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寻根意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母题，几乎贯穿了从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到新世纪乡土叙事的全过程。其核心价值在于维系了文学史的内在统一性与连续性，即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学始终以不同形式回应着“根”的文化命题。20世纪90年代以降，寻根意识在继承20世纪80年代文化反思的基础上，因社会整体结构的剧烈转型而发生嬗变。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所锚定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在市场化与城镇化的冲击下逐渐崩解，取而代之的是以陆益龙等学者所提出的“后乡土中国”概念，这里既包含对传统乡土性的部分维续，又指向新世纪乡土所体现出的流动性与多元化的新特征。

在“乡土性”转化为“后乡土性”的过程中，乡土文学叙事无疑也发生了改变。笔者认为，“寻根意识”是新世纪乡土叙事的重要内涵之一，这大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现实或记忆中传统乡土样貌的碎片化，破碎的现代性是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必然结果，浓厚的“怀旧意识”与“失根焦虑”弥散其间；二是面对生机勃勃、诗意盎然的新时代乡村图景，学成归来的青年人重振乡村经济、文化，故乡已成为当代青年实现人生价值的重新选择。当然，新世纪乡土叙事不仅应囊括虚构的小说故事，还应包含非虚构作品中的乡土书写。“乡土”与“后乡土”的二元张力，恰是寻根意识在继承中求变的明证。前者强调文化根源的追溯，而后者则直面现代性对乡土的解构与重构。本文旨在通过梳理从“乡土中国”到“后乡土中国”的范式转换，结合社会语境、文学行动等方面内容，整体考察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寻根意识书写。

一

转换的文学场域：“后乡土中国”作为方法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几篇著名的“寻根宣言”中，韩少功、李杭育、阿城、郑万隆、郑义等人都探讨了“根”的指向。尽管他们对“根”的阐释有所不同，但我们仍能通过这几篇文章概括出当时的寻根作家们对“根”之所指的四类倾向：第一类是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与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这两篇，所说的“根”是区别于主流文学传统，具有边缘性、不规范性的“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1），或者可称之为“民间文化”；第二类是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与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提出“五四”有断裂民族传统文化之嫌，认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应当建立在“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2），从而将“根”指向作为整体性的传统文化；第三类是郑万隆在1985年发表的《我的根》，将“根”指向创作主体的地理家乡，以及作为创作根基的“文学原乡”；第四类是郑万隆发表于1986年的《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从植根于“文化岩层”谈起》，借助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理论，将“根”称为“传统文化心理结构”（3）。其中，“非主流的乡土文化”可以纳入传统文化的范畴，“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同样也是对这一类别的深层阐释。因此，这四类“根”的指向也可以较为笼统地概括为“传统与乡土”，而所谓的“寻根意识”，正是以现代性的视角重新体悟、认识传统与乡土的一种路径。正如甘阳在《文化中国与乡土中国——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前景及其文化》所言：“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国文化，与同样源远流长的传统乡土中国，向来构成难解难分的共生体。”（4）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文化中国”对乡土性的路径依赖，不论是通过神话学意义上的“女娲抟黄土造人”，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乡土中国”，从中都能看出中国人的根仍在乡土。

“乡土中国”作为一个共识概念，由费孝通较早在《乡土中国》一书提出。针对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乡土性，费孝通将中国乡村的基本结构分为三个主要维度：社会主体的非流动性、社会空间的地方性和社会关系的熟悉性（5）。新中国成立前后，费孝通所归纳的乡土性经历了几场重大的变革：1947—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1949—1956年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成立生产合作社；1958—1960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1968—197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和市场化加速发展，使农民摆脱了亘古不变的农业生产。乡土社会几千年以来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在20世纪被不断打破，中国的乡土性也随之发生巨变。倘若用“乡土中国”的视角重新审视以“乡土”建构“中国”的路径，则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探索：一是“五四”时期，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诉求中，以文化批判为内核的启蒙话语机制内，对“乡土中国”传统性与本土性的阈定；二是1938年至1942年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大讨论，对“乡土中国”政治内涵的确立与规划；三是21世纪之交，基于政治格局和经济制度调整，对“乡土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内涵的大范围重提和讨论（6）。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前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等西方制度话语充斥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之中。在这种语境下，“乡土中国”被重新讨论。如甘阳提出“中国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等概念，认为“近代以来文化中国的日渐凋零，亦与近代以来‘乡土中国’的衰败相同步。由此而言，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自我转化，将不可能脱离‘乡土中国’的创造性自我转化。但同样可以认为，一旦‘乡土中国’自我转化的历史契机现身出场，那么文化中国的再获新生或已将为时不远”（7）。尽管甘阳仍在文章中使用“乡土中国”来指称中国社会的基本属性，但在论述过程中，甘阳以10余年的乡土社会改革为基础，讨论了中国现代性的登场及其导致的“乡土中国”的变迁。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致使中国农民虽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农业生产，但并未全然如西方现代化进程一样蜂拥进城，而是仍旧在熟悉的乡土工作，形成了一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新型模式，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便是如此。陈奂生本是个种地的农民，在改行进厂之后，他还经历了进城和出国，但他仍旧向往乡村的熟地与熟人。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总结的乡土的熟人社会没有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而烟消云散，但是乡土的礼治制度、差序格局必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1996年，《读书》杂志举办了一场关于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乡村问题的座谈会。杂志随即以“乡土中国图景”为主题，将座谈会的发言集结发表在《读书》1996年第10期。此后，直到2007年，《读书》陆续刊发相关文章数十篇。诚如姜肖在其博士论文当中所言：“90年代知识界对‘乡土中国’文化内涵的重提，实质上是他们参与重建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一种途径，通过想象‘乡土’来构想‘中国’是这一现象的基本逻辑，而在此基础上，‘乡土中国’则被预设为传统性、本土性和政治性的资源库，不断被加以挖掘、剖析、整合。”（8）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重提的“乡土中国”，已然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大不相同。甘阳在《文化中国与乡土中国——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前景及其文化》一文中，以“乡土中国变迁：‘中国现代性之出场’”为题，从乡村经济制度的变化，与西方现代性进行对比，得出“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他认为，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使华夏民族告别了传统的乡土中国格局，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出场。世纪之交的乡土面临新问题、新选择、新机遇和新挑战，这些显然都超出了费孝通“乡土中国”的范畴。

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巨变的乡土社会，社会学家议论纷纷。相比之下，陆益龙提出的“后乡土中国”更具理论色彩，其后他在不同的著作和文章中不断完善着概念内涵。“后乡土中国”是基于“乡土中国”理论和中国乡村转型与发展经验而提炼出的一个理想型概念。这里的“后”的所指类似于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中的“后”，指一种类型的社会经过变迁和发展之后所处的阶段性质。正如“后工业社会”并非指向工业的终结，“后乡土中国”同样不包含乡土终结论的观点，而是指乡土性特征部分维续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结构所发生的转型。在出版于2010年的《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一书中，陆益龙首次阐释了“后乡土性”的特征：后乡土社会的农民具备了理性人特征，“农民对泥土的依恋和情怀转变为努力挣扎着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理性实践”；后乡土社会的村落从低流动性进入极高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状态之中；熟人社会的网络延伸及运用已从村内拓展到整个社会网络之中（9）。5年后，陆益龙对“后乡土性”的阐释发生了变化：封闭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已转换为“流动的村庄”；依靠土地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转换为农业+副业的兼业模式；乡土文化在与现代性文化的交汇融合中走向分化和多元化（10）。显然，这更具有当下性，且关注到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在“乡土性”逐渐转化为“后乡土性”的过程中，乡土文学的写作也在悄然间发生了一些改变，“它是对乡土社会在现代性变革中出现的人与土地、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历史性巨变的一种及时跟进与体贴。它既关注乡下人的生存，也关注乡土社会的生态命运；它既包含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审美关注，同时把那些进了城但同时又与乡村在情感上割舍不断的‘新移民’命运置于自己的书写范围”（11）。与此同时，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兼具创作和批评双重向度的寻根意识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二

整体性的破碎：新世纪小说中的寻根意识书写

“整体性的瓦解或碎裂，是新世纪表现乡村中国长篇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12）当现实中的乡村无法按照事先设定好的轨迹向前运行，难以整合的乡村历史促使来自乡土的经典作家们的历史意识与乡土观念不断裂变。他们立足当下，一次次重返更新中的乡土，人口迁移，土地流转，旧有的乡村景象早已发生改变。一曲曲关于传统文化的挽歌是作家们对现代性的叩问，一部部断裂的历史碎片是他们对历史主义的质疑。他们找寻到的便是碎片化的乡村现实、疏异性的乡村结构，以及失落中的传统乡村文化。在莫言、贾平凹、阿来、刘亮程、关仁山、张炜等作家的新乡土小说当中，一方面，乡村很难再被整合成一部完整的历史，但他们又期望对社会、政治、自然的生活做出整体的文化观照，探讨人与自然、历史、社会、他人、自我等关系的哲学，或人类学范畴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找寻中国乡村被遮蔽的历史和文化，意在揭示人类生存的文化状态，并真切地呼唤乡土社会深层的文化变革。

莫言、贾平凹、阿来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几乎都是与现实有关的题材。他们的创作始终关注着乡村社会的异动和世道人心的嬗变，对农民生活状态、心理结构、伦理文化的体察与观照，始终在他们的乡土小说中。21世纪以来，他们小说中的寻根意识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文化观、文学观的眷恋与认同上。综合《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张清华认为莫言的创作整体上趋于一种“传统小说理念的回归”，以及“更趋浅显直白的‘说话’式的叙述的复活”（13）。格非、贾平凹、阿来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也体现出复归传统的趋势，而这种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端倪。无论是《檀香刑》中的茂腔，还是《秦腔》当中的秦腔，民间艺术都在小说文体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莫言《檀香刑》的创作使用了“民间说唱艺术”，他自称这是“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为了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14）。茂腔贯穿《檀香刑》的全文，与变换的叙述视角共同讲述了山东乡民抵抗侵略者的一段民族抗争史。茂腔艺人孙丙仿佛中国式的堂吉诃德，他的信念来自中国传统戏曲。妻儿惨死于德国人手中的他，意图效仿岳飞，想要保家卫国，除暴安良，然而他的行为却像堂吉诃德一样荒谬滑稽。小说中的孙丙穿着武生岳飞的行头回到镇上，身后跟着扮成“悟空”和“八戒”的两个“护法”。他们设立神坛，聚众练拳，不仅没有赶走侵略者，反而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灾难，自己更是被施以惨无人道的檀香刑。但即便到了行刑时刻，孙丙依然高唱：“但愿得姓名早上封神榜，猫腔戏里把名扬。”（15）作品中的乡村伦理秩序也夹杂着茂腔的声音，“戏中戏”的结构，戏文旁白的穿插，狂欢式的闹剧，将读者带回到那场难以探寻的血腥屠杀当中，让人看到在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之内遍布碎片化的乡间野史，民众愚昧的悲剧、惨剧曾如此鲜血淋漓地上演。

从人物和情节的完整度上来看，《秦腔》较贾平凹之前的创作，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小说并没有完整的故事和情节，只有清风街上平淡得毫无波澜的生活碎片。疯癫者引生迷恋白雪，不仅因为她漂亮、贤惠，更因她会唱秦腔。小说中，“秦腔”是传统乡土中国的隐喻和象征，而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正在消失，如同《檀香刑》里的茂腔一样，秦腔片段地出现在小说当中，隐喻了它存在于世的艰难。尤其是21世纪乡村景观的突变给作家的创作观念带来一定困扰，从《秦腔》里的三个人物就可以看出这种焦虑。夏天智、夏天义、夏君亭分别代表了三类乡村秩序的维持者，然而他们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但作家很快就为新的乡村叙述找到了合适的方式方法，采用“新现实主义”（新写实）的写法，对生活的本来面目和人的原生状态进行还原式描写。

莫言等作家对难以入史的乡村社会事件进行了重新观照，试图找寻中国乡村被遮蔽的历史和文化，揭示“中国经验”生存的文化状态。长篇小说《蛙》直面“计划生育”政策，其所揭示的关于乡村真相至少包括两个层面：表层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乡村普通家庭和个体造成的影响；深层是在无法抗拒的历史与现实的洪流裹挟之中的人心与人性的赎罪和忏悔。曾经被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乡村传统中的生育习俗激烈冲突，一个个生命由此残忍幻灭。“姑姑”接生新生命时的喜悦渐渐被“计划生育”的革命性所磨灭，小说对那段隐秘的历史的揭露是直接而大胆的。

孟繁华、程光炜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中言明，进入21世纪后，有声和无声的现代“入侵”和诱惑，使乡村文化遭遇了不曾料想的危机与困境。就在乡村文化受到冲击的时代，重返自然成为现代性新的诉求。莫言、贾平凹、张炜等作家与乡土世界的距离始终十分靠近。面对新的乡村景观，他们的乡土小说创作也呈现出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的思想特征与审美特点。尤其在对渐渐失落了的乡土伦理秩序以及传统文化旧艺上，他们表现出深切的忧虑与迷惘。由此，他们转向了对传统观念的认同，对被遮蔽的乡村文化、历史进行挖掘与重述，“经过‘祛魅’之后，乡村文化意蕴的历史多重性再次被开掘出来”（1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令人欣喜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乡土叙事不仅涵盖虚构文本，亦包含非虚构写作对“寻根意识”的诠释。以梁鸿《中国在梁庄》、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还乡”叙事，通过“多重风景”的叠加，例如现实故乡、童年故乡、历史故乡，呈现了乡土乌托邦受到冲击的过程。此类写作虽以纪实为表，但其内核仍是对“根”的追问——既是对乡土现实的记录，又是对文化断裂的修复尝试。非虚构的“真实性”诉求与虚构文本的“寓言性”张力，共同构成了21世纪寻根书写的双重路径。

三

问题史视野中的寻根意识：新世纪文学史书写的范式突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性、一体化的文化格局，促使当代作家对城市现代文明与民族文化结构之间的矛盾进行反思。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实验性”使人类几乎生活在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寻根意识”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在现代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挤压下，试图重新寻找确定性的生存需要，而不再局限于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中的文化考古与国民性反思。这种转变不仅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同时也推动了文学史书写的革新。显然，当城乡人口流动成为常态，旧有以地域文化为核心的叙事框架已难以承载碎片化的乡土经验，文学史的关注点也从按照时间分期的“断代”模式转向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问题”视角。这一转变并非简单延续寻根文学思潮，而是文化界在市场经济扩张、技术革命冲击与生态危机加剧的三重压力下，主动平衡“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探索，以期有效实现“讲述中国故事”，实现“对话世界文学”的宏大目标。

在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图谱中，牛爱国从延津到西安的迁徙轨迹，构成了后乡土时代空间重构的典型隐喻。这种“出延津—回延津”的环形结构，打破了传统乡土文学中“离乡—归乡”的线性逻辑，揭示出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分裂与叠合。当主人公在县城、省城，乃至异国他乡反复追问“话该怎么活”时，乡土已从具象的地理坐标转化为漂浮的符号系统。值得关注的是，快手、抖音等多个短视频平台上关于“乡村”话题的互动量十分可观，部分“乡村”博主对全国各地农村的怀旧式表演，正在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改造成网民喜闻乐见的流量景观。这种媒介化重构要求文学史突破传统地域研究的框架，从“文学地理学”转而建立“媒介地理学”分析范式。

这种空间重构的复杂性在非虚构写作当中很常见，具体呈现为怀旧载体的多元化。例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当中嵌入县志、新闻、老照片、语音转录文本等素材，构建起跨媒介的记忆档案库。这种写作策略与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理论形成对话：当纸质书信的真实触感与微信对话框的及时性并置时，技术媒介已深度介入文化根系的存储与传播机制。然而，所谓的“数字乡愁”，正在将代代流传的传统乡土经验简化为消费的符号，真实的乡村困境逐渐被“短视频博主”“UP主”“流量明星”等制造出来的景观化叙事所遮蔽。因而，文学史的书写有必要建立双重的标准与维度，既要肯定诸如莫言《红唇绿嘴》中对“互联网大V”等新媒介主体的文学转化，又要警惕贾樟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以知识分子视角对底层农民话语的隐性遮蔽。

在贾平凹的《秦腔》中，叙述者引生以疯癫姿态，观察清风街的崩解，其非理性叙事消解了启蒙话语的权威性。文学史需正视这种“去英雄化”转向，主体不再是文化拯救者，而是历史洪流中的困惑者。再看非虚构作品，以梁鸿、黄灯等作为“学者—女儿/儿媳”双重身份的游子回到故乡后，最常见的感情便是对故乡的陌生感：“每每置身故乡这种真实的氛围，我就感觉自己的生命之源仿佛被切断了一样……故乡是我的根基，当我预感到这种根基不再稳固的时候，我又怎能心安理得地过我的日子呢？”（17）她们的非虚构作品不仅仅是乡村记录，更是主体性重构的自我解剖实验。

这种主体困境在代际差异中呈现不同面向。“50后”作家阎连科的《受活》通过魔幻叙事解构革命历史，但其中仍存在着知识分子的启蒙执念；“70后”作家李娟《我的阿勒泰》以外来者的谦卑姿态，融入阿勒泰草原，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察视角；“80后”网络作家紫金陈《长夜难明》通过悬疑叙事，将乡村司法腐败纳入大众文化的视野。再如“新东北作家群”对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群体的聚焦，既延续了左翼文学的现实关怀，又通过KTV、歌舞厅、大众浴池等消费空间叙事，重构了后工业时代的文化认同。这种代际差异映射出寻根意识的内在张力：当老一辈作家仍在进行传统文化基因的深入反思时，新生代创作者已转向对传统文化再生的探索。因而，文学史书写有必要建立一个代际的视角，在历史纵深中把握不同代际作家寻根意识的演变轨迹。

寻根意识本质上隶属于思想史范畴，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快速更迭的文化语境当中，“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已然被创造性转化所消解，与之相应的文学史书写也应随之更迭。显然，在从“乡土中国”到“后乡土中国”的范式转换中，文学史书写不再局限于地域文化的静态叙事，而是以“问题史”的视角直面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与裂变。孟繁华指出，在书写文学史时，应该更加关注梳理文学问题史（18）。这种范式突围的意义在于，将寻根意识升华为动态的方法论而非静止的题材标签。这就要求文学史书写既要守护“乡土中国”的文化基因库，又要警惕怀旧美学的历史惰性；既要直面“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裂变，又要超越西方理论的阐释霸权。在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辩证进程中，寻根意识的未完成性恰恰构成了其理论生命力。当我们以“问题史”的视野，重新审视《创业史》表现出的集体理想，《白鹿原》所记录的家族秘史，以及《云中记》当中古老而现代的“招魂”仪式时，实际上是在探索当代文学如何参与到人类文明基因的现代性转化当中来。这不仅仅是对百年中国文学精神的继承，更是对现代人类文明新面貌的文学回应。

注释：

（1）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2）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3）郑万隆：《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从植根于“文化岩层”谈起》，《作家》1986年第1期。

（4）（7）甘阳：《文明·国家·大学》(增订本)，第83、8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5）转引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

（6）（8）见姜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怀旧意识的危机》，第93、92页，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9）见陆益龙：《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第98-1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0）见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

（11）赵允芳：《90年代以来新乡土小说的流变》，第15页，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12）（14）莫言：《后记》《檀香刑》，第379、379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13）张清华：《天马的缰绳——论新世纪以来的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15）莫言、李云涛：《檀香刑（歌剧）》，《十月》2018年第4期。

（16）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40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7）黄灯：《大地上的亲人》，第147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

（18）李宪瑜：《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及教学改革研讨会综述》，张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5卷总第2辑）》，第33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