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研究的三种视角
近日翻阅蔡宗齐先生的《比较诗学结构》一书，书中提出应以内文化、跨文化、超文化三种视角来审视中西方文学批评。我读后心有戚戚然。
内文化视角，强调研究要植根于自身独特的、系统的知识文化传统，搞清楚每一个知识的来龙去脉。中国文论的许多重要范畴，如道、气、意、趣、格调、自然、意境等，其内涵往往在形成之初即具有模糊性，又在沿用中不断增殖。这一现象从范畴到命题到观念均普遍存在，要对它们展开研究，就需要寻找到基本共识作为基础，其关键在于语境的还原；这个“语境”应该包括：文本语境、时代语境、文化语境。
首先是文本语境，亦可称上下文语境。先秦时期，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主张释《诗》应结合上下文与全篇，反对拘泥于个别文辞，断章取义，开创了中国阐释理论的优良传统，被推为“千古谈诗之妙诠”（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得到后世的普遍认同。然而，在当前文论研究中，这一优良传统并未总能得到良好的遵循。比如，杜诗学上有一个重要命题：“子美集开诗世界。”它常被用来概括杜甫在古典诗歌领域的开辟之功，但这是一个经典的“误读”。该句出自王禹偁《日长简仲咸》：“日长何计到黄昏，郡僻官闲昼掩门。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风飘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樽。不是同年来主郡，此心牢落共谁论。”全诗抒写谪官闲居的失意无聊。何以消磨时光呢？中二联写道，一是读杜诗，二是读道书，三是赏花，四是饮酒，将“子美集开诗世界”放回原诗语境，可以理解为：一翻开杜集，眼前就展开了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参看赵齐平《宋诗臆说》）。王禹偁是宋初学白体的大家，也确实表达过对杜诗的推崇，但认为王禹偁看到了杜甫开辟“诗世界”的功绩，则可能拔高了他对杜诗的认识。当然，后人未尝不可借用“子美集开诗世界”来概括杜诗成就，但应将之与王禹偁的本意做出明确的区分与说明。
其次是时代语境，这与孟子提出的另一命题“知人论世”相关，启发我们应该将一个文论问题放入时代背景中来理解。比如，南宋诗论家严羽与表叔吴景仙论诗，认为盛唐诗歌的风格应是“雄浑悲壮”，而非“雄深雅健”，并称“于诗则用‘健’字不得”（《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原来，“健”字是宋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反映出宋诗偏尚雄豪峻厉的审美倾向；在标举盛唐、反对宋诗的严羽看来，这会导致粗豪刻露的弊病，模糊诗文的界限，破坏诗歌的含蓄浑融之美，因此他反对以“健”字评诗（参看周兴陆《从〈沧浪诗话〉“于诗用健字不得”考辨严羽评杜甫》）。联系时代背景，能从一字之用废窥探到一段时期的诗学变化，实现以小见大的效果；相应地，结合时代语境，往往加深对于一个文论问题的认识，准确把握其更深层次的内涵。
再次是文化语境，这涉及到中西文论的交流问题，应结合跨文化视角来理解。这种跨文化视角，主要是为克服两种研究观念中可能隐含的偏见。这两种观念是：中西文化相似论和中西文化差异论。其中隐含的偏见可以概括为：中国文化中类似于西方的部分是先进的、优越的，中国文化中不同于西方的部分是保守的、低劣的。类似的逻辑不仅存在于西方视角，也同样存在于中国视角中，如中国古代的华夷思想及“天朝上国”心态。跨文化视角就是为了克服这两类偏见，将中西文化异同放入各自独特而系统的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力求准确理解、客观评价与平等交流。笔者完全赞成跨文化视角，并想做一点引申：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中西文化的异同往往并非一目了然，而呈现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复杂特征。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当我们遇到中西文化相似的现象时，是否能够将一套理论轻易地移植与挪用？
例如，有中国学者用美国学者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解释唐宋诗的关系，认为唐诗既为宋人留下宝贵的遗产，也带来了追求独创的焦虑，最终推动宋诗范式革新。此说虽在宋人心态阐释上具有启发意义，但需警惕理论移植的限度。相传王安石尝言“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或许的确表现出某种“影响的焦虑”；宋人咏史诗好翻案，也能体现出与前贤争胜的自觉意识。然而，布鲁姆的理论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学：首先，受尼采“超人哲学”影响，他关注的是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英美浪漫主义文学的“强者诗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时代或风格之间的关系，用来描述唐宋诗的整体关系或许并不是那么贴切；其次，受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影响，布鲁姆认为后来诗人为消解前人的影响、凸显个人的创造性，往往要对前人进行有意无意的误读、歪曲甚至否定，他将之概括为六种“修正比”，反观宋人却树立了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一系列的诗人典范，江西诗派主张的“无一字无来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都并不讳言对前人的模拟与学习，这与布鲁姆的理论也并不完全相合。更重要的是，“影响的焦虑”理论容易遮蔽唐宋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宋初诗歌经历了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的迭代，诗人们是在不断寻找模范、不断纠偏探索的过程中逐渐走出一条新路来的。复旦大学教授朱刚将之概括为“宋诗运动”，并评价道：“这个运动经常被我们认作宋人在唐诗的艺术高峰之后难以为继而另辟蹊径之举，但宋人自己未必肯这样承认，他们之所以要改变诗风，是出于对唐诗的不满。”（《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只有结合这两个方面才能正确认识宋人面对唐诗的心态。这个案例提醒我们，中国文学研究不可直接地移植和挪用西方理论，首先要还原其历史文化语境，考察其异质性特征，再审慎地进行拣择和改造，有限度地吸收，使之适合于本土语境。参斠人我，辨别异同，这也是跨文化视角的应有之义。
如果说跨文化视角重在“破”，那么超文化视角重在“立”，主张怀抱“天下学问一家”的理想，以一种平等包容、兼容并蓄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方文化。黑格尔哲学将人类历史视为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世界史起始于亚洲而终结于欧洲，是一种由较低向较高的辩证发展；这种等级制运动也适合于文化和语言的发展。他认为，能够大量使用逻辑词汇表达思维规定是一门语言的优点，德语因具有思辨性被视为高级的语言。而在这方面，汉语不具有优势。一个世纪后，德里达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认为使用象形字的中文，不同于西方表音文字对语音的模拟，超越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局限，因而表现出推崇中文的态度。这样看似“前倨后恭”的态度，其实都是西方学者基于建构自己哲学的需要对中文的误解甚至偏见，而非基于对中国文化的实际考察。张隆溪先生撰写《道与逻各斯》，既反驳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又揭示出传统中国也存在着德里达所反对的“意—言—书”的等级秩序（如《易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等），而力图揭示东西方共有的、基本的阐释学观点，挖掘出中国传统文论的独特资源，为人类阐释学乃至哲学理论添砖加瓦。这符合超文化的视角，展现出平等包容的胸怀与不卑不亢的姿态。
超文化视角对中国文论研究者应该有着独特的要求，即挖掘中国文论有价值的资源，以一种积极自信的姿态投入世界文论的建设之中。在中国文论现代化历程中，曾出现过“国外出理论，我们出材料”的倾向，这或许是出于特定时代背景下追求文化进步与转型的功利需求，在二十世纪末引发了“文论失语症”的焦虑与反思。今天中国学者往往不再持有这种妄自菲薄的观念，但应该承认，中国文论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还比较弱。为扭转这种局面，学者们呼吁将“中国文论”进一步提升为更具辐射力的“文学理论”。与此同时，要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文论。最近一项由中美学者合作的中国文论关键术语译介工程（Key Term Project），就是“让中国文论进入世界”的最新实践。
内文化、跨文化、超文化的三重视角对于我们开展中国文论研究有着丰富的启示。我们在研究时，应注重还原语境以夯实根基，破除偏见以辨别异同，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寻求文化共识。面对西方理论的强势话语，中国学者既需警惕机械移植的陷阱，更应以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激活传统资源，淬炼为世界文论的共同财富。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