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我国生态文学创作活力迸发，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在日前举行的“长三角·大西部文学周”活动中，生态文学的东西部实践成为与会者聚焦的话题之一，本报特邀请几位参与讨论的作家、评论家撰文写下他们的观察与思考。 

深入现场，抵达生态文学的永恒绿洲

黄毅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部不仅有地理上的差距，也存在着文化的差异，面对生态文学这个话题理应也有各自的表述，在我看来，东部生态文学的着眼点应是工业化与生态危机的反思，而西部生态文学的立足点则应是自然崇拜与生态保护的坚守，东部生态文学的主题表达是批判与重建，西部生态文学的表达应是神圣与守护。

来上海之前，我应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之邀去新疆阿克苏柯柯牙采风，柯柯牙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是三北防护林建设的全国先进单位，形成了“自力更生、团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柯柯牙精神”。

自古以来，新疆人始终切身感受着生态对生存的重要性，生态与生存甚至生命直接挂钩。上世纪80年代，阿克苏地区年降水量只有60毫米，年蒸发量却达2400-2600毫米，沙漠距城市只有六公里，并且以每年五米的速度逼近城市，一年中有一百多天在黄沙弥漫中度过。柯柯牙是城市边缘的一个高台地，也是风沙的策源地，只有将柯柯牙的生态治理好，才能确保城市不被黄沙吞噬，退无可退的阿克苏，举全市之力开始群众性的义务植树运动，经过三十多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共造林120多万亩，彻底阻遏了沙漠的进逼，如今这里天蓝水清，出产的冰糖心苹果等水果扬名天下。

其实新疆人对生态的意识自古有之，11世纪维吾尔古典文学巨著《福乐智慧》就有这样的诗句：“没有树的巴扎（集市），不如绿树成荫的麻扎（墓地）。”维吾尔人认为树是他们的图腾，人树一体的观念对他们影响至深，他们的庭院中如果不植树种花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对绿色的渴望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新疆的不少地名中有“巴格”一词，即花园之意，而女孩的名字多叫“古丽”，也就是花儿的意思；再比如沙漠戈壁的旅行者在吃完西瓜后，会将瓜皮倒扣在地上，因为那样也许可以拯救某个迷途的旅行者；在新疆和田的精绝尼雅古城，出土的3世纪木简上就记载了国王颁布的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森林法”：砍伐一棵树要重罚一匹马。可见古人的生态意识，而同时也说明，新疆从古至今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态问题。

新疆南部有一块巨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概有1000公里长，400公里宽，面积达33.7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河南省那么大。近年新疆开始对这块巨无霸进行“锁边”治理，所谓“锁边”就是将它的边缘3046公里全部种上树，犹如为巨兽戴上项圈，南疆三地州21个重点县市协同作战。2024年11月28日，沙漠边缘最后的285公里空白区实现了锁边“合拢”，锁边宽度在50至4000米不等，“三北”工程攻坚战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取得了阶段性、标志性的成果。1978年开始的“三北”防护林建设，累计造林3000万公顷，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工程。

轰轰烈烈、持续不断的生态工程为新疆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写作题材，而回首新疆生态文学的创作，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茅盾在新疆所写的《白杨礼赞》，只不过那时不叫生态文学，之后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周涛的大量以新疆为书写内容的散文，李娟的阿勒泰系列犹以《羊道》为代表的散文，沈苇的大量诗文等，构成了新疆生态文学瑰丽的图景，胡杨、红柳、野马、野骆驼、雪豹等生态形象深入人心，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价值。一批以新疆人文和地理为主打方向的纪录片诸如《沙与海》《塔里木河》《新疆大地》《天山》等，电影《生死罗布泊》《美丽家园》《远去的牧歌》等影视作品，用另一种方式抒写了别样的新疆史诗。

诗歌、散文及小说仍是新疆生态文学的生力军，在挖掘沙漠荒原生命的脆弱性、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仍具有广泛的写作空间，唯有用手中的笔不断掘进，方能抵达生态文学的永恒绿洲。

（作者系《新疆艺术》原社长、评论家）

在公园里的故乡，寻找生态写作的“中国特色”

龙仁青

青海是一个生态大省，有着丰富的生态写作资源：这里是山宗水源，屹立着昆仑山、祁连山、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等众多海拔超过五千米的高山；这里也是众水的源头，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发源启程；这片山水纵横的土地上，还生存着诸如雪豹、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棕熊以及绿绒蒿、高山雪莲、雪灵芝、马先蒿等姹紫嫣红的高原野生花卉，这些野生动植物，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青海省正在打造国家公园省，目前已经建成三江源国家公园，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在创建，祁连山国家公园也已经列入备选区——以前我们可能会说，我的故乡有一座公园，而如今的青海，整个儿就在公园当中，是公园里的故乡。那么，我们作家们的写作，是不是与如此丰富的生态写作资源相匹配，相对等，我个人认为远远不够，单单上述提到的几种野生动物和野生花卉，就很少有文学写作的表达与呈现。所以我觉得，我们青海作家在生态写作方面任重而道远，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我也认为，生态写作是青海具有辨识度的写作，近年青海籍作家杨志军和青海牧民作家索南才让先后获得茅奖和鲁奖，都是以生态写作获得殊荣的。文学日趋同质化的今天，写好生态文学，一定会给青海带来辨识度，让它脱颖而出。

生态文学的写作，是有一定的基准和要求的。首先，生态文学一定不只是对大地万物、山水自然、花草鸟兽的描摹与赞美，而是包含着一定的生态哲学和环保忧患意识的写作，是在科学的生态思想规范前提下的写作。从我近年的写作体会而言，生态文学写作有它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美国环保主义先驱，生态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里提出的“大地伦理”理念，我认为是生态文学写作的一个基本的世界观。“大地伦理”提出，人类不是大地共同体的顶端和主宰，而是所有生物链中普通的一环。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事生态写作的作家，首先要具备这样一种视野，才能够面对自然万物，以一种慈爱悲悯的心态，面对写作。同时，生态文学写作，要具备一定的博物学知识，掌握科学规范的地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学识。尽量避免诸如“一只不知名的鸟儿飞过我的头顶”“一朵红色的野花盛开在草原”之类概念模糊、模棱两可的描写，而是应该在一定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展开写作。我认为这是生态文学写作的方法论。

一百多年前，美国在建立黄石国家公园时，将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原住民印第安人驱逐，仅仅把这里的山水自然和生存其中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了起来，这种做法，其实是将国家公园区域内的人文、历史、民俗文化的痕迹剔除、涂抹掉了。这是不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

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则是强调了对国家公园区域内的人类文化的保护，国家公园建立前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依然生活在这里。以青海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公园核心区的玉树、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同时也是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区，自然和文化同时得到了保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有个看法，那就是，我们的生态文学写作，同时也面临着对生态背后的文化意蕴的开掘和书写。中国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沉淀蕴含在了山水自然、花草万物之中，每一声鸟鸣，每一缕花香中，几乎都能够体会聆听吸吮到传统文化的声音和味道。这样的书写，也呈现出了生态写作的“中国特色”。

（作者系青海自然文学学会主席、作家）

商业模式、科技手段、艺术思维驱动的乡村生态实践

哲贵

生态文学东西部实践中的“实践”，我把这个点落在“实践”这个关键词上。我之前对生态文学的认知是模糊的，或者说，我认为我写的就是生态文学。生态是个很大的概念，包罗万象，自然、科技、经济、艺术，也应该包括人的心灵。我想从生态文学实践这个角度出发，谈一谈东西部作家的一些区别。

我们单位有一个准“90后”编辑傅炜如，前年写了一部大约四万字的报告文学《稻香》，发表在《人民文学》。文章写的是杭州余杭区下面的一个村，永安村。余杭区是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现在是杭州最富有的区，2017年的GDP是1695.13亿元。余杭区下辖有262个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2017年永安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是28.5万元，在这么富的余杭区几乎是一个笑话。

2003年6月，浙江省启动“千万工程”，这个工程叫“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主要针对新农村建设，目标是建立一千个美丽的示范村庄。

到了永安村，在经济这么发达的余杭区如何打造出一个美丽而又有活力的村庄，区里通过前期大量调查，决定向社会公开招聘乡村CEO，也就是乡村职业经理人。他们最后选定的人叫刘松，安徽芜湖人，大学读的是动物科学，第一份工作是养猪。刘松来这里，先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将村里800亩稻田生产的稻米制作成米酒、米糕、锅巴、月饼等农产品；第二件，从插秧开始到稻子收割，做了十来个和稻田有关系的节日，如收割节、稻田艺术节、稻田美食节、稻田婚礼、稻田电商周等等，把外面的客人引进来；第三件，利用地域优势，通过阿里巴巴等平台，将永安村生产的产品推销到网上去，甚至让村里的书记和村民成为带货的主播。到了今年，永安村的收入差不多达到了一亿元。乡村CEO的概念和制度，将一个接近寂静的、衰败的、荒凉的古老乡村变成美丽的、涌动的、到了节假日车都开不进去的现代乡村，我觉得这是人理念的转变，更是现实的蜕变。

刘松是新杭州人。《稻香》里还写到一个叫沈燕的本地姑娘，她就是永安村人，中专毕业后去乌克兰留学，在那里待了七年，回来后自己办公司。她生第二个小孩的时候回到永安村娘家小住，在这过程中被乡村CEO团队吸收进去，月工资7000元，给她的身份叫“乡村造梦师”。她负责一个村，在永安村隔壁，叫下陡门村，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了，剩下的都是老人。下陡门村村口有一棵老香樟树，和沈燕在日本动画片里看到的场景很像，她灵光一闪，对村书记说要把这个村打造成漫画艺术村，书记说可以，但首先要让村民支持你的工作，让每个村民有获得感。沈燕跟团队商量后，想了一个办法：村里老人多，老人有老手艺，村里最大的资源是粮食，她就利用这两个资源，在那一年的清明节和端午节让老人做青团和粽子，然后放到网上卖，销量很不错，两项收入大约八万元。老人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村书记的工作就好做了，沈燕的理想也就可以顺利实施。她很快将一个本来接近于荒芜的空心村，改造成网红打卡村，成了艺术村。

我没有仔细调研过西部的乡村建设，但我读过一些描写西部生态的文学作品，大多呈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稻香》里描写的，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差别，有新的元素加入。浙江有好多这样的村庄，用商业模式、科技手段和艺术思维来改造村庄，用科技和数字的手段让乡村变革、腾飞，包括生态，包括经济，包括定位，包括定义，都有新的变化。我曾经对《稻香》作者傅炜如说，今年收割节，我们一起去永安村看一看，和刘松、沈燕他们深入聊一聊。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到浙江去，到浙江的乡村走走，看一看乡村的生态实践，也希望大家通过各自的作品确认和描绘自己心目中的生态文学。

（作者系浙江作协副主席、作家）

生态文学：观念、方法和视阈

沈苇

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自然的政治》一书中说：“生态学（Ecology），正如其名所示，本身并不直接进入自然，它像所有科学的学科一样，是一种‘学’（-logy）。”而生态文学则不一样，它亲近自然、“进入”自然，并朝向自然“敞开”——人与自然共情、共理、共生。生态文学作为一个当代文学门类，历史不长，但就文学包含生态性和生态元素来说，已十分古老，甚至与“生态”本身一样悠久。

“文学内置生态性”，这也是布鲁诺·拉图尔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今天，几乎可以成为鉴别好的文学与不好的文学的标准之一。因为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使我们谦卑，走向万物平等的理性主义。

与“自然”相比，“生态”这个概念更多是当代性的产物，伴随工业化、环境危机和人之困境诞生。当然，所谓的生态，包含了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者合一，也是一个大概念。如果我们用“自然文学”来置换“生态文学”，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和谬误。“自然文学”有历史意识和历史维度，但“生态文学”则更具切身感和紧迫性。换言之，“生态文学”似乎离我们更近一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置身于“生态”之中的。

今天我们谈生态文学，首先要辨析、厘清“生态”“自然”“山水”“风景”这几个基本概念。四者之间，有交集，有分集，有混溶，也有区别。自然的概念，在东西方都已久矣。道法自然，言出法随，文学就自然而然诞生了。陆机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这是中国人的自然观、时间观、宇宙观，也是一种成熟的文学观。在西方，对大自然的沉思和观察是一门持久的功课。大自然是一册无法穷尽的书，先人们已将这门功课做得很深、很透——几乎所有伟大的古典作品都包含了伟大的自然主题，直到浪漫主义的“诗意栖居”，这个传统一直笼罩着澄明的自然之光。还有“山水”和“风景”的概念。中国的“山水”大约对应西方的“风景”。“山水”代表着中国人的自然观、宇宙观，更是归宿地、隐居地，所谓隐逸渔樵、寄情山水，是六朝山水诗和宋元山水画的基本内涵。但中国人的“宇宙一元论”不是一个孤独的现象和存在，海德格尔讲的四元结构——天、地、神圣者和短暂者——仿佛回应了我们古人的宇宙观，这大概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种呼应和默契吧。风景是大自然的“显在”方式，可谓冰山一角，因为大自然有更多的隐在、沉潜、神秘乃至未知。西方的风景概念与“风景表达”，从古希腊的牧歌、田园诗，到文艺复兴，再到现代主义，也经历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演变过程。

放眼我们今天的风景，“无地方”景观的大量繁殖、增长，同质化不断威胁差异性，“无地方”逐渐抹去“地方”。今天的自然写作，正是在传统风景、古典山水与现代景观之间，在“地方”与“无地方”“非地方”之间的逼仄境况中安身立命，矛盾冲突又多元混溶而产生的。

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紧要问题：生态与当代性、自然与“无边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再扩展一下，生态文学与博物学、人文主义地理学等也有超强的关联度。它们之间，既疏离、四散，又融合、互嵌。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生态文学，如果无关我们的现实，无关我们的个体命运和当下困境，就是一种逃逸，是轻飘的、轻浮的，是对自然和自我的双重轻慢。

脱离了当代性去谈论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只是一次空谈。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文学是当代性之下的文学，正如我们今天面对的大自然是一个受伤的大自然。我们在伤害和冒犯大自然的同时，成了大自然的逆子和弃子，与此同时，当代性将我们接纳了。这是一个古怪的拥抱，也是一个必须接受的反讽。生态文学要与“无边的现实主义”建立起一种关联。法国学者罗杰·加洛蒂在研究了毕加索、圣-琼·佩斯和卡夫卡的作品后写下《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他更新并拓展了“现实主义”内涵和外延。他认为，无边的现实主义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其原理有三点：一、世界在我之前就存在，在没有我之后也将存在；二、这个世界和我对它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经常变革的过程中；三、我们每个人对这种变革都负有责任。面对严峻的自然生态问题，我认为罗杰·加洛蒂的“三原理”同样适用今天的生态文学。人与自然、社会的问题，在今天已经转化为生态与“无边现实主义”的性命攸关的问题。“生态”与“现实”相互并置并笼罩我们，成为一个整体，一个互嵌的蜂巢式的有机体。

再来谈谈生态文学与博物学、人文主义地理学等的彼此交会和关联。中国古典博物学是开放式的，收罗广阔而丰富的世界，这个传统是十分了不起的。但到了今天，就像大学的学科已越分越细一样，博物学的边界已过于明晰、确凿，常被置于科学、科普名下。而在西方，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理性主义”并不欣赏博物学，主流正规教育一度有反博物、反自然倾向。面对这一尴尬的现实情况，我非常赞同中国学者、博物学家刘华杰的观点：“比较合适的定位是，把博物学理解为平行于自然科学的一种古老文化传统。平行论更符合史料，也有利于普通百姓参与其中，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这样的理解和表述，就把博物学导向了人文主义，导向了美善、求真、爱智慧，并与更加广泛的人群休戚相关，从而使博物学与生态文学彼此交会，建起超强关联。

生态文学有两个基本主题：“陶醉”和“忧患”。今天，忧患的承担已远远超过陶醉的旧梦。大自然中危机四伏，忧患已改写了我们脸上的陶醉表情。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人与自然的“整体论”，其实也是在重建我们内心。人是一个主体，人类中心主义依然存在，但自然也是一个主体，人与自然的交融、合一，才诞生一个真实主体。生态文学需要重新定义，需要具备书写复杂生态的能力，重新确立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或者“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同样是我们面对自然和生态问题时的发问与应答。今天的生态文学，要以当代性为切入点，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一种新的主客冥合——内宇宙与外宇宙、人与人、人与万物以及万物之间这个混沌而深邃的统一体。要从“整体论”意义上去重新思考、认知，将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综合起来加以考察，而在写作方法上，要打破种种界限，将传统文学与生态学、博物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等融会，追求一种跨文化、超文本的品格和气度。

（作者系浙江作协副主席、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