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前的城市研究，最时髦的方向是城市与媒介的关系问题。现代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媒介技术的参与，城市之所能诞生现代性文化也与现代媒介技术直接相关。19世纪的巴黎被描述为“现代性之都”，背后就有着多项都市媒介技术的作用，其中公共交通体系和街道照明技术最为关键。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主要解决信息和人口流通的问题，帮助巴黎人和游客在不断新建街道和社区的城市中认清方向，“也帮助他们更快、更频繁地分享信息”；尤其街道照明技术，这使得巴黎能够24小时不停运转，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灯火之城”，“这些技术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更如电影技术的出现，更是促成了现代城市与现代性文化的迅速发展。“自1895年第一部电影在巴黎、柏林和纽约几乎同时上映开始，电影与大多数世界性大都市的快速增长以及逐渐增加的人口密度日趋同步。”电影不仅记录了19世纪的城市景貌，更冲击影响了现代人的都市生活方式。本雅明就认为电影是一种新型的视觉装置，影响了都市人的感官能力，可以帮助捕捉和表现拥挤街道上的游荡者。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电影开始参与城市的文化生产和形象塑造。美国黑色电影揭示的城市堕落面，法国新浪潮电影探索展示的战后城市乱象，以及更多新生代城市影视关注表达的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包括越来越庞大的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娱乐性影视作品，这些影像所呈现出的驳杂纷乱的城市形象，不再是积极的光明的秩序化的现代都市，而是充斥着矛盾、分化和解构精神的后现代之城。而且，这些影视也并非停留在文本层面反映现实问题，而是能够反过来影响城市市民的文化体验和日常生活，甚至直接渗透参与到新一轮的城市规划和空间生产中。尤其在当下这个符号经济时代，发达的媒介技术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体验，影像处理与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21世纪的城市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鲍德里亚所指称的“拟象”世界。

一

媒介技术参与了现代城市发展，影响了现代人的城市生活，这些影响必然会在现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中得到表达。媒介影响文学，多数时候会从宏观层面做理论探讨，主要关注媒介带来了怎样的文学文化生态，比如思考影视化如何改变文学生产，研究网络等新媒介带来的网络文学等新型媒介文艺类型，这些话题已得到了过多的讨论。这里，我们要考察的是当前城市文学如何表现当代中国人的媒介生活经验，或者说关注媒介技术进入到文学叙事的内部之后如何影响着中国城市文学的题材故事和人物性情。

现代都市文学中，上海“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最为直接地受到了新型影视技术的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业发展迅速，看电影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市民娱乐方式。“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都是电影爱好者，刘呐鸥、穆时英曾参与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软性电影”“硬性电影”之争，他们都是“软性电影”的支持者，积极主动接受欧美输入的“极声色之娱”的娱乐电影，认为这些都是纯粹的电影作品，要以文艺的、审美的心态去看待电影的娱乐属性。刘呐鸥还撰写过《影戏漫想》等诸多探讨影视的文章，还于1933年创办《现代电影》刊物。穆时英曾撰文坦陈自己大学时代经常于礼拜六约女朋友去看电影，他的很多小说都直接写到电影、舞厅等现代都市的新型娱乐方式，其作品在叙事结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直接地表现了影视新媒介的影响。学者李今曾探讨穆时英小说中女性形象与电影的关系：“穆时英不仅在小说里描述他的女主人公如何模仿电影女明星的表情和做派，文艺家们如何在沙龙里谈论嘉宝的沙嗓子、大众崇拜和弗洛伊德主义，甚至他对自己小说女主人公肖像的描绘也模仿好莱坞的女明星。”如其《夜》《黑牡丹》《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作品，集中写上海夜晚的舞场故事，这些小说不仅直接描绘了舞场里的音乐和人物，而且让小说的叙事节奏跟着舞场的音乐旋律推进，甚至整篇小说都是参照音乐的结构来展开的，而内容、主题层面，这些小说也写出了现代都市里热闹环境与寂寞个体的辩证关系。《夜》里的人看着舞池的热闹，内心却是寂寞的：“舞着的人像没了灵魂似的在音乐里溶化了。他也想溶化在那里边儿，可是光觉得自家儿流不到那里边儿去，只是塑在那儿，因为他有了化石似的心境和情绪的真空。”《黑牡丹》更是让人物直接表达他们对于城市奢侈热闹生活的疲倦感：“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春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那么深深地浸在奢侈里，抓紧着生活，就在这奢侈里，在生活里，我是疲倦了——”声光电技术让城市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繁华与热闹，这类热闹可以在舞场上得到最集中的释放。现代上海的舞场，作为全新的城市空间，它的生成显然有影视的影响，甚至可能是对欧美影视中舞会情景的直接复制。现代都市人沉浸在舞场的热闹中，是体验新型媒介技术带来的城市文化，也是在感受影视剧里呈现的娱乐生活。穆时英的小说所讲述的舞场故事，描绘了全新的媒介化的城市生活状况，也表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青年的心理经验。小说中的都市男女，沉浸于舞场并非简单的体验生活，而是排解一种独属于都市人的寂寞，但热闹的城市舞场只会给人带来更大的寂寞、更深的疲倦，这是典型的现代人的文化经验。

穆时英等新感觉派小说之外，写及电影等新型媒介内容的现代都市小说还很多，典型如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经常让男女人物一起看电影、听留声机，城市的摄影店、影院、舞场往往是男女邂逅、人物之间发生故事的情感空间。《第二炉香》里就直接说到一句“小说与电影之类的消闲品沾着的男女的关系太多了”，尤其是在电影院看电影，几乎就是推进男女关系的城市春药。《倾城之恋》里范柳原与流苏关系的演进，背后都有着现代媒介的影子，看电影、舞场跳舞起了很大作用。《多少恨》是张爱玲根据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而改写成的小说，有着更清晰的电影画面感和戏剧性，小说人物虞家茵和夏宗豫的第一次相遇即是在电影院，且是一个女要退票男要临时购票的戏剧性场面。更如《创世纪》，小说中潆珠和毛耀球的关系，现代媒介技术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开始时，小说写耀球想要一张潆珠的照片就拉扯许久，后来是看电影，真正发生了亲密接触是两人一起看电影又去到毛耀球家里听留声机之后。少女潆珠对留声机有着独特的情感体验，小时候通过留声机听了无数遍的《阳关三叠》，由此感受到了中国式离别的意趣。而且因为唱片被磕坏了，“唱片唱到一个地方，调子之外就有咯噔咯噔的嘎声，直叩到人心上的一种痛楚”。留声机提供的不仅仅是音乐的内容、旋律，更有技术属性，潆珠对于古代中国离别之愁绪的认知，多了一种因技术问题而多出来的痛楚，这是一份独特的、直接受到现代媒介影响的情感经验。潆珠去到耀球家里听留声机时，所体验到的，亦是媒介技术带来的沉浸感。潆珠喜欢靠近留声机很投入地听，“恨不得坐到无线电里头去”“坐得近，就仿佛身入其中”。潆珠听着留声机里唱出来《蓝色多瑙河》，结合着自己的心境以及周遭的环境，收获了一份独特的媒介经验：“华尔兹的调子，摇摆着出来了，震震的大声，惊心动魄，几乎不能忍受的，感情上的蹂躏。尤其是现在，黄昏的房间，渐渐暗了下来，唱片的华美里有一点凄凉，像是酒阑人散了。潆珠在电影里看见过的，宴会之后，满地绊的彩纸条与砸碎的玻璃杯，然而到后来，也想不起这些了。嘹亮无比的音乐只是回旋，回旋如意，有一种黑暗的热闹，简直不像人间。”潆珠看着留声机，投入其中，忘了时间。毛耀球看着潆珠，向她靠近，手搁在她的腿上开始摩挲。紧张的潆珠说“听完了这张就要走了”，毛耀球却说“反面的很好呢，听了那个再走”。音乐完了，毛耀球开始拥吻潆珠。显然，媒介技术在这里充当了渲染氛围的效用，同时也参与并推进着叙事，潆珠的心理内容也很细致地为我们再现了媒介影响之下现代女性的情感经验。

表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生活中的媒介经验，并不局限于创作于现代时期的作品，当代阶段王安忆的《长恨歌》也有着大篇幅的内容与此相关。小说写成长于现代阶段的王琦瑶，就多与上海城市独有的新型媒介技术相关。王琦瑶的出场即呈现诸多现代媒介技术：“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歌》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留声机、电影、照相馆，王琦瑶前半生的人生正是被这些媒介技术所主导。王琦瑶作为女学生的时代，电影给予了她罗曼蒂克的生活想象，而上海城里的影片厂，自然就是生产罗曼蒂克的地方。成长于上海的王琦瑶，因着生活空间以及同学的特殊关系，她能够去到片厂玩耍，知晓了电影的生产过程，罗曼蒂克也就不再是想象的世界，而是可以接近可以向往的人生。最初，王琦瑶跟着同学吴佩珍去到影片厂去玩耍，观摩了演员配合着现代技术的表演过程，那个躺在灯光下扮演死去的女人，犹如梦魇一般隐喻了王琦瑶的人生。“拍电影的窍门懂得了不少，知道那拍摄完全不是按着情节的顺序来的，而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分别拍了，最后才连成的。拍摄的现场又是要多破烂有多破烂，可是从开麦拉里摄取的画面总是整洁美妙。……她们钻进电影的幕后，摸着了奥秘的机关，内心都有一些变化。片厂的经验确是不寻常的经验，它带着一些人生的含义。尤其在她们那个年龄，有些虚实不分，真伪不辨；又尤其是在那样的时代，电影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王琦瑶相貌好，有大小姐的相貌和神态，与片厂的导演熟悉后，还被邀请去试了一下镜头，这个试镜头的经历虽是挫败的，但那种独特的被媒介技术所渲染的、“灯光齐明的情景”却长在了她的内心。王琦瑶的试镜之所以失败，在导演的目光里，觉得她的美不是文艺的、兴风作浪的美，难以成为电影明星，而是家常的、生活化的美，适合放在街道照相馆的橱窗里吸引过路人的目光。后来，她被导演推荐给摄影师程先生，拍了一些生活照，情形大异，其中一张被《上海生活》以“沪上淑媛”为提名选作封二，这才有了后续竞选“上海小姐”的故事。这里面，导演和摄影师的目光都是媒介化、技术化的目光，是根据电影、摄影这些不同的技术特征及其媒介需求来看取人的相貌。“程先生的眼光和导演是不同的，导演要的是性格，程先生只要美。性格是要去塑造什么，美却没有这任务。在程先生眼里，王琦瑶几乎无可挑剔，是个标准美人，每个角度都有每个角度的美。”王琦瑶的相貌是天生的，其美也是自然的，但在不同媒介的作用下，产生了不同的媒介效果，引发了不同的人生故事。王琦瑶那张穿着家常花布旗袍的照片，之所以被选为《上海生活》的封面，缘于这照片上的王琦瑶看上去“很乖”，是一种让人舒适的“好看”，这风格很适合《上海生活》这份刊物。但这里面的景和人其实都是假的，王琦瑶对这照片也是很不满意，觉得照片上的自己“不是她喜欢的自己，有点乡气，还有点小家子气，和她想象中的自己大不相似”。无论电影还是照片，王琦瑶的遭遇已经说明媒介形象会与人物的自我认知形成差异。“那本《上海生活》被她压在枕头底下，也不想多看。她心里有说不出的沮丧，好像露了个丑。她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除了灰心，还惶惑不安。再坐到镜子面前，就好比换了个立场，是重新审度的。她想这照片简直是剥皮，要把人打散了重新来过。”媒介带来了人物自我认知的复杂化，人的自我开始分化，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会因为媒介技术的差异而生成不同的形象。王琦瑶应该不是第一个被媒介形象所困扰的文学人物，但她的经验意味着人的自我认知将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愈加复杂。新世纪之后，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媒介形式，新世代的青年对于自我的认知也不再固守单一形象，而是可以多元化，可以根据不同媒介需求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变换。

二

改革开放以来，媒介技术发展迅速，尤其90年代之后，广播、电话逐渐普及，手机、电脑等全新的媒介技术从多个维度更新着中国人的都市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初有很多文学作品改编成广播剧，这延续的是新中国独特的广播技术设施及其相应的宣传文化机制。借助广播这一媒介技术，新时期文学获得了全社会的关注。杨毅曾通过刘心武小说的广播效果，考察了新时期阶段中国人通过广播电台获得了全新的文学体验。“通过广播电台，特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出，刘心武的小说以声音化的形式迅速传播，成为声音文本的独特叙事方式，与纸质文学彼此呼应。在传播方式和效果上，广播不仅源于国家文化体制的推行，也随着收音机的普及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耐用品。”新时期以来，更多的小说改编成影视，让文学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今天依然是个热点问题。媒介如何影响文学和时代，这主要是文学外部问题，我们继续把问题的焦点放到文学作品内部，考察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写及当代中国人的媒介生活时所呈现的独特经验。

2003年，刘震云出版长篇小说《手机》，这部小说很快被改编成影视，有很好的影响力。就小说内容来看，也是直接以“手机”这一当代新媒介技术作为标题，多方面突出了媒介技术对于当代中国人的影响。小说故事涉及了整个当代史，有乡村生活和城市经验，还刻意写及了60年代中国村庄的广播生活。“1969年，村里家家户户都安着小喇叭，每天早上6点，开始播《东方红》，接着播毛主席语录。”作为宣传设施的广播，也可能无意间带来其他方面的听觉经验。小说人物小郑，当时负责管理村里的广播，他睡在广播站，某天早上与人偷情时不小心把广播的扩音器打开了，让村里很多青少年的性意识提前成熟了，这一“意外事故”对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也是一种独特的媒介经验。在六七十年代这样的特殊时期，电话、广播等媒介技术关联的是权力问题，村民到镇里打电话经常受到看管电话的人的百般刁难。小说写严守一陪吕桂花到镇里打电话，管电话的老牛特别神气，不在乎村民是否紧急，根据自己的喜好安排打电话的顺序，用远近距离等各种无厘头理由来刁难群众，这些细节虽可能是作家的调侃虚构，但也表现了特殊年代的媒介技术与管理机制绑架在一起时可能造就的滑稽和悲哀。广播、电话相关故事发生在乡村，《手机》表现的手机、电视台等全新的媒介经验则发生在城市。严守一作为电视综艺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小说写他与费墨教授合作时探讨了电视这一媒介的独特属性。电视节目不是大学课堂，按小说中的说法，大学课堂是阳春白雪，电视台是下里巴人，同样的内容也需要根据媒介特性拟不同的文案。严守一作为主持人，是参与媒介技术的信息输出者，小说也通过他的视角写出了不同于媒介信息接受者的经验。主持人每天站在台上就像一个演员，每天都在重复着表演，连笑话都要按部就班地重复去说。严守一要在电视节目上天天表演自己，说很多话，于是生活中的他变得没话可说，回到家面对妻子也是沉默无话。电视这一新型媒介塑造了主持人严守一，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塑造也是一种异化。电视之外，还有手机这一全新的媒介设备。《手机》让“手机”参与叙事，渗入到严守一等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决定人物命运发展的媒介技术。比如，通过手机，于文娟发现了严守一的婚外情，于是迅速离婚；也是通过手机，沈雪意识到了严守一的欺骗习性……可以说，严守一人生中的重要节点，都与手机有关，这是小说的叙事安排，也隐喻着新的媒介技术已经从很多方面影响着都市人的生活可能。这种影响，在小说中也借着大学教授费墨的口吻作了直接的探讨，他于多个场合指出手机让人更容易说假话。手机这种通讯技术，它很方便，随身携带，随时可接打，但这个便捷同时也让情感关系中的男女更容易觉察到另一方的行踪，情感关系开始被手机绑架。费墨出轨被妻子发现后，他就感慨说还是农业社会好，那时候一切都靠走路，几年不归，回家说什么都成立，现代的手机则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太近：“近，太近，近得人喘不过气来。”《手机》中的手机还是web1.0时代只能通话的技术设备，如今移动互联网时代能直接视频的智能手机，让全方位的监视变得可能，通过手机来说谎已不再可能，导致的后果也已经不是“近不近”的问题，而是需要新的技术来保护没有了隐私的个体生活。严守一、费墨因为手机而遭遇的人生变故，只是一个阶段内的情感经验，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也生成着新的媒介故事。

当前，手机等通讯设备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带来了便捷，但也带来了欺骗与危险。汪民安认为手机让我们的身体超越了自身的局限性，也为我们构造了私密空间，但它也带来了欺骗和诈骗。“人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手机的私密性，来实施某些不宜公开的行为。欺骗，敲诈，交易，政治和情爱等经常借助于手机（短信）而行动，由于这些并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在手机中肆无忌惮。在手机短信中，骗子和广告商尽管针对着无数人，但是，他却将这无数人想象成一个个个体，这每个个体之间并不交流，因此，每个个体都和骗子（推销商）形成一个隐秘的一对一的关系——手机总是两者之间的秘密关系。正是这种不公开性，使得人们无从获得警示而掉进了手机的欺骗和广告陷阱。……手机，为现代人创造了一个隐秘的渠道。这个渠道，因为它的隐秘性，而被各种各样的欲望所贯通。”刘震云的《手机》揭露的是都市人手机里的隐秘爱欲，还有很多故事讲述各种各样的电信诈骗故事。黄昱宁201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呼叫转移》，即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手机诈骗案例。小说写及当前社会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多么廉价，犯罪分子很容易获得。在我们用手机上网购物、点各种链接、注册各种网站的时候，手机号码、地址信息等个人信息就被套走了。小说中通过电诈手段发财了的李波扬对此很是熟练：“我只管花点小钱买下一大堆，嗯，就当它们是彩票好了。总有中的时候。”李波扬讲了一个电诈案例，电诈分子掌握了某个年轻秘书与其老板的关系，在某天晚上深夜突然给那个秘书发一条短信，告诉她这是老板的新手机号，提醒她存好以后用新手机号。这个新手机号已经被电诈分子设置好呼叫转移，打新号也会转拨到老板旧号。女秘书开始用新手机号联系老板，一个月后，电诈分子再给秘书发一条短信，告知说临时出差出国一趟，“有笔钱来不及联系财务，你先帮我垫付一下。三十万。回来送礼物给你。账号是……”这短信对于一个本就对老板有恋慕之情的秘书而言，毫无抵抗力，不会怀疑其中有诈，只会傻乎乎地认为这是老板对她的信任，然后去筹款转账。小说提供的这个电诈案例很是普通，视频化的移动通讯技术很容易识破这种低级骗术，用呼叫转移技术来实施诈骗也无可能。但这一案例的背后，是无数的电诈事件。媒介技术的发达也带来了电诈犯罪的猖獗。2023年，电诈题材电影《孤注一掷》让跨境电诈犯罪问题进入更多人的视野；2024年底中国演员王星被拐至缅甸电诈园的新闻，更让无数人意识到电诈犯罪的疯狂。明星都难逃被诈，普通人又如何防范这类犯罪？电诈题材的小说也有不少，薛忆沩的长篇小说《空巢》尤其典型，小说扉页作者就注明：“献给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小说以一个空巢老人受害者的口吻，详细讲述了其遭遇电诈的全过程。电诈分子掌握了空巢老人的基本情况，做好了“文案”，假冒成警察给老人打电话，恐吓老人可能被卷入了一个贩毒大案，需要老人配合办案，一步一步地指导老人把各个账户里的资金都取出来转存到一个“安全账户”。这个诈骗过程，完全就是通过手机来完成的。这个做了一辈子老实人的退休教师，八十岁生日这天接到了那个来自“公安局”的电话，这一生中的一次，就将这个老人推向了深渊。小说主要探讨的是当前时代的空巢老人问题，表现独居老人的孤独与绝望，但第一章“大恐慌”很细致地还原了犯罪分子根据老人心理变化灵活运用技术手段来行诈的过程，可以看到一个老年人在面对电信诈骗时的无力与惊恐，这是一份难得的媒介经验。还如徐威的小说《打捞》，以电诈事件为背景，想象了一个众亲人寻找电诈失踪人员的故事，虽没有直接写电诈分子如何用信息技术实施诈骗，但反映出电诈事件背后诸多家庭陷入困境的残酷现实。

三

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不仅仅是通讯工具，更是综合了网络功能的全能设备。当前，更多的作家写及手机时，处理的故事已是网络技术意义上的媒介经验。尤其八零后、九零后青年作家，他们的成长与互联网技术的更迭几乎同步，有“网生代”之称。对于“网生代”青年而言，对于网络时代的各种新型媒介技术的运用，已经不是熟练与否的问题，而是深度依赖。离开手机、断开网络，这一代青年或许就近于盲人。当前时代的城市生活，网络技术已经渗透到了方方面面，媒介生活几乎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媒介技术的日常生活化，一方面意味着媒介元素的出现或运用已不再能构成新奇效应，以至于很多作家书写当下的城市生活时，未必会刻意去表现媒介技术，它们只是铺就当前日常生活的一类素材；另一方面，对于关注媒介问题的作家而言，会敏感于媒介技术参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表现，由此引发诸多媒介生活想象。

张怡微的小说集《四合如意》被宣传为“社交媒体一代的新世情小说”，其中有多篇小说聚焦当前都市青年媒介化的日常生活，涉及电商直播、弹幕文化、表情包等互联网元素。比如在《端正好》一篇，智能手机的网络技术参与了小说人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物阿梅起床时，大声问Siri现在几点，让它先讲个笑话，还有看直播以及在直播室购物。阿梅的生活知识，都是看直播学到的，作家也直接借人物的口吻说明了媒介技术渗入生活细节的基本现实：“每天下班后，她就跟着直播购物学习生活知识，包括穿衣搭配、首饰锅具、烹饪菜谱……科技与消费的发展落地于生活的细枝末节处，总需要一些媒介，一个介绍人。”阿梅买了一个房子，原业主留下很多多肉，阿梅也通过小红书学习如何养护多肉植物。多肉后来被雨水浸泡逐渐死去，阿梅却依赖上了小红书，继续用小红书看房子。小红书里的房子拍得都很美，很明亮，“像生活的善意”，她每天晚上都通过小红书看各种美好的东西，也通过它购买与豪宅同款的生活用品，“然后关掉小红书，闭上眼睛对Siri说：‘Hi，Siri，讲个笑话来听听。’”《端正好》只是突出媒介技术参与都市青年日常生活的基本情况，阿梅这样的独身青年，很容易就熟悉并依赖上智能手机上的各种媒介服务。《冉冉云》一篇的叙事者“我”之前是一个电台主播，这一身份相对于当前短视频时代的顶流博主而言，是一类比较传统的媒体人物。电台虽是旧媒介，但“我”也培养了一些忠实的粉丝，“我”这个上海人通过电台讲述着上海城市的音乐、文学、民俗、饮食文化等等，这吸引了一些新上海人。“我”的粉丝里有一位年轻警察，他通过电子邮箱写信感谢“我”，告知说“我”的电台节目给了他“第二个人生”；还有一位女粉丝阿德，她曾经在“我”的听众见面会上留下很多好吃的，以此表达她的爱意。后来，“我”兼职去做直播带货，某个情人节，“我”在直播室兜售杜氏避孕套，其中有一个环节是与观众互动做问答实验，回应问题的直播间弹幕中又出现了阿德。阿德在弹幕留下了手机号，“我”通过手机号邀请她到电台做嘉宾。阿德在对谈里说了自己的家庭，说“我”之前主持的读书节目如何影响了她，说“我”改变了她。但那个能够改变人的“读书节目”却因为收视率不理想早就关停了，“我”也已经被现实的需求改变了。通过阿德的目光，“我”看到了自己的“堕落”。从电台主持读书节目，到直播带货卖避孕套，“我”为了钱早已放弃了以前的“我”，而阿德所喜欢所欣赏的，只能是以前的“我”。《冉冉云》是感慨媒介变革带来的文化变化，短视频取代传统电台，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也裹挟着文化氛围、生活伦理一起变化。“我”与粉丝阿德之间的故事，是新旧媒介转型期的一份情感经验。《屡屡金》也写及媒介技术更迭的问题。人物邱言与第一任男友金泽在机场偶遇，他们寒暄着加上微信，分开后邱言有一段内心独白：“金泽像一个古典时代的恋人，消失又出现。没有被现代媒体污染过。也可能没有那么浪漫，只是时间将他们分开得太远，在许多现代媒体平台，他们还来不及互相连接就已经被更新的技术折叠了。在被痕迹定义的新时代，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古典的方式建立追忆：不知道他打什么游戏，不知道他日行多少步，不知道他偷不偷能量、种不种树、支付宝年消费排第几……飞速的折叠里，根本不会有他们相爱过的痕迹。”媒介主导现代人的生活，包括主导人的情感记忆。邱言与金泽曾经发生过的爱情，早已被各种新出现的媒介技术折叠覆盖了，找不到任何痕迹。

视频时代，传统的语音通讯已逐渐被视频聊天取代。便捷的视频对话，也在改变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在《屡屡金》里，邱言因工作繁忙，长期通过手机视频的方式“照顾”年迈的父亲。《醉太平》里，林东方的妻子长期在海外打工，对于他而言，老婆活在手机视频上；而儿子林太吉，也只能通过视频看到自己的母亲，这一家人的见面方式就是每个月在手机里视频团聚一次。也如《四合如意》里的跨国恋人，他们通过手机通讯的方式艰难地维持着爱情。张怡微这些小说，没有像科幻小说那样把技术放大，不是想象技术带来了怎样的恶性后果以此进行技术反思或人性批判，她是以日常生活叙事的基本笔法去讲述媒介技术在当下城市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所以是世情小说而不是“纯文学科幻”。在《机器与世情》一文中，张怡微对自己的写作有直接的阐述：“在我有限的想象力中，至少有一部分当代人的情感关系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的年代，可能早就断裂了。如果没有手机和视频，异地生活的子女与父母联络频率会更低，异地恋也许更轻易就分手了。……推而广之，机器足以维系情爱关系的弱社交。”新的媒介技术，改变了我们时代的情感生活，无论是用视频来照顾老人，还是以手机来维系爱情，都呈现了新的情感内容和伦理悖论。张怡微讲述这些故事，不是批判技术，但也不是完全的肯定，而是用文字写出这类新“世情”，让我们感受到技术参与之下的情感关系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就如《四合如意》里的爱情，盛明和茹意之间的情感其实已经很淡，但因为手机通话的便捷，他们还是像一对老夫妻一样习惯性地延续着那份情感关系。这两个人都很疲倦，但谁都没有勇气去改变。我们阅读这个小说时，内心或许更希望他们能果断分开，能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寻找新的恋人重新起步。这种阅读期待或许会遭遇伦理麻烦，但这正是小说的叙事效果，它激起我们去审视一种依靠媒介技术勉强维系着的情感是否已经逐渐违背人性、不再合乎情理。机器时代的世情小说，不一定是批判机器，更多时候是讲述新的世情，引起新的审视。作家叙述什么，源于他们“看见”了什么。“作家看见、并选择怎样的物质材料进入到虚构的文学世界中，取决于他到底看见了什么。‘看见’不会是一种恩赐，‘看见’形构了不同作家对于文学本质及边界的认知，‘看见’本身需要调度一些工具、一些知识。如果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变局不够敏感，我们对于文学生活的觉知也不会敏锐。而机器或已成为建构世情故事的一种媒介。”数字时代，各种类型的技术已开始主导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看见”更多的“新世情”。

机器时代的新世情，不仅是手机、网络参与家庭生活、影响情感关系，更有很多青少年通过手机网络寻找友情获得心灵陪伴。网络对于更年轻的青少年而言，往往是追星和交友的媒介。郭爽的小说《拱猪》里，人物伍珊就是一个通过网络追星的少女形象。伍珊为何要追星，与她的家庭有关。父母离异，母亲只监管着她的学习，生活中也没有什么朋友，她的追星更主要是获得归属感和寻找友谊。伍珊的网名叫“季末”，全称是“寂寞在季末”，显然是寂寞、孤独的心情表露。季末在追星过程中感受到的温暖，不是被人点赞、受人瞩目的快感，“而是被严丝合缝嵌进一套机械链条里的归属感”：“虽然跟吧里无数迷妹一样，‘季末’只是傅覃几百万张票数末尾的一个小写的‘1’，但只要你愿意，总能被纳入严格划分任务与领地的战斗群，刷票、灌水、打江山。再小写的‘1’，都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跟着直播一起见证历史的诞生。如果爱得再忘我一些，可以省下一个星期的早餐钱，捐出一块灯牌，变成傅覃比赛现场穿透人山人海的一束绿光。贡献视觉奇观。”找到自己的爱豆，然后成为爱豆粉丝群里的一员，跟着大家一起行动，贡献一分力量，以此获得存在感、归属感，这是无数青少年的追星心理。小说还写了季末如何在爱豆的贴吧里结识到好友“苹果化了”。“苹果化了”是爱豆傅覃吧里的超人气博主，因为一次直播事故，她没有按照粉丝群的指示发帖，遭到其他粉丝攻击，但得到了季末的支持，于是有了交集，后来成为了经常QQ聊天的好友。《拱猪》这个小说，一面是写伍珊母亲的生活，写她如何努力赚钱养家、如何管束女儿学习，另一面是写伍珊与“苹果化了”如何策划好一起行动去傅覃的演唱会现场做应援。“苹果化了”带着季末进入到演唱会现场后，她们跟着其他粉丝，一起吼着“傅覃傅覃，永远最行”口号，跟着傅覃一起唱歌：“‘季末’们大声地唱着，唱着，唱着。直到嗓子再也发不出声音来，嘴却还做着无声的口型。爱一个人让你快乐，但这么多的人爱同一个人，你会更快乐。肩并肩，手挽手，连成一体。统一的口号，统一的动作，‘季末’于是忘掉了自己。”与网友奔现，伍珊感受到了同性友人的温暖；参与演唱会应援，她更感受到了忘我的快乐。但应援结束之后，伍珊回到家里就遭到了母亲的一顿毒打。《拱猪》写出了当前青少年热衷于追星的文化心理，这是年轻一代的媒介生活经验；同时小说也通过表现父母辈的生活困境，写出两代人之间的情感隔阂。还如《把戏》，更直接地讲述女大学生的现实际遇和网络生活。现实中的大学生蒋立立，农村出身，家境平凡，长相普通,但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她可以变换身份，用完美的模特照片来发微博，挪用各种图片和文字来塑造一种气质美女身份，而当一个身份账号出现了麻烦，她可以很快地删帖销号撤出。“就像玩养成游戏一样，偶尔穿上别人的身份写故事，会有代入的快感。我慢慢知道什么样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没有人会注意你是抄来的。剪切、复制，想加什么元素就加什么元素。”蒋立立从高中时代就开始玩这种虚拟身份扮演游戏，到了大学，她更是玩得不亦乐乎，她从其他网上挪来模特的照片，又从室友李晴微一个在法国留学的闺蜜账号里找来更多图片，删去水印，改头换面，虚拟了一个正在海外留学的美女周淇。通过周淇这个身份，蒋立立与一个正在瑞士读书的富二代男生冯简勋有了一段网恋，而当冯简勋提出要奔现时，她说着“对不起”然后把他拉黑，同时也将微博里的“淘小淇”账号信息消除干净。后来，她又以“淇语”账号扮演了一个失恋的、伤心的留学生女孩，这又吸引了一个叫崔翌的上海男生的关注。换了身份的蒋立立，放弃周淇的淑女人设，以网络虚拟身份与崔翌玩各种假面游戏，主动要求聊性爱等现实生活中没人可探讨的禁忌话题。“我把崔翌当作人肉百科，解答着我对未知的性和已知的性的若干疑问。对着陌生人，我们总是更放松。在他面前，你的秘密不是秘密，因为你甚至都不是你。”网络上的蒋立立可以尽情放荡，现实生活中的她其实保守得很，她与周希城谈恋爱时连性这个字都没有谈及过。后来，崔翌也要求见面，疯狂地向她输出爱意，蒋立立“残酷地”拒绝了他。《把戏》有两条叙事线索，网络上的美女周淇玩弄着各种感情游戏，现实中形象普通的蒋立立却遭遇着男人的引诱与欺骗。“我以为ID是我手里的玩具，却忘了自己也是上帝手里的玩具。我可以把崔翌屏蔽，可我屏蔽不了薛小雪、李晴微、周希城、蒋明明。”可以在网络上自由任性，却无法摆脱现实生活中作为普通人的生存困境。《把戏》所塑造的蒋立立形象，展现了网络媒介时代青年人情感生活的诸多新象。网络身份的虚拟性可以带来多元化的情感体验，这些体验或许可以改变某一具体个人的生活感受，但改变不了总体性意义上的艰难现实。

四

媒介理论家齐林斯基曾指出，经过20世纪的充分运用，如今的媒介是过剩的，甚至变得多余：“对完全受制于媒介的个体而言，媒介不太可能成为令人痴迷的东西。它已经变成了可支配的给定物，被当作个人财产来利用和保护，而不再是一个令人垂涎的欲望对象了。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媒介已变得多余。”媒介是否变得过剩、多余，这不确定，但当前社会的媒介的确已经过度发达了，我们对于媒介技术的态度已经从期待它更便捷更先进转变为希望它更安全更公正。发达的媒介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便捷，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麻烦。当下的城市，摄像头的无处不在，这带来了安全，让城市不再是近现代时期的幽暗的、凶案频发的危险空间，但也导致个人隐私难以保护。隐私的泄露，关联的不仅仅是电诈犯罪问题，更于无形中让所有人生活在了媒介技术的笼罩之下，都作为一种数据信息被记录被监视，甚至被剥夺被操控。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望过去，希望逃离城市、走出那些被各种新型媒介技术覆盖的高科技化的城市空间。与此文化思潮相伴而来的，是诸多作家也在反思发达的媒介所带来的新世情、新困境。

郭爽的《把戏》里，不仅有蒋立立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虚构身份玩情感游戏，也写及青年人利用网络虚拟身份往往会毫无顾忌地谩骂攻击他人。蒋立立翻看崔翌的微博时，发现他经常与人吵架。其中有一个帖子讨论上海人与外地人的文明礼仪问题，崔翌转发了一条用“硬盘姐姐”来羞辱上海外地人的帖子，质问帖主如何判断新闻图片里当众喂奶、随地扔尿不湿的宝妈是外地人还是上海人，原帖博主认为上海人做不出这种事，崔翌回复说见过上海人做过更过分的事。崔翌的回复引发了很多上海网友的怒火，招来了一些带有人身攻击的辱骂。作家在叙述这个情节时给了一个评价：“人用一种身份去攻击另一种身份时，往往残酷。轻易地践踏。”穿上“上海人”或“外地人”这样空洞的身份，很容易去攻击践踏他人，更关键的还是他们都是用虚拟身份，是躲在一个ID后才敢如此肆意。网络身份的虚拟性，让社交媒体上的交流与争吵充满戾气。如今，网络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乌烟瘴气之地，是很多人避之不及的是非之地，不再是网络兴起之初的自由贴吧、开放社区。

当网络社交媒体演变成为网络舆论事件发源地的时候，媒介技术的正负面效应也必然随之而来。当前有很多小说写及社交媒体所引发的风波事件，宥予《撞空》里何小河会沦为流浪汉，有一个直接的触发性原因即是他在网络上遭受了网暴。何小河回到小港路，寻找与前女友一起生活时的痕迹，有一天早上没带手机下楼找吃的。因为情绪低落，他梦游一般地行走在街道上，这时遇到了一个交通事故，神游中的他不知所措，困惑地看着被车撞倒的男人慢慢倒下。这个情景被街道上的摄像头拍下来了，后来被人剪辑下来放到了网络社交媒体微博平台上。视频中的何小河，面对被车撞倒的受害者毫无作为，而且满脸茫然，显得极其冷漠。“人在监控镜头里，看上去剥离了人的属性，成了一截会动的木头。”何小河的不作为与冷漠脸，引起了全网的气愤。在微博平台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真可恨，就没有法律能惩罚这种人吗？”“真想枪毙他！！冚家铲！”随后，网友开始“人肉”他，把他正住的宾馆地址和房间号等都曝光在社交媒体上，更有人挖出了他的老家地址。地址暴露，更多的自媒体蜂拥而至，他们围堵何小河，追着拍他问他问题，还有无良的自媒体去到他的老家，抓拍采访他的家人。遭遇网暴、“人肉”还不够，认识何小河的同事、合租过的室友，甚至有过亲密关系的好友，都在网络上曝光他、抖露他更多的事迹。“好吓人，我之前和他谈过恋爱。”“只在一起很短时间，发觉不对劲，果断分了，现在想想真后怕……”成为全网的“通缉”对象，被无数人追拍谩骂，还遭遇了曾经好友的背叛，这时候的何小河，无论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一个被唾弃、被嫌恶的丑恶之徒。走投无路的何小河，离开酒店，游走在珠江边，在解放大桥的辅桥边停下来，看着夜空下平静的江水。一个老人经过，以为他要跳江自杀，安慰他说“事情都会过去的”。他没有跳江，而是远离网络，抛弃一切，自我放逐成为流浪汉。《撞空》呈现的媒介经验，是一个普通人被网暴的经验。一个人因为生活中的一个小过失，经过网络媒介的传播发酵，承受了极大的代价。媒介在这里，是多余的、伤害人的技术。

直接伤害人的网络暴力之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网络曝光也会侵犯人的隐私，给个人造成生活困扰。石一枫最新长篇小说《一日顶流》，即是讲述一个普通的北京人如何逃离媒体视线、寻回平静生活的故事。小说人物胡幸瓯，因为一个表情包成为了网络媒体上的“顶流”人物。成为了网络名人之后，很多人都会顺手开通直播室开始带货。“每当一个网红诞生，又有两件事情绕不过去：第一是签公司，现在也叫MCN，‘维持流量、扩大流量，恐怕还得靠专业人士’。第二就简单了，重归正题，还是带货。红也带货，黑也带货，光宗耀祖也带货，臭名昭著也带货。”胡幸瓯的好友、发小马大合，鼓动胡幸瓯立即开始做直播卖东西收割流量，但胡幸瓯是个害怕被关注、喜欢清静的人，他拒绝网络媒介给他带来的名人效应。“刚一面对手机，立刻看到无数网民拥了进来，那代表着无数眼睛——经由另一个世界，眼睛们获得了跨越昼夜的能力，又在追逐着他。他的手开始哆嗦，娃娃脸上启动了微妙的变化。”后来，很多自媒体找到了胡幸瓯的家，他们带着设备围追堵截，想要他继续表演，希望抓拍到他更多的表情。为了逃避媒体的关注，也为了逃离马大合等人的卖货企图，胡幸瓯扔掉手机、赌气离开了北京城。“通过切除那个电子器官，胡幸瓯确实感到了自由。”但无论胡幸瓯去到哪里，农村、山区以及偏远的小县城，只要有网络，无数的眼睛就追着他，让他无处可逃。作家借着胡幸瓯的口吻，发出了感慨：“原以为另一个世界存在于虚拟之中，没想到它不断膨胀，侵蚀着真实的世界。那个世界不再是真实世界之外的隐秘角落，反而追得真实世界中的他无处可逃。那个世界本身已经真实了起来。”发达的媒介技术，无处不在的网络媒体，已经让一个想要清静的人无法清静，虚拟世界的技术法则已经主导了现实世界的生活方式。

我们关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城市文学中媒介经验的考察，可以看到作家们对于现代以来城市媒介生活的表现依然受制于传统意义上的“在地结构”，我们的分析也只能立足于传统的人文理念来展开反思。但随着网络科技，尤其当下AI技术的不断强大，传统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现实的“在地结构”正在瓦解，新的“在网结构”需要纳入进来，“在网”或许已经成为比“在地”更为真实、更为基础的经验。对此，文学如何处理这些最前沿的媒介经验，也需要新的认知结构和精神视野。吉尔特·洛文克指出：“漫游在虚拟的全球网络中，我们越来越偏离我们在诸如家庭、教会、邻里等传统社区中的角色。曾经一度被定位为拥有某些权利的公民或阶级成员的历史性主体，如今已经转变为能动的主体，即被称为‘用户’、抱怨的顾客和产消者的动态行动者。社交不再指向社会，这一观点困扰着理论家和批评家，他们用经验研究来证明：人们仍牢牢扎根在他们传统的在地结构中，尽管其外在行为未必如此。”新媒介时代，我们的社交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交往。通过网络平台来开展的新媒介社交，它不再是面向社会，更不单是面对他人，更主要的其实是面向网络本身。网络化、数据化才是当今时代社会交往的实际形态。当前，具体的某一类媒介技术如何参与或影响我们的生活，或许已经不太重要，更大的挑战是我们依赖网络等新媒介技术来完成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全都被转化为信息成为投喂网络的数据。现实的“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体，而是成为喂养网络这一智能幽灵的能动主体。如何让已经公共化媒介化的能动主体重新回归私人化的自由个体，讲求人性和自由精神的文学又能有何作为，这是矗立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