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说是具有兼容性的混合文体，也是一种复杂的叙事艺术。作为意识活动的产物，小说天然地具有主观的性质——它表现了小说家对人和生活的情感、态度、认识和评价，没有这种主观因素的介入，客观的描写就有可能被降低为琐碎而混乱的描写，还有可能成为细节和物象的无意义的堆砌。但是，现实主义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写实和写真的客观文体，真实和可信是它的重要品质。因此，小说家必须克制自己的任性的主观冲动，必须使它服从事实和逻辑制约，从而客观而公正地描写人和生活，最终使自己的作品像镜子一样清晰而富有美感地映现人和生活的真实面貌。在一部成功而完美的现实主义小说里，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总是维持着和谐而平衡的关系。

柳青就属于求真的客观主义小说家，准确地说，他是一位强调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他看来，小说家在生活的影响下进行写作，小说不是纯然主观想象的产物，而主要是体验、观察和认识生活的结果。他虽然也注意到了作家的个性和态度对于小说写作的意义，但绝不将这主观性范畴的东西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而是将作家的主观意识置于生活的客观逻辑和客观规律之下。一旦作家的主观意识成为一种任性的力量，恣意地凌驾于客观生活之上，他就会歪曲地、虚假地理解和表现生活。为了遏抑作家的主观主义冲动，柳青强调小说家要有科学精神，要具备科学家研究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人们强调现实主义小说的客观性，其目的固然在真实而准确地描写复杂的生活事象，但首先在保护和尊重人物的个性地位和话语权利，在限制作家对人物的性格、思想和话语的主观主义装置。柳青就经常强调人物塑造的客观性效果，总是提醒人们要将人物摆放在小说叙事的重要位置，要从人物的角度来观察和描写。当然，从“复调小说”理论的宏观角度来看，柳青的“人物中心”理念还停留在微观的技巧论的范畴，他还没有意识到，最高程度的“人物中心”理论所关注的，不再是小说写作的具体技巧，而是现实主义小说伦理的根本原则，即要让所有人物都获得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思想的权利，都有机会在多声部的对话语境里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一个“消极写作”（1）成为流行模式的时代，柳青的现实主义小说理念，体现着客观性和科学精神的小说写作经验，就有了补偏救弊的价值和意义。它有助于人们理解这样一个规律：只有小说家意识到了客观性对于小说的意义，只有当任性的想象和非逻辑的叙述被戴上理性和科学的羁勒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克服小说写作上的任性的主观主义倾向，才能克服独断的作者中心主义倾向，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写作才有可能真正成熟起来，才能最终达到理想的境界。

一

就像哲学上的不可知论者倾向于将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视为无序甚至神秘的偶然现象一样，文学上的“反本质主义”的主观主义理论，则倾向于将小说当作没有规律和标准的精神现象。然而，无论生活还是小说，都有自己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规律，但小说则是受这逻辑和规律制约的“不得不如此”的艺术现象。

英国学者布拉德雷说：“客观性或必然联系的意识，我们时常把它看作判断的根本，归根到底，也是要指谓着实在才有意义。一个真理之为必然，就是在某种状态下不得不如此。”（2）他将客观现象置于主观感觉之上，以近乎绝对的语气强调了客观现象的切切实实的价值和意义，一位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也应该从“阻塞我们耳目的烟幕”中跳脱出来，接受“客观性或必然联系的意识”，承认那些“不得不如此”的基本规律，承认现实主义小说的光荣在于尊重人和生活的现实性和客观性，并把这现实性和客观性看作自己观察生活和塑造人物的“根本”。一部小说的品质、价值和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客观性或必然联系”的重视程度，决定于作家对现实性和客观性的尊重程度。

一旦现实主义小说家懂得了尊重客观性的道理，他就会自觉地克服任性的主观冲动，就会尊重人物的人格和思想，就会在小说的叙事和描写中客观地表现他的处境、思想、愿望和心情。与其他艺术和文学体裁比起来，现实主义小说更有理由强调这种“仁厚的客观性”，更需要将尊重人物当作一种基本的美德。因为，只有靠着这“仁厚的客观性”来塑造人物，作品才能获得客观效果和真实效果，人物最终才能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生命、个性和思想的人。

为了获得现实主义小说叙事和描写的客观效果和真实效果，小说家就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修养，尤其要具备冷静地观察生活的能力，以及客观地分析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应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意识和科学家的素养。没有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现实主义小说家就不可能掌握冷静地观察人和生活的能力，就很难精确而深刻地分析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及人物与生活环境的复杂关系。

从科学的角度看，作为研究人的精神现象的特殊的“社会学家”，现实主义小说家也应该学习自然科学家的方法，像他们那样关注“事实”和“现象”。我们固然应该接受哈耶克的建议，清醒地认识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社会科学的事实仅仅是意见，是我们研究其行为的那些人所持的意见。它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事实，因为它们是不同人所持的信念和意见，它们本身不管是对是错，都是我们的素材，我们不能直接到人们的心智中观察它们……”（3）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直接研究物质现象”，而社会科学“首先研究的是思维现象或精神现象”（4）。但是，对小说来讲，这样的泾渭分明的区分，意义似乎也有限。因为，现实主义小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科学现象，或者说，它是一种以最大程度的自由往来于一切知识领域的心智活动。在某些特定范围内，或者针对某些特定问题，现实主义小说家应该像科学家一样，把关于“事实”的最真切的信息告诉读者。如果没有这些客观而真实的信息，那么现实主义小说家关于人物与他所生活的具体环境的描写，关于人物自己的心灵活动的过程的叙述，关于他的情感、信念和意见的表现，就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就无法获得理想的修辞效果。

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时代的某些小说家却狭隘地理解了小说艺术，严重地忽略了小说的客观性。他们不愿意承认小说艺术的科学性，也不愿意接受小说家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的观点。他们过多地强调小说艺术的虚拟性和主观性，过多地强调了小说家个人的主观经验，就像约翰·巴思在《后现代派小说》中批评西方现代派小说时所说的那样，“他们宣扬私人的、主观的经验高于社会经验”（5）。他们将文学与科学对立起来，将文学思维与科学思维对立起来，将想象与认识对立起来，将叙述与描写对立起来，将虚构与写实对立起来。非理性的幻想和超现实的“魔幻”被当作小说创作的重要法宝和神奇力量。在那些非理性主义者的认知里，小说写作纯然是作者意识世界的内部活动，与外部的客观世界并无多少关系，因而人们也就无须用客观性和真实性这样的尺度来衡量它。像被称为“机器人小说”的法国“新小说”、博尔赫斯的玄学主义小说、乔伊斯式的“意识流小说”和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像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大量的“消极写作”，都体现着否定小说叙事传统的解构主义小说观念，皆可被归入主观主义的小说写作模式。这样，小说就成了一个没有客观精神和纪律约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小说家可以任性地表现自我，任性地处理人物与生活的关系，任性地描写人物的意识和行为。在这样的小说中，描写往往是夸张而失度的，叙述通常是违反逻辑和违背事实的。

是的，是到了强调小说的科学精神的时候了。如果没有自觉的科学意识和严肃的科学精神，没有科学家的认真态度和分析能力，那么任何一个小说家都很难深刻地认识人和生活，很难塑造出真实的人物形象，很难描写出生活的真实面貌。在谈论绘画艺术的时候，达·芬奇反复强调科学对于艺术创作的意义。在他看来，科学意味着可靠的方向和方法，因而没有科学精神的艺术创作，必然是盲目和混乱的：“科学是将领，实践是士兵。”（6）只有科学才能帮助艺术家深刻地理解自己的表现对象，并创造出伟大的艺术，“那些作画时单凭实践和肉眼的判断，而不运用理性的画家，就像一面镜子，只会抄袭摆在面前的一切东西，却对它们一无所知”（7）。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理性的科学意识，如果不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理解自己面对的“一切东西”，任何一位画家都不可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不仅如此，没有自觉而成熟的科学意识，艺术家甚至连可靠的方向和目标都无法找到。现实主义小说是客观而真实地塑造人物的艺术，是帮助读者认识人、生活和世界的艺术，也是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确定原则和寻找方向的艺术，因而对它来讲，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显得尤其重要。

事实上，即便单单为了获得理想的艺术效果，现实主义小说家也须臾离不开科学，也需要培养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契诃夫在写给基塞列娃的信中说：“文学之所以叫作艺术，就是因为他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8）“本来面目”和“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就意味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格的科学方法。所以，在契诃夫看来，为了描写生活的“本来面目”，为了获得“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的效果，文学家应该向科学家学习，应该像他们那样观察和研究生活，最终客观地表现人和生活。“文学家应该跟化学家一样的客观；他应该丢开日常生活中的主观态度，……受生活外部条件的节制。”（9）契诃夫所说的“文学家”，主要是秉持现实主义叙事的作家，包括小说家，也包括戏剧家，因为他们都属于追求真实性和客观效果的文学家。莎士比亚就是一位具有科学家精神的文学家，他不仅不排斥科学，而且还热爱和信赖科学。他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人和塑造人，让文学和科学和谐地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是一位完整意义上的伟大作家——既是一位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的文学家，又是一位具有非凡的文学天赋的科学家，一位善于分析和洞察生活和人性的奥秘的科学家。对于那些受到任性的主观主义文学观念影响的小说家来讲，恢复对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尊重，像达·芬奇那样理解小说与科学的关系，像莎士比亚那样具备科学家的头脑，也许是他摆脱主观主义困扰、回到小说正道的前提条件。

作为一位有文学自觉意识和文学经验成熟的作家，柳青像达·芬奇和契诃夫一样，强调小说家的科学精神和小说的客观性，强调小说家要服从“不得不如此”的逻辑和规律的制约。小说家必须本着客观的求真精神，尽力消除读者与生活的距离感和隔膜感，从而获得一种高级形态的真实效果，就像柳青在《关于风格及其他》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开始阅读一篇小说，立即被作品里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作者强烈的真挚感情吸引住了，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朴素和生动，仿佛我们进入了生活本身一样，竟忘记自己是在读小说，一点也不觉得有人在运用技巧教育我们。”（10）尽管有的时候，柳青并未完全摆脱外部的整体性的主观力量对自己的小说创作的干扰，但是他的强调规律性和科学精神的小说理念，他的体现着客观性和科学态度的创作经验，依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充分吸纳。

二

在许多人的印象和认知里，柳青是一位业已“过时”的作家，他的创作经验则多是应该总结的教训，这无疑是一种狭隘而独断的偏见。从小说伦理的角度看，柳青的小说作品并不完美，但是从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角度看，从叙事调性和修辞性的角度看，他的小说观念和写作实践，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学思想和宝贵的文学经验。

时代的总体情势和流行观念，会影响每一个作家的情感和思想。文学是一种反映特殊情形下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经验的时代性现象。任何作家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之子。作家会受益于自己的时代，也会受困于自己的时代。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既能吸纳时代的精神滋养，又能摆脱时代的消极情绪和错误观念对自己的困扰和束缚。在写作《在旷野里》的时候，柳青从平视的角度来理性地观察自己的时代，但是在写作《创业史》的时候，他从仰视的角度热情地赞美自己的时代。在写作前一部作品的时候，他选择了“提问模式的小说写作”；在写作后一部作品的时候，他选择了“论证模式的小说写作”（11）。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同时从这两种模式里看见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看见他如何认真地观察生活和研究人，看见他如何努力地用科学与文学融为一体的方法，如何用亲切而充满吸引力的语言和修辞，来实现自己的文学创作的总目标——塑造具有个性和生命力的人物，创造真实而又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史诗性作品，最终推动生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柳青认识到了客观规律对于小说艺术的意义，认识到了科学精神对于文学实践的意义，这极大地影响并成全了柳青的小说写作。他始终将文学当作一种服从规律制约的客观主义现象：“谁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谁就有出息。那些不尊重客观规律的，随心所欲的人，终究是一事无成。”（12）对他来讲，写小说就意味着客观地研究人和生活，就意味着用科学的方法来实现正确的目的。他把诚实和真实当作小说写作的具有首要意义的原则，他倾向于描写那些自己看到过和研究过的人和生活。因为受了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绪的影响，他有时会过度放大人物身上的某些品质，但很少根据虚幻的想象来展开叙事和描写。在他的小说中，你也许会看到失去分寸的抒情，但很少看到缺乏真实感的细节。

在柳青看来，写小说不是任性的主观主义杜撰，而是严格的客观主义实践，因此现实主义小说家必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必须具有自觉而成熟的他者意识。他曾引用高尔基的话，表达了对作者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警惕和否定，以及对人物的中心地位的强调和尊重：“……小说里应该依据主人公的观点。如果小说里充满你自己的观点，那么你写出来的不是主人公，而是你。”（13）现实主义小说并不排斥作家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但是小说家的修辞性的主观意识要自觉地居于“客位”，要以符合现实主义小说诗学规律的方式渗透到小说的叙事调性和修辞性话语里。现实主义小说家要时时刻刻意识到，小说是以人物为主体的世界，因此要将人物看作独立于作者的主体，也就是说，要让人物成为他自己，而不是小说家的影子。

在柳青的现实主义文学认知里，科学与文学不是分离和对抗的，而是密切相关和相互交融的。对他来讲，科学就意味着真实，就意味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意味着从可靠的事实里寻求真相和规律的精神。1978年3月20日，在《延河》编辑部组织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柳青对青年作家说：“作家要使读者信服的，首先是实事求是的精神。”（14）值得注意的是，柳青虽然也强调“理想”，甚至将它与科学相提并论，但是他的理想主义不仅是实践和探索的结果，还应该具有科学的真实而可靠的性质。也就是说，至少从认知的角度看，像一切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柳青试图赋予自己的小说写作以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尽管时代的浪漫主义情绪和某些过于极端的社会观念，确实极大地影响了柳青的小说写作，但是在柳青的《在旷野里》《狠透铁》《创业史》等作品里，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在对人物的微妙心理和具体行为进行细节描写的时候，他努力用科学的方法来获得真实的现实主义效果。

柳青反复强调，小说家要像科学家那样尊重事实和规律，要用符合科学规律的艺术方法，准确地描写人和生活的客观而真实的情状。他将文学视为一种特殊的科学，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科学。他对女儿说：“你学习数理化，但一个人不能只懂数理化，也要懂得社会，懂得人生，文学也是一门科学，是研究人的科学。”（15）他强调，作家必须在实际生活中“认真研究各种人”（16）。与现实主义小说家柳青不同，现在的某些作家和小说家更愿意认同和接受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学意识和反科学的写作方法。他们不会像柳青那样近距离地、长时间地观察自己所要表现的生活，研究所要塑造的人物。他们既蔑视外部的客观世界，又忽视人物的主体地位，常常沉浸在缺乏逻辑感和事实感的臆想里，用极端的方式描写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常常把人物写成一堆缺乏正常人性内容的怪物，将小说写作异化为作者的主观主义狂欢。柳青文学观念中的科学主义精神，他的实事求是的客观主义观念，无疑有助于我们克服在当今小说家那里流行的非理性、反科学的主观主义弊害。

柳青对所有与人有关的科学学科都兴趣盎然。他“很喜欢心理学”，“像科学研究生一样阅读心理学的课本和学术论著。每当谈起这个题目时，他热衷于发表自己对心理学争论中的看法。他说心理学帮助他理解人的思维活动和环境对人的影响”（17）。1964年4月5日，柳青曾在创作笔记中这样说明作家工作的科学性问题：“作家在生活中最经常、最艰巨的工作是研究人的个性。这是一种科学研究工作。即使一点也不懂心理学、连一个心理学名词也不知道的作家，也在进行这个起码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像庄稼人一样，一点也不懂农业科学、连一个农业科学名词也不知道，也在进行起码的农业科学研究一样。”（18）显然，在柳青看来，人的一切活动都天然地具有科学的性质，而研究人则是文学最基本，也最具挑战性的科学工作。研究人就意味着研究人的个性，研究人的内心世界，研究人所生活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氛围。

柳青研究人的物质环境的科学精神和过人能力，集中体现在其《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里。在这篇论文中，柳青通过对陕北地理、气候、日照、温差、土壤和水文等因素的研究和分析，说明了陕北种植水果的优势：陕北发展水果种植的条件，不仅比我国现有的苹果产区理想，也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他还通过与其他地区的地理条件的比较，说明了陕北应该放弃单一的农业经营模式，选择发展以水果种植为主的多种经营模式。他参照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改变经济结构的经验，建议改变那种僵硬的经济模式，即“抱残守缺，强求各个经济区粮食自给”（19）。他预言了地下资源对于陕北经济发展的意义：“随着经济发展，陕北的地下资源也将被开采，特别是石油和煤。”（20）他还描绘了陕北未来的交通运输建设和文化教育发展的蓝图。

1955年，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改变土地经营方法的建议提交给陕西省的领导，却如泥牛入海，了无消息，据说还遭到了一位省级领导的轻蔑和嘲笑。然而，对那些关乎陕北人民福祉的事情，柳青终究还是难以恝置。1972年5月7日，在这篇“建议”修改稿的最后段落，他这样写道：“这次我在受审查期间，因病重不能劳动，在呻吟床笫之余，又想起这件事情。陕北老家来此探亲的家属和朋友，谈起那些连年干旱所造成的集体经济困难和人民群众的艰苦状况，我听了于心不安，促成我重新认真考虑这个建议。”（21）由此可知，《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是一篇充满求真精神的科学论文，也是一首充满爱的情感的现实主义诗篇。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切实的观点和可靠的判断，还显示出突破教条观念和僵硬模式的勇气和前瞻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陕北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土地经营方针”的改变，所实行的多元经营模式，几乎全都是按照柳青的设想和建议来展开的。

柳青对于土地的关注和研究，本质上就是对人的关注和研究。他像研究土地一样，研究人和生活，研究人如何通过有组织的劳动摆脱贫穷的生活状态。像《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样，他的小说创作不仅体现着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客观的描写技巧，还体现着他对人和生活的美好期待和伟大善念。

三

就像研究陕北的土地和自然环境一样，在小说写作上，尤其是在细节描写上，柳青同样显示出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他会专心而专业地分析人物的性格，分析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在旷野里》《创业史》等作品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柳青对人物内心的客观情状的不乏诗性的客观描写。

就具体的写作实践与经验来看，柳青的客观主义小说理念，主要体现在三个面：一是对情节发展的描写和叙述要符合生活的客观规律和基本事实；二是对人物的心理和行为的描写要符合人物的个性和心理特征；三是展开叙述和描写的时候，要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以人物的角度和感受为中心，而不是以作者的意识和角度为中心。1965年2月11日，在《关于理想人物及其他》一文中，柳青较为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小说理念：第一，“情节的发展不违反客观规律”；第二，人物的感觉、思想、语言和情绪的表现，要“处处符合人物的社会生活特征和个性心理特征”；第三，“情节和细节是通过这个或那个人物行动、语言、感觉和思维的角度来描写，而不是作者直接对一个人物或众多人物进行面对面的和平列的客观叙述”（22）。他的小说理念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科学地塑造人物的问题，如何获得客观而真实的描写效果的问题。柳青这里所谈的虽是“理想人物”的塑造，但是他的这些理念和方法，却符合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适用于塑造所有类型的人物形象。

柳青的人物中心主义小说观念，还体现在他对人物与故事关系的理解上。1973年2月17日，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柳青阐释了他的“人物中心主义”小说理念：“我们要逐步做到让故事为人物服务。以人物为转移。作品不是故事的发展过程，不是事件的发展过程，不是工作和生产过程，而是人物的发展过程，是人物思想情感的变化过程……”（23）小说是叙事的艺术，也可以说是讲故事的艺术美。可以说，一部完全没有故事的小说，也就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但是，故事是人物的故事，是围绕塑造人物展开的。因而，根据小说艺术的规律，就必须让故事服从人物，而不是让人物从属故事。一切脱离人物甚至消解人物的故事，都不符合小说叙事的科学和伦理。那些仅仅靠故事吸引读者的小说，或者单靠极端化的叙事来吸引读者的小说，无论如何都不是小说之林的上乘之作。

柳青的“人物中心”的观念和“人物角度”的经验，既是他对自己写作经验的总结，又是对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伟大经验的总结。他从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里，发现了小说创作的科学方法：“早在1943年，在三乡的窑洞里，他读英文《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时候，总结了一种文学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成功作品，写得生动的部分大多是用人物的心理和眼光反映周围世界，推进情节，较少作者的‘平面叙述’，这样人物才有了立体感。深深留在柳青心里，使他感动的情节，也正是这样的作品和作品中这样的部分。他把这种写作手法叫作：带有人物特定角度的描写。”（24）从人物的角度描写，就是小说写作（不仅是现实主义小说写作）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意味着，一个掌握了小说写作规律的小说家，要时时刻刻根据人物的心理感受来写，要从人物自己的角度展开描写；这个规律还意味着，人物与自己周围环境的关系——主要是与其他人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一旦形成和确定下来，那么作者的叙述和描写就必须受这些关系的制约，就必须具有只能这样、不能那样的唯一性和客观性。

在《在旷野里》《创业史》等小说中，柳青竭力地按照自己的“人物中心”理念进行写作。他的那些人物视角的描写，极大地摆脱了主观性偏见的干扰，给人留下客观而真实的印象。柳青的小说中那些令人难忘甚至动情的细节和场面，几乎全都是从人物的角度来展开描写的。

柳青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实可谓一部向俄罗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致敬的作品。从这部小说的那些反讽性细节里，人们分明可以看见与果戈理和契诃夫讽刺小说一脉相承、颇相仿佛的东西。只是，柳青的真实而尖锐的反讽描写，不是主观想象的产物，也不是对前人的简单化的模仿和重复，而是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事实来展开的，显示出朴素、精确而又客观的效果。

《在旷野里》是一部充满深刻的精神焦虑和严肃的问题意识的小说。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烦恼和问题。这是一群在时代转换刚刚完成之际，便开始陷入新的困境和焦虑的干部身份的人物。他们需要警惕和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克服由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造成的“权力异感”（25）。无论是“老区”来的老的工农干部，还是“新区”产生的新的知识分子干部，都必须尽快适应新环境的要求，尽快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能力，最终学会正确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从紧张的战争生活模式，转换到和平建设时期的生活模式，干部们的身份角色发生了变化，内心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用小说中的人物白生玉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饭总算吃下来了，建设的这碗饭，没文化没知识，恐怕不好吃。”（26）他们不得不面对包括学习新知识，以及处理令人烦恼的家庭生活矛盾和个人情感生活在内的种种复杂关系和问题。

《在旷野里》不是一部大规制的长篇小说，因而在这样的小说里，作者不可能像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作品中那样细致而充分地描写人物。但是，柳青这部小说里的技巧意识和写作方法是自觉和成熟的，显示出质朴的现实主义气质和精确的写实主义能力。他笔下的细节描写和情节叙述，不是来自主观而虚浮的想象，而是来自对人和生活的观察和分析，来自对生活中的真实信息的准确记录。例如，他记录了人们消灭虫害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硫磺石灰合剂”这样的概念，还精确地记录了新合剂的配方——“烟叶半斤，辣子半斤，加水四十斤熬好滤过；煤油六两，肥皂六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煤油四两，石碱四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27）柳青小说写作的求真态度和科学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客观数据等知识性信息一丝不苟的态度上，还表现在对细节的描写上和对人物的近情理、合规律的刻画上。正因为这样，他的小说才给读者留下切实而客观的印象，才使人感受到作者在写作上的诚实的态度和平实的风格。

《在旷野里》也显示了柳青的“人物中心”的自觉意识。他紧贴着人物的内心世界来细致地描写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朱明山是小说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人物。他正派、真诚、坦率，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都充满热情和上进心。但是，他对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关系的理解，却有点儿简单和狭隘，很有点儿用公共生活否定私人生活的倾向。这样，他对自己的爱人高生兰心疼孩子和顾念家庭的心理，就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对家庭的不满和疏离感，使他对年轻而进步的知识女性李瑛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从人物性格塑造的整体效果来看，柳青对朱明山个人情感的自然而客观的描写，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告诉人们，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新人”，还没有学会用务实的态度来处理寻常的家庭生活；它告诉人们，无论多么特殊和优秀的人物，都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渴望爱并为爱而激动和焦虑的真实的人，而不是没有人的正常情感的冷冰冰的怪物；它还告诉人们，小说叙事若不关心人物的个人生活，不深刻地描写人物的情感生活，就很难客观而全面地表现出人物身上的情感内容和人性内容，最终就无法塑造出真实而饱满的人物形象来。

柳青的这种“人物中心”的客观主义小说写作理念，在他的经典之作《创业史》里，有着同样完美的体现。在这部风格成熟的史诗性小说里，柳青让人物自己感受和分析生活。很多重要的信息，不是通过作者的概括性和评价性的主观话语讲述出来，而是通过人物的具体感受和客观话语表现出来。例如，渭河边上的“陌生的异乡景致”，渭河上下游河床宽窄和高低之各异，以及渭河与汤河冷暖和土质之不同，都是通过梁生宝眼中之所见和心中之所感写出来的。这样的描写，摆脱了作者角度的外在描写带有的干瘪和抽象，用具体的画面直接呈现人物的感受和心思，从而使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梁生宝在日常生活中的细心和用心。读者仿佛就站在人物的身边，随着他的视角的转换来观察眼前的风物，跟着他一起思量和着急。

同样，柳青对梁三老汉的内心世界的表现，显示出“人物中心”方法的同样完美的客观性效果。读者随着作者精细的笔触，进入了这位本分的农民的内心深处，清晰地听见了他的心声，清晰地看见了他的希望和失望，他的孤独和哀伤。第十七章对他给童养媳上坟的描写，之所以特别能打动人，之所以给读者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究其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描写，已经超越了作者中心主义的外在化和主观化的描写，就在于作者将描写的角度转换到了人物视角，从而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像列宾的作品一样精细而客观的画面：

到清明节的一天，平原上所有的坟堆，就都插了白纸钱了。有没插结实的，被春风吹起来，在麦田里和路上，随意地飘飘落落，渲染着清明节日的气氛。

梁三老汉拿眼睛盯着哩：看他生宝想起上童养媳妇的坟不？真是铁石心肠的家伙呀！看他那股上天入地的劲头吧！为了筹办进山的事务，下堡村一跑，黄堡镇一跑。他回到蛤蟆滩，又从这草棚院跑到那草棚院，忙得碰破了头。看！看！唯有上媳妇的坟这件事不当紧。他到底忙些什么事务呢？

“你小子不喜愿对我说嘛，我也不喜愿问你！”老汉心里头赌气地想。

为了公众事务把世俗人情撇在一边，这种心情，是梁三老汉所不能理解的。他一辈子老实、无能，对环境的压迫逆来顺受，人生的目的十分微小。他看不惯生宝这股叱咤风云的劲头！就像他真是治国平天下的人！

清明节这天，梁三老汉终于代表生宝上童养媳妇的坟了。就拿这一点来说，老汉也鄙弃生宝！不管怎么，总算夫妻了一回嘛！一日夫妻，百日恩情嘛！给死人烧纸插香，固然是感情上需要；但有时候，为了给世人看得过去，也得做做样子吧！你共产党员不迷信，汤河两岸的庄稼人迷信嘛！哼！

梁三老汉蹲在儿媳妇的新坟堆前了。纸烧了，香插了，老汉想起过去的凄惶日子来了。老汉的眼泪流出来了。

开头，眼泪只是揩了又流，流了又揩，不断线地涌着。随后老汉竟用理智的力量，控制不住情感的冲击了。摆毕了供品，他竟完全被感情所驱使了。他竟不顾体统地哭出声音来了。（28）

这是近乎完美的人物中心和人物视角的描写。除了个别体现作者声音的叙述话语，几乎全都是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客观描写。在这些描写性的话语里，读者看到了父与子之间的潜在冲突，看到了父亲对儿子的失望和不满。对儿子来讲，宏大的生活高于具体的个人，崇高的理想则高于世俗的人情，所以，无须对着逝者的坟头，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然而，对父亲来讲，生活原本就是一件寻常而实在的事情，“人情味”或者说“世俗人情”，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任何不近人情的事，都是他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他对夭亡的童养媳的朴实的爱，是这部小说中最伟大、最感人之处。一个会悲伤、会流泪的人，才有可能是一个情感丰富和人性健全的人。梁三老汉的悲伤和眼泪所表达的，是人性里最可宝贵的东西，是足以打动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的朴素而伟大的情感。

梁三老汉是一个按照传统观念和方式生活的人。善良是他的稳定的生活态度和道德情感。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中国农民的人生哲学，体现着他们的性格、德行和命运。他正直、勤劳、宽忍、谨慎，为了解决那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辛勤劳作，苦苦挣扎，吃了无数的苦头，用尽了毕生的精力。他是《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和《白鹿原》中鹿三精神上的兄弟，只是他的命运不像前者那么悲惨，心肠也不像后者那样冷硬。在他身上，你可以看见本本分分的中国农民最真实的形象，看见一个受“小传统”影响的乡间老人的真实内心。作为一个处于社会中间层的文学人物，梁三老汉无疑比他的儿子梁生宝更真实，更饱满，也更有生命力。有必要指出的是，没有柳青的自觉的人物中心和人物视角的方法，就不会有如此完美的叙事效果。

柳青选择从人物角度展开描写的方法，显示着作者客观而真实描写人物的情感和性格的自觉意识。在这里，小说家的科学精神战胜了作者的充满时代激情的主观态度。这种客观的方法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使柳青的小说蕴含着不容轻视的美学价值，也使它摆脱了速朽的命运。

四

正像笔者前面说过的那样，从小说伦理的角度看，柳青的小说创作并不是无可挑剔。他常常根据流行的主宰性观念，对人物进行简单化的角色定位，甚至进行简单化的人格否定和道德批判。他未能将自己的“人物中心”原则体现到小说中的所有人物身上。

在一个特殊的叙事语境里，柳青的“人物中心”的描写方法，更适合用来描写 “中间人物”，而被列入“正册”的“英雄人物”和被打入“另册”的“反面人物”，则必须用作者视角的外部话语来进行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评价和描写。所以，见之于后两类人物身上的“人物中心”描写，通常不过是一种浮表性的局部描写，本质上属于对人物的意识世界的“外在层面”的主观化描写。

这就是说，柳青的“人物中心”描写方法，还没有进入所有人物的价值观和思想的“内在层面”，还没有被升华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稳定原则，还没有进入无差别地让所有人物都有机会和权利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思想的更高阶段。这样，他就不可能全然地站在郭振山、郭世富、梁三老汉、白占魁和姚士杰的角度，客观地描写这些人自己的价值主张、心路历程和生活愿望。

这也不难理解，在特殊的叙事语境里，技巧并不是纯粹的修辞手段，而是超越修辞的社会行为甚至政治行为。小说修辞和写作技巧不仅微妙地显示着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有的时候，还主动或被动地显示一个时代共同的政治立场和美学意识形态。

这样，柳青就无法在任何场景里，在描写任何人物的时候，都客观而真实地表现人物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很多时候，小说作者遮蔽了小说中的人物，小说作者的声音和话语淹没了人物的声音和话语，而小说家自己的声音和话语，则来自更具影响力的他者的话语和声音。这是一种对善恶、正反和是非有着绝对化的判断标准的声音。作者必须根据这样的标准来对人物进行划分，并鲜明地表达对“正面人物”的赞美和肯定，对“反面人物”的批判和否定。这样，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所有人物，用客观的方法描写所有人物，遂乃成为一种文学禁律和修辞禁忌。

《创业史》的编辑曾建议柳青用复杂的方式来处理农民的“两面性问题”：“不要把梁三老汉写得太落后，应该看到，他有两面性：既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一面，又有走富裕中农个人发家的道路一面。而且后一条道路，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比走集体化道路更有吸引力。”（29）虽然这样的建议，尚未达到“人物中心”理念所追求的客观性的高度，只是表达了顾及人物身上的最起码的复杂性的观点，但是柳青最终还是坚持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方法来写“落后人物”。事实上，不是他主观上不愿，而是他客观上不能。正是囿于外部的情势，对那些属于“另册”的人物，他也只能用流行的简单而主观的方法来处理，而无法像肖洛霍夫那样，用复杂而客观的方法叙述和描写。在《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肖洛霍夫以托尔斯泰为师法的典范，将“人物中心”的公正而客观的描写理念和方法贯穿始终，普遍地落实到小说里的所有人物身上，最终塑造出了一系列成功的人物形象。柳青崇拜肖洛霍夫，他知道，肖洛霍夫式的叙事和描写，更符合现实主义小说写作的客观规律，更有助于塑造出真实的人物形象。然而，他也知道，在特殊的客观情势下和特殊的写作环境里，像肖洛霍夫那样选择“中间原则”（30），用纯粹客观的方法来塑造人物，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和考验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柳青的小说里，尤其是在具有史诗气魄的《创业史》里，大量地存在着局部的客观性描写与整体的评价性叙述相互冲突的矛盾现象。因为，在某种关于人和生活的绝对性质的认知框架里，作家必须将外在尺度下的简单和正确，置于文学尺度下的客观和真实之上。他必须用介入性的议论和抒情等修辞性话语来修正甚至抵消客观描写所带来的复杂而真实的效果。小说叙事和描写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精神，必须向那种体现着特殊目的的叙事方式让步和妥协，甚至必须向非科学的和主观主义的描写方法让步和妥协。

在客观性的描写里，富农姚士杰并不是一个好逸恶劳的人，而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农民，是一个像《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一样亲自下地劳动的农民。他甚至享受着劳动的快乐。这分明是一个值得用客观而真实的方法来公正地描写的复杂人物。然而，在评价性的叙述里，柳青却根据流行的观念，彻底地从人格和道德上否定了他。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作者就借梁三老汉的眼睛来观察姚士杰，并通过他的话语来评价姚士杰：

那是富农姚士杰，生得宽肩阔背，四十多岁的人像三十多岁一般坚实，穿着干净的黑市布棉衣，傲然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他的一双狡猾的眼睛，总是嘲笑地瞟着看景的人。他那神气好像说：“你们眼馋吗？看看算啰！甭看共产党叫你们翻身呢，你们盖得起房吗？”梁三老汉从姚士杰的脸上看得出：富农是这个意思。准是这个意思！一点不错！他知道姚士杰这人，不管面上装得多老实、多和善，心里总是恶狠的。姚士杰他爹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不离种子！（31）

虽然柳青巧妙地借助一个中间人物的话语来观察和评价一个反面人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描写的客观效果，但是读者如果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虽然梁三老汉在那样的场合，心情难免会有些复杂，但他本质上是一个老实本分、与世无争的人，因此让他承担评价者的角色，并对姚士杰进行超出农民的基本观念和日常经验的评价，显然不是一个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选择。然而，作者似乎意犹未足，于是便在作者自己的叙述话语中，这样对姚士杰的生活状态进行定性：“……几年来，他一直在一种不安的罪犯心理状态下混日子。”（32）他还根据时代性的观念和情绪，让高增福表达了穷苦庄稼人对富农姚士杰的态度：“他对他的邻居的仇视是刻骨的，不可调和的。”（33）姚士杰虽然对发生了巨变的生活，难免会有怨气和不满，但是他不可能对身边的所有人（包括在郭世富盖房现场“看景的人”）和强大的组织，显示出如此强烈的敌意和仇恨。要知道，姚士杰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农民，而隐忍和顺应是中国所有阶层的农民共同的性格。对照《平凡的世界》中的金老先生和《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姚士杰的形象就显得僵硬而单薄，缺乏充分的客观性和复杂性。

柳青小说中的客观描写与主观评价冲突和分裂的情形，还可以在郭振山身上得到印证。这个乡村党员干部，心心念念想着发家致富，又怕丢掉自己在组织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果柳青能像肖洛霍夫塑造格里高利和达维多夫那样，按照“中间原则”和“复杂原则”来描写他的患得患失的矛盾心理，那么《创业史》就有可能获得《静静的顿河》描写复杂人物的心理活动的那种客观性效果，它的叙述和修辞，就会更有说服力。然而，柳青却采取了与“人物中心”或“人物视角”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塑造郭振山。他把郭振山当作梁生宝的对照物甚至对抗者来写。郭振山是一个被动而沉默的人，他几乎从未获得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思想的权利和机会。在人物试图急切地表达作者自己的态度和观点的时候，柳青的带着主观色彩和抒情调性的叙述话语，就直突突地介入进来，阻断了人物的思想和表达，从而将描写性话语转化为评价性话语，最终将评价性的话语转化为严格的道德定性和尖锐的思想批判：

郭振山啊！郭振山啊！有几千年历史的庄稼人没出息的那部分精神，和你高大的肉体胶着在一块，难解难分哩。旧社会在你的精神上，堆积了太多的旧思想……在你的精神上，是共产党员郭振山战胜呢？还是庄稼人郭振山战胜呢？

在一霎间，事物在创业的庄稼人郭振山眼前，显得比较清晰了：党是伟大无比的力量！它现在有效地掌握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它的政策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它使饥饿者食饱，使奢侈者简朴，使劳动者光荣，使懒鬼变勤，使强霸者服软，使弱者胆振，使社会安定，使黄堡镇的集日繁华……而他郭振山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只有在执行党的政策前两年，人们才真正重视起他来。离开了党，他就重新只剩下一个高大的肉体，能扛二百斤的力气，和一个庄稼人过光景的小聪明啰！（34）

在这两段作者声音和人物声音杂糅的话语里，作者的意识显然是主宰性的，是占据了上风的。作者不加遮掩地表达了自己对人物的鄙夷和讽刺。显然，郭振山眼前“比较清晰”的“事物”，其实并不是来自郭振山的意识，而是来自作者自己的意识。其中的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诅咒黄金式的修辞，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高亢风格的抒情，所反映的并不是人物自己的认知，而是作者自己对“政策”的理解。这样的修辞和抒情，与一个只想通过劳动致富的农民的内心世界，相互扞格，完全对不上茬儿。

刘熙载说：“为人作传，必人己之间，同弗是，异弗非，方能持理之平，而施之不枉其实。”（35）写小说近乎“为人作传”，故小说家亦当把“同弗是，异弗非”和“施之不枉其实”，奉为写作的重要原则。然而，柳青写作《创业史》时的流行观念，似乎并不在意这种“持理之平”的科学精神和叙事伦理，而是鼓励作者以鲜明甚至激烈的“同则是，异则非”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异类人物的贬斥和鄙恶。

显然，柳青对姚士杰、郭振山等人的描写和评价，就属于巴赫金所批评的“独白叙事”。在这个“独白型的世界”里，人物没有获得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权利，因此他们也就很难成为具有高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人物。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这样的“独白叙事”，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科学的。

那么，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把人物的地位抬高到与作者一样的水平，赋予他们独立的人格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对话权利，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36）。巴赫金的“主人公”完全可以置换成“人物”，因为一个“主人公”所具有的地位，所享受的权利，也是每一个“人物”都应该具有的地位，都应该享受的权利。

柳青的“人物中心”理论无疑是具有科学意义的，但是仅仅在局部和外在的层面来理解和落实它，是远远不够的。更高意义上的人物视角的客观描写，是那种整体意义上的客观描写，具体地说，是那种对人物自己的愿望和情感的客观描写，是对人物自己的人格和思想的客观描写。这就意味着要从根本上尊重人物，尊重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理想，也意味着在更高的意义上提高人物的地位。小说写作的科学精神和客观性要求，最终都会将作家的意识和实践引向这样一个高度，那就是，每一个人物都应该被当作有尊严和独立人格的人，而作者则应该意识到这样一个关于“人物中心”的真理：世界首先是人物心目中的世界，而人物也首先是自己心目中的自己。

2024年10月2日，北新桥

注释：

（1）见李建军：《超越消极写作》，第155-15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2）〔英〕F.H.布拉德雷：《逻辑原理》上册，第51页，庆泽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3）（4）〔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第24-25、25页，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5）何望贤编选：《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证集》（下），第7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7）〔意大利〕列奥纳多·达·芬奇：《芬奇论绘画》，第40、40-41页，戴勉编译，朱隆华校，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8）（9）〔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第35、36页，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0）（13）（23）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44、80、107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11）（25）李建军：《提问模式的小说写作及其他——论柳青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

（12）（14）（16）（19）（20）（21）柳青：《柳青文集》第4卷，第332、330、331、314、315、315-3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5）（24）刘可风：《柳青传》，第331、1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17）杨友：《回忆在皇甫的日子》，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59-60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18）刘可风整理:《柳青随笔录》，《长安学术》第11辑，第1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2）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99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此处的“客观叙述”显然是指作者从自己的角度展开的叙述，而这种叙述本质上是主观性质的，而不是客观性质的，所以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作者角度的主观叙述”或“外在于人物的非客观叙述”。

（26）（27）柳青：《在旷野里》，第64、109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24。

（28）（31）（32）（33）（34）柳青：《创业史》，第249-251、36、160、77、182-18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

（29）王维玲：《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第19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0）“与某种文学叙事中的一切皆简单而明确的‘绝对原则’不同，‘中间原则’的叙事的焦点集中在生活和人物的复杂性，致力于真实地写出生活本身固有的交叉和缠绕的相对性和中间性。它更有助于塑造那些在形势瞬息万变的时代被动生活的中间人物，有助于写出这类人物情感、思想和行为上的依违难决的矛盾性。”见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下卷，第938-939页，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

（35）刘熙载：《艺概》，第4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6）〔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第61页，钱中文主编，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