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夫妇之间》和萧也牧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经典难题，不同层次和视野之间存在互相缠绕的关系，并内嵌于当代学术思潮与研究范式的变迁之中。1980年代初期，围绕萧也牧“平反”所作的翻案文章，成为“新时期”拨乱反正、重建秩序的一环。1980年代中期，萧也牧笔下的日常生活、城市空间被重新挖掘，与革命语境形成张力乃至冲突，这一研究思路看似具有颠覆效果，实则延续着1951年批判中“公共/私人”“农村/城市”“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模式，反映出“新启蒙”话语与“前三十年”之间更为深刻的镜像关系。近年来，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1]，研究者或考察萧也牧的文学经历和《我们夫妇之间》的个人化语境，试图呈现“小角落”与“大时代”的碰撞[2]；或分析作为创作背景和小说内容的城市接管，展现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如何磨合，回应“革命第二天”的问题[3]；或借此呈现共和国初期文学力量的制衡与冲突，关注晋察冀文艺和延安文艺之间的内在张力[4]；或将《我们夫妇之间》的艺术探索及其争议，视为新中国文艺法则确立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并对日常生活、英雄人物、知识分子与工农等问题进行文学史分析。[5]

这些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关联着“进城”问题。以此为切入口，可以形成理解《我们夫妇之间》和当代文艺体制、文化政治的整体性视野。此处的“进城”，并不单指城市的接管和改造，小说本就提供了相当丰富的阐释层次。文本内部，是李克和张同志由晋察冀地区进入北平，作为机关干部和工厂干部，直接面临“改造城市”或“被城市改造”的挑战；文本周边，是在上海昆仑影业改编的电影中，上海知识分子李克和山东工农干部张英由鲁南进入上海，展现出“进城”的不同面貌；文本外部，是出身于浙江吴兴的萧也牧，作为八千干部之一进入北平[6]，“把北平当作一个城市接管的实验场所”，继而“建立一个人民自己的首都”。[7]三重“进城”彼此映照、相互纠缠，使这篇在“极具个人化的情境”[8]中创作的文本，不可避免地带有高度的公共性。本文试图在此视野中，重新打开文本的叙事性和歧义性，将“文化领导权”的阶级性和地域性引入讨论，从而透视人民文艺的“进城”难题。

一、“进城”的三个层次与北平的城市特性

自1947年底进入石家庄起，中共逐步积累起一套接收、建政、管理、改造的经验，其进城实践呈现出因地制宜的特征，个中包含的，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在野到执政、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折。根据萧也牧的自述和旁人的回忆，《我们夫妇之间》试图以文学的形式为“进城”之际的干部工作、离婚等问题赋形。[9]因此，应当关注“进城”的丰富层次和北平的城市特性，由此才能分析通常所述的“革命第二天”具体指涉着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小说抛出了“如何认识城市”这一问题。随着男女主人公移步换景，借张同志的目光，寻常城市空间被陌生化、问题化，城市的消费性质也逐渐显露。李克阔别城市十二年，在他看来，城市建筑、室内装潢、娱乐设施、生产与消费方式，均无比熟悉，理所当然；对从未离开深山、生活基本自给的张同志而言，那些热衷打扮、不事生产的红男绿女，拉着百八十斤大胖子的童工，首先造成了视觉的冲击，一顿饭值几顿小米的物价，月底清零的储蓄习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消费伦理，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彰显出城乡差异和城市的畸形特征。李克将消费性视为城市的本来特征，认为接管干部应当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张同志却看到了维持城市运转的社会分工，以及横亘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品味区隔、阶级差异。据1926年12月北平警察厅为筹备冬赈所作之调查，赤贫、低收入与中等收入的家庭，诸如商店银行的职员、警察、小学教师、手艺人和人力车夫，占了全市人口的75％。[10]这也从侧面佐证了李克目光的片面性以及消费文化的排他性。

然而，正是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构成了接管城市的基础。当男女主人公从外部的消费场所进入内部的行政、生产机构（机关、工厂），此时需要做的，不仅是清点档案公文，也是研究旧机构状况，妥善处理旧人员，维持社会生活秩序和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行。与其他城市不同，作为一座国际性的历史文化名城，北平“联系着整个世界的观瞻”[11]。和平接管，虽有助于保存物资、保全力量，为全国解放作表率，但也增加了干部为敌人同化的“麻烦”[12]，张同志对李克“变质”行为的警惕，有着切实可依的历史背景。

更何况，作为“旧京”的北平，并不同于作为通商口岸和发达工业城市的天津、上海。它一方面深刻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国外廉价产品、新式时尚的倾销市场，一方面又保留着手工业、回收经济等非工业生产，后者构成了多数人口的生存之本。[13]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交叉的经济体系、人群的五方杂处，使得北平呈现出介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面貌，历史的遗迹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真实存在，并未遭遇“博物馆化”（列文森）或“传统的发明”（霍布斯鲍姆），有研究者称之为“传统的回收”。[14]不过，如今看来充满活力的“旧京现代性”，在当时，反倒为和平接管增添了难度。新旧北平的交织缠绕，反映于寄生阶层和城市贫民问题上。彭真在进城前的干部讲话中指出，城市贫民集团内部极其复杂，流氓、小偷、侦探、反动派的狗腿子、流亡地主、没落贵族与劳动者俱存，难以被划入工人、学生、农民等以阶级、职业定义的群体。[15]进城后，相关情况又在乞丐、妓女、摊贩与棚户问题上得到集中表述。[16]这些问题在民国时期曾被社会学家放进现代化框架中，并寄希望于社会控制、社会改革；如今，它们被进城干部纳入阶级叙事之中，最终交由革命与改造来解决。具体到小说中，则是“老妈子房”的掌柜言必称“太太少爷”，“七星舞厅”的经理当街掌掴乞丐。

值得展开的是，“七星舞厅”原型为东长安街“三星舞厅”。东长安街南侧的正义路3号是进城初期团中央的办公地点，崇内大街、东单电车站至东长安街一带，则是萧也牧从宿舍到机关的必经之路[17]，他很可能将其写入小说。这曾是北平最为繁华的新式市场。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决定用大量政府资金重修颐和园和内城街道。1903年，因维修工程进展到东安门街道，当地商家迁至王府井练兵场。前门地区的商家因店铺毁于战火，也聚集于此。从来只有个体商户和庙市的北京内城，出现了东安市场这个著名地标。[18]不过，这一带真正的兴旺是在民国时期。以1907年法国人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建成北京饭店为标志，外国商家陆续迁入，到1930年代已逾百家。[19]作为新型消费的标杆，王府井的店家是以驻扎于南侧东郊民巷一带的外国列强的经济、政治、文化及象征权力为后盾的。[20]曾有中国游客写道：“一下车，也许会使你吃一惊，以为刚出了东交民巷，怎么又来到租界地。不然何以这么多的洋大人？商店楼房，南北耸立，有的广告招牌上，竟完是些ABC。来往的行人自然是些大摩登，小摩登，男摩登，女摩登之类，到夏天她们都是袒胸露臂，在马路上挤来挤去。”[21]此情此景，在《我们夫妇之间》开头得到了鲜明呈现，七星舞厅事件不只是夫妇之争，也包含着“进城”之际清晰可辨的全球权力结构与时代密码。

因此，才有改造城市的必要性。在萧也牧的主观意图中，熟悉城市文化的知识分子李克被小资产阶级趣味吸引，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张同志则在工作中急躁冒进，小说结尾，他们意识到各自的错误并重归于好，展现了如何“以劳动者生产者的作风来改造北平”[22]。萧也牧对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认知和党的要求相符。在1948年12月21日北平市委对接管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到三点：第一，对于旧的国家机构，要求完全粉碎。对旧的企业机构，则应当加以研究改良，不应完全粉碎，也不应以落后方法取代进步方法；第二，坚持群众路线，不把大批干部放在机关中；第三，坚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用朴素的作风，来对抗旧社会堕落腐化的恶习，用勤劳生产，来对抗游手好闲的寄生阶级的思想。同时，也必须克服农村游击环境中所带来的散漫和游击主义作风，并反对经验主义”[23]。这既是未雨绸缪，也是对此前经验的总结。其中，工作作风尤为重要。比如，同月有关公共房产问题的指示，不仅特别强调统一分配住房，还深入到“伙食、制服、娱乐、洗澡、理发”等方方面面，要求“保持工作人员饱满的工作情绪”，“防止城市工作人员的腐化与官僚主义化”。[24]具体到家庭生活方面，进城和新《婚姻法》颁布导致的离婚潮，一度成为党内讨论的话题。萧也牧的妻子、同事的回忆证实了干部的婚姻问题，邓颖超关于《婚姻法》的报告也暗示，确实存在“少数干部中离婚事件多由男方提出的局部现象”[25]。

《我们夫妇之间》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极为巧妙地达成了现实问题的文学表达：萧也牧看见了现实存在的进城离婚潮，遂将进城叙事与婚姻家庭叙事合二为一，赋予夫妻二人不同的干部类型，借他们互生矛盾、和好如初的情节剧，展现进城过程中的问题及其想象性解决。而且，与左翼文艺中常见的男性革命者与女性知识分子的设定不同（如《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屈原》《青春之歌》等），《我们夫妇之间》的婚姻家庭叙事更贴近解放区文艺（如“解放区四大歌剧”），张同志的形象亦可立于孟祥英、王秀鸾等“女劳模”侧畔。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女性因深受压迫而具有革命动力，常常比男性更加进步。相比软弱动摇的李克，张同志的立场更坚定，不仅常常占据道德高点，使李克哑口无言，在夫妻关系中，也把握着出走与归来的主导权。在人物出身和情节设置上，“抑李扬张”的意图相当明显。因此，《我们夫妇之间》最终陷入“似褒实贬”的逻辑悖论，便显得更加耐人寻味。

二、“未完成”的婚姻家庭叙事

一个“抑李扬张”的故事，何以被读出“高高在上，玩弄人民，似褒实贬”的内涵？问题恰与婚姻家庭叙事有关。历史转折时期的争议性文本常常包含这一主题，如1956年的百花文学以“写真实”“写爱情”为口号，“新时期”伊始的文艺作品如何表现爱情亦引发极大争议。正如我们常常忽略“北平”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我们也很少分析“夫妇之间”构成了何种性别秩序、家庭分工、伦理想象。李克和张同志的对照，同时是男性、丈夫、城市、知识分子和女性、妻子、农村、工农兵的对照，性别、城乡、阶级话语相互填充，婚姻家庭叙事的成规俗套，被不加反思地挪用到有关进城工作的讨论中，导致文本最终效果和作者主观意图发生偏移。

首先，由于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和李克高度重合，张同志仅以“我的妻”显身，有姓而无名，在客观上失去了取得读者认同和表述自我的权力。即使是最具华彩的痛陈革命家史和教育小娟段落，也仅是经叙述者过滤、编织的间接引语，与叙事者的欲望视角、嘲讽态度呈现出复杂的纠缠关系。研究者曾讨论《我们夫妇之间》的反讽叙事，认为第一人称叙事能够将小资产阶级的自私与偏狭穷形尽相地凸显出来。这种技巧并非不为批评家所感知，但在共和国文艺体制的建立时刻，面对文化水平有限的工农兵读者，它所造成的客观效果和文学倾向实在不佳。[26]应当补充的是，反讽的失效乃至失控，不单源于叙事策略，也源于内容细节和表意结构，乃至婚姻家庭叙事内部的不确定性。

尽管小说试图展开关于工作方法的讨论，却并未带入多少扎实的工作细节，“女劳模”形象本该携带的丰富意涵，她对城乡差异、阶级压迫、劳动翻身的切实体认，尽为性别修辞所掩盖。张同志对城市的批评，首先是“男不男女不女”，这本来无伤大雅，因为性别秩序作为特定社会历史结构的产物，总能直观地反映这一结构自身。但小说对张同志的塑造，若止步于性别修辞，计较穿衣打扮、言谈举止，并将她的无产阶级立场归之于性格的粗鲁、倔强（此处，叙事者的潜台词是她偏离了“正常”的城市性别秩序），便失之轻浮。而后半部分将张同志出于工作需要而发生的转变，理解为女同志的爱美之心，并安排她以柔情万千的姿态向“我”道歉、对“我”示好，更是加固了男性中心的性别秩序，从而服膺于男性形象所指代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城市趣味。

反讽叙事的暧昧性，说明萧也牧并非对这种男性中心主义熟视无睹，却无力深入讨论并寻求解决之道。什么是合适的工作方法？小说提供了想象性的解决之道。城市生活应当构建何种性别秩序、家庭分工、伦理想象？小说有所触及，却表现出失语和迷茫。中共革命内在包含着妇女解放，其中涉及对公私界限、家庭分工的重新规划，《我们夫妇之间》也在不同层面上触及这些问题：李克进城后使用稿费购物消遣，看似无可非议，然而“自己的钱自己花”实则以不平等的家庭分工为基础，李克作为丈夫的自由的背后，是张同志作为妻子所承担的照料、养育等社会再生产责任。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再生产往往不可见。因此，当李克宣称稿费是他的个人收入时，张同志才会反驳，他使用的花被面、毛背心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拿这份收入救济遭受水灾的冀中老家，也是人之常情；当李克在机关单位跳舞散心，张同志才会抱着孩子冲进来，强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27]，而李克接过孩子时的张皇失措，则暴露出这位熟谙政策理论的知识分子对家务劳动的隔膜。这里，与其说张同志的“公”（革命）中隐含着“私”（家庭），并在无形中消解着小说的意义结构[28]；不如说李克的“私”（个体）本身以“公”（家庭）为依托，在革命伦理中重新定位这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超越简单的公私对立，理解萧也牧的迷茫失语和婚姻家庭叙事的未完成性。

家庭形态的变迁与整体的社会进程密切相关。家庭叙事总是处于临界点：一方面，家庭常与集体抗衡，成为难以攻克的顽固堡垒；另一方面，家庭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末端，又是最小的“公共”单位。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议题之一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这并不意味着此前的家务劳动于社会无益，而是说它们往往需要通过父系家庭和男性家长才能与社会发生关联。所谓“社会化”，不仅要为家务劳动付酬，还要赋予劳动者尊严感，并把她们直接组织进社会生产。具体到中国革命实践，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不仅有着生产度荒、补充劳动力的现实考虑，也是鼓励女性参加家庭外的、有酬的生产劳动，使其成为独立的劳动者和经济个体，获得和男性等同的经济、政治权利。[29]而城市女工工作的重点，则是动员与组织女工参与生产竞赛，加强宣传教育和文化学习，落实妇婴福利工作和职工家属工作，培养劳模和女工干部等。[30]公共食堂、托儿所、幼稚园等“‘老婆、孩子’的琐碎‘小事’”，被视为群众的“大事”和“具体解放妇女的社会事业”，从而纳入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整体视野。[31]落实在文本中，是张同志告诉保姆小娟，为她带孩子也是参加革命，两人完全平等。她将女工的落后归因于旧社会所受压迫，并在生活中逐步与之亲近，这应是当时妇女工作者的共识。“由于中国社会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造成了女工除和男工有共同的困苦与要求外，还有其特殊的困苦与要求”[32]，但是强调妇女的特殊性，并非“把工人阶级的整体按照性别分裂成两块”[33]，而是“为着生产，通过生产，加一把力，提高女工，解决女工特殊困难，使女工与男工齐头并进”[34]。

家庭叙事同时表达着特定的伦理想象。如前所述，在1940年代解放区的人民文艺中，有关人民与革命主体的叙事，大多呈现为女性的面孔。这不仅是因为女性在旧社会深受“四权”压迫，也是因为婚姻家庭故事同时带出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关系、人伦关系、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35]“进城”的难点恰在于此，在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中，如何重划性别秩序、公私界限、家庭分工？如何阐释《新婚姻法》中的“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抚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36]？李张二人在冀中水灾事件和七星舞厅事件上的分歧，既关涉工作方法，也关涉伦理标准。专业化、科层化体系中的干部不该“多管闲事”，然而对“闲”的定义本身是一种排斥机制。李克对张同志家务劳动的忽视，也是进城知识分子对农村经验的遗忘，革命所含纳的同甘共苦、互以为重等传统伦理，在城市中是否仍然有效，需要画上问号。更何况，“闲事”本来不“闲”，1949年后的北平不再是国外产品的倾销地，亟需依靠农村解决粮油煤问题，于情于理，冀中水灾都非小事。

《我们夫妇之间》敏锐地捕捉到了“进城”之际性别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并对此做了问题小说式的处理。其失败之处，在于混淆了解放区文艺妇女解放叙事和通俗文艺“悍妇”叙事的边界，将“孟祥英进城”的故事，讲述为一则不无喜剧色彩的“驯悍记”，从而靠拢于小市民的文艺趣味以及背后的大男子主义逻辑。“悍妇”叙事本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婚姻的结果，其对“妇强夫弱”“母慈父严”等家庭伦常秩序的僭越，恰恰确认了秩序的存在。对这一叙事成规不加反思的挪用，极易消解革命文艺创新婚姻家庭叙事的努力。更何况，翻身、压迫的政治表述，进城后的妇女工作经验，对于传统性别秩序的重新思考，一旦被叙述者定义为“政治课”“新名词”“新理论”，且未能得到来自文本更高层级的纠正，其严肃性便在无形之中遭到消解。不过，古典与民间的资源并非不可用，相比之下，《李双双》对宋元话本《快嘴李翠莲记》的转化则更显分寸和光彩。[37]

对此，电影《我们夫妇之间》作出了有限的修正。首先，增加了干部这一重要角色，使之进入家庭空间，调解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批评他们各自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小说中单一叙事者身份的权威性；其次，增加了群众路线的作用，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李克对群众更添了解，张英意识到城市、农村生活的差别，矛盾的解决不仅依赖于男女主人公的思想转变；最后，背景转移到上海，建构了一个高度明朗的工业生产空间，不仅呈现出城市生产的先进性和特殊性，还通过纺织将城市、农村连为一体，从而呼应了家务劳动社会化这一隐含在家庭叙事背后的主题。如果说，小说近乎“相互改造”，并在叙述成规中偏移为“悍妇改造”；那么电影更像“共同改造”，展现出城市现实对两个不同位置、不同身份干部的作用。[38]

小说借张同志之口表达了对公私关系的种种疑问，却无法在文本内部给出答案，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对性别权力秩序的颠覆，经叙事加工后反而成为对权力秩序的确认。成也“家庭”，败也“家庭”，“家庭”表述的暧昧不明，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难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现代家庭和私有制、资本主义深刻关联，应当彻底粉碎。[39]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却往往需借家庭之力，寻觅“从家庭场域内部改造性别关系”的路径，平衡“‘人民政治’的普遍原则与女性群体的特殊问题”。[40]即使单位和生产队成为生产生活的核心单位，家庭依然承担着重要的再生产功能和伦理内涵。由于公私界限总在变动之中，对家庭生活的想象，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反复探索却未有定论的问题。一方面，美好生活是可写的。在小说《青春之歌》中，当知识分子出身的林道静正因自己摘下鲜花装点桌面羞愧时，工农干部江华开导她：“美好的东西人人喜欢，为什么我就一定不喜欢呢！”[41]相比之下，叛徒戴愉则将天冬草和花瓶斥为“不够革命化”的“资产阶级的玩艺儿”。[42]另一方面，美好生活是难写的。在电影《女篮5号》中，导演谢晋对“穿旗袍住苏州”的单身女性林洁生活环境的刻画，曾被批评为“美化生活”。此后，谢晋发展出“粗中妩媚”的电影语言，尝试对接延安美学、上海电影传统，却并未获得自我充实、自我生长的契机。[43]

《我们夫妇之间》在性别权力秩序上的含混不清呈现出高度症候性和预言性。一如张同志只能通过间接引语自我言说，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经验并未获得充分的文化表达和理论概括；一如小说并未完全改变革命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解放了的妇女仍要承担家庭与社会的压力；一如小说摇摆于解放区文艺妇女解放叙事和通俗文艺“悍妇”叙事之间，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官方男女平等制度实践和非官方空间中持续的传统习俗和性别分工”[44]并存，固有的“父权”“夫权”意识和习俗仍需长期不懈的制度性（经济、社会）和文化性的清肃。这是真正意义上“漫长的革命”。它是“新时期”城市知识女性批评中国妇女解放“消除性别差异”“双重负担”“立法超前”的内在原因，也是这一批评之所以成立的历史前提。在张辛欣、张洁等人的小说，以及李小江等人的理论表述中，共和国一代由公共领域步入婚姻家庭时所遭遇的性别震荡，构成了“劳模”张同志由农村进入城市时所生困惑的历史回声。在这个意义上，丁玲在批评文章中所表现出的对性别权力和家庭秩序的高度敏感，并不算是无的放矢。

三、文化领导权的阶级性与地域性

未完成的婚姻家庭叙事扰动了《我们夫妇之间》的表意结构。但如果只关注这个维度，无疑会和更重要的问题擦身而过。小说中的性别、城乡、阶级话语相互填充，对张同志的似褒实贬，也是对农村、无产阶级的似褒实贬；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经验的洞察与盲视，也是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自觉追求与力不胜任。

《我们夫妇之间》刊登于《人民文学》“新年号”（第1卷第3期，1950年1月出版），这个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文学杂志展现了共和国的主体想象与文学标准。在同期其他作品中，朱定的《关连长》关注“如何进城”，借助知识分子干部的视角，讲述了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解放军战士关连长努力提高文化水平，为保护孤儿不惜牺牲的故事。秦兆阳的《改造》关注“进城之前”，讲述了娇生惯养、四体不勤的地主王有德在“土改”后被迫学习种地，逐渐获得劳动能力的故事。1950年6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关于《改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小说将改造地主和改造二流子混同[45]，采用滑稽化、道德化的处理，而非对剥削的典型化书写，“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46]。1951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应该正确塑造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认为由小说《关连长》改编的同名电影以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了解放军的革命人道主义。[47]三篇作品的接连受挫是不同文艺标准碰撞的缩影，建立在《讲话》和解放区文艺实践基础上的“新的人民的文艺”[48]，在“进城”之际，再度成为问题。更何况，“新的人民的文艺”面临着力量庞大的对手：在内部，是占领书报市场的通俗文艺；在外部，则是冷战对立方的强势宣传。[4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丁玲等人方才强调，《我们夫妇之间》作为一部作品，不过显露了“高高在上”的虚伪态度；“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却“已经被一部分人当着旗帜”，从而“争取群众，争取思想领导”了。[50]

“进城”之际，中共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在日益板结化的冷战结构中，将解放区政权推向全国。在毛泽东提出的“文武两个战线”中，“军事战线”侧重于夺取政权和暴力国家机器的改造，“文化战线”涉及动员、认同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改造。因此，“人民文艺”不再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而是中共革命合法性的自我表达与人民政治的代表性实践。[51]围绕《我们夫妇之间》的创作与批评活动，作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环节，触及了这一过程的阶级性、地域性难题。

所谓阶级性，即“工农兵文艺”和“人民文艺”的关系。“进城”之际，“小资产阶级”被纳入“人民”文艺的服务对象中。[52]这表明“人民”的实质性内涵是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不是固定地指向某个或几个社会群体，而是从建构新中国这一政治诉求出发去培育、动员、组织最具政治能动性的政治实践主体”[53]。丁玲等人批评《我们夫妇之间》并非“工农结合的典型”[54]，意在强调文艺并非静态实录，而是政治实践。小说所流露的“倾向”，是将从童养媳到女劳模这一解放区政治主体的生成路径“滑稽化”，很可能消解调动中国社会内部历史结构、改造城市小资产阶级、生成新的人民文艺主体等复杂问题的讨论基础。同时，主体的确立必然意味着有对象将被客体化，这是辩证法的实质，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把主客二元关系转化为“同意的政治”，而非对抗的结构，即为了确立“我”而消灭“你”，这也需要对上述复杂问题做出经验探索和理论归纳，甚至重新思考小说暴露的“进城”症候。在这两重意义上，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实属必要，却失之过火，使得建国初期的文艺界顿生恐惧。正如丁玲所担心的，“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不同意你的意见的人更加反感”[55]。当代文学后来所遭遇的挫折，即与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逻辑有关。

此外，对工农兵的再现涉及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阶级立场背后是认知方式、身心结构、主体修养的系统调整[56]，知识分子应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57]，并对现实有比工农兵更高层次的把握。这也是“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58]的题中之义。《我们夫妇之间》将李张二人戏仿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59]，其实是以夫妻结合的性别修辞，否定了知识分子改造所包含的辩证关系。而李克始终持旁观者视角，不与张同志的政治观点碰撞，并借助叙事的优势将其庸俗化、话语化，则使上述人民政治实践在文本内部失效。对此，固然可以认为萧也牧尚需“改造”，据康濯回忆，萧也牧在抗战相持阶段的作品常需一改再改，写下的日记却很流畅，“大都是身边琐事、风景人物、个人感想，要说‘技巧’，可以说是很‘好’的散文”[60]。这种“矛盾”显然具有症候性，但更应看到他寻找新的认识路径、表达方式的努力及其顿挫。对萧也牧而言，由于进城后读者对象的扩大，作品中应“加一些‘感情’，加一些‘新’的东西、‘生动’的东西，语言也应该‘提高’些，可以适当用一些知识分子的话来写作”。[61]这其实是时人共同关注的问题。具体到三篇被批评的作品，萧也牧和朱定对“城市”的理解并不相同，萧也牧和秦兆阳对“趣味”的阐发亦有出入，其中还包含着地域性的问题，即地方性的文艺经验如何具有全国性。

1940年代至1950年代初，当代文学经历着“全国化”的过程，这“伴随着基于不同区域、立场的左翼文学规范的内在争持”。[62]《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抬头湾位于现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境内，其所在的晋察冀地区，作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63]，诞生了新中国最有效的政治形式、文化实践，其意义并不下于延安。“三八干部”萧也牧虽在抗战初期辗转南昌、长沙、临汾、五台山的农村，长期驻扎的地点却是晋察冀地区。抗战胜利后，大批干部从延安到达张家口，驻扎此地，参加土改试点和文艺宣传，《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就诞生在这里。规范制定者和根据地作家之间，未必存在实质性的派系斗争，然而二者面对的战争语境、接触的文艺资源、参与整风的程度不同，形成的主体修养和文学想象必然有所区别。在这方面，冀中作家王林的创作经历构成了参照。他创作的长篇小说《腹地》是1949年后第一部被批判的文艺作品，陈企霞认为“对党的领导作用，以及对党内斗争理解上的错误认识与糊涂观念，是这部作品的问题的核心”[64]。小说中的村支书范世荣出于复仇意图加入革命，个人作风不正，在“五一大扫荡”中叛变，最终却获得区党委原谅，并从事外围革命工作。对这个人物的评价，涉及如何理解晋察冀“三三制”政权和日军扫荡中的“两面政策”，以及是否应把作为权宜之计的“现象”、个别根据地工作的“误区”确立为人民文艺的“典型”。[65]而王林徘徊于“积极”与“消极”、“参与”与“旁观”之间的姿态[66]，与萧也牧内在相通，亦可视为“三八干部”实践主体改造和转换的缩影。

事实上，尽管当代文学的规范来自延安，当代文学的实绩却诞生自地方，姚雪垠、沙汀、孙犁等人先后受到重视，赵树理的创作更是被确立为“方向”。在各根据地的特殊性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文化政治表述的过程中，既需要批评家做出创造性的理论阐释，也需要作家对自身所处社会历史结构保持高度自觉，并与之进行有效互动。这些具有“方向性”的作家，常因当代文学的转向而不复为典范，甚至在新的历史情境中被视作“落后”，其中，“进城”是一道难于跨越的门槛。赵树理的通俗文艺实践屡屡失效，孙犁则患抑郁之症，后者这样形容前者：“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67]这可以说是二人心境的共同写照。“进城”后的身心失调使得文艺工作者几乎集体怀念战争年代，1950年代中后期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的井喷也与之有关，创作《青春之歌》的杨沫、创作《红旗谱》的梁斌，均有冀中斗争的切身经验，对革命经历的清点，随之成为自我疗愈。临界时刻与现实的迎面相逢、对理想信念的献身，形成了脚踏实地又不失崇高的自我认知，导致感觉层面的新鲜状态与精神力量的高度凝聚，进而转化为创作方面的突破。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左翼文学规范的内在争持实为必然，1950年代中期的创作状况亦有所变化，但是，由于对革命文艺实践缺乏整理和提炼，根据地时期的群众路线、深入生活、化用古今中西资源的经验，极有可能停留在概念与口号上。[68]临界时刻的身心状态如何转变为稳定的创作方法和文学形式，战争年代的斗争生活如何在和平年代的生产建设中持续，均非不言自明。在长期紧张的冷战环境中，斗争的日常化、内部化很可能消解斗争的张力，进而导致普遍的身份焦虑，或许，这才是“进城”之所以成为难题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夫妇之间》所显示的冲突，以及萧也牧对“新”与“生活”的困惑，可以视为一则预言。

注释

[1] 参见邵部：《萧也牧之死探考》，《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程光炜：《1970回望1951——萧也牧人生两个不寻常的年头》，《文艺争鸣》2023年第5期。

[2][8] 参见邵部：《大时代与小角落——重读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8期。

[3] 参见李屹：《从北平到北京：〈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城市接管史与反思》，《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

[4] 参见袁洪权：《〈我们夫妇之间〉批判的文史探考——纪念萧也牧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

[5][26][28] 参见丛治辰：《求新与立约：〈我们夫妇之间〉的艺术探索及相关事件之意义》，《小说评论》2024年第1期。

[6] 参见何浩：《接管天下——北京市城市接管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第三辑）：作为人间事件的新民主主义》，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页。

[7][11] 《叶剑英关于军管会的任务、组织机构及如何工作的报告要点》（1948年12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28页。

[9] 参见江晓天：《“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怀念萧也牧同志》，宋应离等编：《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第10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石湾：《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文艺报》1951年第5卷第1期。

[10] 参见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14页。

[12] 《叶剑英关于目前形势和入城工作的报告要点》（1949年1月26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13][14][20] 参见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典藏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12—113页、12页、162页。

[15] 参见《掌握党的基本政策，做好入城后的工作——彭真在良乡对准备进城接管北平市的干部的讲话》（1949年1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16] 参见《叶剑英关于市政府一个多月的工作报告要点》（1949年4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145页；《北平市接管与施政工作——叶剑英市长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1949年8月9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17] 参见萧也牧：《清晨》，北京市文联创作委员会编：《我热爱新北京》，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第46—47页。

[18] 参见宗泉超：《历史上的东安市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燕都春秋》编辑委员会编：《燕都春秋》，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273页。

[19] 参见高松凡：《民国北京城市场变迁与分布述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69页。

[21] 孟起：《蹓跶》，《宇宙风》1936年总第23期。

[22] 《彭真关于进城后的工作与纪律问题的讲话要点》（1949年2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23]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1948年12月21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24]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中的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致北京市委电》（1948年12月20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25] 邓颖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报告》（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蔡畅 邓颖超 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38年—1987年）》，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27][59]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人民文学》1950年第1卷第3期。

[29][35] 参见贺桂梅：《人民文艺中的婚姻家庭叙事与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3期。

[30] 参见《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杨之华副部长报告：一年来的女工工作与今后任务》，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编写：《女工工作手册》，工人出版社1951年版，第31—33页。

[31][32][34]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蔡畅部长在女工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编写：《女工工作手册》，第38页、37页、37页。

[33] 《工人日报社论：加强工会女工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编写：《女工工作手册》，第50页。

[36] 王迺聪：《新婚姻法问题解答汇编（增订本）》，文化供应社1950年版，第3页。

[37] 参见鲍震培、韦静怡：《言说着的女性——〈快嘴李翠莲记〉的历时性跨文本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38] 这部分的讨论来自路杨老师在读书会中提供的建议，特此表示感谢。

[39] 恩格斯在其具有开创性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社会制度受到劳动生产和家庭生产的制约。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的演变，不仅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和阶级不平等的出现，还伴随着家庭形态向父权制的过渡，社会主义的出现则伴随着对父权制的推翻。参见[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0] 贺桂梅：《人民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与女性形象叙事：重读〈白毛女〉》，《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1期。

[41][42] 杨沫：《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44页、200页。

[43] 参见毛尖：《性别政治和社会主义美学的危机——从〈女篮5号〉的房间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

[44] [美]王玲珍：《重审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和性/别差异话语——以李小江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45] 参见徐国纶：《评〈改造〉》，《人民文学》1950年第2卷第2期。

[46] 罗溟：《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人民文学》1950年第2卷第2期。

[47] 冯征：《应该正确地塑造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评影片〈关连长〉》，《人民日报》1951年6月17日。

[48] 参见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69页。

[49] 比如，1950年代中后期，美新社驻香港办事处策划推出了一系列由大陆赴港“流亡者”所创作的反共小说，其中有一篇叫做《出笼鸟》的小说，在情节设置上可以和《我们夫妇之间》相互参照。小说主人公陆素绫的父亲赴美、母亲去世，成为孤儿的她受到感召加入共青团，成了“毛泽东的好女儿”。十八岁时，父亲在美国去世，留下抚养金，并安排香港的亲戚借她来港取钱的机会将她留在香港读书安家。于是，陆素绫“进城”了。她初到香港，穿着列宁装，梳着大辫子，骄傲而警觉，准备马上回大陆。叙事人“我”觉得她性格古怪、不大正常，对“阴谋奸诈的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仇恨。但在“我”请她吃大餐、买漂亮衣服、看父亲家信后，她终于无法抵御美食、美丽和亲情的攻势，“封闭的人性复活了”，“好像从一场大梦中醒了过来”。她进入香港的学院读书，刻苦学习英文，还和表哥谈起了恋爱。三年后，“我”和她聚会，看到她穿上了旗袍、烫了头发、涂了口红，感觉她的变化太剧烈了。当叙述者感叹陆素绫“毕竟是女孩子”，这里的性别修辞，以及主人公为城市消费文化征服的逻辑，和《我们夫妇之间》何其相似。参见盛紫娟：《出笼鸟》,《今日世界》总第276—277期，1963年9月1日、9月16日，转引自翟韬：《“文学冷战”：大陆赴港“流亡者”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反共宣传》，《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

[50][54] 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8期。

[51][53][56] 参见贺桂梅：《〈讲话〉与人民文艺的原点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

[5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在结论中，他又将视野放到全国，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人民”内涵与外延的动态扩展，其实包含了“进城”之际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9—850、855页。

[55] 这是1982年6月丁玲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是“后见之明”，未必能够还原当事人的心境，更似历经风波之后，对当代文学组织方式的重审，但是平心而论，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确实入情入理，算不上“棍子”。丁玲：《谈写作》，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57][5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866页。

[60][61] 康濯：《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文艺报》1951年第5卷第1期。冀中作家王林苦于写不出新作时，也留下了大量日记。而根据斯诺的观察，革命工作者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风景”和“日记”所生成的，是“内面的自我”，塑造这种文体的现代文学的特征，是个人性的内在精神表达和表现。因此，写不出作品，写得出日记，似乎具有某种症候性。[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4页。

[62] 贺桂梅：《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建构与世界视野论纲》，《学术月刊》2022年第12期。

[63] 《中共六中全会扩大会主席团致晋察冀边区电（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64] 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续完）》，《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4期。

[65] 《腹地》作于“五一大扫荡”期间，抗战结束后，王林曾将小说拿给到达晋察冀的延安文艺干部讨论。陈企霞在1947年和1950年基本保持着相似的立场。认为范世荣并非典型的村支书形象，这种写法易使人看不见共产党的力量，“根据地村中任何工作都是在支部上，应写最好的典型，这告诉全国人民共产党是干什么。不应告诉说共产党里有坏蛋……《腹地》的主要缺点就在这里，没有爱护党如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即使描写其上有灰尘，也应说明为什么，说得读者心服”。王端阳编：《王林日记（1946—1948）》，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编，自印本2023年版，第133页。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亦可参见王琦：《冀中革命经验中的“自己人”问题——论王林小说〈腹地〉及其创作观念》，《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6期。

[66] 相识多年的黄敬屡次批评王林不注重政治影响，“事实是事实，问题是从哪个角度来看”（1939年8月21日），“对集中的形式——党、政府、领导责任……态度上总是流露出讽刺，而缺乏诚意地拥护，当有缺点的时候，诚意批评，求其改善少。过去小说都犯这毛病”（1949年12月20日）。王林：《王林文集·抗战日记》（第5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王端阳编：《王林日记（1949—1953）》，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编，自印本2023年版，第117页。

[67] 孙犁：《谈赵树理》，《晚华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74—175页。

[68] 参见莫艾：《徐悲鸿与新中国——围绕〈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思考》，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第一辑）：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