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写作不仅“费力”，而且“不讨好”
罗曼·罗兰曾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七卷序言中说：“在我看来，《约翰·克利斯朵夫》始终就像是一条长河。”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我觉得《红楼梦》就称得上是一部长河小说，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暴风雨前》《死水微澜》《大波》）也是长河小说的代表作。其实，我很迷恋这样的小说，甚至迷恋古老的三一律。我曾看过一部西班牙电影，是罗德里戈·科尔特斯导演的《活埋》，这个影片更加极端化，全片只有一个演员、一个场景（从头到尾场景未变）、一条线索，却将一个故事演绎得惊心动魄，悬念丛生，虽然故事是封闭的，但外延却很宽广，阐释空间很大。
由此，我想起了我在大学时读过的《文学的主体性》，我记得刘再复先生在这部令他暴得大名的著作中说，不仅作家在创作中具有主体性，连作品中的人物也有主体性——自文学作品生成的那一刻开始，作品中的人物就有了灵魂，开始自主地生长，未必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就像一对夫妻，生下孩子以后，孩子会自己长大，他们的情感、思想、命运，未必是父母说了算。在刘再复看来，“作品愈是成功，作家愈是受役于自己的人物；作品愈是失败，作家愈能摆布自己的人物”。王蒙先生曾在《大块文章》中说，他笔下的人物出现的情况，不仅出乎读者的意料，也往往出乎自己的意料。路遥也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预先设计的终点最后不会全部实现，人物运动的总轨迹会不断校正自己的最终归宿。”这让故事的发展有了某种“不可预期性”，也让写作呈现出某种“神秘性”。正是这种“不可预期性”和“神秘性”，吸引着作家在文字中摸索前行，去探寻小说情节的走向，去探知人物的最终命运。
阿根廷作家萨瓦托说：“你写作的内容必须是萦绕在你心头的执念，是多年以来从最黑暗的地方一直纠缠着你的东西。”关于小说写作，我信服王蒙先生的说法：“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他还说：“写小说的最大乐趣之一是，尽情书写，抡圆了写，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写。小说从东向西射击完了再从西向东扫射。丢完原子弹再抡大刀片。大鲍翅与红烧肉与臊子面与老虎霉素全部上席。掰开了再粘起来。辗成片再揉成球涂上不干胶。横看成岭侧成峰。Ｆ调Ｃ调降Ｄ大调与Ｇ小调，加上非调性，然后提琴与三弦，破锣与管风琴一起奏。”
在这个时代里，写长篇本身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在文学创作中，长篇的写作本身就十分费力，因为写作的时间过于漫长，写一部作品往往需要一年、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作家的时间被长期地固定在这一件事上不能分心，这要求极强的专注力和意志力，路遥先生把它比喻成“消耗战”，这既包含着世俗层面上的付出，就像余华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所说的那样：“作家要……抵挡来自生活中的世俗的诱惑，这时候的作家应该清心寡欲，应该使自己宁静”，甚至要过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也要应付写作技术上的挑战——这种马拉松式的超长写作，需要面对无数的“陷阱”，一旦掉入叙事的陷阱，就可能断送整部作品。而在陷阱的围困中突围，寻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格外的机警，让作品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方向。因此一部长篇作品的内部，良莠不齐的状况是经常出现的，因为写作过程过于漫长，作家很难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状态，很难保证在哪一个环节不犯错，出现败笔，甚至出现半途而废、无路可走、写不下去的情况。记得有一次，有记者问苏童为什么对写短篇情有独钟，苏童回答，因为短篇小说在作者还没有出现困顿、犯错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关于长篇写作的艰辛，路遥书写《平凡的世界》的过程就是最好的诠释。那种焚膏继晷似的付出，我们从《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可以读到。马识途先生说他早年曾想写长篇小说《风雨巴山》，计划分成三卷，第一卷叫《雷神传奇》，第二卷叫《秋香外传》，第三卷叫《巴山黎明》，但是由于他时任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工作太忙的缘故，第一卷《雷神传奇》基本完成（后来出版有单行本），第二卷《秋香外传》未能写完，第三卷《巴山黎明》只写了几个人物小传，后来敷衍成几个短篇小说发表了，三卷本的写作计划，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这令期待这部大稿的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十分光火，说他“生生地把一个好长篇糟蹋了”，也让他自己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反过来，马老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得以完成，付出的却是超人的劳动。他回忆说，那时他白天上班，夜里加班写作。成都的夏晚，蚊子很多，那时的房子没有纱窗，令他不堪忍受，严重影响了他的写作，他就干脆把蚊帐放下来，他的爱人给他在床上放了一张小桌，他坐在床上写，但放下蚊帐，又太闷热，妻子又为他安了一个小电扇，电扇又引出新问题，就是那时的电扇质量不好，噪音很大，影响他的思路，只好弃之不用，改为“人工电扇”，就是他的妻子手摇蒲扇，为他扇凉。马老后来回忆说：“我就这样一连开了一百八十多个夜车，加上所有的节假日，才算是拉出了初稿。有时真是筋疲力尽，到晚上一见到摆在桌面前的方格稿纸，头就痛起来。”（《〈清江壮歌〉创作的前前后后》）
长篇写作不仅“费力”，而且“不讨好”。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的序言中写：“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他写这话的时候，是1945年4月，他在重庆北碚动笔写他的鸿篇巨制《四世同堂》的时候，那时还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人们对文学作品保持着质朴的兴趣。如今阅读早已碎片化，人们连听一首歌的耐心都没有了，不只一个年轻人对我说过，他们常常会对一首歌中的某个旋律感到熟悉，然而假如他们从头听这首歌，就会以为是一首陌生的歌曲，原因是他们从来不曾从头到尾听过这首歌。一位编剧早在十几年前就曾对我说过：现在不是写三部曲的时代了，现在是写微博的时代，只有短文字，人们才会去看。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写作这样一部“超级长篇”，简直是匪夷所思。
但写作一部史诗性巨著一直是我的梦想，如今我已接近了这个梦想，所以无论它看上去有多么荒诞不经，我都要完成它。写小说，我其实是新手，此前也只写过《血朝廷》，并不奢求我写出来的作品能像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那样伟大，但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
“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这话出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原话是：“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路遥喜欢这句话，把它写进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也把这句话作为写作长篇小说的“安慰剂”和“定心丸”。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