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往事与故土情结——评李国武《苦蚕》
被重新“发明”的故乡风景。李国武的《苦蚕》主要叙写故乡海岛的风土人情及其背后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故乡风景的想象与叙述，作者并未囿于标签式的故土意象平面化呈现或狭隘罗列，而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拉开距离，获得观照故乡风景的广阔视野，让故乡风景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审美对象，内化为一道道精神与心灵的风景。具体而言，从纵向时间轴线看，书中叙述的故乡人事多属于过去时，即站在当下回望往昔。在思想成熟的写作主体观照下，故乡风景不仅停留在记忆层面，更与当下生活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关联，甚至指向未来情境。从横向空间场域看，作者常年在外打拼，在积累丰富人生阅历的同时，获得了重新打量故乡风景的超越性视角。
作者在书中表现的故土情结，一方面十分“接地气”，体现为天然的血脉联结。如《追思考妣》中引用母亲的话：“人都有潮起潮落的时候，家乡是你的‘血露地’。”这句话流露出老母亲的慈悲情怀，道出仁厚老者的超脱智慧，这份情怀与智慧不仅属于母亲，也潜移默化地构成作者人生哲学的底色。另一方面，故土情结又具超越性，作者常跳脱出故乡的现实地理空间与乡土社会结构，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观察、想象与审思故乡，构建起另一个“纸上故乡”。例如《等待》结尾，作者在叙述阿颜、福妹、彩虹、彩凤等故乡三代女性殊途同归的人生遭遇及其折射的时代语境后，发出质问：“等待，难道是海岛女人的宿命吗？”这句质问看似简洁淡然，实则深含对故乡女性命运的悲悯与思索。
呈现个体生命的切身经验。正如该书书名《苦蚕》所喻示的，苦难显然是这部非虚构文学作品表达的重心所在。不过，作者并没有采用伤痕文学的话语方式去揭示或控诉曾经的苦难经历，而是在从容的叙述中抽丝剥茧，层层抵近苦难主体的内核，使繁复多姿的苦难叙事经由不同路径得到升华、跃迁，从而获得厚实丰富的诗性内涵和诗学质地。
作者对苦难主体的叙写，首先落实到个体生命切身经验的呈现。第一部分中的5篇作品既是写作主体的个人成长史，也是家庭的命运史，当然也反映时代的变迁过程，其中有大量生动、鲜活的细节描写，成为文本艺术结构的有力支撑。譬如，《追思考妣》一文通过一系列动作细节，生动展现了母亲寻找离家出走小儿子未果时的焦虑与绝望。这种作为天性与本能的母爱，不仅再现在作者的回忆里，也深深触动了读者的心灵。再如，《求学》一文写到作者求学过程中遇见的多名老师，其中有这样一位数学老师，板书的细节描写展现了数学老师过人的专业素质，批阅考卷的细节则体现了他对学生成长的热切关爱。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作者记忆中老师丰满高大的形象。
叙事性的加持和整体感的凸显。就非虚构文学写作的艺术策略而言，突出的叙事性和鲜明的整体感是《苦蚕》的两大特点。而在两个特点之间，也具有一种内在的相互呼应和彼此勾连。这里所说的突出的叙事性，指《苦蚕》的叙事已然突破了传统叙事散文的边界，不仅大量借鉴了小说的叙事策略，比如故事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叙述视角切换等，其实是对叙述主体的一种强调，在非虚构写作中颇为常见。上述两条借鉴路径共同构成该书的叙事性的总体特征。
从全书内容的编排结构来看，该书虽然由多篇独立成文的篇章组成，却也体现出一种内在的整体感，这种整体感既表现为叙事主体的一致性，也表现为情感逻辑的统一性。这一特点首先体现在全书4部分的内容构成的双重叙事主题的整体性上，体现为写作主体在该书各个独立文本中显露的相近或相似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包括对故乡、时代、世界等多方面主题的观察和思考。
此外，《龟模屿》《金屿仔》等文中对海龟海蛇传说、哪吒闹海等海岛故乡民间故事进行征用、改写，并将其纳入该书的整体叙事框架，使之成为非虚构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使得《苦蚕》既获得了叙事性的有力加持，也进一步强化了整体感。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文学院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