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注目礼》：魏思孝的“抽屉文学”
魏思孝向来无意在小说中划分虚构与真实的边界，他写作的过程大概也正如这篇《行注目礼》中坦陈的那样：“出去碰到什么人和事，用在写作中，这是那几年我写作的一贯路数”。于是，张三和李四的事经过挑选、剪裁，最终用在了王五身上，谁也不会去追问故事的真实性——既然作家当作小说去写，读者也当作小说去看就好。而到了这篇带有“自传性”的《行注目礼》，情况就不大相同了。魏思孝为它专门设置了一节“前言”，并指出这篇文字的创作构想：“我考虑把小说中真实的情节挑选出来——时隔这么多年，那些平淡无奇的细节，散发着清淡的怀旧气息——再以解说员的身份点评自己。”为了证明自己叙述的可信，魏思孝在这些事后“点评”中不时提醒我们，哪些是真实发生过的，而哪些是揣测。聪明的读者大概会赶忙跳出来追问：万一这是作家跟我们玩儿的“叙述圈套”呢？我想，如果熟悉魏思孝的个人经历和创作脉络，了解这篇小说（甚至叫“创作谈”“自传”或“访谈”都无不可）中那些可以精确到某年某月的时间节点对作家而言意味着什么，也就能更容易地触摸到这些文字中透露出的自我回顾、自我反思的冲动，以及它背后的真诚。也许叙述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事实的剪裁，但在《行注目礼》中，这种“剪裁”最多是设置几处“欲言又止”，如第四节引文部分记录的是“我”有天晚上在信号山迷路，独坐想起父亲，以及后来偶遇陌生女孩的事，正文部分却一直在同一天晚上早些时候的饭局上周旋，讲到饭局聊天的宏大话题让“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虚无进而陷入自怜时，回忆却戛然而止；又如第六节对曾经有过的自杀念头的记录，这一段是整篇小说唯一一处引文的复制粘贴长于正文“点评”的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让魏思孝“欲言又止”的这些片段，无不涉及自身生活最深沉隐秘的痛楚，于是也便更容易理解，这种话到嘴边却又咽回去的中断，更多是出于一种难为情，或者说是一种对矫情的警惕，却绝无请读者猜谜的意思。
所以，面对这篇看上去实在不像小说的“小说”，我们大可不必以一副严肃的表情去探讨它的形式是如何包藏了某种深意，于是也便不必费力地寻找、搭建这九个小节之间的关联，因为这些文字只是一次偶然的、已尽量坦诚的自我回顾。在这里，我们不妨放下以往在专业阅读中训练出的方法和姿态，尽管相信并跟随写作者的讲述，去翻看那个时期属于他个人的回忆相册。事实上，一个人的回忆总是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怀旧甚至矫情的气息，这层“温情的面纱”迫使叙述开始走向虚构。好在魏思孝对此始终保持着警惕，他所惯用的与“完整”“线性”背道而驰的叙事结构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消解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讲述方式与所谓“后现代”理论并无多少关联，更多是由魏思孝理解生活的方式决定的——他在文中有一段描述与旧友关系的文字，或可视作某种隐喻：“我想，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没有现实利益纠葛当然也帮不了你什么忙的可有可无的朋友。他们串联起你过往的生活，你品味一番后又塞进抽屉里。慢慢地，你有了一抽屉用不着的物件。若是忘掉他们，就把生命中的一部分给丢弃了。说是珍惜吧，却也谈不上，他们无需你过分耗费精力去维持。”小说中，魏思孝随机地跟随着十几年前的文字忆起徐成、老杨、老张、老李和阿休等朋友，却不止一次地强调“记得这一晚，是因为……”，以显示此刻所有的回忆和讲述都得益于诸多偶然。这种讲述并不是说明魏思孝这个人面对朋友略显淡漠，而是意在提示某种审慎——毕竟人到中年的回忆最容易显出油腻，而这副嘴脸是魏思孝所厌恶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在一篇带有“自传性”的小说里，他也不愿讲述某种严丝合缝的“必然”，只是想起哪件事便随口一提，类似拿出抽屉里一个无用的旧物件，没什么目的，看看而已。这便是魏思孝的“抽屉文学”，拿出旧作，告知写作时间，却并不试图标榜什么，也没有建构一个完整、连贯叙事的兴趣，被重新唤起的那些记忆碎片至多成为一个私藏的标本，仅仅用来提示曾经的某一生命时段的状态和气息，帮助自己看清来路，仅此而已。
不过，对于记忆的主人而言，拉开这些抽屉的时间节点却是关键的。2024年，在青年旅舍时期的苦闷心境被记录成文字后的第十二个年头，魏思孝的长篇小说《土广寸木》获得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那个曾经有些愤恨地说着“我可没耐心再去他妈的等了”的文学青年，终于不用再等了。事实上他这次的获奖已不再像往常那样给人“中奖”（魏思孝语）的感觉了，而更像是这个行当对魏思孝一段时间以来创作的总体肯定——这些年，《余事勿取》《王能好》《都是人民群众》的陆续出版让魏思孝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王能好》在2022年就已经进入了宝珀的决选名单。这些来自外界的肯定、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对魏思孝而言，最重要、最朴素的意义，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的改善。必须承认，不会有第二个布考斯基，大家都是被生活牵绊着思绪和情感的普通人。如今，魏思孝终于能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跳出自己这一路蹚过的泥泞，站在岸边歇歇脚了。所以，当我们面对《行注目礼》这样的写作时应该意识到，一个作家并非到了中年就应该、或者说就有能力对年轻时自己的写作作出适时的回顾甚至反省，他必须首先挣脱掉生计问题的束缚，才能心平气和地理一理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1—2012年大概是魏思孝生活的至暗时刻。父亲突然去世，妻子辞掉工作与他一起回老家生活、经营小店带来的焦虑，稿酬拿到上一笔看不到下一笔，以及这中间对自己是否还应该继续写作的怀疑，都持续地折磨着他——一个需要安稳的写作者。可以想到，坚硬的现实难免对人的心境造成影响，尤其是对一个“基本上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的人。如今的魏思孝依然可以清晰地记得写剧本梗概的报酬是五百块，2012年赚的最大的一笔钱是写情景剧的“不到三万块”，也能记得彼时的自己并无放下一切随意出行的自由，“当时很为难的一件事是，我走后担心妻子独自守店”……生活的荒谬也许在于，它总是最擅长挑衅那些还有点所谓“坚持”的人：“说到困境，也不是多么新鲜的事，是我那个年纪应该遇到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没钱，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愤世嫉俗。在写作上苦熬不少年，没什么太大的起色，瞧不上那些登堂入室的主流文人，对市面上的那些小说嗤之以鼻，以小众和反叛来标榜自身，误以为自己被埋没恰因为离真正的文学更近，却内心里又渴望借此获得名利。”必须指出，这里的“不是多么新鲜的事”终究只是一种时过境迁的感叹，对彼时仍在生活的浑汤儿里泡着的魏思孝而言并无意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个年轻写作者当时的心态，我想大概是“拧巴”，而这种“拧巴”又直接反映在彼时甚至此后几年的创作当中。《行注目礼》中有一处细节也许可以见出这种心态对创作的影响：魏思孝在2012年的小说中，把萍水相逢、原本十分和善的水饺店老板讲述成了一个不愿将店里的一份报纸送给他并且对他怒目而视的“胖子”，而2025年的魏思孝意味深长地指出了这处虚构。此外，如今回忆起当时同样热爱文学的老杨，魏思孝才意识到年轻时的自己对另一种创作的自动屏蔽：“我想起来了，当多年好友老李肯定自己的写作时，老杨的眼睛一亮，整个面孔都生动了起来。他是在意这些的。只是，老杨文如其人，他那没有攻击性，并不出格的文字，显然吸引不了当时的我。”有些事也许的确需要拉远了距离再看才能看得清，正如只有如今的魏思孝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过去的写作存在的毛病：“总之，我是个胆怯的好人，只能在小说中放荡自己，发泄压抑在内心的那些怒火”；“原封不动把当时写的那些文字贴出来是不妥的，里面充斥着刻意的炫耀——暴力、性、肮脏，对生活充满敌意。”事实上，一直到《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魏思孝的写作还在给人一种“凌空”的感觉，无休止的暴力、仇恨，与其说是一种师承或美学原则，不如说是一场又一场的情绪宣泄。他毕竟没有办法像布考斯基那般自由洒脱，在面对自己的精神标的时，甚至只能看到自身的软弱：“我们并不效仿他的生活做派——学不来，我们只是试图借助他的外壳设法靠近世俗的成功。这么说来，我们也是可耻的投机者”；“我们不会因为布考斯基对写作的热爱就喜欢上他。盲目的勤奋是可耻的。我看着当初写的那些文字，虚张声势，没有彻骨的东西，那是另一种的无病呻吟，伤感、矫情。我躲进旅舍，把电脑放在床铺上，坐着马扎，能想到的无非就是遇到一个异性，散步，如何去伤害她，没有什么逻辑可言。”现在看来，曾经让年轻的写作者自认为是“特立独行”的那些乖张和戾气，实则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生硬姿态，如同挥舞重拳却砸在了空气里，短暂的刺激和满足过后，是更加漫长的无力和空虚。
所以，当我们跟随魏思孝本人对自己写作历程及过往心境的“梳理”再去反观他的创作，就能更清晰地看到一个写作者是如何逐渐搞清楚好小说究竟该怎么写了。他早期创作中那些被刻意制造出的偶然、反转，以及眩目喧闹的情节，到了“乡村三部曲”，变成了一个个沉静的故事，叙述逼近零度，小说却露出了它的体温。然而这个体温并不意味着和解或妥协，而是表明魏思孝的小说在走出逼仄、凌厉的“青春期”之后，开始对一直以来所书写的底层有了某种更广博、厚重的理解。这种重新理解，只能在作家褪去躁动甚至偶尔冒出的戾气之后才能得以完成。在一个个如同抽屉中的旧物件一样被随机讲述的旧友中，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劲辉。这位从未被人赏识以致精神失常最终自杀的年轻诗人，在接近一半的段落中被魏思孝提及。劲辉从湖南山区考入211大学，退学后满心以为能凭借对文学的热情，在北京的“顽主”圈子里混出些名堂，却始终没有意识到，“身边的老大哥们，不是有钱有权的二代子弟，就是在早年积累下了足够的社会人脉，支撑他们游手好闲，衣食无忧。他有的是什么呢？”的确，混圈子也是需要资本的，说得再残忍些，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做文艺青年。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写作的小说中，魏思孝还无暇顾及劲辉，他还被自己的生活牵绊着，他的写作也自然始终在与自己的情绪、心态做着缠绕和搏斗。直到2025年的“点评”，这份追忆才真正见出犀利、厚重。他拒绝把不属于“劲辉”们的东西浪漫化，而只是不动声色地去摆结结实实的生活。这时，曾经的愤怒才真正有了着落。
魏思孝在《行注目礼》中有意识地直接对比了自己十三年前和如今的状态，曾经的“拧巴”终于成为了一段可以拿出来辨认其成色的过去。尽管他并未过多言说自己近些年写作心态的变化，不过我想，总归是会多些从容的。事实上，文学需要从容。小说最后一节，面对时过境迁的旧日遗迹，一直在尽力克制抒情的魏思孝还是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了感伤的情绪。生活的艰辛、漂泊，父亲的去世和旧友的离散，在这一刻终于也能被装进记忆的抽屉，道一声“再见”了。在这样一个对往事“行注目礼”的告别时刻，我宁愿时间再安静地为思孝多停留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