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 ——关于兰波与现代诗歌的对谈
近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兰波与现代性》和《兰波这小子》两部新作，兰波研究专家李建英和译者骜龙由此开启对谈，共同解读了兰波如何为现代诗歌提供诸多创见和贡献，甚至对他之后所有的法国文学创作者产生了影响。
对谈由出版社编审高建红主持。——编者
他的创新影响了法国文学创作者
高建红：兰波在《地狱一季》里曾经说过“必须绝对现代”，《兰波与现代性》这本书的核心也是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兰波的现代性，李建英老师可以先谈谈对兰波现代性的理解。
李建英：我研究兰波有很多年了，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也重点关注过兰波。《兰波与现代性》这本书的关键词就是“现代性”，在兰波的诗学思想中，他从来不把某一个意象或者是某一个概念固定下来，没有把任何一个东西绝对化。兰波的现代性就在于他扩大了诗歌语言的能指。
兰波扩大语言能指的方式之一是自己造新词，创造新的表达方式。我们在读兰波诗歌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有一些词是不可以拼接在一起的。打个比方，兰波的诗歌好比一个幼童，任意拼接玩具，他可以把胳膊拼接到头上，把大腿拼接到背上，这样的意象我们可以在之后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和诗歌中看到，兰波正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他们尊他为先师。
兰波的现代性还体现在他说要“changer la vie（改变生活）”。兰波其实是一位介入诗人，他总想改变社会，但他说的“改变”，不是把一个推翻把另一个换上来，而是要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如果思维方式不改变，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如何改变思维？首先改变语言，他在《通灵人书信》中说：“当不正常成为正常，并被所有的人接受，他才真正成为进步的倍增器！”通过语言的非逻辑和非正常建构，你会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给一个事物下定义；我们通过反向思考我们周围的事物，可以破除原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提高认知能力，世界的改变始于改变语言。
高建红：《兰波与现代性》这本书提到法国当代著名诗人博纳富瓦，他是兰波非常忠实的崇拜者，也是一位优秀的兰波作品评论家。巧的是，我最近审读的另外一本书《最后的埃及人》也提到了兰波，作者热拉尔·马瑟在写到埃及学创始人商博良对寒冷的恐惧时是这样说的：“与兰波一样，他越往北走，越感到寒冷蔓延上升。而如果说在马赛的兰波困于高烧中的幻象的话，商博良则出现了耳鸣。”我感觉法国的诗人和作家受兰波的影响都挺大的，能否请两位老师具体讲一下兰波对于他们创作的影响？
骜龙：兰波对于法国诗歌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通过重组语言和打破形式入手、逐步瓦解传统的审美关系。
我们现在聊天的时候，常常会使用字母缩写词，比如“YYDS（永远的神）”。我们自认为表达了某一种感情，其实这种高度概括的缩写精度不够，不能明确地表达当下的情绪究竟是什么。这种已经概念化、约定俗成的表达，或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写作手法，实际上像纱一样隔在中间，不能让我们捕捉到那一瞬间的细节。
兰波也一样，当时作诗的传统已经有一系列规则，还有已经成为体例的诗的语言。一讲到缪斯女神，就是跟灵感相关，一讲到巴那斯派，就是跟诗坛相关。对于这些与意义高度捆绑的符号，他一直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打破一对一的映射关系。有这种文学天才在前，今天“我”写下的文学语言，哪怕跟大家设想的不一样，也有合理性的根基。这是他对于当今很多作家、特别是希望重构乃至打破文学话语的年轻作家的一个重要影响。
李建英：兰波的寿命不是很长，37岁就去世了，另外他写到19岁就不写了，也就是说他的作品都完成于少年时代。他的作品也很少，我数了一下，目前发现的诗作大概不到160首，诗集也就是《地狱一季》和《彩图集》（或叫《灵光集》），“Illuminations”本身的意思就是灵光一现。
但是兰波在国际上的影响可能是中国学术界意想不到的，实际上兰波影响了二十世纪或者是兰波之后所有的法国文学创作者，我所说的法国文学创作者包括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甚至影响了画家、音乐家、哲学家。我曾经想编写一本《兰波画册》，因为有很多以兰波为题的画作。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兰波只写了五六年，他凭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现在有“Rimbaldisme（兰波主义）”这样一个词，而且还有《兰波与兰波主义》这类书出版了。《红楼梦》的研究叫作“红学”，现在兰波的研究成了“兰学”，研究兰波的著作总量已经超过了研究雨果的总量。雨果有多少创作量？雨果的诗歌可能就有几万行，他的小说我们读过的就不少。
那么，兰波凭什么呢？因为“兰波是个谜”。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兰波各个时期的创作，会发现他每一首诗都不一样，在创作上手法不断往前推进，到了《彩图集》的时候可以说他写的是“文”，因为没有换行、没有韵、没有特定的意象，可以说是“胡说八道”，东一句西一句，没有“主题”。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法语语境当中，我们就会像是在剥洋葱，一层一层剥离，觉得特别有意思，惊叹他年纪轻轻怎么会拥有那么多的知识呢！《兰波与现代性》中的第二篇文章是《古代与现代》，兰波把古代神话巧妙地糅进了他的现代诗歌，使神话故事有了新意。从诗画关系来讲，如果把《彩图集》的意象和毕加索的画进行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简直就是同时代的人。兰波可以用一行诗构成一个立体图像，由于诗歌语言是多义性，他的构图也是可以像万花筒一样旋转的。一首诗可能会让你读一辈子，因为你可以不断地用语义构成你自己的图画，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图画生成。
高建红：也许年轻一代的诗人会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可能也会受到兰波的影响。骜龙老师是“90后”，能不能代表青年谈谈认识和想法？
骜龙：我没办法代表所有年轻人，那不妨谈谈我在翻译过程中的感受。
第一，兰波某种程度上做出表率，人的生命跟文学生命可以截然分开，他选择了结束文学生命，但是自己的生命没有结束。这对许多作家来讲是不可想象的，很多人要努力写到生活的最后一刻，可是兰波在创作的最高峰，或者是艺术创造的高峰选择了戛然而止，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事情。
第二，兰波身上让我自己特别有共鸣的地方，用时髦的话说，叫“出走的决心”。他虽然在自己的故乡小城得了奖，但是毅然决然地要离开这个地方，写信给自己的老师说：“有一件事情您告诉我不要做，但是我已经做了，那就是去巴黎。”对于19世纪的文人来说，巴黎等于诗歌和文学声名的最高峰。
兰波在巴黎诗坛吃了一点点闭门羹，就毅然决然地斩断了自己的事业。自断后路这件事，对于创作和研究都是一件不敢想象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说，大家受到兰波精神的感召，可能因为在某一个领域或者赛道，自觉没有深挖下去的天赋，在尝尽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没有后悔也没有展望，便寻找和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
这是我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感悟和体会。
不能为了传播而让译文走流行风格
高建红：我曾经去找一首兰波的诗，然后在网上搜到“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知道这首诗后面一句是什么吗？后面一句是“眼里一片海，我却不肯蓝”，但这其实是一场乌龙。这两句诗根本不是兰波写的，我一开始差点也被欺骗了。皮埃尔·米雄在《兰波这小子》中，也会先引用兰波的诗，然后再化用，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有文学爱好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就虚构了这么两句。
骜龙：这种写法在法语中叫“戏仿（pastiche）”，就是原句不是兰波所写，却又很像他的口吻。皮埃尔·米雄的作品也是在这条路径上，很多时候，米雄会拼接一些兰波的文字在自己的字句中。对于大众读者，这部书是相对通顺的文学作品，对于研究兰波的专家，他们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兰波的话。米雄不会说明哪些是兰波的话，哪些是兰波的诗，而是隐秘地排在他的文字中。
对于“温柔的疯狂”这一句，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这句话很美，了解他的人会知道前半句是兰波的，后半句不是兰波的。兰波研究的专家们可能会读出更深的一层，这也是他现代性的体现之一。
高建红：这涉及到一个话题“翻译”，大家一般会觉得兰波的诗比较晦涩，也比较难翻译。但这又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兰波的诗歌如果翻译得很晦涩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传播呢？两位老师怎么看待翻译问题？
李建英：说到翻译，其实翻译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读者为中心，译文是要给中国读者的，要让他们读懂，所以用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译。一种就是保持他的晦涩。
我的观点是保持他原来的本色，而不是保持他原来的晦涩，要留住他原来的诗学思想。在翻译兰波的过程中，如果为了迎合读者而把译者自己并不准确的阐释放进去，那么就降低了兰波诗歌本身的艺术性，把兰波降低至译者的水平，然而译者并不是一个顶级的诗人，并不是一个出色的中国语言创作者。如果把兰波降到跟我一样的水平，这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兰波的晦涩是因为用典太多，所以法国读者也不是人人都能读懂，不是什么文化程度都能理解兰波的，因为读兰波需要知识储备，正如我们读中国文学作品，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看得懂的。我在翻译兰波书信时遇到了他前期的诗歌作品，在用典的地方我加了注解。
另外，他前期的诗歌都有韵，要尽量保留他的诗韵。汉语的词汇很丰富，现在有了AI工具，我把一个词输入AI，然后查它的近义词，一下子会出来很多，我就在近义词里面挑一个押韵的。实际上用了AI工具也不一定让人满意，因为翻译常常是再创作。
把诗人最真实的诗意传达给中国读者，就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或者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如果说觉得某一表达不符合汉语的习惯，就给它改一下，改成符合中国读者的习惯，那是不对的。
骜龙：刚刚说到两种翻译的目标，一个是读者为导向，另外一种是保持晦涩，可以看作审美效果的对等，希望原作和译作所带来的审美效果一致。
翻译的过程中，有件事是译者之外的读者体会不到的。那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随着翻译的不断推进，译者大概会明白这本书是要写给谁看的。我想表达的是，不同时代的作者、诗人，他们对于文学性的追求是不一样的，这样译者对于作品的面向可能才有更精确的认识与把握。有一些作家追求卖得更多，期待更大的名声和更大的反响，有的作者追求的是希望被更多人研究，比如学院派读者和技术流的读者。
皮埃尔·米雄这样的作家，他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追求的目标，譬如对于极度精确的追求，用一句话抓住想要塑造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把它推向更多读者从而舍弃作品的自身特点，也许会妨碍译文对文学性的呈现。我觉得，不妨在翻译之前考察这个作家的文学观及其对“文学性”的理解，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制定翻译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