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体”将战时文艺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以华北根据地为例
抗战文艺与20世纪中国革命同频共振。以华北根据地为例，抗战时期的文艺作品出现了“报告式”“通讯化”的创作倾向，可以在更为复杂的文学史叙述中得到分疏与澄清。不可忽视的是，这关涉到“报告文学”“通讯”等新闻体裁与国际左翼文学流播脉络的对接与融通，提示我们注意到，以华北为代表的根据地文艺在生成语境、文艺标准、实践准则及美学风格上均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不应仅视为区域文学的地方发展差异，而应放置在整体的抗战格局与文艺宣传的视域下重新审视。
根据地文艺中的“通讯”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之一瞿秋白早在1932年倡导大众文艺时即推崇报告文学的独特功用，一方面阐明了它“新式的大众化的新闻性质”，另一方面则肯定其为“鼓动宣传的斗争之中”所创造的艺术。伴随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文艺与战争的结合走向了一个更为紧密的阶段，以往作为大众文艺形式之一的报告文学也逐渐从后景走向了前台，成为抗战时期风行一时的文艺体裁。如周扬1938年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所观察到的，“抗战以来，长篇形式已经退到了最后的地位，在战时的文坛上演了最活跃的脚色的，是报告通讯一类的小型作品”。毛泽东更是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这里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信息，一方面，新闻与文学范畴的区分在当时认知下并不明晰，“通讯”与“报告文学”“速写”“访问记”等概念时常出现混用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基于新闻工作之于战地情势的重要性与根据地文艺的宣传要求，新闻与文艺在实践层面建立起了可通约、可交互的前提，如上述毛泽东所提请关注的“通讯文学”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得以成立。
处于抗战前线的华北根据地，其战时文艺与通讯的交织状态则表现得更为鲜明。首先，其抗战时期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往往基于通讯报道中的现实原型，如孙犁《白洋淀之曲》来自于所报道的雁翎队真实战斗写照、王林《腹地》中的“小翻译”原型为通讯中的烈士张恩淼，再如白求恩医生、爆破英雄李勇、回民支队长之母马老太太、子弟兵之母戎冠秀等通讯人物形象也先后在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与延伸。其次，作家群体所从事的通讯工作，也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影响了其文艺创作。伴随华北通讯网的建立，大批报人岗位设立，大批文化工作者涌入，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华北报人作家群”。这一群体既有如孙犁、徐光耀、李英儒等华北本土作者，他们的文艺创作即肇始于所从事的通讯工作，甚至写作通讯构成了他们学习文艺创作的核心一环；也有如沈重、丁原、康濯、孔厥、魏巍等到达华北工作的成熟作者，他们的通讯写作可放置在协调报人工作与平衡文艺热情的视域中进行把握；还有临时担任战地记者、特约记者的知名作家，如周立波、丁玲、史沫特莱、沙汀、何其芳、卞之琳、周而复等人，他们的通讯写作则关联着把握地方的“采风”与个人创作的“转型”，而他们的努力也为华北根据地输入了国际左翼革命与世界文艺的意识感觉。再次，通讯尤其是战地通讯的政治性与新闻性决定了通讯语言的准确、精当与有力，而这些语言要求也潜移默化地形塑着根据地文艺形态，衍生出诸如街头诗、街头剧、墙头小说等形式各异的文艺类型，将浅白易懂、宣传性高、鼓动性强的语言熔铸其中。总体来说，对于通讯的感知形式筑起华北报人作家文艺创作的深层思维模式，并由此形塑出“通讯体”文艺的存在基础、写作机制、语言样态与审美风貌。
“鼓动”宣传的情感动力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注重通讯工作，1939年中共中央建立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前身）的边区通讯网，要求边区各级县委及各区委都要指派一定数量的通讯员一月一次给《新中华报》发送通讯。其中，对于“通讯”的定位，总政宣传部依循苏联的军事宣传体制，将其性质界定为“补充战报或配合战报”，并作为系统性军事宣传体制的一部分加以组织与规范。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的萧向荣在1939年《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中即强调了“通讯”之于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为要使我们的宣传工作，能够普及到全国去，并且要在全世界先进人士面前来控诉日本法西斯蒂军阀的残暴行为，宣扬我全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写通讯的工作，是达成这一任务的最好方式。”
事实上，苏联将宣传细分为“宣传”与“鼓动”两个明确的范畴，前者主要仰赖具备一定系统性与学理性的思想、理论来达致世界观的形成与重塑；后者则注重启用情感的力量，希望通过多种群众性、感召性的报道手段来直接影响群众的认知与行动。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宣传模式之时，曾将前者界定为书面形式，后者则主要是口头形式，而在实际的工作中，两种方式显然未能得到明确区分，但注重“鼓动”这一实际效能的原则却在具体的宣传工作中确立下来。就这一层面而言，中共中央对于通讯体裁的重视，不仅是对“鼓动”实践的直接推动，更意味着“通讯”这一形式有意识形态属性，直接因应着前线根据地的战地语境与政治需求。
然而，实际的通讯产出，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无法满足这种系统性的军事宣传需求，据总政宣传部统计：“整个敌后每月只有不到二十篇的通讯，实在太少，而且许多通讯都写得很枯燥，只有晋察冀的一些通讯，在反映对敌斗争与表扬民兵上较好些，如《血海深仇狼牙山》，《赵羊观的战斗》等，还写得生动，给人以较深刻的印象。”对于多数通讯“枯燥”的批评，与对晋察冀通讯“生动”“印象深刻”的表扬，自然并非仅基于文艺审美要求，而应放置在“鼓动”这一工作中予以审视。一方面，在现代总体战的视域下，晋察冀根据地高度重视宣传战线，不但逐级建立通讯网，更注重地方通讯社对通讯稿件的业务指导工作，“如恢复对通讯员的复信制度，在日报上发表系统性的指导文字等”。另一方面，处在敌后战场前哨位置的晋察冀根据地与日军短兵相接，战事频仍，所遭受的战争暴行也最为深重。现代军事宣传的第一目标即是以揭露暴行来激发对敌的仇恨情绪，而诉诸情感的方式本身即是“鼓动”的要义之一。因而在这里，控诉暴行这一策略如实地还原了无辜民众的受难情形，再现了日寇的残忍行径与死亡场景的血腥、恐怖。文艺作品中受难场面的呈现无意渲染悲情，而是作为一种政治道德的现实教育，用以召唤民众的义愤与仇恨，并作为他们冲决自我、投身革命的情感动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血海深仇狼牙山》这样与实时战争高度关联、与鼓动宣传深度匹配的战地前线通讯，构成了根据地通讯的写作范式。
“通讯体”文艺与战时文体重构
更需关注的是，上述通过控诉暴行、激发仇恨的“鼓动式”叙事范式不仅在通讯写作中得到倡导，事实上它还辐射到了根据地的小说、街头剧、叙事诗等多种体裁的创作之中。
最早在报刊上发表的晋察冀小说是塞东的小说《祖国的孩子》，于1938年10月在《抗敌报》上发表。小说篇幅精悍，选取常见的“孩子之死”母题，通过几乎没有修饰性的描写，再现了定县少年英儿在日寇的威逼利诱下不为所动、英勇就义的场景。强调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在战争中所受的侮辱、伤害，是叙述战争暴行的常用手法，最能引发群体的愤恨情感与复仇意志。这篇小说的结尾相当简略却意味深长：“英儿死了几天后，一个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军区。”来自军区的“胜利消息”与“英儿的死”并置在一处，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因果或连带关系。无论是英儿被无辜杀害的残酷事件直接引发了军区行动，或是军区决策与行动正是基于地方民众的生存状况而制定，总而言之，“孩子之死”的残酷情形召唤出了“得胜”的军事行动。在文艺“鼓动”的范畴中，这既直接激发了民众的仇敌情绪，也通过喻示胜利的方式将民众情绪承接，并将其凝结为集体性的复仇行动。这篇小说的素材组织、叙事方式及内在审美与通讯写作极其相似，是典型的“通讯体”写作。当时作为晋察冀通讯社记者的田间，因“没有写过几篇象样的通讯”而自觉有负职责，但他的叙事诗饱含情感强度，贯彻了鼓动的宣传要求，通讯社领导认定能“和通讯同时起作用”，从而鼓励他大胆进行叙事诗的创作实践。在这里，“起作用”构成了评判文艺创作合法性的依据，也内在激发了作家群体的创作活力与实践动力。这实质上也提示出，文艺的“鼓动”效应并不与特定体裁绑定，而重要的是，经过示范性通讯的有效传播和广泛接受，这种“鼓动式”的叙事模式最终在华北根据地文艺中逐渐酝酿成型。
根据地的战争情势和农村环境催生了“通讯体”文艺，不仅包含了狭义上的文艺通讯，还囊括了街头剧、叙事诗、标语、传单、广播稿、墙报等多种形式的文艺形态。因允许真实、事件中心以及情感号召的文体特征，“通讯”在抗战文艺的生成与发展中得到持续而深入的塑造，影响并形塑了根据地文艺的叙事模式、修辞风格、语言样态以及传播方式。战时文体的实践侧重不止意味着重估各文类各文体在抗战情境中的实际效能，更包含一种重构战时乡土话语空间的总体性规划。这基于抗战动员与战时反馈，也在新文学内部接续了国际左翼文学的革命光谱，构筑了一条本土革命与世界文艺持续激荡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时通讯与华北根据地文艺研究”（项目批准号：24CZW08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