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真的举行过这样一个派对，安东尼奥的原型贡萨洛也真的离过婚，派对也真的就在贡萨洛人去楼空的花园里，在与妻子离婚后不久他九十多的老母又去世了，他于是孑然一人，也就是说，在那场疫情之后的现实的派对上，有些东西真的发生过。当然了，真实的那个晚上没有一个突然死去的老表姐，没有一个穿戴很拉风并且追着“我”采访的电台记者，没有善谈的符号学专家，那些暧昧的酝酿着新的变故的对话也没发生过。那个初夏的晚上，有的只是我对那些谈话感到通体的恐惧，并非他们都用西语在说话的缘故，而是当时我感觉到了一丝即将朝我扑来的危机。

每个人每一个生命阶段都在酝酿着新生同时也酝酿着死亡，只是那些死没有层次，并非次次都很明显，有时候它们带着一种穿透力，有时候不过是一次化整为零，在声音越嘹亮人影越密集的聚会上，它越发蓬勃而隐秘的。

我想起那一年我与真正的安东尼奥刚死灰复燃，疫情结束后他重新来找了，可他最好的朋友贡萨洛（在小说中化身为主公安东尼奥）离婚了，他们俩是发小，然后哈维尔（与小说主人公同名也是原型，我们共同的朋友）公然带来了一个大他九岁的哥伦比亚情人。哈维尔的妻子与我们都是好友，我们都为此感到惊讶。整个晚会过程我能感觉到坐在我边上的安东尼奥又得意又心不在焉，得意的是他向人介绍说我是名中国作家（在西班牙，“中国”和“作家”这两个词组合的频次可是很低的），心不在焉的是他忙着与哈维尔的那个情人谈话。一年后，哈维尔与安东尼奥关系闹掰了，据说与那个情人有点关系。再一年，我与安东尼奥也彻底分开了。然后，贡萨洛开始不再起劲地学中文，而改去世界各地旅游了，他三分之一时间在马德里，三分之二的时间活跃在各种小众游线上。也就是说，我不知怎么的今天感觉到一切始于那个烧烤聚会。那天晚上拉满了弓，很多属于后来的改变的箭矢都是从这个晚上出发的，而我们每个人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窸窣的响动穿过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每个人都听到了，却假装没听到，只有那个“表姐”是真的没听到，因为她死了。

我生命中从没有过一个曼努埃尔，我也不像小说主人公一样将写作视作生命，虽然文学是我的专业。可是我真的体验过半口牙齿从牙医冰冷的钳子底下整齐消失的那种空虚感，那种一个人失去了他（她）的核心，语言失去了它的重量的悲剧性感觉。当一个人不写作的时候，就是那种牙齿被拔光了的感觉，舌头搅拌着一些速朽的口语，犹如沐浴在一堆泡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