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宗璞自幼在父母的引导下广泛阅读了唐诗、宋词等中国文化典籍。由于长期接受家庭伦理的熏陶与传统文化典籍的潜在影响，与同代作家相比，宗璞的写作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素，这突出地表现在她对家庭伦理价值的重视上。在成长的最关键阶段，宗璞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度过的。在“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下，“家国同构”的意识强势注入她的思想与认知逻辑，并促成了其在政治上的成长。家庭与时代因素的共同影响，建构起宗璞个性化的写作风格。她在处理“家”在叙事逻辑中的形态与功能，确立家庭伦理在协调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传统文化因素注入人物性格塑造与文体创造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写体系。宗璞的创作表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价值观潜藏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历史与文化实践中。对优秀传统伦理价值的深入开掘，既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转化，也有利于构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

关键词 传统文化；宗璞；家/国伦理；“野葫芦引”系列

在文学创作领域，宗璞涉猎多个文体类型，比如小说、诗（自由体、格律体）、词、曲、散文、童话、翻译、文学批评，等等。仅就其小说创作而言，她将诗、词、曲等传统抒情文体融入叙事，形成了突出的“互文”和“杂”文体现象。借用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理论，不同文体背后都隐伏着不同的“语言形象”与语言主体，包含了多种文体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则包含了多声部的“杂语”。很显然，宗璞“兼善”多种文体以及她的小说呈现出“互文”和“杂”文体的现象，与她作为书写主体的“语言形象”及身份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有关。

这也恰好印证、解释了宗璞在文学批评与文学史领域相对“落寞”的原因——学术界对“又古典又现代”的宗璞只能进行局部的、片段的阐释，而对她创作中更独特的话语成分丧失了解释的有效性。对宗璞创作予以“古典”与“现代”的指称都是正确的，但她何以古典又如何现代？古典资源到底如何深层次地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还是一个仍未完全说清、有待开掘的领域。

笔者认为，与同代作家相比，宗璞写作身份的建构性特征突出表现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联，其中，家庭伦理、大学教育、职业身份、阅读史等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本文从宗璞的家庭背景入手，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释她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第一，家庭的文化教育、伦理养成以及宗璞成长的时代环境是如何影响、规范了她的身份塑造与建构？第二，儒家文化和伦理如何影响了她的题材选择和人物形象塑造？第三，宗璞的文体与修辞偏好的逻辑理路是什么？

一 “家”与“国”：身份塑造与文学取向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与其夫人任载坤育有两子两女，宗璞行三，是冯先生次女。除特殊原因造成的分离外，宗璞大部分时间都与冯友兰夫妇生活在一起。冯友兰是学术成就集大成者，宗璞的身份塑造与伦理文化认同受其父冯友兰影响甚巨。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出生于河南唐河县祁仪镇的一个封建大家族中。他在文中介绍过自己的家庭情况：“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有学者将中国世家传承的密码定义为五个字：礼、经、文、武、财，并分别对应着五种不同类型的世家。冯家至少在“礼”与“文”上堪称世家典范。首先是“礼”。冯友兰的父亲以进士的身份获任崇阳县知县，但短短几年即逝于任上。在家庭顶梁柱突然摧折的情势下，冯母在维系家族发展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当然，族中伯、叔也起到了保护、支持、引导的重要作用。在私有制占据根本地位的社会中，不少封建家族因为财产纠纷、兄弟阋墙、妯娌反目等原因导致破败与分崩离析，冯家能在男性家长缺席的情况下维持家族兴旺、人才辈出，显然与儒家文化历来所遵奉之“礼”不无关系，与以“仁”“义”为内核的儒家伦理的培育不无关系。其次是“文”。冯友兰的祖父、伯父、父亲、叔叔皆以科举入仕，冯友兰的祖父、伯父、父亲和姑母均能写诗，分别编有诗集《梅村诗稿》《知非斋诗集》《复斋诗集》和《梅花窗诗草》。这种家族“诗风”延及后代，冯家先后又出现了冯沅君、冯钟璞（即宗璞）、冯莱（宗璞侄女）三代女作家。冯友兰的诗“吾家代代生才女，又出梅花四世新”即描述了家族诗风绵延的盛景。陈来教授说冯友兰“性至孝，能诗文”，称他为“吾国之硕儒”，当是准确地看到了冯家的儒家文化背景及冯友兰在家庭文化传承中的贡献。

宗璞长期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在兄弟姐妹四人中与父母保持了最持久最亲密的关系，她的父母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让她自幼即开始领受到传统儒家伦理与“诗教”的影响。宗璞说，“父亲对我们很少训诲，而多在潜移默化”，她感到“他总在看着我们，关心着我们”。而从宗璞所作大量记述父亲的文字中，我们也可以读出她对父亲的热爱与崇敬。冯友兰曾有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慈”“贤”“孝”正是宗璞从家族和父母那里习得的伦理精神内核。关于文学启蒙和“诗教”传承，宗璞承认，因为一直不住在一起，姑母冯沅君对她的影响不大，“倒是父亲……对我起了启蒙作用”。宗璞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并且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外国文学当然构成了她文学资源的一部分。但显然，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资源，才是宗璞文学知识和精神滋养最重要的来源。

冯家家庭内部的伦理实践与“诗教”使宗璞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礼）”的人。有评论家用“大家闺秀”来指称宗璞的身份。“大家闺秀”是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物，在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阶级革命的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大家闺秀”是很难存世的。但文化的特征即在于它水滴石穿的韧性，不会轻易“断裂”，会以有形无形的方式浸润、影响个体的精神生长与人格建构。浓郁的家族文化氛围、家庭伦理实践及父辈文化倾向的影响、对中国经典诗文的广泛阅读等使得宗璞“大家闺秀”身份的养成成为可能。

“大家闺秀”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身份命名，这里借用它的前提是剥离了这一称谓表面所指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贵族身份，以及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闺阁作派，是用来描述宗璞文化身份的一个侧面、一种特色，而不指向她文化身份的全部。这种文化身份的基本特征是：节制、中和、理性、沉稳的精神气质；对母亲、妻子、女儿等传统的性别伦理角色的恪守；对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伦理的价值认同，以及在知识层面上对传统诗词曲赋的熟稔，而且能够在小说叙事中信手拈来。这种精神、伦理和知识层面的身份特质影响了宗璞的小说创作，在题材、故事等内容层面，在人物关系设置、叙述方式的选择等形式层面，在意象选择等修辞层面、更在思想逻辑等文本建构机制上，这种影响都是存在的。

宗璞并非只有“大家闺秀”的文化身份，她的身份塑造与建构、她的伦理与文化认同除了通过家庭与传统文化相粘连以外，还与她成长的时代背景紧密关联。

宗璞1928年出生于北平，在清华园度过了安稳、温馨的童年时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破家亡”成为宗璞成长经验中最重要的历史记忆。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宗璞亲眼目睹了西南联大师生“毁家纾难，弦歌不辍”的艰辛历程。抗战结束后，清华大学返回北平复校，宗璞于1946年随父母重归清华园居住并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在宗璞成长最重要的阶段，“国破”与“家亡”同时发生。与姑姑冯沅君身处和封建习俗、封建伦理抗争的时代语境不同，“抗战”成为宗璞青年时代最主要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在“统一战线”旗帜统御下共同抗敌御侮成为新“共识”，民族的观念、爱国主义成为当时的一种主导性观念。再加上父亲冯友兰的直接影响，爱国主义的观念成为宗璞最主要的观念认同。又由于“家亡”与“国破”的直接因果关系，“家国同构”成为宗璞一种顺理成章的认知逻辑与认同理念，爱家与爱国具有了一种血脉相连的价值意义。

时代因素对于宗璞身份塑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落实在其与“西南联合大学”知识分子圈层的关系上。“抗战”时期昆明的“战时”氛围，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虽非“孤岛”又类似“孤岛”的封闭性，让“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有了一个在相对自治状态下独立自主、发展高等教育和进行学术研究的契机。虽然物质条件极度艰苦，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却创造了科学奇迹、延续了“弦歌不辍”的文化胜景。杰出的科学和文化成就、在艰难窘困的环境中患难与共所形成的兄弟姐妹般的情谊，让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圈层成为一个文化气氛浓郁、学术取向多元包容、政治上又有高度凝聚力的群体。冯友兰是这一圈层的核心成员之一，冯的同事朋友则是圈层的主要成员。这种置身其中、感同身受的深刻体验对宗璞的身份意识和伦理文化认同感的培养相当重要：第一，一种类似大家庭的氛围、同舟共济、相濡以沫、抗敌御侮的情谊强化了她对家/国一体的认知；第二，父亲之外，与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等自然科学家和闻一多、朱自清、王力等人文知识分子的频繁接触，不仅让她在知识层面开阔了眼界，更让她在文化气节与精神风度上受到熏陶与感染（这些人物后来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原型和重要的想象资源）；第三、“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西南联大”精神令宗璞加深了对国民党腐败和反动本质的认识，促使她在政治上逐渐靠近革命，直至加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来。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宗璞不属于那种以丰富的社会经历取胜的外向型作家，而属于本真的、以自我反思为主的内向型作家。从题材选择来说，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她小说的主要描述对象；她塑造的最多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带有自传性与父辈传记性的“父”和“女”的形象。“父”的形象有《红豆》中的父亲、《知音》中的物理学家韩文施——与“文史”谐音、《弦上的梦》中的梁锋、《三生石》中的梅理庵、“野葫芦引”系列中的孟樾等。“女”的形象，则如她三部最重要的作品《红豆》《三生石》和“野葫芦引”系列中的女主人公江玫、梅菩提、嵋。这一女性形象系列有很强的自指性，构成了自传性人物形象的主体构架；她的重要作品讲述的核心故事是“父”“女”两代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大潮中如何走出家庭、走出大学、走向社会、参与革命的经历，从话语类型上来说，构成了“革命历史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宗璞成长经验、文化身份认知、知识和精神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她对革命历史的讲述具有了鲜明的个性色彩，也从一个侧面丰富了“革命历史小说”的思想文化和美学内涵。

二 《红豆》的发生学意义：家/国同构、革命/承孝同向

宗璞的第一篇小说《A·K·C》发表于1947年，但其真正的当代性写作始于《诉》，代表作则是《红豆》。在接受施叔青采访时，宗璞这样谈起《红豆》：“我写的其实是为了革命而舍弃爱情，通过女主角江玫的经历，表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在革命中成长。”如果回到具体的语境（包括家族经验）与“互文”的网络中细读《红豆》的话，那么它的意涵远比这个概括丰富复杂得多，其独具特色的认知逻辑和美学形态使其在类型化的书写模式中极具个性化和标示性。

从革命发生的动力结构来说，江玫走向革命有着清晰的心理动因和自洽的逻辑秩序，推动其成长的动力既有政治、社会等宏观因素，也有家庭、朋友等微观的伦理因素，二者构成了一种相向而行的合力。江玫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女儿，家境优裕。“江玫的二十年的日子，可以说全是在那粉红色的夹竹桃后面度过的”。五岁时父亲不明不白地消逝（母亲一开始对她隐瞒真相，后来才告诉她，父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母亲有病却无钱救治，小家庭的日子每况愈下。由“小家”到“大家”，江玫看到的是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的现实，她走出小家、走向抗争的第一线就是一个必须、必然的选择。此外，促成江玫走向革命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助力，即同寝室的同学、共产党员萧素的引领。从常规的叙述规范而言，萧素像江华、卢嘉川一样占据的是一个“引路人”的位格，她与齐虹（践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人生道路的代表）共同争夺江玫从而构成了小说的“三角结构”，但作者将萧素设计为一个女性角色，而且通过书写萧素试图为江玫母亲输血、将江玫称为妹妹等情节强化萧素作为亲友的身份，在突出萧素作为“引路人”的政治身份的同时，也重视她作为亲人的伦理身份。也就是说，萧素的引领力量一部分是来自她作为共产党员的神圣召唤，即“而萧素正像是指导着唐尼的李茵（艾青《火把》中的主人公，作者注）……她觉得自己在和上千的人共同呼吸，自己的情感和上千人一起起落。”另一部分则来自于这位情同手足的“姐姐”，来自于萧素突然被捕入狱给江玫带来的义愤之情和感恩之举。

……她领头喊着“为死者伸冤，为生者请命”的口号，她奇怪自己的声音竟会这样响。她想到，在死者里面有她的父亲；在生者里面有母亲、萧素和她自己。她渴望着把青春贡献给为了整个人类解放的事业，她渴望着生活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动。

很显然，父亲、母亲、朋友（姐姐）包括自己共同构成的“小家”是江玫走向革命的动力之一和中介，“家不成家、人不像人→革命→让家成家、让人像人→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叙事逻辑。这一叙事逻辑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心理逻辑和历史逻辑：个体的幸福生活（包括男女之间的爱情）要在一个健康温馨的家庭中来培育，完整健康的家庭需要公正的社会来保障。而国民党的政治黑暗与腐败摧毁了社会的公正性，导致民不聊生，危机四伏；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个体生存的“巢”（江玫被同学称作“小鸟”，小说中关于“家”有一个“巢”的意象）在当时社会这棵摇摇欲坠的大树上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因此，起而抗争、走入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就是一个个体必须担负的伦理职责。为了祖国和革命这样的宏大历史目标，牺牲个人的爱情是必然的个人选择与历史选择。的确像作者自己所表述的那样，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为了革命而舍弃爱情”。但很显然，在“为了革命而舍弃爱情”的主题之中其实还蕴含着“家”所负载的传统文化伦理维度，即为了家，为了报答父母和朋友也要舍弃爱情。《红豆》由于书写出了一种非常贴己的伦理情景、伦理情感、伦理逻辑，让江玫的成长道路变得更加可触可感，也让小说在众多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变得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情”。

在审美情感的处理上，这篇小说所体现出的美学气质让它在宗璞的小说中极具代表性。小说细腻地铺陈出男女主人公身份的相似性和情趣上的投合，两人爱情的发生有着合理、合情的伦理情境支撑，使“爱情故事”有了自洽的情感与思想逻辑，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在历史转折的大时代、大历史、大环境中，个人的感情与大时代、大背景下的政治抉择，被放置到女主人公于二者之间必选择其一的情境中。江玫选择革命有其思想、性格成长的合逻辑性和历史的必然性，牺牲爱情就成为一种为更崇高、神圣的目标而作出的悲壮之举，她在人生十字路的选择，她的“为了自由故”，抛弃生命与爱情的裴多菲式的伦理观，产生了净化心灵的强烈冲击力。小说既未忽视对个人情感作丰富细腻维度的表达，也写出了在传统文化伦理熏陶下的现代知识女性在经历自我成长之后以“克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毅然选择了革命这一带有时代与历史必然性的人生道路。《红豆》以悲壮、崇高为主要审美特征的知识女性成长叙事，为它的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红豆》表现出家/国同构、革命/承孝同向的内在肌理。这也可以从小说的意象系统中看出来。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中，但又在一个贫苦的佣人家里被抚养。《三家巷》中的周炳出生在广州的无产者家庭里，但从小被过继给民族资本家陈家，一生都要和剥削家庭的影响抗争，这一设计同样意在加强他与资本家家庭的对立性。林道静所出生的“家”与周炳被过继的“家”均因其剥削品性与道德污点而成为主人公成长过程中必须否定与背弃的对象。《红豆》中放置红豆的盒子、放置盒子的墙洞、所引童话《彼得潘》中的“绝域”、两人所喜爱的琴房、定情的圆明园等，与“小”“家”“个人”关联的空间场景，以及宿舍、街道、广场等“大”“众”“公共性”的场景，似乎也构成了《红豆》中江玫成长的不同空间。而江玫作为“小鸟”如何由“粉红色夹竹桃后面的家”飞翔到广场、加入到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当中，就构成了这篇小说的核心主题。但仔细考量后会发现，在这一空间意象体系中，“家”与学校和广场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否定关系而是表现为兼容、互通的关系——从“家”到“广场”是必由之路，但“家”不是废墟、不是罪恶的渊薮。江玫的成长是一个化茧为蝶的故事、一个从“童话”到“成年”的成长故事，它遵循的逻辑是：天空和广场的阔大并不以否定家的意义为前提，走入大众、走向广场、走向革命是人成长过程的“应然”，但家庭带给青年人的并非都是负面因素。与1948年以前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江玫相较，革命化以后的江玫当然经历了一次“蝶变”，是“成长”，但她并没有以“埋葬”过去的江玫、否定负载着传统文化的“家”来作为革命者江玫“成长”的逻辑前提。小说中，作者并没有让江玫隔着窗子将红豆抛出去来作为对过去那个江玫的一种彻底否弃。

《红豆》不是一篇传记性作品，更不是作者自传。但无可讳言，《红豆》有自传性，其自传性突出地表现为两点。一是，江玫在革命转折关头所面临是“去”还是“留”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宗璞和她父亲冯友兰的经历为本事的。北平解放前夕，在美国讲学的冯友兰既没有选择留在美国，也没有选择南下台湾，而是选择回到北平，参与到保护清华大学的工作中。和江玫一样，选择留在祖国是宗璞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转折点。二是，小说中江玫所表达的心声——走上革命道路既是为了祖国和人类的解放，也是为了给父亲和母亲报仇，拒绝齐虹的爱情和邀请她出国的请求同样既是为了祖国也是为了父母。在此，宗璞想要表达一种清晰的情感与思想的论断：尽伦与爱国互为因果、相互支持，“革命”与“承孝”一举两得、同向奔赴。

这种情感与思想的踪迹，在“互文”关系里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江玫与齐虹之“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故事模式在宗璞的小说创作中有“原型”的意义，经常被重复书写。在《三生石》中梅菩提的初恋是这个“原型”故事的隐约漏迹，在“野葫芦引”系列小说中，嵋与无因的关系是这一“原型”的放大和写实化。在《北归记》中，嵋与无因的爱情悲剧与江玫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即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嵋的政治视野和社会视野日益开阔，走向“大家”、走向革命的道路选择日见清晰。但同时，嵋不选择出国与无因结婚的重要原因还有：母亲去世以后，她必须承担起照顾父亲的伦理责任（要在膝前承孝）。这一“原型”故事的“本事”（自传因素）虽然难以实证，但以“重复”为特征的“原型”修辞的出现，从创作心理学上来说，秘密地、隐晦地传达着作者的“心意结”。就是说，“家国同构”的认知逻辑、家庭伦理与革命伦理互为表里的思想内涵共同营造了《红豆》的独特气质，而这种气质的形成与作者文化身份的养成、与长期家庭伦理实践勾连在一起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是一致的。这样一种综合的表意体系和表意结构在宗璞其后的小说创作中如草蛇灰线一样地隐伏着，到“野葫芦引”系列时，宗璞对个体、家庭、祖国关系的书写不仅具有了更充分的情感与伦理温度，而且在“大仁”“大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核心语义上有了更深的开掘和更具创造性的美学呈现。

三 “野葫芦引”系列：文化守护与民族新生

“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依序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构成）是宗璞积30年之辛劳完成的一部鸿篇巨制。它在结构上对于宗璞整体创作的意义非常类似于“季节系列”小说对于王蒙创作的意义。它既是一次放大，一个“集大成”的作品结集，又是在经过时间的积淀、对人生的深思熟虑之后的一次“重写”。在《红豆》和《知音》中隐约现身的“父亲”形象，被塑造为职业与家庭身份、性格特征、伦理文化性格完整、清晰、饱满的大学教授孟樾；江玫化身嵋以后有了自己的“前史”：童年、少年期的经历及爱情的发生史；“家”被浓墨重彩地描绘为一个温馨的、充满文化与伦理关怀的所在，“国破”与“家亡”休戚与共的关联更加强化了其对“家国同构”的认知理念；尤其突出的是，八年全面“抗战”与“东西南北”的历史转圜，考验了中华民族的韧性品格与生命力，证明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神聚魂的塑造力，凸显了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巨大向心力。在《红豆》中初步展现的“革命”与“承孝”相关性的主题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血与火的考验之时，演变成为了“抗战”可以“抛家”的义无反顾，为了民族尊严可以杀身成仁的“大仁”，为了抗战的胜利可以英勇赴死的“大义”，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得到全面、充分地展现。

“野葫芦引”系列小说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作为叙事起点，以平津三所大学南迁并在昆明组成联合大学为故事的纽结和引线，以明伦大学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为主要叙述对象，书写他们在日军飞机轰炸、生活和办学条件异常艰难的情景中守护文化传统、坚持学术研究、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抗争、支持并参与抗战的故事。此系列小说从“国破”“家亡”“情殇”等多个维度展示了知识分子“毁家纾难”的爱国情怀、爱真求善的道德风骨、箪食瓢饮仍弦歌不辍的人格风范。

对三代人物群像的精准塑造是这部系列小说历史文化书写的最主要成就之一。

作者对三代人物群像的塑造有一个体系化的整体设计。一是，小说以历史学家孟樾家族“祖—父—子（女）”三代人为人物系列的核心，以同事、同学、姻亲、感情关系作为向外辐射的纽带，建立起人物关系网络。就像小说正文前的“人物表”所呈现的那样，这是一个以“家”为轴线、以血缘和伦理关系为主脉延伸至大学与社会的人物造像体系。二是，小说通过写“国破”“家亡”“情殇”将“国事”“家事”和个人的人生经历三个经验维度紧密地揉和在一起，尤其是对家庭伦理关系和情感经验的绵密书写，让它在“革命历史小说”的基础上与《红楼梦》这样的“家族世情小说”接续在一起，它在“革命史”这样的宏大历史线索中（八年抗战的历史脉经、《西征记》中对“战事”的描写、以葑这样的革命者形象穿插故事始终等），穿插进对“国破”“家亡”背景下新的伦理情景的出现、伦理关系的重整及个人命运轨迹的追踪描摹等。

像吕清非这种既身为封建家族的家长又同时具有革命情怀的老年人形象，在宗璞以前的小说中还从未出现过，即使放到现当代文学史中也是难得一见的。吕清非是一个大的封建家族的家长，广纳财富，以诵读传统文化经典安身立命，但他既不僵化也不保守，他对家人尤其是晚辈充满温情，让他们熟悉、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记住自己的根之所系；他对时局充满敏锐感知，对祖国面临异族入侵的危局充满忧患。当日本人占领北平、民族矛盾尖锐激化的时候，他坚定地支持中国人抗敌御侮，当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名声招降、“纳贤”，为侵略行为服务时，他以死相抗，表现出光彩夺目的民族气节。这一形象的新意在于：封建性的大家长并不必然地表现为思想上的僵化保守和道德上的腐化朽坏；一个真正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濡染的人，不但在道德人格上是可敬可爱的，更会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惊人的大仁大义之举。

在“野葫芦引”系列小说中，孟樾是一个核心人物，既是“祖—父—子”家族关系和伦理体系中的核心，也是“家—大学—祖国”社会关系和家国体系中的枢纽，他是三代知识分子形象系列“中坚”一代的代表人物。在家族关系中，他尽管不是长辈和儿女衣食住行的具体施予者（施予行为主要由妻子完成），但他与妻子相敬如宾的关系、对岳父、妻兄等长者彬彬有礼、对子女挚爱但并不宠溺的严慈有度的姿态、对朋友宽厚礼让的风度等，都体现了他的君子之风。书中，嵋想象着这样的情景：“山茶花过后，腊梅开花了，花是淡淡的黄，似有些透明，真像是蜡制品。满园幽香，沁人心脾。这正是孟灵己——嵋所向往的腊梅林，在她的想象中，腊梅花下，有爹爹拿着一本书，坐在那里。”这一情境颇似柳宗元“独钓寒江雪”的意境。与柳宗元类似，孟樾被想象为一个深得道家意趣的儒士形象。这样一个儒道兼修的文化人，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其文化性格有了新的发展。在日本人入侵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气节，国破家亡之际为明伦大学的存续发展所作的卓越贡献，政治上对国民党腐败的批判、文化上对民族自信心的重塑等，都建构起了作为“民族”和“文化”脊梁的高大形象。孟樾名字中的“樾”字有两个涵义：一是道旁的林荫树，二是树荫。人如其名，小说中的孟樾就是一个绿荫如盖的守护者形象，既守护着家、家人和家庭伦理，也守护着大学、守护着传统文化。

嵋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是第三代知识分子、即“子”（女）一代中的一个“成长型”的核心人物。她聪慧、敏感，对周边的人、事、物有细腻的观察、周致绵密的思考（与姐姐形成对比）；她内外兼修，仁厚诚朴，待人接物通情达理，在家执孝悌之礼、尊老爱幼，在外侠肝义胆、爱憎分明（与殷大士形成对比）；她克己欲、明大义，襟怀阔大，具有鲜明的民族情感，1948年为“忠于”祖国、承孝于父亲而“拒绝”了无因的爱情，与吕香阁形成鲜明对比。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下，她认同“女儿”身份、她自觉践行“忠、孝、节、义”等传统伦理，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她投笔从戎，战斗在民族抗战的最前线，被锻造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嵋这一丰满的女性形象告诉我们，在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中，女性在“家”是文雅孝顺的女儿；而当民族危亡当头之际，在外可以成为像花木兰一样奋勇向前、一马当先的女英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培养的女性人格的“知书达礼”，既可以表现为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彬彬有礼，也可表现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抛家舍业、乃至献身捐躯的大仁大义、大礼大节！

“吕清非—孟樾—嵋”是“祖—父—子（女）”家族、代际系列形象的主干，他们是家族伦理、道德、文脉的维护者、践行者，传统文化在他们之间“代代相传”；同时，他们又是作为晚清革命党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代际”传承者，在民族矛盾、历史更替复杂交织的历史情景中实现了爱祖国、爱理想社会、爱党爱人民的政治传承、文化传承。在他们身上，爱亲人、爱家、爱他人的“仁爱”伦理，读书、教书的文化传袭，以及爱人民、爱祖国的国家伦理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体化的。这一形象系列有力地证明了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内核：个人包裹在家里、包裹在社会里、包裹在祖国的怀抱里，为了家之温馨、国之安定，个人是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正是许许多多中华儿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抛“小家”救“国家”的仁爱之举，中国才赢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胜利。

在“祖—父—子（女）”三代知识分子形象之外，小说里另外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吕香阁是宗璞小说中从未出现过的一类形象，她作为嵋的对比形象寄托着作者特殊的文化思考。吕香阁是封建大家族中一个仆夫的女儿，生活在社会和家族的夹缝中，但她通过“背信弃义”“不忠不孝”等几乎所有的违规破矩、背德逆律的方式实现了个人的目的。“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占领北平，她抛下主人和父亲，跟随凌雪妍去往解放区，途中与已婚的房东儿子私奔，弃凌雪妍于不顾。因觉得房东儿子无利可图，便又搭上一个锡商到了云南，其后卷走锡商的大部分财富又到了昆明。凌雪妍是她的恩人，但她编造凌雪妍有婚外情的谣言，破坏凌雪妍的声誉。她以弱女子的形象骗得包括弦子男友在内的外国人的信任，一边做着咖啡馆的生意，一边贩卖玉石和烟土。她诱惑保罗，破坏了弦子的爱情，但最后却又选择与一个财主的儿子远渡重洋。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国破家亡”打破了固有的社会与家族秩序，所有人都经历着大到民族大义、小到交友恋爱的“小节”的考验。以孟樾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以孟夫人为代表的家庭女性，以凌雪妍、玮玮、弦子、嵋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在家国离乱中即便是以身许国、极度贫困，都始终保持着心态的安稳与平和，以持常守节、云淡风轻的态度去面对动荡与颠沛流离。这显然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成效，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培育的结果。相比之下，吕香阁的城府与心机，对道德准则和伦理秩序的犀利挑战与破坏，则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展示了出来。嵋体现了家庭所负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与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的紧密联结，而吕香阁这样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与民族大义面前都经受不住考验。

宗璞对吕香阁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应该受到了《红楼梦》等“家族世情小说”的影响，吕香阁的身上有袭人、麝月、秋纹、春梅等颇有心机的众丫鬟们的影子，但作者却将她置于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来考验，将她放在与凌雪妍、弦子、峨和嵋的对比系统中进行书写（小说中写到一处细节，五个女性分别选择白色、绿色、蓝色、红色和黑色的烛火，比较谁的更先熄灭，此处明显带有意象色彩），显然寄予着作者更深的美学思考。在小说中以雪来指涉凌雪妍，象征着纯洁与一尘不染，她的早逝引起读者无限痛惜的情感；以绿色来指涉艳丽而又神秘的弦子，她的爱情选择与人生道路充满了奇崛的意味，带给人的阅读感受是疑问与好奇；对峨选择了蓝色来相喻，与她性格的玄奥、冷僻相匹配；以红色相喻的嵋最让人愉悦，她宽厚的个性和为孝心牺牲爱情的人生选择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的暖意；而对吕香阁喻以黑色，她的阴冷、令人捉摸不定的个性，为了出人头地她将所有人踩在脚下的冷酷与果决，又让人产生一种冷飕飕的阴郁感。这一形象像扎在肌体里的一根刺，提醒着人性的复杂、生活的复杂，提醒着家庭的失序、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夹缝中会孳生出多么可怕的文化人格。

葑是小说中另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形象。他是小说所塑造的第三代，即“子”一代形象当中年龄较长的一位，是嵋的叙事目光所追踪的一个“大哥”形象。或许是作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革命经历相对陌生（对葑的叙述大都由旁观视点完成，很少直接叙述），这一形象似乎一直笼罩在一股“神秘”的雾气中，身份神秘、行踪神秘、性格也神秘。这种神秘性是由作者在故事内外所赋予他的一种“矛盾”“悖论”的组合式性格逻辑造成的。作为故事内部的一个人物，他的情感与革命追求是相矛盾的；他为革命出生入死，但有时又似有难言之隐。在作者想象与修辞的层面上，他也似乎被“矛盾”地对待着。他好像有种超凡的男性魅力，有种引而不发的激情，最优秀的女性倾慕于他，但他又是被动的、退却的、甚至是拒绝的。看得出来，作者喜爱这个人物，但让他的一生都活成了“亏欠”和“愧歉”。作者在小说里所采取的命名方式一贯地擅用意象，作者让他住在昆明的“蹉跎巷”，暗含着对其性格与人生价值的判定。他的名字“葑”，意为“蔓菁”，一种野生的草类植物。葑（蔓菁）的无根或植根不深的自然特性似乎正好隐喻着他的命运和作者对他的文化评价：蹉跎、漂泊与荒芜。葑无“根”可依的飘荡和无“信”可守的犹疑，与孟樾的自信、沉稳和嵋的娴静、温润的文化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孟樾的自信、冷静与沉稳是基于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嵋的娴静与温润则来自长期浸润于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成长于稳定的、长幼有序的伦理环境。用“山、玉、木”当部首为嵋、玮玮、孟樾等人命名，以“草”字头为部首替葑来命名的方式似乎象征着作者的一种文化价值评判：文化之根、伦理之源对于个体的人生选择是何其重要。如果说，对负面人物形象吕香阁的塑造告诉我们，优秀传统文化与伦理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无比重要；那么，葑这一形象的塑造则告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必须是坚定的、纯粹的，任何的矛盾犹疑与不够坚定，只会导致“不伦不类”的人生结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实践，只有深深扎根在中国实际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才能走出光明的坦途。

为了承载起如此厚重的文化历史内容和复杂的人物形象体系，“野葫芦引”系列小说在文体上有一系列别出心裁的处理。嵋除了是作品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以外，她的人物视点还是整个系列小说内聚焦的叙述视点，小说呈现的人、事、物大都是经由她的眼光和意识所“过滤”的，由于她女性的、文化人的身份，经她“过滤”的历史是一段“有情的历史”、有温润的文化光泽的历史。似乎是一种“越轨”的笔致，“她”（嵋）在叙事过程中有时变成了“我”——一个后设的、亲历了那段历史的人在当下、在“我—你”人称叙述结构中的讲述行为，使得系列小说变成了“故事+反观故事”的复合结构。不仅如此，小说中还插入了一个特殊的文本系列，如《一封未发出的信》《一封发出而没有到达的信》的“书信体”文本，又如《野葫芦的心》《炸不倒的腊梅林》等类似日记的“札记体”文本。这些被巴赫金称为“规范的但非艺术性”的文本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所发出的私密信息，要么是细腻、隐秘的情感流露，要么是从独特个人身份出发所作的颇富哲理性和历史感的思考。这个“信札体”的文本系列是对不同主体所讲述的故事与历史的充实或提升。更为别出心裁的是，该系列小说有个统摄的“序曲”，它是由从《风雷引》到《望太平》的六部散曲所构成的套曲。从内容来看，套曲“重述”了从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历史曙光乍现的历史；从形式上来说，典雅的意向、复沓句式带来了一唱三叹的感喟，散曲这种带有民间性特征的古典文体本身所携带的历史沧桑感等，赋予小说“感时忧国”的历史韵味。从文体上来说，六部散曲是由故事之外的“作者”书写的，另有一个“语言主体”，这一古典性、抒情意味很强的“作者话语”是对故事的覆盖和重述，具有浓烈的历史意味，是一个将抒情与叙事、诗与史高度融合的“超叙述层”。这种“超叙述层”的设计，在结构上类似于《三国演义》的开篇《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和《红楼梦》前五章“石头转世”“木石前盟”“太虚幻境”等之于整部作品的意义。

这样看来，从叙述体例上来说，“野葫芦引”系列小说并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而是由多个叙述角度和多个叙述分层，将写景、叙事、抒情、意象美学等手法熔铸在一起的一个“超叙事结构”，一个繁复的、史诗式的表意系统。这一表意系统既有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创造性转化，也有对西方现代叙述体例与技术的巧妙征用（内聚焦的叙述视点、“故事+反观故事”的复合叙事结构等源自“元小说”的叙事技巧，明显受到西方现代叙事诗学的影响）。正是凭借这一“超叙事结构”和表意系统，才能将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全景式地展现出来，才能将三代知识分子历练成长的精神脉络勾勒出来，才能把“东西南北”的自然与人文有序地融铸在一起，才能深刻地揭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浸润、护佑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史诗式的文本结构实现了与社会结构、历史结构的有效对应，形成了“宏大叙事”与恢弘历史及家国命运（内蕴个人命运）的有效统一。

除了《红豆》和“野葫芦引”系列小说，宗璞的其他作品具有同样的文化底色，如《米家山水》《心祭》《朱颜常好》《长相思》等。宗璞“兼善”多种文体的现象背后，实际意味着她所接受的文化滋养的多元性与丰富性。除了自幼阅读中国文化典籍、一生从中受益以外，她也广泛涉猎外国文艺作品，在其文化性格和写作资源中，西方文学影响的痕迹也历历可数。但毕竟中国传统文化是其精神与艺术资源的大宗。在父亲冯友兰的影响下，儒家文化与伦理对宗璞产生了既塑型又塑魂的深刻影响。因而，她在思考个体的人生道路选择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时，对家庭伦理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细腻的书写；结合自己对传统伦理角色的认同，她既塑造了“孝顺”的性格温润的家庭儿女，也同样塑造了为民族命运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祖国儿女。在她笔下，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义”内核，既培育了优秀的家庭伦理，也缔造出优秀的国家伦理，家/国伦理体现出高度的整体性与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