬带入诡异的沉默。李修文就从这沉默开始讲述一个关于替换的故事，也提醒我所谓离别也是一种自我抒情的替换，而一旦回首往事，谁的人生都不过是被替换的人生。
对于小说中的“我”来说，替换倒不是隐喻，而是真实可感的。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自小父母双亡，吃了上顿没下顿，二十来岁又得了罕见的肾病综合征，非换肾不可。如果不是王忍冬的儿子王朗临终捐肾，“我”早就死掉了，连“叹蹉跎白发新”的机会也没有。但麻烦的是，王朗换过来的似乎不只是一颗肾而已。那颗肾不很安分，时不时就要痛一下，“我”也时不时就会被王朗控制，获得他的能力，也获得他的记忆，甚至他的情感，包括他对王忍冬或他嘴里的“老王”的心灵感应——李修文似乎刻意要凸显“替换”的主题，居然不惜采用这样近乎都市传说的情节。
当然，对于小说而言，一切虚构都可以是合法的。肉身的器官移植会不会造成灵魂互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科学界的态度似乎也模棱两可，实在不能算是荒诞不经。无论如何，还能比人变老虎更加荒诞不经吗？李修文不是照样有能力在《猛虎下山》里把这样的奇谈怪论讲得煞有介事，并且意味深长？那么在《到祁连山去》当中，李修文到底要讲些什么呢？起初引人兴趣的是王忍冬的怪异表现，以及他1986年“怅望祁连”而未至的往事，让人疑心这篇小说要喟叹一代文学青年如费子一般盛年不再而落魄老去。当年的同学挚友、如今的商界巨头沈东生来到这座城市，但是王忍冬却百般推托不肯相见，反而和改头换面的热依罕狂歌痛饮，甚至想连夜动身去祁连山，更显出王忍冬脆弱到让人心疼的自尊。但很快读者便会被“我”的表现以及换肾的传奇吸引眼球，然后“我”的故事、王忍冬的故事、热依罕的故事，乃至于王朗的故事，将会不断穿插，故意停顿、重启，然后改变此前叙事的意义。在《到祁连山去》里，“替换”甚至不仅仅是小说若隐若现的主题，也是小说一以贯之的叙事方法，深度参与了情节的构造、人物的设定乃至于结构形式。
因此真相一再延宕，直到接近结尾我们才明白，王朗的人生同样被替换了。作为沈东生作秀的替跑与运势的替身，王朗的工作就是替沈东生赴死，他的命是被买断的。而“我”在王朗记忆里见识的那一幕幕光鲜亮丽的生活，固然可能与王朗的能力有关，同时也是资本与玄学合谋设下的圈套。如此一来，小说叙及热依罕的骗局和“我”陷入互联网金融的窘迫，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与结尾一起揭示出所谓“替换”的真相。事实上，早在王朗的遗嘱强调“他的器官，只捐给没钱做手术的年轻人”时，小说就已经提示我们关注不同人物在当代社会中的不同位置与不同遭遇。如果说一千多年之前岑参有关“人生贵贱那得知”的抒情还太过笼统含混，只留下一缕令人怅然却无从辨析的审美感受，那么李修文在这篇小说里则将“替换”放置在了更加坚固冷硬的议题当中。
不过这样的深刻似乎并非文学的强项。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小说中与王忍冬有关的另外两次替换。王忍冬早就知道热依罕或者邝冬梅的真实面目，甚至有可能“我”所知道的部分细节还是从王忍冬那里得来的。但他似乎情愿由这个并不高明的骗子替换他对祁连山的回忆。如果说在“我”与热依罕/邝冬梅撕破脸之前，王忍冬在微信上与人家你侬我侬，在饭桌上和人家深情合唱，还可以解释为一种将计就计的消遣，那么在救下意欲自杀的邝冬梅之后，王忍冬感动到流泪，将“我”拉来自拍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和邝冬梅商量好了仍去祁连山，“一下火车就结婚”，就绝非是儿戏了。有一种强大的情感，将虚假替换成了真实。在这种情感的作用下，王忍冬自觉地意识到了“替换”的存在，却可以无所谓“替换”了。如果祁连山真值得一去，和谁去就没有那么重要，或者，和谁去，谁便是他失去的青春，可以支撑他的余生。而王忍冬之所以不肯让“我”去见沈东生，同样是出于这样一种情感。他很清楚“我”并不是王朗，他甚至还见过很多冒充受捐了王朗之肾的骗子。当他顺嘴失言，让“我”以后有机会带上父母一起去裕固族自治县找他的时候，或许多少暴露了，他其实未见得相信“我”父母双亡的身世。甚至，有没有可能，这个叙事者“我”自陈的身世本来就不可靠，作为读者的我们其实才是被骗者，反而王忍冬是清醒的？不过即便如此也没有关系，并不影响王忍冬付出他强烈的情感。王忍冬知道沈东生“替换”的秘密，知道“我”如果当真与王朗、也与沈东生同月同日出生的话，与沈东生见面会意味着什么样的结局。王忍冬装疯卖傻地拖延着于“我”而言必死的会面，确如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我一直拿你当我儿子”。
而如果那种强大的情感是真实的，那么，“我”何尝不是王忍冬的儿子？邝冬梅更何尝不可以是王忍冬的老婆呢？在因时光、欲念、客观的贫富差距与主观的权衡算计而势必不断被替换、因而无比叵测的人生里，或许“确认”的信念本身，就是确认自我的方法。这种“确认”指的是坚定的凝视、不可动摇的相信，以及那种强大的情感。就像海子那首诗所说，“那些是在过去死去的马匹，在明天死去的马匹，因为我的存在，它们在今天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