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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罗伟章的《尘世三部曲》深描了20世纪末川东北大巴山地区老君山腹地、千峰大峡谷周边的乡村社会图景，被挤压和冲击，直至返回原始和蛮荒的历史演变。作者以“不仁”与“不忍”的生存逻辑提炼出乡村社会的生存经验，表达了乡村社会的宿命。作者留恋属于乡村的“尘世”氛围，作品中的留守者在乡村社会消逝前的倔强抗争，蕴含着终极哲理。神性思维和物性意识交织的乡村社会，超越了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中心的感知能力和生活方式，也超越了现代观念的逻辑和范畴。

关键词

《尘世三部曲》；村社图景；神性思维；物性意识

《尘世三部曲》是罗伟章继《饥饿百年》《谁在敲门》之后，再度深描乡村生活的系列小说，展示了当前中国乡村逐渐消逝直至返回到自然荒村的时代图景。古老乡村的村民们，世代在独特的“意义之网”上劳作繁衍。在当代中国日渐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生息死灭的种种样相，即将从历史中褪去直至消失。这部缅怀故乡的系列小说成为逐渐消隐的自然村落的长卷史诗和最后挽歌。

一 “荒村”前奏史

《尘世三部曲》讲述了三个发生在四川东北的大巴山腹地——老君山、千峰大峡谷周边的乡村传奇。《声音史》以“千河口”的村民杨浪的人生经历为中心，展现村庄逐渐凋敝消逝的过程，而杨浪超强的记忆和模仿乡村声音的天赋，成为连接乡村历史的“声音博物馆”。《寂静史》通过奉命调研的作者“我”的角度，以人类学调查笔记的手法记录了当地最后一位土家祭司的坎坷、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现实境遇，并预示其传承的祭司文化终将湮没在历史尘烟中。《隐秘史》则深入到村民的心理世界，以胆小怯懦的“千河口”村民桂平昌的臆想为中心，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仇杀恶邻的雪耻想象。《声音史》《隐秘史》中虚构的“千河口”村为历史传说中的巴人遗民及其他们的后代，这里的居民因地缘和亲缘因素，形成了稳定的村落组织。即使在现代化的冲击和外部力量影响下，他们有的搬离乡村融入时代大潮，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仍会延续乡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成为即将消逝的乡村的最后留守者。乡村社会的逝去和乡村观念的弱化是长期、漫长的过程。如小说《寂静史》中的土门镇的人们，仍会延续传统的乡村习惯和思维。这里的人们，仍然延续长期的劳作生息和文化传承中、形成的一套的生存经验和行为模式。限于地理空间，人们与环境深度依赖，沿袭熟人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

时值20世纪末，在高速现代化的当代社会，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大山深处的乡村不断地感受到城市化的压力，乡村的地理范围日益缩减，社会化程度日渐式微。传统村落逐渐被挤压和日渐瓦解，愈加显现颓败景象和萧条气息，自然村落的衰颓不可逆转的趋势。首先表现在人口的减少和年龄结构的变化。村民不断地外出，有搬迁到山下的市镇，也有去了更远的地方不再回到故乡。“后来东走一户，西走一户，没几个春秋，院子就空了”。聚居于院落的人数越来越少，留守村民的平均年纪也越来越大，最后只剩下老年人，“小栓一走，千河口就再没有一个年轻面孔。连小孩子也没有了”。村民们离乡后，住房和院落因无人打理而逐渐颓圮，直至被废弃。农耕时代，人类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中形成的村落这一社群形态，借助着特定的地域环境形成了“人化自然”的社会空间，在与周边环境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中，获得生存物质得以繁衍生息，代代相传。这一集结人力对抗自然适应自然形成的村落社会，随着人口减少，平衡被打破，自然力量不断扩增，村落“降解”崩塌势不可挡，“先前，这里住着十余户人家，房屋倒塌后，瓦块混杂，他能从收拾残瓦时碰出的碎响，识别它们各自的主人”。人类活动频率降低和强度弱化，导致乡村社会出现“退行”，日渐衰颓、凋敝和萧条，此景象已成川东北乡村的普遍现象。

除了村庄地理空间和人员结构变化外，村民们传承的劳作方式、生活习惯、社群关系和价值观念，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风俗并非只是来自远方，也来自近处。它是城里的，也是乡下了。乡村消失，不只是乡下少了许多活着的村庄。因为钱，或许还因为别的，人心坏了”。在自然中的生活经验大量减少，乡村传统不断削弱，与之相关的古久神秘箴言、笃信的古老训示，面临着外部的强力冲击的威胁。《寂静史》中的林安平，虽然努力承担了土家祭司这一文化职责，但是她所代表的文化的社会空间不断被挤压，文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削弱。最后，在千峰大峡谷旅游开发项目中，林安平的祭司文化不在列。这一结果，预示着林安平所传承的文化传统将彻底从社会生活、从历史的记忆中消失。作者只能无奈地记录下林安平的故事，记录下这一份因地缘产生的文化记忆的终结历史。传统、原始和蛮荒的文化，代表了有别于现代价值观念的另一阐释世界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也包含着人类曾经有过的思考和理解不同维度的世界。《隐秘史》虽然没有直接写乡村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冲突，小说主人公桂平昌的臆想和行为，只有置于自然村落中的生存条件和人际关系中，才符合现实逻辑，才能被理解。桂平昌只有在地缘和亲缘高度结合的传统村社中，在逼仄的居住空间和匮乏的物质条件下，才会形成怯懦自卑的心态而无力改变，在受到恶邻苟军暴虐和欺凌而无处发泄和排遣。他在苟军离家多年后产生的证明自我的“复仇想象”，正如梅洛·庞蒂的“幻肢”理论，“它们准备好了被试的历史将要填充的一个空无，它们使他能够形成幻觉，就像各种结构障碍使精神错乱的内容形成为一种谵狂那样”。桂平昌在内心世界实现复仇疗愈创伤的过程，只是一场白日梦，形同逐渐凋敝的村庄面对强大的现代力量一样，只能以虚幻和空无进行想象性的反抗，而他最终被外部现实力量证明只是幻梦这一情节，说明桂平昌的复仇想象过程即为自然村最终消逝只能留驻不舍离去的人们内心的象征表达。

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一直承受着现代文明的冲击而发生变迁。20世纪20年代，现代乡土小说开始书写中国乡村渐行凋敝这一历史趋势。面对故乡故园逝去人心不古的失落情感与中国传统乡村消逝的理性认知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一过程曲折而漫长。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考察了江南地区的乡村在承受现代力量而产生的问题和新变，以社会学家的理性态度表达了与现代作家不同的判断和理解。罗伟章的《尘世三部曲》延续了这一社会变化的思考，直面21世纪川东北乡村现实：乡村环境正遭受愈来愈强的外部强力的破坏和城市化的潮流裹挟，导致传统村落“荒村化”，乡村的溃退或将消逝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作家在理性而细致刻画这一趋势和过程时，延续了现代文学的情感表达，对亲缘和地缘长期养成的情分表达了深切怀恋：“日子就是这样打发的，乡情也是这样织起来的。乡情是一条埋得很深的根子，徐徐地有微温流过，流过了，却不让你知觉”。《尘世三部曲》深描和凸显村落中的静谧、迷人的“光晕”，折射出作者的留恋与不舍。

二 “不仁”与“不忍”的生存逻辑

《尘世三部曲》中的乡村社会不断溃败，既定的生存经验遭到强烈冲击，村民们无奈又不知所措，在时代风雨中飘摇，这是由时代趋势造成的，也是世界的生存法则和生存逻辑决定的。大巴山乡村在20世纪末的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深层次揭示了人类面对恶劣环境的生存处境。因没有跟上社会城市化进程而驻留在破败乡村的最后一批留守者，以悲怆的姿态吟咏了乡村社会的黄昏悲歌。在时代大潮面前，乡村最后留守者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单薄、脆弱和低微，是时代的落伍者。《尘世三部曲》中山村居民，只能沿袭先祖们的生存经验和处世法则。曾经因恶劣环境和匮乏资源条件下为了生存产生的“不仁”与“不忍”人类与世界的价值观念，因生存本能在新的困难和窘迫下再度被认同，“要么证明老天爷并非万能，要么证明尽管天地不仁，却也有不忍的时候。不仁和不忍，都可能不合情理，却也可能是最大的情理”。在适应自然、从自然获得生存资源的过程中，人类不断地发展出自己的能力，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拓荒”一直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在“不仁”与“不忍”间，为在狭窄的、逼仄的空间争取生存机会，在与自然、与恶劣的生存条件间的“激情搏击”中，人性逐渐显露和得以展现。这一在节候的轮回中、应和着万物滋生的壮观生命节奏，生生不息、世代繁衍的人类景观，在即将消逝村庄中尤为突出。

“不仁”与“不忍”的价值观念符合消逝前的乡村生活逻辑。这一批乡村留守者遵循古朴的依赖环境、与自然共存的生存经验，表现出“倔强”的抗争。《声音史》中的杨浪，他在日渐寂寥和荒芜的村庄中，越来越乐天安命、自得其所。“惯于退缩的性格和数十年的阅历，使他不用费力去想就能明白：损耗和遗失，在人的一生中占据着不可比拟的地位”，“活一天，就吃一天的饭，做一天的事，操一天的心”等应对周边环境变化的认知，在人与自然和周遭环境的“进与退”的调整中更积极乐观。杨浪在几成废墟的乡村的坚守，甘于寂寞淡于竞争的心态，与竞争理念和功利化行为背道而驰，却形成了超越物欲、适应周边环境的自洽生活方式，他的表现，也是对现代观念的反思，以及应对变化了的环境的探索。而《寂静史》中的林安平，她全然不顾面对自己生下即有罪、遭受歧视和驱逐的不公待遇，经历被抛掷荒野与牛羊为伍的坎坷人生，视“不仁”考验为命运和定数。她质疑人们膨胀的自大和无度的欲望，仍坚持自己的土家祭司角色和文化使命，以“不忍”的心态试图救助“病困”的人们。“巫术不是一个自发的个人的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制度。有一个固定的人，他拥有魔力并负责施展巫术。其次，有一套传统的礼仪来唤起超自然的干预。最后还有一些神话来维护这种礼仪和巫术师的能力。”在自然村落，巫术和宗教都具有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功能。在巫术失去了文化根基的情况下，处在“天神把她们降生得不是时候”“那只早已割除的胃，弃在历史的深处，被时间之水泡得发白”的尴尬境地，仍以古老宗教方式为当地祈福。在现代价值观念下，林安平的行为充满荒诞色彩的徒劳之举，但在乡村生活逻辑下，却充满了悲壮色彩。

“不仁”与“不忍”这一生存逻辑，不仅是大巴山乡村社会的生存逻辑，更是作家理解世界的生存逻辑。面对即将消逝的乡村社会，罗伟章“在描写对象身上注入写作者的情感”，以村民的目光打量外在世界，赋予乡村社会以及村民以充分的选择、尊严和肯定，让这些即将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显现各自的合理价值，拒绝被遗忘。在这一即将消逝的地理空间，作家以非功利的价值评判，塑造《声音史》中矮小、残疾且“懒散”的杨浪，以符合了乡村社会的现实逻辑的叙述立场，使之成为记录乡村声音、保留乡村生命记忆的最后守护者。在《寂静史》中，作家意识到开发旅游资源的社会动机，同情和理解最后一位女祭司林安平当前的处境，以充分尊重在地的文化的姿态，倾听和记录来自远古蛮荒的余音，在历史埋汰前的古老文化人的身影。基于乡村社会和乡野气息的迷恋，作家深入乡村生活，洞察世情细微和人情纠葛，才会写出《隐秘史》这样浸淫在乡村社会无法自拔的谵妄故事。主人公桂平昌，在周边人眼里非常胆小怯懦，但是“他软弱，软弱丢了自尊，但并非他就没有自尊”。木讷寡言的桂平昌，以虚构臆想战胜了恐惧和屈辱、通过意念和想象杀死了恶邻苟军的方式，正是他拥有不一样的丰富人性的表现。幻梦中表达内心无法释怀的受辱，尽显被压抑而不甘于被压抑的顽强生命力。《尘世三部曲》以“不仁”与“不忍”的生存逻辑，写出了乡村社会的人们在饱受生活和命运摧残后，还保留着不被同化的坚持和倔强。这些颓败乡村中的人，即使“低到尘埃里”，也仍有自己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他们在乡村消亡之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摇曳多姿的生命形态，不仅值得尊重，也足以让人动容。罗伟章在谈论生活底层民众的苦难时，认为“他们表现出来的没那么苦，但并非苦难的不存在，是他们的坚毅，以及因无可奈何而对苦难的顺从，蒙蔽了我们的眼和心”。作家能够不被蒙蔽，不止看到人们承受苦难的状态，更尊重他们承受苦难时的人格，还理解形成性格的特殊的环境和人物形象的深层的生存逻辑。“不仁”与“不忍”的生存逻辑，是对形成乡村社会的人性的极大尊重，使乡村社会中习惯以被动方式存在的、无声的、沉默的人群得以呈现和发声，不失基本的人性尊严。这一叙事立场，已超越了线性的进步价值和表层的生态观念。

“不仁”与“不忍”的生存逻辑，翻转了现代乡土文学叙事，放弃了人类为世界主宰者的地位的生存现实，也正视了乡村生活的内容和现象，存在大量超出现代价值理念阐释框架的现象和问题的事实。罗伟章的《尘世三部曲》很少用价值判断和观念来理解复杂的关系或丰繁的事件，而是大量采用关联叙事手法。如《声音史》中关于杨浪哥哥决然离开村庄不再回来的原因，作者分别从各个当事人的角度进行了不连续讲述，呈现了不同的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理解事件的不同角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保留了叙述开放性。另外，作者还会大量运用传说、寓言、隐喻、通感和象征等写作手法和复合文本等超越现代性的叙事策略。这些创作手法对应了乡村社会的不确定性、偶然事件和传奇色彩。

当然，乡村社会的情理不同于乡村社会之外的情理，作者并不否定乡村之外的价值观念和生存逻辑。《尘世三部曲》中的“不仁”与“不忍”的生存逻辑通常仅限于乡村社会，在外部空间常遭受质疑和抵触。除驻留乡村社会的“守夜人”之外，作品也讲述了多个“出走”和“返乡”的故事。其中有决绝离开断了联系的甚至了无牵挂的杨浪哥哥--杨峰；有每年回家一趟，藕断丝连，最终断了联系的符志刚；还有因犯法坐牢出狱后回转村庄的李奎——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或割舍，出走乡村的人们各有各的苦痛和酸辛。作者没有做出确定价值判断，也没有进行道德审判，而是详尽描述他们在乡村社会的苦痛、无奈和创伤，以及他们的行为取舍、情感纠结或复杂经历。如《声音史》中的刘三贵和梁春，两人性格不同，搬离“千河口”的方式和表现也不同。刘三贵乐于接受新观念，也快速地走出了“千河口”而心无挂碍；而犹疑的梁春在出走乡村后不断地回转，最后被他老婆汤广慧拖离村庄，被迫地在“千河口”山下的普光镇了却残生。村民们陆续搬离的行为，连缀成村落日渐萧条直至消逝的整个过程。不管是出走、返乡还是驻留，都是乡村社会面对时代变动而被迫产生的动荡，都是处于弱势的乡村在当代社会逐渐丧失主动应对能力的表现。然而，即使是如此衰颓又消逝的村庄，作家基于理性认知和悲悯情怀，赋予破败乡村与其中的卑微生命以尊严，才能描画凋敝的乡村曾经有过的喧闹和繁杂，曾经焕发的蓬勃的生机。尘世的美好和残忍，既是尘世的逻辑，也蕴含着尘世的生存哲理：“有人才有灰，有灰才有人，这就是尘世。”

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以他人看待我们的眼光那样看我们自己，可能会令我们大开眼界。视他人与我们拥有同样的天性，只是最基本的礼貌。”罗伟章的《尘世三部曲》以 “我们”的立场，又以 “他人”的视角，看待即将逝去的大巴山乡村社会，在维护故乡尊严的同时，又表达了开放的观念。故乡的记忆就是回家的心路，面对大巴山乡村社会的逐渐消隐，丢失了真切记忆的人，“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尘世三部曲》将深刻影响乡村变化的当代社会的现实力量和历史背景淡化，将目光投注于孱弱绵延的村落和留守的村民，描摹其苍凉的乡村图景，演奏了一首即将远去的村落和消逝的世界的咏叹调，以文学的方式保留了关于即将消逝的乡村的记忆。作者与《声音史》中的杨浪一样，为了抵抗乡村声音彻底消失，收集和保留乡村“声音”。

三 神性思维与物性意识的交织

《尘世三部曲》中 “尘世”的故事背景，有别于普世现代性的“俗世”空间，保留着既定秩序和古老仪式的化外之地。这些乡村人物的表现与其生长环境联系在一起，超越了现代观念的现实逻辑和理解范畴，具有“非人”的神性特征。《声音史》中的杨浪，矮小且残疾，孤独无依，在村庄长期被鄙夷和蔑视，遭人欺凌，被称为“那东西”。这一人物形象与君特.道格拉斯的《铁皮鼓》中的不愿长大的奥斯卡一样，具有极强的象征隐喻功能。他不仅拥有超强搜集声音、保存声音和再现声音的能力，他的懒散、矮小、残疾和不近女色等生理特征和行为表现，都表现出消解现代社会逻辑的“神话”性，他的声音禀赋在“千河口”村庄即将消逝前的最后时光，成为最后一批留守村民的最强的心理安慰剂。杨浪的记忆和储存乡村声音的行为和方式，不仅是对现代观念的反观，在形式上也是对现代主义下的视觉中心主义对抗和超越。同样，《寂静史》中的杨安平和《隐秘史》中的桂平昌，都具有不能为乡村之外的世界所接纳的性情、能力或禀赋。《寂静史》中的林安平，作为最后一位土家祭司，拥有一套系统的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思想观念，保存300多个只有她能认的古老文字，还治愈了一些被医院拒绝的濒危病人。她的祭司身份、携带着的古老文化密码、保留的巫术文化思维，形成相对于技术时代下另一文化空间。《隐秘史》中的桂平昌虽然没有奇异能力和超俗的技能，但是他也拥有不寻常的理解和表现。他对劳作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专注力，看不够他的“田土和庄稼”，还能听见庄稼的回答，“别人听不见，他能听见，他和庄稼像老伙计一样，细细密密地谈着土壤、天气和年景”。封闭、单一的乡村生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心态，使他在人际关系遭受挫败和压抑后，拓展出与“非人”相处的心理世界，形成专属的异度空间。他的传奇故事，正是在非理性层面进行心理真实的深度探索，在想象和虚拟中实现被压抑的、无法实现的现实愿望。

杨浪、桂平昌和杨安平，或钝感或敏感，都专注于自己的世界，而拙于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拙于与人的交往，他们只能对外部世界的信息和变化保持距离。杨浪的声音特异功能只存在乡村社会，如果离开了乡村，他的能力将不复存在。《寂静史》中的林安平，如果她离开千峰大峡谷，她的文化阐释和神奇医术就会失效，“峡谷是林安平的土壤，峡谷人的‘信’，使她能方便地探究人的秘密，帮助患者实现自我疗治。她不能离开了这片土壤”。《隐秘史》中的桂平昌拒绝搬离村庄，“他丢不下农活，也丢不下老屋。他完全不理解有些人能把侍弄了一辈子的土地，住了一辈子的家，说丢就丢了”，住到镇上的日子，“好像每天的光阴就是用来等死”。最后滞留在乡村的人物，保留了在传统乡村且只存在于乡村的天赋或天性。

《尘世三部曲》中大巴山乡村的人物的神性特征，也体现为现代社会的现实空间无法理解和认可的精神气质或价值观念。《尘世三部曲》中乡村人物形象身上，存在无法为现实生活理解的不可解释的、不确定的力量或一些让人震惊的巧合现象，指向人类认知之外的偶然性或神性力量。这些行为或现象或不在情理之中，或不符合惯常逻辑，甚至掺杂着某些主观臆断或者偏离事实的解释。如《声音史》中的杨浪，“在这个由钻石和尘土构成的世界里，哥哥是钻石，他是尘土”，离乡后风光又显赫的哥哥杨峰不能给村庄带来人们期待的“好处”，杨浪又表现得甘于待在村庄且与世无争，村民普遍鄙夷他，也不正视他的声音天赋；即使在“千河口”，他也是一个“异端”。《寂静史》中的林安平出生时伴随着各种奇异现象，年幼时又屡遭驱赶，但她不仅存活下来，还经历各种神遇。《隐秘史》中的桂平昌性格也极具反差，表面上极端胆怯懦弱，内心极度自卑却又非常自尊。这些人物的反常性格、离奇行为或神奇表现，超出了人们的理解或认同，其合理性或者潜在的逻辑被藏匿或被忽略。只有基于足够的宽容，才能为不可思议的行为和不可知世界保留可能。由此，作者选择了限制性叙事视角来呈现人物的言行举止，呈现乡村社会的各种现象。《声音史》中许多离开村庄的人们不知所踪，消失在外部世界；《寂静史》中林安平关于自己身世的讲述也存在断裂和矛盾；而《隐秘史》中的尸骨是否真实存在，为何存在山洞也只是未解的谜底，主体之外两篇附录也没有提供答案——没有明确指向的结局和不连贯的叙述，作品以开放的姿态保留了人类面对世界的警醒和反思。人类不是上帝，在世界中繁衍生息，人类看到的世界只是局部和有限的。作品通过不符合习惯和观念的行为表现，反思现代社会中单一的观念和确定思维，提供了世界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

《尘世三部曲》中乡村社会中的混沌、模糊和难以名状，不仅存在于超越认知的神性空间，也因为具有丰富的物性。乡村社会中，一直保留着适应自然环境改造自然环境、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生存资源的集体记忆。乡村生活中，物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中介物，是媒介，经过岁月的沉淀，还会有物而生的情感记忆。中国乡村长期资源匮乏的生存经验，产生了物质提供生存保障和安全感的意识，也产生了人对物的情感依恋。物作为生活基础和情感纽带，在历史传承中沉淀为心理无意识。

首先，“惜物”几乎成为乡村社会的共识。《声音史》中小学数学李老师被冤枉偷腊肉引发的老师恶斗的过程，让杨浪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老师李老师对待腊肉的态度和行为。当李老师愤怒地把腊肉扔进冬天的水田、而始终只用左手与桂老师和校长的打架推搡的行为，原因居然是右手拿过腊肉。直到打架结束，“李老师才把右手抬起来，以快到来不及眨一下眼睛的速度，把指头舔了一下”。物质匮乏年代，物的价值，物与人的联结，产生的异化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这一情景是杨浪无法抹去的生命记忆。而这类行为在物质资源稀缺的乡村社会非常普遍，以致人们都忘记了它的荒诞和异化。只有置于另一价值体系中，才能理解那一环境下的人与物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乡村社会，因物的匮乏强化了惜物观念，导致物留给人的情感记忆被放大或改写，关于物的细节和围绕物的氛围，被赋予更多的内涵或被强化。如林安平的母亲，心疼自己养的鸡，认为“人和畜生没啥两样”。乡村社会的“惜物”观念，在商品经济日渐丰富的现代社会，将与强调速度和效率的功利化生活方式发生冲突，成为保守观念而被视为不合时宜的行为。作品中从“千河口”搬到普光镇的人们，因不适应现代社会而不时地出洋相、闹笑话。

其次，赋予物以灵性、人性和个性的表达。乡村社会的生活经验得益于人与物共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在“世间万物是环环相扣的局，各自安稳又相互挤兑，彼此滋养”的世界中，不完全以人的意志和需求来理解物的复杂和不确定性，理解物的价值与物的运行规律。沉默、木讷的村民，视万物有灵，富有灵性的物和人一样，也有情感立场，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如《寂静史》中林安平去见马上去世的肖道长时，遭遇恶劣的气候。环境的险恶被她描述成人间的情绪和行为，“那时候正有恶风路过，再骄傲的树都弯腰让道，有些树弯腰不及时，当即折断。山野鬼哭狼嚎”。《隐秘史》中让妻子都觉得烦闷的桂平昌，在他熟悉的老君山，在熟悉的村落中却是自如和安适，周边的物都获得了灵性，“成日里奔走的风，深感奔走的劳苦和寂寞，也仰仗那些洞子弄出一点或恐怖或好听的声音，给自己大荒般的生命添些内容”。自然现象尚且通人情，有喜怒哀乐，更不用说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动植物了。如是，林安平灵肉合一的祭司文化或许不失为另一种合理的逻辑，而杨浪和桂平昌的奇特能力和异常行为也能在乡村社会存在。在现代理性认知中日渐荒凉、凋敝的村落，而从非人类的、自然的、生态的角度来看，却是另一番生机勃勃的世界，世界运行逻辑的另一种可能，只不过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背向人类社会，返回远古和蛮荒。

神性思维和物性意识超越了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中心的感知。且不说《声音史》杨浪的保留和强化乡村声音的听觉感知及其能力，《尘世三部曲》中还出现了大量的超越理性认知的陌生化意象或场景。大量独属于乡村社会、不为现代理念和现代逻辑对接的内容和现象，获得了灵性和活力。在张开感官后、人类获得了更宽广的世界连结渠道和方式，乡村社会成为精灵飞舞、充满动感的灵性世界。在对话交流语境中，自然万物被赋予情感和记忆。如《声音史》中，滞留在乡村的孤独寥落女子夏青，在喂鸡时，呈现了充满了生机的动人场景，“碎末跟着暮色和植物新鲜的香气，一同溅开，在她身前扇形推挤，溅到远处去的，饿了渴了的鸡，便啄着吃。她‘嘶—嘶--’地吆着鸡。说话和吆鸡，一点儿也不耽误她做活路。”“具备形式的文学语言比任何外界事物都具有一种作为物的感觉，它离灵魂最近。”这幅劳作图，综合了多种感官，通过声音、色彩和行动，以乡村语言和形式描摹了劳作的动态景象和丰富的知觉感受，再现了人与其他生命共存的和美意境。只有调动和激活了长期为现代理性所抑制的知觉维度和感知能力，才能够再度复现鲜活的乡村社会与乡村生活。当然，乡村日常生活中，优美质朴与野蛮残忍的权力倾轧、激烈矛盾是并存的，而这一充满人文余晖的自然村落的光晕，将会通过书写得以保留，即使离乡或不再返乡，也不能从有过故乡的人们的生命记忆中抹去。

《尘世三部曲》是现代乡土文学书写的延续，也是乡土中国演变的当代继续和深度呈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百年后乡村破败的景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指出：“对于人类，更大的命题是不论他们联系得多诚恳，多持久，不管他们的群体有多大，阶段性的孤独感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境况。”人类为了生存繁衍，为了克服孤独感，形成各种地理空间或社会形态。在农耕文明时代，村落成为普遍的聚居方式。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乡村社会在内外压力下逐步萎缩和凋零。仅存的少数留守乡村的，即使承袭先辈的生存经验奋力抗争，却终究无法抗拒这一历史趋势。乡村返回荒野，或许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过程，在现代性发展逻辑的运转下，人类终将趋向“美丽新世界”。荒村情景不只是“千河口”的命运，也预示着人类未来的危机和走向。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