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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家的阅读史即创作生成史，亦即精神发育史。考察作家的阅读史，可以更好地把握作家精神人格与文学生成的诸多侧面。作为生命的重要部分和生活的主要方式，作家宗璞的阅读潜移默化地参与了其精神塑型与审美形构的全过程。作家宗璞的生成、特点及局限，亦能在她的阅读史中寻绎出蛛丝马迹。宗璞的个人阅读与时代阅读风习之间的相契、共振、游离等多种动态关联，折射出作家的书斋精神生活与外部世界之间繁复的对话景观。

关键词

宗璞；阅读史；创作史；精神史

阅读的根深植于社会文化土壤之中。当下，学术研究愈来愈倾向跨学科与融学科，阅读史研究作为一种新路径与新方法逐渐被广泛运用到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等诸多领域中。“阅读史最接近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时也是文学史、科技史等在现实应用领域的显性投射。”作为特殊的读者，作家们的阅读不仅关系着自身的创作走向，在文学生产与消费链条中，他们的阅读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社会精神文化的高度。作家个人阅读史研究，不仅是揭秘作家审美建构、精神塑型的钥匙，亦提供了一条勘察文学史面貌的新路径。而这不仅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带来了新视野：“在这种视野的观照下，‘断裂’的关系或许显示出深刻的‘延续’，‘对立’的双方可能分享着共同的前提，表面的‘相似性’也许掩盖了深层的‘矛盾’……”

一个人的阅读史即其精神发育史。作家的个人阅读史于其自身的文学建构与生命历程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当我们对作家的个人阅读史作“切片”研究时，绝不可忽略“切片”以外被切割的整体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切片”都具有窥探整体文学想象与建构的独特作用与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个人阅读的独特性以及作家个人阅读与时代阅读风习之间的关联程度。

在这个意义上，宗璞个人的阅读史在当代作家中极具典型性。无论从宗璞个人的“本色”写作还是文学史发展的维度观之，宗璞的阅读史都蕴藏着亟待挖掘的研究价值。第一，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与学府生活滋养，给予了宗璞优渥的阅读资源与良好的阅读环境，与素人作家“野生”阅读相异，宗璞的阅读带有鲜明的家学传统烙印。第二，宗璞的人生经历纵贯民国和共和国两个时期，除了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外，宗璞一直沉于书斋，可以说，阅读是宗璞终其一生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在有人问及书籍对她自己人生道路的影响时，宗璞回答：“人是复杂的，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不是单一的。而书体现了作者最高、最强、最好的一面，体现了他对理想的追求，对知识的探讨。”梳理研究宗璞的阅读史，为我们进入作家精神世界、触摸其文学肌理重辟一条路径。第三，宗璞的个人阅读亦是时代阅读的组成部分，个人阅读与时代阅读之间的相契、共振、游离、背反的动态关联，折射出知识分子传统话语、当代意识形态话语以及现代性话语三者之间繁复多变的对话景观。

一 “早读”：底色的初染与青春的残梦

对作家而言，精神发育与阅读的滋养是分不开的。若把精神发育的过程比喻成一条奔流不息的河，那河道的形制、走向与河水的呈色、力度还得追溯到发源之地——童年。童年是个体人格萌生发展的关键期。阿德勒认为：孩童时期的经历会建立起人格的“原型”，若我们要了解这种原型则要去关注个体早期的记忆，因“第一件记忆能表现出个人的基本人生观：他的态度的雏形”。早年看似随意简单的阅读是具原初性与朴素性的。

宗璞的“早期阅读”（1928-1946年，笔者拟称为“早读”）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之前，家居清华乙所时的启蒙阅读。按照阅读内容，宗璞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在父母膝下背古诗词；二是阅读儿童读物，像《格林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童话，还有一套少年儿童文库的系列读物；三是一些颇具趣味性的古典传奇小说，诸如《小五义》《隋唐》《荡寇志》等等。不难看到，古典诗词与小说以“先入之见”进入了宗璞的内心世界，埋下了以“古典”为主的根脉。为何偏以古典发端？这不得不提及家庭教育特别是其父冯友兰的影响。冯氏家族可谓是正统的“书香门第”。自祖父冯台异，冯家即“尊师重教”。叔祖冯云异亲编《训子侄四章》，分别从“养习、守义、耕读、立身”四方面教育后辈。冯家有藏书传统，“经过几代人努力，至友兰辈的少年时期，冯府已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冯家除有应付科考之类的书，还不乏类似《地球韵言》之类的新学书籍，开阔了子女的知识视野。至冯友兰一辈，“耕读传家”的家风变为“以读为主”，藏书的传统被很好地承袭下来。家中藏书之丰，在宗璞的《恨书》《卖书》系列文字中可见一斑。

得天独厚的阅读资源是前提，父亲冯友兰的引导与教诲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宗璞回忆，有一次与弟弟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突然他们都不理自己了，父亲听到响声后将她叫到书房里去背唐诗，“那就是我背诵的第一首诗，白居易的《百炼镜》。”女儿受到同伴的冷落而生气不解，冯友兰不是灌输以生硬的说教，而是让宗璞在“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古诗中领悟为人做事的道理。此后，父亲每天便指定篇目让宗璞背诵，背完诗才去上学。“我也很有兴趣，一点儿都不吃力。父亲从来不讲，他主张书读千遍，其义自见。”在此影响下，宗璞的人格气质不免染上一种温润如玉、和雅淡泊的色彩。一方面，古典诗词的背诵为宗璞后来的创作累积下丰富的矿藏，宗璞的作品总是萦绕着一种古典气韵，诗词、散曲在她的小说中俯拾即是，不仅人名、地名常与“梅”“甑”“庐”等传统诗文意象相关，摹物写人也无不散发出一种古朴传统的儒道气息。无论哪类文体的创作，宗璞都极注重语言的诗性与音乐性，充满古朴庄重，清丽雅致之美。孙犁称宗璞这样“优美的无懈可击的文学语言”令人相见恨晚。另一方面，古诗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宗璞人格气质的养成。宗璞自己也承认：“似乎是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精神和东坡词中旷达阔大的气象传达了我国文化的儒道两家思想，使我受益。”在古典诗词中宗璞读解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和睦共处的向往，一种豁达从容、宽厚温和的人生态度，既呈现在其文学作品的价值诉求中，亦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中。王蒙在《一辈子的活法》中回忆与宗璞谈论诗文的情景“是一种清雅的享受”，就算抨击时弊，也“似乎经过了类似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雅化、‘礼化’处理”。此外王蒙还幽默风趣地以早期有声电影的配音形容宗璞慢条斯理的讲话风格，足见宗璞优雅从容的待人风度。刘心武也多次谈到宗璞待人为文的真诚。在给复刘心武的信中，宗璞提及作家创作的原则：“知人心，写人心”。这不仅是对后辈作家的勉励，亦是宗璞自身创作的真实写照。刘心武感慨：“有几个如宗璞这样的人，能包容我的错失、疏漏、失态，欣赏我的个性，这一世，也就不枉来过。”

倘若说宗璞幼年的阅读是在父亲的“规定”引导下进行的，那么，她第二阶段也就是中学时期的阅读则更多出于个人的兴趣。1938年，宗璞随家人迁至昆明。居于小东城角的时日，宗璞在绥靖路图书馆看书，主要读的是中国传统的古典爱情小说。宗璞曾提及的《兰花梦》《孟丽君》均描绘古代女子在爱情中的悲惨遭际。后来，宗璞进入西南联大附中读书，且获准在文科研究所立读，随便翻阅各种书，父亲对此从来不加限制。少女敏感细腻的心思与对爱情的好奇憧憬使得宗璞“阅读爱情”的热情更为炽烈。《红楼梦》的阅读始于这个时期，宗璞回忆自己读到林黛玉死去的章节竟泣不成声。对李商隐的诗词，宗璞也是偏爱其爱情诗，在《无题》的吟诵中感慨诗人悲戚艰难的爱情。宗璞对爱情悲剧的阅读“偏执”，其重点或许不在于爱情，而在于“悲剧”。

1930年代亦是文学翻译的辉煌时期，宗璞得以接触到外国文学作品。根据材料，宗璞主要阅读的有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小说，狄金森的诗歌，易卜生的戏剧等。我们不难看到，宗璞在中学自由阅读阶段选择的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人生哲理，在优美文辞中又带有一丝感伤与悲剧意识。当然，这些书目的阅读选择无疑有时代、历史的影响，但个体的情感倾向与主观相契则是阅读在个人身上发挥作用的关键，即“决定孩子行为的，并不是他的经验，而是他从经验中获得的结论”。

当是时，日本侵略造成家国乱离，使得正处青春期的宗璞已早尝到颠沛流离之苦与民族危亡之痛。她曾回忆那段恐怖的日子：“其中四年几乎天天要对付空袭。轰炸，是我少年时代的音乐；跑警报，是我少年的运动。”个中蕴藏着无法言说的恐惧与苦痛。战乱中的生命体验强化了宗璞在阅读中对命运的无常与人生的缺憾产生的深深共鸣和悲悯。

现实越是黑暗苦痛，对美的追求就愈发强烈执著。如果说童年阅读经验奠定了宗璞人格气质的基本面貌，那么，青春期时遭受的身心“创伤”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阅读内容的选择与阐释。而这类阅读的积累与阐释的反复也形成了宗璞此后写作中的“情结”，即蔡仲德所言的宗璞小说最常见的主题：“人总是要追求理想，却难免有种种缺陷。”1947年宗璞发表了处女作《A.K.C》，作为其写作的原点，小说流露出一种世事难料、人生如梦的悲剧意识。波娃利与爱人因误会而错过了彼此的一生，使得爱戛然弦断。此后，这一“未完成的爱”的主题和不圆满的隐痛感被反复呈现。《红豆》里的江玫与齐虹，《弦上的梦》里的乐珺与梁锋，《心祭》里的黎倩兮与程抗……他们的爱情均因各种主客观因素阻挠而留下终身的遗憾。非独爱情，宗璞笔下的婚姻、亲情等人生的诸多面相都像是《A.K.C》中最终被小男孩打碎的玻璃瓶，在平静的叙述中挟裹着感伤和创痛。人生的哲理不再被封存于瓶中，而是掩埋于日常生活的土壤。作品的背后，我们能感到有似乎作者宗璞在手执《李义山诗集》轻轻吟诵：“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阅读“爱情”加持了宗璞情感言说的感伤浓度，但宗璞所注重的不仅是言说的内容，还在于言说方式和风格。笔者认为，在她早期阅读的无数文本中，作为“情结”般存在的，首推明代张潮的清言小品《幽梦影》。这本书以清新脱俗的文字包容丰富的人生哲理，即便讥讽庸俗的人情世故，也是温和不失风度的。其中有对琴棋书画、诗词雅章的品味，亦有对花鸟鱼虫、山光水色自然风物的赞美，还有对俗尘浊泥的勘破……总的说来是以美的眼光观世间万物。从宗璞的《〈幽梦影〉情结》一文不难窥见宗璞以物美、情真为导向的审美心理。当然，囿于年少时期气质的“主情”特征与阅历的相对单薄，《幽梦影》于年少的宗璞更多带有一种“教化”功能，书中的内容更多被“解码”为道理而非哲理。足见这一时期宗璞的阅读更多是以情感的共鸣体验与知识的获取为主。早年阅读的这种模式不能说完全决定了之后的阅读面貌，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阅读接受。宗璞先从书中获得一些命运启悟，再推及现实生活中的类似经验。冯友兰曾为宗璞小说散文集作序时强调“要努力去读‘无字天书’，也不可轻视‘有字人书’。”但是，应当说，“无字天书”的相对不足，使得早年宗璞还很难充分融化“有字人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其早期作品中生命体验的熔铸。恰如《幽梦影》中言“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一般，“早读”时期宗璞因视界的窄狭难以窥得“全月”，但那淡淡的缺月照抚着感伤的残梦，如萤火般“点点银白的、灵动的光，在草丛中漂浮”。

二 “午读”：职业化的择取与时代的裹挟

在宗璞“早读”的关键期，不难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捷足先登”，潜移默化地熏染了宗璞的人格与精神气质，并在其以后的写作中形成底色。到了宗璞的“中期阅读”阶段（1947-1981年，笔者拟称为“午读”），因求学与工作的专业性质，宗璞以外国文学阅读为主。与早年相比，这一阶段对外国文学的阅读更具专业性的眼光和职业性的特点。施叔青评价宗璞“又古典又现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宗璞的人格与文风的形成过程中，西方文化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分庭抗礼，不相上下。在一次访谈中，提及外国文学的影响时宗璞直言：“我这个人虽然说一直在搞外国文学，可是，外国文学还是没有压过我原来所受的中国文学的影响。”此外，宗璞还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对传统文学的认同。她强调：“我们现在写小说，也必须从世界文化——特别是自己祖国的文化取得滋养，只有生活是不够的。”正是因传统的根扎得足够深，宗璞与同时代作家一同面临欧风、美雨、俄流的吹拂时，能够以传统根脉相颉颃。所谓“又古典又现代”，应该说宗璞的“现代”是经过传统视域过滤、熏染后的“现代”。这种“现代”一方面丰富了宗璞文化气质与写作技法，在传统的“牵制”下，“现代”始终没有压抑住“古典”的本色。

抗战结束后，1946年宗璞举家迁回北平，是年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又转入清华主修外文。在大学的专业性学习中，宗璞阅读了大量的外国经典作品。一是小说。宗璞言自己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两位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哈代，并以哈代作为了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二是外国诗歌。早年大量的古典诗词阅读，培养了宗璞对诗词浓厚的兴趣与敏感细腻的审美直觉。当读到济慈、泰戈尔、狄金森等人的诗歌时，宗璞感叹外国诗歌与古典诗词一样，是文化中“非常好的东西”。诗歌的大量阅读也使得宗璞开始尝试创作诗词。1947年，宗璞年仅19岁，她在《天津·大公报》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新诗，明显带有外国诗歌的影子。但总体来看，加上《野葫芦引》中所含的诗词，宗璞共创作了三十余首诗，其中占大部分的倒是古典诗词。与现代诗相比，宗璞的古典诗词似乎更加出彩，情感与艺术的糅合更为圆融。次年，宗璞又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A.K.C》，虽然作家将故事设计成一个法国爱情故事，但细读不难看到故事的叙述脱胎于中国传统的悲剧爱情框架：郎才女貌的一对恋人因误会或巧合导致一方离开，酿成两人的终身之恨。而宗璞最擅长的是描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与情感，故文中带有命运哲理指向的感慨相比人物情感心理的刻画，显得较为苍白。感受的敏锐与富有诗情的刻画是宗璞的长处，但同时，“主情”的书写很容易造成接受层的效果偏差。

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知识分子经历了创作冰冻期后，迎来了“早春的天气”。次年，宗璞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红豆》，即便按照时代规约的话语模板进行叙述，但宗璞满溢的感性情感与个人话语总是不自觉地冒出来，强势的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个人话语间的纠缠与拉锯造成了文本叙述的裂缝。由于太过注重知识分子个体话语与真实情感的表达，《红豆》在某段时期被批成“毒草”。时隔多年，《〈红豆〉忆谈》中宗璞说，“勉强写自己不会写的东西，难免片面，甚至荒唐”，而勉强自己是为了“合乎传统的忠恕之道”，这是自己的“一大弱点。”宗璞在话语夹缝中的挣扎，实则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复杂性与中年心态的持重。宗璞的身上带有鲜明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儒道之学的烙印，主要表现在对道德与伦理的注重，在面对挫折与挑战时，更多采取一种实用理性的态度去权衡利弊，通过道德自律获得自我精神的调适。《红豆》“凋落”后，宗璞遵循主流话语，创作了几部作品，但深感改造的艰难，终于在《知音》发表后停笔。

1960年，宗璞由《文艺报》调至《世界文学》编辑部，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与译介工作。在写作自由日益受限的现实情况下，宗璞决心今后不再写作，认为“可以从事研究，不创作也能生存”。主观上看，这是宗璞出于现实的选择，客观上看，对外国文学的专业性阅读与研究不期然地为宗璞“新时期”回归积累了巨大的能量。在阅读和研究外国文学的选择上，宗璞称自己选的题目都不是伟大的作家，而是极具特色的作家，还说伟大的作家太深奥，自己能力不及。这是宗璞的自谦，但同时我们也能体会到她对作家风格辨识度的肯定与注重。事实上，除却时代风习和工作的需要等因素，宗璞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兴趣点”与她自身的审美偏好有关。如果我们将宗璞阅读最集中、研究最多的作家放在一起，可以从这些作家身上找到许多相似之处，而宗璞对这些作家的创造性阅读也斑驳投影于宗璞此后的创作中。

首先，宗璞十分注重“感受性”阅读。这使得宗璞更注重作家如何通过文本细部的描绘表现个体的真情实感，而不仅仅将作家视为意识形态的传声和代言的载体。20世纪50年代，俄苏文学的译介占据主导地位。而宗璞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读到的更多是陀氏对人性与生活的抒写。她认为：陀氏在作品中用爱与忍受模糊了“反动思想”的宣传，在“反映过去吃人社会中人们的痛苦的生活、有力地向那不公平的社会提出抗议”上，具有不朽的意义。宗璞身上儒家传统的精神使得她的眼光更多放在社会现实评判和伦理批判上，及对人民生活、社会道德的关注上，且将其与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联系起来。换言之，宗璞从陀氏那里领悟与借鉴来的是一种带有中国儒家色彩的人道精神。相关的，宗璞的小说尽管也有对人的罪责、人性反思的书写，不过她更趋于从道德伦理和责任道义的层面来考量人物的罪责。这种罪责由社会历史大环境的嬗变与个人选择共同酿就，最终都会通过人物在道德层面的反省与身份认同的重拾而达到和解。看似是人物对个体、对自我的反思，其实是对历史的问责。而陀氏则着眼于制度罪恶、人的原罪与灵魂的堕落层面，陀氏对人物犯罪行为的问责带有一种深刻的形而上意味的灵魂叩问与精神忏悔，然而这也正是宗璞在阅读陀氏时剥离的“神秘色彩”与“谎言”。当然，在当时语境下，宗璞这样的评判也未必能完全视为是她个人的观点。

其次，宗璞在阅读与分析外国文学作家作品时，常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视域出发。所以，宗璞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创作的几篇带有“现代主义”实验色彩的作品，实际是借西方的技巧促成传统的重铸。宗璞所任职的《世界文学》前身为《译文》，曾主要刊发苏联的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至中苏关系恶化，1959年改名为《世界文学》，虽然在时局下更强调政治性与斗争性，但至少在研究对象上开始不再“唯苏联”，而是放眼世界。凭借在《世界文学》工作的便利，宗璞在1960年代，仍能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此时，卡夫卡是作为总体“反修”政治任务的一个批判对象而进入宗璞视野的，但实际上宗璞也同时将其视为审美对象来看待的。新时期开始后，宗璞思索如何表达这种难以言说的经验时，卡夫卡作品中的变形与扭曲启发了她。当然，宗璞也强调说：“更重要的是我具有长期培养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国艺术讲究神韵，有对神韵的认识和体会，也就是说我有这样的艺术观念做基础，才能使这些影响不致导向模仿。”可见宗璞理解文学的“变形”仍不脱中国古典文学的视域框架。

所以，她笔下的“现代主义”不是对西方技艺的简单猎奇与迷恋，而是试图借这种技巧表达人物所处的绝望、荒诞的现实境遇。这种绝望，抽掉了西方存在哲学的内核，体现了中国文学中强调的人的自我认同、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这种荒诞，剥离了西方那种试验性、先锋性、抽象性的气质，而是将人所处“文革”时期中的心境外化，以反抗失序的社会，呼吁人性的复归。宗璞并不以“现代主义”命名自己这类写作，反而借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话语“内观”来指称，强调这类写作承续的是中国画“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传统。这一概念的置换，颇有意味。

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对卡夫卡的阅读上，这其实是宗璞阅读阐释外国作家的普遍思路。她最常谈论的是哈代、曼斯斐尔德、伊丽莎白·波温，我们同样看到宗璞从中国文学传统出发对西方现代文本的“误读”。在哈代、曼斯斐尔德、伊丽莎白·波温那里，宗璞读出的是小说对“气氛”的营造。哈代诗歌“在冷静漠然后面有一个充满感情狂跳的心”。曼斯斐尔德是“从小范围的环境出发，安排各种象征，给予内涵，造成气氛”。谈及伊丽莎白·波温，宗璞以“网”喻之，认为这张“无处不在的网，笼罩着整个作品”。宗璞所归纳的“气氛”与古典美学中的“意境”大抵相通。她自己的小说创作也十分注重气氛，还特别强调“气氛有很大部分是语言的功夫”。

宗璞“午读”时期对外国文学的职业化“误读”为其“新时期”的话语实验提供了别样的资源。从传统出发赋予了外国文学以别样阐释，然而也在筛分解析的过程中损耗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宗璞曾以“他的心在荒原”的话来评论哈代，但透过她的阐释，我们看不到哈代对社会的绝望与精神的幻灭，荒原并非无边无际地蔓延，灰色的尽头是“青草覆盖的地方”。所以，她形象地将哈代的诗歌比喻为冷而清的小溪：“我们知道它会越来越宽，环山绕树，光明前途等在前面”。由此可以明显 看到宗璞身上传统儒家士大夫积极“入世”的精神烙印。同时道家“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出世”感也熏染着她。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关口，面临传统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士”与“隐”的抉择，宗璞的创作呈现出话语的矛盾与游离。因此，宗璞的阅读，传统文化贯穿始终，西方文学也是她自觉阅读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她创作的主要文化资源。但是，这两种资源在对宗璞产生影响和化合时，呈现的过程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前者更多是浸润和融化，成为底色般的存在；后者更趋于职业的、理性的有意识汲取，常受时代风习的影响和摇动。

三 “晚读”：回望父辈与言说“心史”

“晚期是阐明与戏剧化。”当作家进入晚年，在精神上更趋向对逝去生活的追忆及对生命本质的追问，返顾中带有一种超然洗练、通透宽容。“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作家晚年的阅读往往带有一种返璞归真的从容与豁达。冰心晚年回归了自己童年最钟爱的《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小说，沈从文晚年则沉湎于历史文献，使自己漂泊的灵魂寻得了一处庇护之所。类似的，宗璞晚年阶段的阅读（1981年以后，笔者拟称为“晚读”）呈现出明显的回望：一方面大量阅读父亲的著作与其他历史哲学书籍，另一方面回归早年对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的阅读。

1981年宗璞从《世界文学》退休。她一边要着力协助父亲冯友兰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编纂，一边还要进行《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的写作。这两项“重大任务”使得宗璞大半时间都在与历史和哲学著作打交道。她说，“自己近几年读得最有兴趣的书，是冯友兰著‘哲学三史’。三史者，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及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也。”经历半生浮沉后的宗璞或许更能体会父亲的心态、精神和哲学。父亲执着于历史意识和“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自然不可能不触动宗璞。除却父亲冯友兰的著作，宗璞还涉猎了其他的历史哲学书籍。在怀念张岱年的文字当中，宗璞回忆起阅读《张岱年学术随笔》的感受：“因为书名是随笔，似乎可以随便读，一读之下，启示良多，没想到我也是要把学术思想变为随笔才能领会。”可见宗璞并不主要出于知识性理论性汲取而阅读，更多地是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出发去感受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这或许也是宗璞在西方哲学精神上比较亲近叔本华的原因。在《人老燕园》中宗璞谈道：“从王国维想到叔本华，年轻时很喜欢叔本华的哲学，现在连为什么喜欢也说不清，只模糊记得那‘永久的公道’。”在她看来，这种对生命的尊重与悲悯是超越民族与文化的界限的，这使得宗璞自然而然地试图将东西方文化嫁接，寻找二者的共通之处。

与阅读趣味和选择相共振的，对生命的参悟使得宗璞这一时期的写作也明显有一种历史的回望与边缘的坚守。早在1950年代，宗璞就曾有过写作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的想法，但被长久搁置。新时期的到来使得宗璞深感“紧箍儿松了许多，我确有轻快之感。所想的不是改造自己，而是发展自己”。此时的宗璞已近耳顺之年，在协助父亲编纂《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过程中，父亲执着于历史言说的职业精神与使命感深深地触动了宗璞。1985年，宗璞着手写作《野葫芦引》系列的第一卷《南渡记》。对此，她不无欣慰地谈道：“我很庆幸五十年代有的想法，贮存了三十多年才动笔。确实，我这个活到现在，才会写出现在的《南渡记》，若是五十年代写，肯定是另外的样子。”经历了半生的浮沉，宗璞内心不再轻易受到情绪的感奋，而更多显现出心态的回落与思想的深沉。晚年相对自由的心灵状态似乎更能激活个体的历史记忆，言说历史、抵达“真实”的欲望也最为强烈。聆听了太多历史的诉说，晚年的宗璞也按捺不住自己向历史诉说的冲动。

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其实都是一种言说。宗璞晚年在通过阅读和写作两种方式，回顾和讲述父辈那代知识分子的“心史”。宗璞称给那段历史一个交代，是创作《野葫芦引》的目的，“抗战这段历史对我在童年和少年时候的印象太深了。另外，我想写父辈的历史”。《野葫芦引》记述了抗战时期三代知识分子在南迁、东藏、西征以及最终胜利北归中的心路历程、精神坚守与家国情怀。宗璞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从不刻意追求宏大场面的叙述，而是寓宏大于微细，尤其擅长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描摹。为了更接近历史，宗璞收集史料，走访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亲人、朋友。为写《西征记》曾亲赴腾冲国殇墓园，忆及渐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宗璞痛哭流涕。《野葫芦引》创作的每一步都浸着宗璞的心血与希冀。但强烈的主体认同情感与精英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人物群体的刻画，而道德化和伦理性的执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掣肘着其对人性更深邃的雕刻。当然，个体视角所能言说的只是历史的“侧面”，表现一个时代并不意味着宗璞能对历史达到了“复刻”。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宗璞晚年的历史追寻，与她对父辈的著述的阅读，在长篇巨著《野葫芦引》中，达成了某种“文、思互动”和“诗史互证”。

“向历史诉说”作为个体的言说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带上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情感倾向。这种心理之“真实”与历史事实之“真实”并不能完全重合。宗璞与父亲浓厚的血缘亲情联结，使她在阅读有关冯友兰评价的回忆性文字时，极为敏感。在读到汪东林著《梁漱溟问答录》中关于梁漱溟与冯友兰一次会面的记述时，宗璞不由得感慨记忆的移形与偏差，并对当时的会面情境进行了“充分证据”的“还原”。《读书》上一篇《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史学》的文章，其中说胡适曾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金岳霖、冯友兰都曾在旧北大研究哲学史，宗璞读后“颇感不安”，说“可见历史是多么难见其本来面目”。再有，在《给古人少许公平》一文中，宗璞更是慨叹《上学记》中对冯友兰记述的多处“偏误”。她大呼“记述历史首先必须要事实正确，不然一切判断都是虚伪的”，并进一步强调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澄清事实，说出自己的看法，是我的责任”。从人情、人性来讲，这都是再真实不过的正常心理了。我们当然不能将宗璞的诉说视为历史的原貌，但宗璞的个人叙述，作为她与历史的对话，无疑构成了我们进入宗璞的精神史及那段知识分子历史的又一维度。

晚年的宗璞始终坚守着纸质阅读的传统，她曾谈到书籍庞杂给阅读选择造成的困扰，说自己靠每天阅读一点古文作“预防针”，怕混乱的语言环境影响自己的笔墨。她提及自己阅读的两种方法：“现在书籍很多，一部分书只需浏览，即所谓对角线阅读法，从一页左上端，一眼看到右下端，知其大概即可。精读则不只读一遍，要反复读，每次都读出新意。”这一时期的宗璞仿佛拾回了“早读”时期的自由与快乐。读童话，读李商隐、苏轼的诗词，枕边常伴一本《世说新语》。不过，宗璞最爱不释手还是《红楼梦》。按宗璞自己的话说，从八九岁在木香花下初读《红楼梦》到大学阶段，乃至1950年代的完整阅读都只是身处“楼外”，那么这个阶段的重读可以说是身处楼内并精心“雕琢”。对宗璞而言，“《红楼梦》永远是一个趣味盎然又较轻松的题目”。但好景不长，经历了多次眼睛手术后，2000年宗璞的视网膜全部脱落，这对从小因躲在被子里看小说而成高度近视的宗璞来说，无疑是件残酷的事。之前，白内障手术使得视力早已不容乐观，但宗璞仍对自己能重新阅读抱有希望，甚而在午梦时分，给自己开出一长串书单：“我要读丘吉尔的文章，感受他的文采，《维摩诘所说经》、苏曼殊文都想读。”用眼睛阅读以失败告终，宗璞由此进入了“耳读”时代。“耳读”的种种限制使得宗璞的阅读时光不再那么自由与快乐了，但如她自我宽慰的那样，“也许，我不读别人的书，更能写好自己的书”。《野葫芦引》四部的完成耗去了宗璞近30年的生命，“四余居士”如蚂蚁衔沙，一粒一粒铸就历史的浩大工程。2009年《西征记》完成，宗璞病倒了，两年住了九次医院。在视力低得只能看见微弱光亮、病痛三番五次折磨的条件下，宗璞坚持以口授的方式完成了最后一部《北归记》的创作。2011年又发表了短篇小说《琥珀手串》，以真假琥珀为喻展现了市场经济大潮下人性的真实与虚假、丑恶与美丽。

“晚读”的岁月，宗璞从阅读到告别阅读，面对浮躁凌厉的时代风气，宗璞执守书斋，在回望式的阅读中触摸历史，以边缘者的姿态言说几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相比，宗璞执守书斋，未抵远洋，安稳的家庭生活使得宗璞的思想中缺少那种不稳定性、叛逆性与复杂性，故宗璞在面对“历史真实”时免去了那种由驳杂思想碰撞带来的痛苦与挣扎，而更容易“固执己见”。一定意义上说，宗璞对历史执着，本质上还是对自己的坚持和固守。这也是宗璞始终能保持“本色”创作的原因。面对价值退却后的众声喧哗，宗璞背过身去执意向历史深处开掘，以应对面临新世界时的无措和失语。

综上，作家的阅读史即其精神发育史，亦折射其创作史。宗璞的个人阅读史及其与时代风习之间的动态关联，折射出作家内在精神生活，亦折射出她与外部世界、她与现代知识者历史之间繁复的对话景观。随着作家个体生命和时代的变迁，宗璞的阅读史、精神史以及创作心态史，呈现阶段性的转变。但每个作家都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链条中成为着自己，也局限着自己，毕竟宗璞的本色、坚持能够“不随风飘荡，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她的读与写也从来没有完全隐没掉自己。

（作者单位：赵普光，暨南大学文学院；周茹，西南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