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叙述的主体及其伦理关系
儿童文学承载着全社会关于“人”的理想设定，其叙事通常体现为对儿童主体建构、伦理秩序内化与社会关系嵌入的探索。在后人类语境下，“儿童”不再是自明的成长单位，而是一种动态流动、与他者共生的存在状态。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儿童文学叙述的主体及其伦理关系，由此促成了儿童文学与生命政治、生态哲学、科技想象之间更为复杂的交汇。
主体的位移：
从“儿童中心”到“关系结构”
历史上，儿童逐渐被赋予独特的道德与情感价值，儿童文学作为这一观念的重要表达形式，也在不断建构关于儿童的文化想象。19世纪中叶，儿童被纳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逻辑之中，成为儿童文学革新的象征支点。1859年，为捍卫儿童的权利，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查尔斯·金斯利发表题为“无辜者的屠杀”的演讲，他说：“即使是最卑微、最贫困、最堕落的人类，也远胜过世上所有愚笨的动物……儿童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珍贵的。”金斯利的观念强调成人/儿童、人类/非人及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深刻地影响着儿童文学批评史中对儿童及儿童文学定义的走向。
对儿童文学的界定焦虑，归根结底源自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对边界与本质的执念。而在后人类语境下，这种将主体与他者严格区分的模式被质疑：人类不再被看作孤立的中心，人与非人、自然与技术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或者说，主体不再通过定义来获得稳定性，而是把不稳定本身作为研究的入口。玛拉·古巴“不定义儿童文学”的理论基础是，儿童文学并非必须具有某种统一的本质属性，它是一个由文本、实践与文化语境构成的相似网络。事实上，儿童文学的界定之难并不在于其是否“可能”，而在于任何尊重其丰富与杂乱特质的界定，必然会因其复杂和例外而难以适用。
传统儿童文学批评多以“儿童文学”为核心概念，强调为儿童发声、表现儿童主体性。然而，所谓主体并非一个孤立自足的实体，而是无数关系的交织节点。儿童之所以成为“儿童”，因其处于成人、社会、自然、技术诸多力量互动的结构中。儿童文学应被重新理解为一种以关系性为核心的文学实践——它不仅书写个体成长的轨迹，更揭示个体与世界错综复杂的交互生成过程；它不仅承载着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同时还呈现着人类与非人世界之间不可割裂的共生关系，即从“界定”走向“关联”。儿童文学研究应该突破传统的界定焦虑，探索儿童文学内部固有的多样性、流动性与生成性特质。
伦理的重思：
儿童与非人存在的共生关系
在“关系结构”的视角下，儿童文学的伦理关系经历了深刻的重塑过程。以往，儿童文学常以儿童为主体，非人存在——无论是动物、植物，抑或环境本身，多被视为儿童成长的背景要素，承担陪伴、启蒙或教育的功能。这种模式延续了人类中心主义逻辑，将非人的他者降格为工具性存在，服务于儿童的主体化进程。然而，后人类理论对主体、物种界限与生命政治的系统性批判，使这种单向度的伦理关系受到挑战。
在儿童文学的语境中，成长不再意味着朝向单一理性、完全主体化的人类成人身份进发，而是在与非人存在的相互渗透与共变中，展开持续、多方向的生命实践。例如，大卫·阿尔蒙德的《斯卡利格》中斯卡利格这一角色，兼具人类、鸟类与神秘生物的特征，既非纯粹的自然存在，也非完全的超自然象征。主人公迈克尔在与斯卡利格的交往过程中，经历了类似于“生成—动物”的变异体验，并打破了固定的自我边界，与异质生命体建立起一种非支配性的、感性共存的关系。在这里，儿童文学作为文化生产的重要场域，也因此被赋予了重新配置生命政治与物种共存想象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后人类伦理视野不仅关涉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重构，也涉及对儿童身份的重新理解，它促使儿童文学超越以“人类未来”为正当性依据的传统框架，而转向多物种、多世代、共享脆弱性与共同生成的伦理空间。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种伦理重思也使得儿童文学能够积极介入当代诸如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等危机，探求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与主体建构。在后人类时代，儿童文学不再仅是人类文明内部的文化教育工具，而成为激发跨物种感知、促进多样性共生的伦理实验场。
生命的延展：
技术想象与生态关怀
在儿童与非人存在的共生关系中，同样触及生命本体的可塑性。当“儿童”不再是人类中心主义下的自然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的生成体时，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在技术介入与环境剧变交织的当下，生命如何得以延展？这种延展既关乎技术的虚构潜力，也呼唤人类对生态的深层关怀。在后人类语境中，儿童文学中的技术想象与生态关怀并非彼此对立的两极，生命被重新理解为跨物种、形态与媒介的延展过程，不再受限于有机体的定义。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由想象力驱动的叙述形式，天然具有打破物种、时空、技术边界的可能性，并日益显现出对生命多样性、技术中介性与生态互依性的关注。在这类文本中，“儿童”不再是自洽、孤立的成长个体，而成为与智能机器交互共生的关系节点。通过技术想象与生态关怀的叠合，儿童文学不仅拓展了生命的边界，也重新设定了伦理的位置与感知路径。
在诸多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技术不仅是人类工具的延伸，而且成为生命融合的触发点。例如，在凯瑟琳·拉斯基的“守护者”系列中，自然生命与技术媒介彼此渗透，构成一种既陌生又亲切的“技术动物性”。技术并非仅是控制自然的手段，而是生命流变的另一个维度，它可能带来毁灭，也可能成为新的感知、记忆与情感机制的孵化器。又如安妮-苏菲·鲍曼的生态教育绘本《地上地下·自然》，引导读者体验植物的呼吸、雨水的低语与泥土的沉默，这种以感知为基础的生态书写，构建了一种跨物种的情感共鸣机制。这类作品的叙事逻辑不是从“人类毁灭自然”到“人类拯救自然”的二元对抗，而是一种多方共生成长的想象：技术残骸、非人生命、儿童感知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世界剧场。在这个剧场中，生命不再以进化论式的单线时间推进，而表现为一种相互缠绕、彼此激发的关系生成过程。因此，儿童文学中的生命延展既是技术逻辑的自然外溢，也是生态伦理的想象回返。技术是触须，生态是血脉，生命在多重媒介与多样物种间生长，不断变形，却从不孤立。
总之，作为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文学类别，儿童文学天然具有穿透边界、联结差异的力量。它不仅书写儿童的经验与想象，也映射出对人类中心之外生命形式的敏感与回应。在不断被重构的关系网络中，儿童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让我们在多物种共生、技术缠结与生态危机的语境下，重新思考何为主体、如何共存，以及何以为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文学发展史”（21&ZD25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