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与晋察冀抗战文学经验
1945年，孙犁在延安解放区发表小说《荷花淀》，此后创作愈多、影响愈大。新中国成立后，孙犁编辑《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并以之为园地培养、扶植了一批青年作家。这些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孙犁诗化小说影响，着力描绘华北乡土风景之优美、人情风俗之美善，被誉为“荷花淀派”。在文学世界里，“荷花淀”不仅指称坐落于孙犁故乡的白洋淀，也成为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象征符号。
后世喜爱孙犁作品以及“荷花淀”风格的读者被其优美诗意吸引，往往忽略那份力透纸背的深沉忧患。“荷花淀”植根于血与火的战争语境，反映孙犁创作意识的动态生成、包含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及意识形态。从孙犁笔下看到个性抒情与抗战救亡、家国情怀的共生，才是领略“荷花淀”诗情的关键。
拾取生活的石块，迸射文学的火花
《荷花淀》虽然在延安创作并发表，却源于孙犁对晋察冀边区军旅生活的记忆，寄托着他对故乡的思念。孙犁自认因为描写“异域”，造成了新鲜感：“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他讲述小说中渗透着既是私人又是公共的思乡情感：“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由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的部分人员创立。作为军中文艺工作者，孙犁曾活跃在这一敌占游击区。入伍之前，孙犁在安新县同口小学当过教员。同口镇位于白洋淀之畔，入眼都是波光水影。虽然居留同口的时间不长，却给他留下难忘印象，这些印象浮现在《荷花淀》里。小说描绘茂盛的荷塘：“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来，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从1937年底投军到1944年奔赴延安，孙犁在晋察冀边区的报社做过编辑和通讯员，也担任过抗战学院、华北联大的教员，还当过随军记者等。作为一个配合抗战的文职工作者，他留下了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字。为促进边区的鲁迅宣传，他编写过《论鲁迅》《鲁迅、鲁迅的故事》《少年鲁迅读本》；为了指导晋察冀通讯社的通讯员们写稿，他写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编辑“冀中一日”群众写作运动的资料后，他又写下心得文字《文艺学习》。与此同时，孙犁也开始创作，限于战时条件篇幅皆不长。按他自己的说法：“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生活就像那时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晋察冀抗战生活塑造了孙犁对文学功能、作者位置的认知，他认为文学主要是一项救亡“事业”：“今天应该把文学看作一种事业，中国人民的事业。过去，有人嚷着文学无用论。把文学叫做闲书，把作家看作狂生。我们觉得这个时期已经老远过去了。”他倡导青年写作者要“使自己感觉到并训练为一个民族解放斗争火焰之发动者”，不能把文字当成“个人成名的投机”。
1944年孙犁抵达延安，文艺界正深受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影响。孙犁调动抗战记忆，在晋察冀时期文学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当时《解放日报》的编辑读到《荷花淀》后，惊喜得快要跳起来，认为这是“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毛泽东读了这篇小说，也称他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丁玲、萧军等从五四时期走来的文人知识分子，与延安文艺体制尚需磨合，孙犁却与之“无缝对接”，皆因晋察冀岁月培养了性情、打下了基础。
化悲为喜：“荷花淀”故事的演进
《荷花淀》的发表震动了延安文艺界，却并非孙犁第一次讲述水生夫妇的抗战故事。早在1939年，还是晋察冀边区随军流徙时期，他就在叙事诗《白洋淀之曲》里讲过一次。抗战胜利后，孙犁写小说《嘱咐》，把这个故事又讲了一次。三个故事的人物、题材相同，但表达的情感、思想各有侧重。
从《白洋淀之曲》到《荷花淀》的变化颇大，体裁从诗歌变为小说，内容上则发生了从感伤悲剧到明朗喜剧的变化。《荷花淀》的故事发生在白洋淀荷花飘香、枝叶葳蕤的季节。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带领好些个青年投奔大部队，与妻子匆匆话别。不久，水生嫂等惦念丈夫、结伴寻访，意外被进淀扫荡的鬼子追赶，幸亏在荷塘遇到埋伏着的游击队。这样一来，妇女们不仅得偿所愿见到亲人而且与他们合力抗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荷花淀》讲的抗战故事大快人心，《白洋淀之曲》却是一个与亲人死别的悲剧。在这首叙事诗中，水生伤重而亡没有正式出场，书写的重心落在水生嫂（菱姑）身上。该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菱姑听闻丈夫水生负伤，匆匆前往探望；第二部分，菱姑与战友们为牺牲的水生送葬；第三部分，菱姑接过水生的驳壳枪，要在战斗中复活他的热情。白洋淀是菱姑赶路途中无暇观望的风景，也是给亲人送葬、承载巨大悲痛的场所。在诗歌呈现出的一派田园牧歌景象中，人物情绪却沉痛而压抑。
孙犁虽然早就有感于白洋淀的自然美，但《白洋淀之曲》的风景描写尚未有机融入情节叙述。直到写《荷花淀》，他有意识地规避死亡，让田园牧歌的地域风情与人物积极饱满的情绪同频共振。在军旅间隙写《白洋淀之曲》，孙犁见惯战友伤亡，自己也经历过侥幸的死里逃生，尝试着记录情绪与见闻。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他仍然念念不忘战地经历。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宣传功能，为了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工农兵斗志，孙犁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会改写人物命运与作品基调，化悲为喜地重讲荷花淀故事。
荷花水影怀家国
孙犁第三次讲水生夫妇的故事，是到了1946年创作小说《嘱咐》。彼时抗战已胜利，他也终于回到冀中与家人相聚。这一次，孙犁融入了自己的返乡情感，深切共鸣民间盼团圆的心愿，也由衷赞美故乡人民在抗战中的牺牲和功劳。讲儿女情长，《嘱咐》仍然延续荷花淀故事，但由于时势之变，这篇小说别具回望战争、反思战争的意义。
从情节来看，《嘱咐》正是《荷花淀》的续篇。水生参加抗战游击队已七八年,因为部队驻扎家乡附近，终于有了探亲的机会。他踏进家门，惊见幼儿长大，得知老父亲早已去世，数年间只有水生嫂艰难持家。然而，水生与妻儿短暂相聚后，甚至来不及给父亲上坟就赶着归队。水生嫂一大早起身，驾着冰床子（白洋淀冬天冰面出行的一种交通工具，状似小艇）送他离家。她临别嘱咐水生：“我为什么撑得这么快？为什么着急把你送到战场上去？我是想，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地回来，和我见面。”
水生嫂的嘱咐声声，充满依依不舍又表现出义无反顾。在以“家”为生产单位、为血缘共同体的乡土中国，如何调动农民参军是抗战面临的现实问题。孙犁出生于华北农村，当然知道农民固守家庭、轻易不肯离开世代栖居地。他当年投军之时，家里人就商量来去不能答应，最后还是老父亲下了决心。孙犁亲身经历这样的情理冲突，非常理解水生恋家却又离家的心情:“他们当兵打仗，正是为了保卫他们。暂时的分别，正是为了将来的团聚。”
水生夫妇的分离，是战乱时代无数家庭遭际的一个缩影。乡土民众愿意承受征战离别，外部动员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痛感家园破毁、性命濒危，发生应激进而主动应对。覆巢之下无完卵，保家必当卫国，为人也是为己。有感于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孙犁书写战争避开血泪控诉重在抒发乐观和生机。在他的笔下，守家/离家各司其责，前方/后方各有分工。那些参加抗战的男人、守家的女人虽有感伤却极少悲凄，因为他们坚定相信终有一天能赶走侵略者，待到抗战胜利以后合家团圆。
《嘱咐》中的白洋淀正值隆冬，没有荷花飘香只有严寒封锁，也成了水生嫂送别亲人的分离地。然而小说工笔画美，淡化离乱之悲。从水生的视角看来，冬天的霜花飒飒和白雾弥漫别有一番风貌，水生嫂驾驭冰床子技巧娴熟、风姿秀美：“她轻轻地跳上冰床子后尾,像一只雨后的蜻蜓爬上草叶。轻轻用竿子向后一点,冰床子前进了……她连撑几竿,然后直起身子向水生一笑。”对侵略者的愤恨、对家园安宁的期盼定格在这嫣然一笑。只要还有盼归的家，还有等待的家人，战士就有永不泯灭的热情，爱国救亡的事业就扎下了牢固根基。严寒已降春天不远，水生嫂以及无数民众在荷花水影里悠然织席、安居乐业的那一天，必定如约再现。
在“荷花淀”故事系列中，无论质朴美丽的女性形象还是温婉缠绵的夫妻情意，总连接着一个以死亡、离别为底色的艰难时世。正如茅盾评价孙犁：“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绘风云变幻的”。孙犁的文学生涯起始于晋察冀抗战，促成他的创作贯穿着介入现实、呼应时代主潮的关怀。有了“关怀”之重，才形成独具韵味的“对照美学”：儿女与家国、轻灵与深沉、优美与崇高、柔情与坚韧……“荷花淀”作为孙犁美学典范，从体贴、深入民间伦理收获晋察冀抗战经验、凝聚中华民族反侵略求独立的精神。
抗日战争既是中国人民遭遇的巨大灾难，也是其追求现代独立国家道路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里程碑，为当代留下重要的精神文化资源。孙犁熟悉劳动人民和乡村生活，他讲述的“荷花淀”故事以及贯穿他终生的晋察冀抗战书写，充分展现了作家在革命进程中的人文关怀，是乡土文学、抗战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孙犁并不致力于书写战争苦难与硝烟，而是着重表现民族正气和人民心灵的闪光、着重以“美”的形态展现时代脉搏及抵抗精神。在当年的解放区文艺中，孙犁淡化苦难、彩笔画美的创作风格独树一帜。在一代代的文脉传承中，孙犁身上那种“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和“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更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荷花淀”派。在复兴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力的新时代，孙犁以及“荷花淀”派的创作仍然可以为我们当下的作家提供丰富的启示和借鉴。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左翼文学与中国近现代的士绅变局”（22BZW1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