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城市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书写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末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文学”这一概念才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否认甚至贬低这种深刻的变化都是草率的。” ① “‘流动的’现代性”推动了乡土中国在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也促使大量农民在社会转型与城市化建设的契机下涌入城市，寻求生存的更多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边界变得模糊，处于城乡之间的“中间地带”则愈发宽广。在文学创作领域，曾经被视为城市边缘的空间和群体，如今成为城市书写者们聚焦的热点，这不仅是城市文学对于当代社会结构的能动反映，也蕴含了当下写作者对于城市发展的深刻认识与理解。

对此，我想以文学作品中的北京书写为例，具体阐释城市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这一新趋势。提到文学中的北京，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故宫、颐和园、中关村等城市地标，是皇族贵胄、大院子弟、市井胡同里的那些“老北京”，以及他们闲谈时那口地道的北京话。尽管对文化符号的强调是城市书写的必要策略，也正是这些符号建构了人们的北京想象和北京情结，但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双重浪潮的冲击下，单一固化的文化符号已难以承载城市的复杂性，难以呈现北京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

再者，无论是传统的北京文学所聚焦的北京中轴线，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奔向北京的外来务工者眼中的科技、商务中心，写作者们都将目光聚集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以一个个鲜明的城市地标深化北京在不同维度的中心地位与独特气质。与此同时，他们从不同侧面刻画“北京土著”和“北漂”这两大群体，文学中的城市“主体”与“他者”形象得到凸显。然而，生活在城市中心以外的人如何想象北京？“城与人”之间的精神关联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通常被视为城市“他者”的“北漂”群体如何捍卫其精神主体性？正像被纳入“新北京作家群”的作家孙睿所指出的：“北京既有超一线城市的特征，又有二三四五线城市的生活痕迹。北京有了越来越多的房子，有了越来越多的家庭，飞机、高铁、高速路把乡村生活和伦理也拉到了北京。” ② 作家们正逐渐发现北京这一“五方杂处之地”的复杂多元，将笔触从传统的城市中心地带向外延伸，探索那些被忽视的角落和群体。文学中的北京正由此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和精神气质。

一、地理空间的延展与北京形象的重塑

以往的北京书写常常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感受——它们不遗余力地强调北京这座城市的中心性。皇城根下的遗老遗少在怀旧中勾勒出一个作为历史文化中心的北京，大院子弟的成长背景凸显着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身份地位。即便是小说里那些出身平凡的“老北京”，也大多居住在北京中轴线附近的胡同，处于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城市中心。如果说上述作品是基于北京市民有限的生活轨迹，勾勒出相对封闭、向内凝聚的文学地理空间，那么当外来务工群体成为北京书写的主要对象时，伴随着他们出现的是国贸、国家大剧院、中关村等现代都市地标，和一个作为商业和科技中心的新北京形象，繁华绚丽的都市北京吸引他们进入，也以“生人勿近”的气场让他们感到迷茫。装扮奢华地走进国家大剧院看演出，是陈金芳证明自己融入北京的方式（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作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与伪证制造者的并置形成的巨大张力正是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的魅力所在。正如白惠元所说：“‘北京文学’不能永远在旗人故事或老北京儿化音里打转，它需要内部更新，需要更具流动性的动力机制。” ③ 文学中的北京也不应局限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在这座占地一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城市里，城中村的折叠巷道与远郊地铁的回响，“立交桥下的尾气和建筑工地的土腥味” ④ ，正在编织一个更为多元和多面的北京形象。

在发表《跑步穿过中关村》之后，徐则臣在二〇二〇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北京西郊故事集》。虽然两部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海淀当时的城乡接合部，但徐则臣减少了对“中关村”“看升旗”等北京想象和北京情结的强调，转而将西郊城中村这片被现代化进程悬置的“飞地”作为叙事坐标，同时突显出地理空间和人物的社会地位两方面的边缘性。他以“屋顶”这一垂直维度上的空间实践，写下了“北漂”青年对狭隘视野的自觉和对更辽阔的城市空间的渴望：受制于有限的活动范围，攀爬屋顶成为行健、米箩、宝来和“我”的生活日常，他们瞭望城市，渴望看到更广阔的城市空间。于是，在《北京西郊故事集》里，鸟的身影多次出现，将人有限的视线延伸。当戴山川的目光化作“翅膀无限延长的乌鸦”掠过西郊，飞向朝阳、通州时（《兄弟》），鸟的意象既是打工者困于生存压力对冲出牢笼的渴望，也作为作家解构空间区隔的叙事装置，显示出他对于探索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的自觉。正是基于这种自觉，小说集尽管以“北京西郊”命名，却没有将视野局限在北京西郊，而是沿着“北京—故乡”的轴线不断延展，扩大了北京书写的叙事空间。徐则臣跳出了北京书写在空间上固化的窠臼，通过边缘与中心、在地与流动的辩证对话，重构了城市文学的叙事拓扑。

随着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小说中的“北京西郊”如今已划归北四环，不再被纳入郊区的范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对北京生活的关注与挖掘从传统的城市中心地逐渐扩展至四环外甚至京郊地区。他们以远离城市中心的书写反思对于城市的狂热追逐，在此过程中对文学中的北京形象进行了“去中心化”的重塑。

孙睿的《游乐场》塑造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都市中产“北漂”，他是这个城市里不折不扣的“中间人”：“我”住在不远不近的北四环，物质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每天面对着工作上的压力和婚姻里的千疮百孔。当“我”回到家乡反思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发现北京不仅没有带给自己想象中的成就感，反而让自己“重力越来越大，起飞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牢牢被生活所控，没有收获期盼的灿烂，而是一肚子委屈”。⑤ 在他看来，相比家乡，北京“滞涩僵硬”的生活让人缺少了快乐的权利。⑥ 因此，尽管拥有在北京安居乐业的资本和能力，“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在开启新生活后意外地收获了生活的馈赠。

如果说《游乐场》中的“我”是在北京与故乡的对比中重新审视北京与自我，那么杜梨的《三昧真火》则是以北京想象与现实北京的对比来刻画落差，以此突显新一代“北漂”青年面对现实生活的隔离感。作为一名北京人，杜梨早期作品中的北京集中在承载着“老北京人”记忆的四九城和她工作所见的颐和园。到了《三昧真火》，杜梨跳出了个人经验和她熟悉的城市空间，转而从闽南文化和古典神话中开掘创作资源，以白惠元所谓“南水北调之术”刻画了一个来自闽南的说唱歌手及她眼中的北京。陈娜迦生活在大兴区六环外的高速旁由废弃工厂房改造的公寓，“奶茶小妹”与说唱歌手的双重身份让她迅速成为网络的焦点，也将她卷入网暴的旋涡，边缘化的处境让陈娜迦认识到现实与想象中的北京存在着的巨大落差：

娜迦在古厝时想象的北京可比现实中的北京要精彩得多。摩天的灯红酒绿，穿梭的空中电梯，永不停歇的巧克力喷泉，在云霞和玉宇交相辉映的地方，拖着长腔的京剧，跳迪斯科的人群和音乐节的酒精。……他们看到这座城市很快修起云梯，可以供人们攀上天宫，可下方却狼藉一片，人们在爬云梯的过程中逐渐被云梯吞食，变成云梯不可替代的骨头。可到了天宫，发现里面也不过就是些海市蜃楼和红粉骷髅。⑦

《三昧真火》和《游乐场》在不同程度上建构了批判性城市图景，这种批判并非来自北京作为超级城市对外来者的空间排斥，而是基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规训对个体主体性的吞噬。但《三昧真火》呈现的北京已然超越了单纯的地理空间范畴，而是融合了在今天充斥于日常生活的网络媒介与流行文化，指向对于现代性的反思。说唱是陈娜迦为打破幻象、拒绝被异化所做的努力，也是她消除心中业障的武器。《三昧真火》从多重叙事层级上嵌套了《西游记》的精神内核，四位主人公作为南海龙女、红孩儿、孙悟空和哪吒的化身，相遇在光怪陆离却又危机四伏的北京，反叛各自轨道上的“天庭”对他们的审判和压抑，显示出新一代青年突破束缚的勇气和决心。

从这些作品来看，从城市中心向外延展的文学勘探，本质上是对北京“中心性”的重新解码，也是对单一化城市想象的深刻反思。它不仅将文学中的北京扩展为更广阔的城市空间，更标志着“城与人”关系的隐秘转变。——如果说以往的北京文学主要讲述的是“城塑造人”和“人想象城”，那么今天的文学作品则借由游走在城市边缘的人物视角，发现了有别于主流想象的城市侧面，并将他们从迷茫中打捞，写下了他们在重审城市和自我之后的顿悟和突围，这不仅拓展了城市文学的地理边界，更是对“北漂”精神空间的可贵开掘。

二、生长于京郊的北京人

当然，除了写下“北漂”群体的生存境遇，北京作家也未曾停止对于北京本地人的关注。但在今天，所谓“北京人”的范畴早已不再局限于那些世世代代生长于四九城内的“老北京”。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京郊居民如今也已成为北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近年来的北京书写中，作家们逐渐将目光投向这些生长于京郊的北京人，探索他们有别于传统“老北京”的身份认同。

较早在作品中表现京郊生活的代表作家是刘绍棠。尽管通州自一九五八年划归北京市管辖，但在刘绍棠生活和创作的年代，通州更多地保留着传统农村的风貌。因此，刘绍棠对于故乡通州运河一带的书写仍属于乡土文学的范畴。他以农民自居，自称“运河之子”，专注于对农村题材和农民生活的书写，并对乡土文学理论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乡土文学进入一个新的繁盛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让远郊各县纷纷开始转变为市辖区，京郊居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首都市民。生长于房山的辽京便是其中的一员。辽京在《白露春分》里用了不小的篇幅展现集体经济转型时期的京郊生活图景。相比刘绍棠笔下的京郊农村，秀梅一家所在的京郊工厂大院在物理空间上已显示出首都辖区的城市面貌，但其伦理结构仍保留着乡土社会的痕迹，随着时代的变迁，大院里以血缘为轴心的关系网络与厂区外加速扩张的消费主义形成了刺眼的错位。因此，在城乡转型的夹缝中，旧道德失去约束力，新规则尚未建立，家中的男性不断以暴力填充秩序的真空地带，而深受差序格局影响的秀梅将忍耐奉为圭臬，以“体面”之名一再纵容家庭暴力的发生。但随着秀梅走向衰老，对于守住全家人的面子开始力不从心，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如同沉重的回响，变得愈发尖锐和激烈。秀梅的衰老不仅意味着她个人力量的衰退，也宣告了传统家庭观念与道德伦理在今天的式微。在《白露春分》里，京郊作为“城市扩张的缓冲区”，被用来盛放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

这种冲突和断裂在小说里还表现为人物爱情观的鲜明差异，在佳圆的情感遭遇里，辽京借助瓷鸳鸯这一意象，留下了她对于现代价值观的思索。作为秀梅的孙女、京郊工厂大院长大的女孩，佳圆对美好纯真的爱情不失向往，她的丈夫沈慕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则是现代都市所象征的原子化社会的产物。瓷鸳鸯是佳圆父母的爱情信物，寓意着坚贞的爱情，因而在摔碎之后，佳圆小心翼翼地将它粘牢复原。但在丈夫沈慕眼里，瓷鸳鸯不过是可以用来盛放避孕套的容器。从“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到无爱婚姻的建立，现代社会快餐式的爱情观和膨胀的欲望正在逐渐瓦解人们对爱情的信念与坚守。

作为一名来自京郊的北京人，辽京对于北京没有强烈的身份自觉，她在采访中强调自己只是“一个行政区划上的北京人，不是民俗意义上的老北京” ⑧ ，在写作中，辽京也有意削减作品的地方性，这让她笔下的日常生活虽然发生在北京，却不具备鲜明的北京气质。在《白露春分》里，北京没有以具象化的形象出现，小说写到几个年轻人参观的古猿人遗址公园在秀梅家附近，这似乎成为书中唯一暗示秀梅家空间坐标的线索。辽京刻意弱化了北京的地方性标志，转而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致雕刻，构筑起鲜明的时代印记，揭示女性普遍面临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并触及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

在《白露春分》里的人物身上，我们看不到属于北京人的独特风貌，北京以一种隐性结构参与叙事，其特质被转化为普遍性生存困境的载体。与《白露春分》不同，刘汀的《富贵如云》则刻画了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北京人，小说以“富贵哥”这一人物生动塑造了北京人形象的又一典型。富贵哥来自北京延庆，而延庆在一九五八年之前属于河北省，这让他在家住四环的北京“土著”妻子面前，始终怀有难以消解的自卑感，妻子对其“后来划拉进来的农民”的定位，不仅揭示了北京内部的阶层区隔，更直接对富贵哥试图通过模仿“京爷”做派（如仗义、好面子、夸夸其谈等）来获取身份认同的努力宣告无效。富贵哥的认同焦虑投射于他们的婚姻关系中，显示为由经济弱势催生的自卑感和家庭地位的失衡。当他越是刻意用混不吝的姿态掩饰困窘，则越暴露出边缘者试图融入中心的困境。“富贵哥”这一形象的魅力正在于此：他既是“老北京”特质的当代镜像，又是城市化进程中身份“悬浮者”的真实写照，其外在形象与内心情感形成的巨大张力为我们观察新北京人的精神图谱提供了独特的切口。

三、打工者的自白

把二月盛开的桃花趁着慌乱的夜色

献给皮村的街道？鸽子楼和匆匆人群

献给一天十八个小时营业的杂货店老板

献给理发店炽光灯下穿着时尚的服务员

献给下班归来一身疲惫的梦幻城乡赶路人

献给子夜时分在垃圾箱里两眼放光的拾荒者

…… ⑨

——小海《皮村献诗》

有关文学中的“北漂”形象，我们最熟悉的还是那群从乡下进城的务工者，他们穿梭于城市与乡镇之间，被荆永鸣形象地称作“北京候鸟”，漂泊的生活状态和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地位成为他们的主要特征。越来越多的作家从不同视角出发，写下了这群打工者的际遇，这让原本被忽视的“北漂”群体进入公众视野，也让我们不免心生警惕：作家们在塑造“北漂”形象时，究竟融入了多少先验性的想象与作家个人的情感态度？文学中的“北漂”打工者形象是否正在逐渐固化？一直被代言的这些打工者又是否会认同作家塑造的自己？他们身上是否有着这些作家未曾发掘的某种质地？

其实，范雨素就曾在受访时提到，有些“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的作品让她感到不适和不满。心怀对文学的热爱，以范雨素、胡安焉、王柳云等为代表的“北漂”打工者，借助网络平台开启了自我书写的实践。他们通过小说、非虚构、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形式，写下了自己的打工生活与内心世界，并因此获得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这群写作者中，还有自发形成的文学爱好者团体“皮村文学小组”，其成员是一群居住在皮村、爱好文学的进京务工者。皮村是鲜为人知的外来务工者聚集地，位于朝阳区东六环的边界处，是高楼林立的都市北京下不起眼的城中村。在非虚构作品《我的皮村兄妹》里，袁凌为这些在北京短暂驻留的打工者立传，记录了他们在谋求生计与文学追梦间寻求平衡的艰难过程，这让我们发现，在这座城市的褶皱地带，还有这样一群人正用文学的光亮去填补生命中的灰暗时刻。

“北漂”群体在二十世纪末便已形成相当规模，他们的文学创作却是在近十年间才开始集中涌现。从默默无闻的打工者转变为备受瞩目的写作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下新媒介的广泛应用与传播。在回顾创作之路时，范雨素曾谈到互联网对自己的影响：“感谢万物互联的互联网，使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史，每个普通人都能写作，都能留下自己的文字，都能被看见。” ⑩ 新媒介的出现降低了文学创作的准入门槛，同时拓宽了写作者发表作品的渠道，范雨素、胡安焉和王柳云都是借助新媒介的力量写作、传播、走红，尽管每个人的成名之路不尽相同。范雨素在文学专业教师的指导和编辑的帮助下完成了自传《我是范雨素》，在投稿到微信公众平台“正午故事”后，创造了二十四小时内点击量“10万+”的传播奇观；胡安焉失业后在网上发表随笔，他发在豆瓣上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引发了热烈反响，由此引起编辑的关注，并在编辑的鼓励下，开始系统创作有关送快递经历的非虚构作品；王柳云首先因为在厕所间储物室画画而在网络走红，而后接连发表了自传性随笔《青芥人生》和诗歌随笔集《月光不迷路》等，以文学的形式进行自我阐释和思想表达。

在数字时代，新媒体平台为这些打工者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使他们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然而，打工者与写作者的双重身份只是他们最初被关注的契机。真正让他们获得广泛认可与尊重的，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展现出的丰富而自由的精神世界，以及独特的审美洞察力。尽管这些打工者都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创作的基底，但他们的作品风格和展现出的审美旨趣各不相同：胡安焉以纪实性写作的形式，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中朴实真挚地记录自己从事物流工作的经历。诗人小海自称“温榆河上的西绪弗斯”，他在《皮村献诗》里以繁复细腻的意象勾勒出自己眼中那个既充满诗意又孕育着希望的北京。他以我们并不陌生的城市漫游者姿态穿梭于现代城市空间，为像他一样的在城市中疲于奔命的异乡人绘制一幅幅生动的群像，将他们的辛酸、无奈与渴望一一呈现。范雨素的自传《我是范雨素》尽管提到了自己在北京务工的困境，但她选取的更多是人生中乐观、诗意的横截面，她无意在作品中铺陈苦难、不公和尊严受到的刺痛，而是以“含泪的笑”书写生命中的那些温情与动容。

多样化的创作路径不仅丰富了“北漂”书写的表达形式，也显示出这群“北漂”打工者在困境中对自我价值的坚守与追求。他们的作品情感真挚，同时兼具文学性。通过聚焦个人经历与真实感受，他们笔下的故事不仅极具可信度，更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尽管在作品里，他们也记录了生命中的那些灰暗时刻，以及陷入困境时的无力和迷茫，但他们没有自怨自艾，也不因此乞求同情。相反，他们在困境中逐渐成长为一个个强大的自我主体，在自己的人生航线上自由驰骋。这种成长与坚韧，让这些作品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相较于以“北漂”打工者作为城市他者的书写，更具切肤之感与动人力量。

我们也不应忽视促使这些写作者走红的幕后推手。一方面，专业学者的指导和编辑的帮助为他们铺设了通往文学的道路，让他们找到了自我表达的途径；而另一方面，媒体平台在报道时采用的推广策略在加速他们成名的同时，也让他们面临着被标签化和片面解读的风险。为了博取流量，一些媒体平台在刊登文章时，为这些写作者贴上夺人眼球的标签，通过并置反差鲜明的身份标签，激起读者的好奇心理。例如，在介绍王柳云时，媒体常常称其为“清洁工画家”“厕所艺术家”；在有关范雨素的报道中，则频繁出现“北京别墅区”“清洁阿姨”“知名女作家”等具有强烈色彩的并置标签。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安焉的代表作虽以“我在北京送快递”为名，但书中写到的经历不仅限于北京，还包括他在成都、大理、上海、广州等地从事物流工作的丰富经历。“在北京”与“送快递”作为又一对醒目的标签，似乎是被有意用作宣传的营销策略。根据胡安焉本人的表述，这或许并非出自他本人的意愿。他曾提到：“我写这本书几乎是完全受到偶然和外部因素的推动，而非出于自己的计划、争取和坚持。” ⑪ 如此看来，打工者的自白是否已在“外部因素的推动”下悄然改头换面了呢？这或许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新问题。

尽管由流量引发的关注给予了他们创作上的认可和鼓舞，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多种可能，甚至改变了其中一些人的命运——比如爆火后的胡安焉已经辞掉工作离开北京，成为一名专职写作者——但这些标签为他们打上的烙印让他们写作的初衷和他们被发现的方式成为悖论。很多写作者都曾表示自己不想被代言，更不想被贴上标签。他们选择拿起笔，写下一个真实的自己，正是为了打破外界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不过，除了标签下的猎奇心理，大众在网络时代被他们的经历和作品所吸引，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在于，他们所书写的平凡生活和那些真挚复杂的心绪，触及了当下社会普遍弥漫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源自我们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人生方向的迷失。在他们的文字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困局中的自己，也看到了生活的动力和希冀。打工者的文学创作不仅拓展了文学中“北京”的边界，更为城市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他们的发声打破了“中心”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让我们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写作”已经到来。

随着城市文学的锚点从单一的中心开始向多元的混杂地带挪移，历史层积的“帝都”幻象终将在五方杂处的现实图景中逐渐崩解，显露出全球化与在地性碰撞下的城市本相。这种“边缘”的出现与崛起，不仅让文学中的北京挣脱了地理符号的束缚，更赋予了它鲜活可感的血肉与肌理。来自不同角落的声音的加入，让北京在文学中的形象愈发丰厚饱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预示着城市书写在未来的无限可能。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北京历史文化题材文艺作品创作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WXA002）

注释

①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页。

② 孙睿：《在城市潜伏》，《青年文学》2024年第11期，第15页。

③ 白惠元：《夜间低吼：杜梨〈三昧真火〉与青年精神状态》，《当代》2024年第4期，第184页。

④ 杜梨：《三昧真火》，《当代》2024年第4期，第162页。

⑤ 孙睿：《游乐场》，《当代》2021年第5期，第187页。

⑥ 孙睿：《游乐场》，《当代》2021年第5期，第186页。

⑦ 杜梨：《三昧真火》，《当代》2024年第4期，第162页。

⑧ 辽京：《我写作的最初动机不是为女性发声》，北方公园NorthPark，2020年12月7日，https://mp.weixin.qq.com/s/w3ljdRI0ED6cQBpqtmO4IA。

⑨ 小海：《皮村献诗》，载师力斌、安琪主编：《北漂诗篇 2018卷》，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版，第288页。

⑩ 范雨素：《久别重逢》，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26页。

⑪ 胡安焉：《在今天回顾〈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出版》，北京文艺观察，2025年2月17日，https://mp.weixin.qq.com/s/P6HSz9oTzTGoV1vZf69J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